重中之重看湖北三农工作 向农业强省跨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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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农”工作综合考评——抓住一个“牛鼻子”。
多项指标攥成拳头,重中之重落在实处
7月6日,“千年铜都”大冶市的天气如熔炉般火热,大巴车行驶在通畅的乡村道路上,二百多顶草帽在骄阳下闪动。
湖北省新农村建设暨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现场会在这里召开,与会者是县级以上党委或政府一把手、所有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
上午,他们进社区、入园区、看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等,下午,他们开大会,感受“三农”工作先进县(市、区)表彰会氛围,听取省委书记李鸿忠和省长王国生的重要讲话。
这个阵势,外人可能有些摸不着头脑,而湖北省的各级党政“要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三农”会议每年都开。
这次会议名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受表彰的却是“三农”工作综合考评先进县,还有农产品加工园区和“龙头企业”。
“涉农工作是一个整体,方方面面密切关联,需要统筹策划、整体推进。
”这个观念在与会者的头脑中早已确立。
李鸿忠强调:
“这样的考评和表彰,核心就是表明省委、省政府抓‘三农’的力度,表明‘三农’的地位。
一定要不懈地将‘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任何情况下都要突出抓好。
”
沙洋县受到表彰而且名列前茅,县委书记郑中华说,抓“三农”工作不能今天抓一把、明天抓一把,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要综合抓、长期抓,县域经济要按照科学、协调、可持续的路子发展。
实行综合考评,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和约束性。
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巴东县不在先进之列,县长刘冰并不气馁,“今后还有机会”。
综合考评的各项指标设计得很科学,为81个纳入考评县核定了基数,大家比的是增长率、加速度。
开展“三农”工作综合考评,是湖北省委、省政府于去年上半年作出的决策。
考评办法充分考虑各地客观条件、发展基础等多种因素,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总量、结构、速度、效益、质量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全面考评。
考评指标体系分“综合、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民生改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农村和谐稳定”六大类34项指标。
各项指标在满分100分中占不同权重,重要的指标权重大,比如“农民人均纯收入”权重最高,占17分;
而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事项,也都列为了考核指标,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长率、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率、出生人口性别比、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初中三年级巩固率等。
“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更不能挂在口头和文件上,而要具体落实在行动上。
实行综合考评,建立考核、奖励、监督机制,就是落实“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
湖北在此开了先例,这是一种突破。
今年湖北省委一号文件就指出,要把“三农”发展综合考评结果作为县(市、区)领导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常委张昌尔,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赵斌,都是制定决策的参与者。
记者分别采访请教,探析湖北出台“综合考评”重大决策的初衷,各位领导的认识高度一致:
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农民是全社会的衣食父母,农村是发展稳定的“底盘”。
党中央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有深刻寓意的,是高瞻远瞩的。
稳定“三农”,就是稳定国家之根基;
发展“三农”,就是提升综合国力之要点。
一些地方干部深知“三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受片面政绩观影响,难以割舍“GDP情结”,会不自觉地“嫌贫爱富”、重工轻农,不能把重中之重落到实处。
开展综合考评,实际上是要“抓牛鼻子”,扭住不放、牵引指导。
湖北“三农”发展综合考评以县(市、区)为考评单元,根本目的就在于强化县市级党委、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责任,真正把“三农”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等方面体现“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主任刘田喜兼任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他认为,加快“三农”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基层,取决于基层党委、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程度。
“荆门、十堰等地此前已经开展了‘三农’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表彰,作用十分明显。
事实上,湖北对“三农”事业的整体谋划,并非从这项考评开始。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之以恒地把“三农”工作“拿在手上抓”,先后启动了“仙(桃)洪(湖)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山区脱贫奔小康试验区”、“鄂州城乡一体化试验区”等项目;
今年又启动了大别山、武陵山两大试验区建设,把“三农”工作继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县域经济的整体推进形成氛围。
湖北“三农”工作的整体推进,带来了全面收获。
2010年粮食总产463.2亿斤,实现连续七年增产;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831元,同样实现“七连增”。
整个“十一五”期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630元,接连跨越4000元、5000元大关,年均增加520元。
“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7.4%,“新农保”26个试点县参保人数达543.79万人,综合参保率88.6%,通村公路、安全饮水、沼气工程等农村民生事业大步推进。
“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矛盾,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也需要经济的发展。
”孝感市孝南区委书记仇平贵说,“综合考评,是防止盲目追求GDP而忽视农业的重要举措。
”自省里的考评办法出台后,孝南区就据此出台了一个对区内各乡镇的“三农”工作考核办法,融入原有对乡镇的目标考核体系,更加突出重中之重的地位。
这个考评既是重中之重的落脚点,也是农村发展的导航仪;
既让农村干部签了责任状,也让基层干部吃了定心丸。
很多县乡干部如是说。
突破二元结构——用“一体化”推倒“二元墙”。
新农村建设持之以恒、分类推进,城乡一体化逐步加力
随着县域经济的增长,广大乡村正在受到强劲的辐射带动,湖北的城乡统筹工作也逐步加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年提速。
省里提出,奋力实现全省新农村建设5至7年大变化。
长期以来,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在湖北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厚重的墙。
老百姓常说:
“城乡两张图,隔着一堵墙;
有水流不动,无法去共享!
”2009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正式确定鄂州市为全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开始了“一体化”推倒“二元墙”的工程。
两年多来,鄂州市坚持在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市场体系和基层党建等方面推行一体化;
以“率先融入武汉城市圈”和“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两型”社会先行区的战略眼光,来考虑鄂州城乡统筹发展的谋篇布局;
以主城区为中心,以三座新城为支撑、十个特色中心镇为节点、其他乡镇和106个中心村(新社区)为基础,形成城镇功能及城乡一体化空间格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说:
将城乡融为一体进行全域统筹规划的城市,鄂州走在了全国前列。
通过规划引导、迁村腾地、项目拆迁等六大模式,鄂州相关部门将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腾退,就近集中新建漂亮整齐的别墅和单元楼,让村民住进环境好、配套全的小区,腾退出的土地用于集中搞产业开发和规模化经营。
根据测算,可节约耕地5.1万亩,相当于一个乡镇的面积。
李鸿忠对各地城乡一体化实践总结出几条经验:
发展是根本,就业是核心,增收是目的,规划是关键;
搞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地盖楼修路建服务中心,要把功夫用在发展上,通过发展来统筹城乡,这是根本,是核心问题;
如果农民上楼了,生活没有改善,那不行,一定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这几条实际上是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确定了基调。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推进“三化同步”的过程中,湖北提出了“两增同步”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这是“三化同步”的落脚点。
各县(市、区)乃至各乡镇、各村都在寻找自己的优势,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带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湖北城乡统筹之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仙桃市委书记刘新池认为,用“一体化”推倒“二元墙”,首要的就是产业一体化,把农民的田间地头建成企业“第一车间”,强化工农对接,增强以工补农。
仙桃拥有百亿产值的食品加工板块,恒泰米业、楚凤米业等加工企业,与农民签订优质稻收购合同,实行优质优价,生产出声名远播的“仙桃香米”。
2010年仙桃市农民人均增收500元,其中食品加工业就贡献了230元。
应城市的石膏、岩盐、温泉等矿产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做足资源利用文章,大力发展盐业化工、精细化工、石膏建材、温泉旅游等产业,全年产值已超百亿元。
湖北省“绿化达标第一县”的远安县,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县里据此大力培育食用菌专业村和龙头企业,全县香菇产量居全国前列、全省第一,产值超过5亿元,该县15万农民主要收入的54%来自种植香菇。
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地方政府的财力雄厚了,新农村建设才能“两头发力”,统筹城乡才有可靠保证。
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秘书长章新国说,湖北省对“三农”工作下达不少硬指标,实行硬约束,恰恰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没有提量化指标,要求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还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千万不能强迫农民上楼”,鄂州市市长韩进是这么说的,鄂州也是这么干的。
在有财力的地方,政府建好基础设施,通过引导和服务,让农民逐步自愿地迁入新村、社区。
政府还要花更大精力,开展培训和就业安置,让农民安居之后能够稳得住。
近年来,湖北先后启动了多个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
说是试点,事实上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省33%的镇、村。
这样的试点,显然不可能是靠“开小灶”、堆项目打造出来的,靠的正是各地自我发展的理念,是各种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干群被激发出来的创造力。
记者一路看到,湖北各地尤其在江汉平原,遍布村容整洁、公共服务完备的新型农村社区。
正是有了镇村经济内生发展的动力,和各级财政的支持反哺,才会呈现这样令人欣喜的景象。
鄂州市鄂城区杜山镇东港村,原来是一个“空壳村”,但这两年来,通过引进企业、打造蔬菜基地,村集体收入已达到3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180元。
该村14个村民小组,过去散居在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现在有12个村民组、800多户陆续搬入新居,各级政府对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达6700万元;
另两个村民小组靠近公路,村民公议不愿意搬迁,也投入一定资金重新整治村容环境。
蕲春县横车镇九棵松村,现有企业25家,村集体收入达1900万元。
村里每年投入巨资用于公益事业和民生福利,加上上级帮扶,村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武汉市由市、区统一规划,对辖区76个乡镇、1630个村的产业发展、村塆建设、环境治理进行布局设计。
蔡甸区星光村建成别墅式楼房512栋,户均居住面积近280平方米。
村里投资500万元建社区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服务。
分类推进,持之以恒。
湖北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各显其能,逐步实现工农互利、城乡互融,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逐步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
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便利,同样,进城农民也能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的照耀。
大冶市市长荣绪俭对城镇化有清醒认识:
“不只是简单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打工、居住,要逐步完善进城农民的养老、医疗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让他们能够真正变为新市民。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辉在参观了大冶市罗桥工业园区后,感慨自己家乡的巨变,赋诗一首:
久违故里看沧桑,新路新居新厂房,唯有当年老槐树,方知此处是家乡。
嘉鱼县官桥八组因创办湖北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都颇有名气。
现在村组人均收入超过2.7万元,集体总资产超过19亿元。
官桥八组的村民们住进了精美的别墅,还带动周围村组老百姓共同致富。
但是,八组人的想法更长远,他们投巨资在武汉开办“武汉东湖学院”,从培养职业农民、技术工人做起,着眼未来,增强后劲。
对此,八组“小组长”周宝生笑言:
最小的村组与最大的城市实现了对接。
李鸿忠的“三农”工作一盘棋里面,包含着众多棋子:
民要富裕,粮要稳定,田要流转,劳要合作,人要进城,钱要下乡,事要统筹。
在目前这样一个农业高低交错、农民工农交错、农村新旧交错的关键时期,“三农”形势既错综复杂,又生机盎然,盘活“三农”一盘棋,以县域为支点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化,面临大好时机,该发力了!
开展“三万”活动——让干部受教育、农民得实惠。
知“三农”、懂“三农”、爱“三农”,才能抓好“三农”工作
2010年12月15日,刚刚履新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顶着漫天风雪看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乡亲们,走进红安县高桥镇何家湾村农民刘海华家,看到他和妻子都有残疾,房屋简陋,窗户连玻璃都没有,76岁高龄的老母亲被褥单薄。
李鸿忠叮嘱当地干部给予特别关心,并说:
“我们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经常深入下去,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不一定需要太多的钱,关键是我们要有这颗心。
正是在这风雪大别山崎岖的小路上,李鸿忠提出了如何让机关干部深入基层、紧密联系群众的问题,从红安县到大悟县,他和同行的两位省委常委张昌尔、李春明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回来后省委常委会集体研究,作出了关于开展“三万”活动的重要决策。
这是湖北省“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第一件大事。
此后,李鸿忠发表题为《春节前与全省农村干部谈谈心》的文章,希望大家饱含深情、扑下身子、提振精神,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不要像鸭子浮在水面,而要做鸬鹚沉到水底。
2011年春节前他还委托农民日报湖北记者站开展全省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独立调查”,为全省“三万”活动打前站、提供第一手材料。
阳春三月,荆楚大地犁飞水响,“打起背包下乡去”成为这个春天最美的风景。
省市县乡四级干部,纷纷走出办公室,211家省直机关、大专院校、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17个市州、92个县市区共派出的1.8万多个工作组、7.5万多名干部,深入到全省2.6万多个村、1062万多个农户开展工作。
省直派出的工作组重点到老区、山区、库区、贫困地区以及新农村建设试验区。
“三万”活动的主要任务是:
送政策,访民情,办实事,促发展。
为保证各级干部能够真正深入基层,省委成立了以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第一副组长、四位省委常委和一位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省长任副组长的“三万”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活动总体方案以及考评、宣传、培训、问卷调查、检查督办等8个子方案。
省委常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走访最偏远的村组、最困难的农户,推动入户工作一家不漏。
4月17日,省长王国生深入到湖北省血吸虫疫情最重的地区之一,也是远近闻名的“水袋子”、“虫窝子”的仙桃市沙湖镇,进农家,访民情,实地了解血防站所建设、晚血救治、防螺灭螺、“一建三改”等方面工作。
仙桃市泉明渔业专业合作社以淡水鱼养殖为主,已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渔业合作社。
听说该社兴建水产科技园,既增产增收,又净化水质、改善环境,也有利于血吸虫防治,王国生勉励合作社在为农民搞好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服务的同时,着力打造环保、生态、高效的现代水产科技示范园。
张昌尔在“三万”活动启动之初,就来到大悟县最边远的玄坛村走访。
他访农户,问村情,与村民一起栽茶树、唱山歌,深入了解了大量实情。
他感慨地说:
“与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能拉近距离;
扑下身子走访民情,倾听民意,就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三万”活动这么大的动静,干部是否乐意、群众是否欢迎?
干部能否扑下身子、群众能否真心呼应?
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副处长余爱民是“三万”活动成员,他说:
“开始阶段确实存在不理解、不配合的现象。
有干部骑着自行车、穿着胶鞋下去做入户调查,被农民误会是‘推销产品的’,不让进门。
随着工作的推进,一切疑虑烟消云散,沉甸甸的收获远远超出最初的设计和想象。
大批机关干部走进农村基层,结识农民朋友,研究农村问题,亲身体验到泥土之辛、稼禾之苦,感受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与期盼,进一步明确了“重中之重”的内涵,形成了重农之识、重农之情、重农之举,增强了上下一心谋发展、促发展的动力。
记者仔细翻阅各级干部撰写的“民情日记”汇编,浩如烟海,洋洋大观。
有抒发干群情谊的,有描写乡情村貌的,有反映问题困难的,有帮助出谋划策的,有思考改革发展的,篇篇带着田野的芬芳、乡土的浓情,篇篇透着实情、落在实处。
许多日记仅读到标题就已感动:
《我的三位农民兄弟》、《心系民,行必正,民必敬》、《来时不相识,去时两相亲》、《山民心中一条路》等等。
当阳市委书记袁卫东在一个多月内,先后走访了3个村子,日记中都有记载,“走示范村,看看群众幸福指数高不高”;
“走困难村,看看发展路子对不对”;
“走蔬菜村,看看销售形势好不好”。
袁卫东写道:
“不知不觉已是傍晚,陈其敏(三里港村农民)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他家门口的柳树已发青,春天就在柳梢头。
华中农业大学等一批高校,把“三万”活动与创先争优、学生社会实践、专家科技服务、大学生村官培训等结合起来,开展专题调研,加大科技推广,加强横向合作,收获颇丰。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大校长邓秀新盛赞“三万”活动:
“农村是一所大学校、大课堂,干部要下去,教师、学生也要经常下去,在那里吸取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充足养分。
一次空前的农情大调查,一次宏大的亲民大行动。
“三万”活动为“三农”事业发展打下了感情基础、思想基础、工作基础,促进了广大干部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收获。
各级工作队为农民群众办了大量实事、好事,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农村民生改善和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群众得实惠。
据统计,全省在“三万”活动中共帮扶项目2.76万余个、资金32.2亿元;
捐赠物资折合资金2.56亿元,帮扶资金6.85亿元。
尤其在今年湖北遭遇60年一遇特大旱灾的紧急关头,各地“三万”工作队更是就地转为“抗旱工作队”,为驻地村民送资金、送物资、送科技、送服务,既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也为全省今年的夏粮丰收加上了一颗重重的砝码。
干部的心里亮敞了,群众的心里更敞亮。
千万农民通过“三万”活动收获的,远远不止得到物质上的实惠。
活动期间,老百姓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工作队员吃,椅子擦了又擦端给他们坐,把最暖和的被子让给他们盖。
团风县村民徐再明甚至硬是要把儿子准备结婚的新房、新床让给工作组的干部住;
有些住在高山上的农民,多年没有见过干部上门,听到消息时激动得夜不能寐,临别时更是拉着工作队员的手喜极而泣;
钟祥市好干部刘军在访民情中倒下,把生命的最后脚印“印”在田埂上,村民们栽下了80棵常青树纪念他。
武汉市汉南区滩头村农民周明刚写下一首打油诗,盛赞“三万”活动驻村工作组:
始步新五年,“三万”驻我村;
挥汗为农事,伏案伴夜蚊;
解难增和谐,促膝访民情;
分明外来客,浑然一家人;
耄耋抚银须,情怀老红军。
发力“四个一批”工程——做大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
2010年,湖北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564.5亿元,同比增长43.5%,农业总产值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之比从1:
1.08提高到1:
1.39,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在全省的整个经济格局中,食品工业的迅猛崛起成为最大亮点,跃升第二大支柱产业。
而这一年,正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四个一批”工程的重要一年。
“四个一批”工程2009年底启动实施,计划通过5年左右努力,形成一批在全国同行业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品牌、一批销售收入过5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园区、一批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县市。
湖北农副产品资源丰富,粮食产量连年稳中有增,油菜、淡水水产品产量全国第一,生猪、棉花等均名列前茅。
此外,农业科技优势显著,全省现有各类农业科研教学机构近70家,涉农的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多个,农业科研基地数量和研究领域覆盖面位居全国前列。
李鸿忠说:
“有这样的优势,如果干不好,那就是我们无能了。
”“我们要自己将自己的军。
“四个一批”有措施、有指标,落实到每个县市,每年进行排名表彰,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还安排20亿元财政调度资金,用于支持20个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副主任吕江文说,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劲举措带动下,各县市乃至乡镇,纷纷开始因地制宜发展食品工业,县域经济也随着食品工业的壮大而迅速崛起。
“作为全省20个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之一,仙桃市把招商引资力度重点放在了食品项目上。
”仙桃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启斌说。
仙桃“内生外引”,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旺旺来了,亲亲来了,华美来了……越来越多的知名品牌有了“仙桃标签”,去年引进农产品加工项目26个,投资20多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200亿元。
钟祥市每年投入1亿多元,对农产品加工园区龙头企业发展、原材料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配套、补贴和奖励。
如今,中粮、雨润、汇源等国内500强企业已经进驻办厂,再加上金汉江、广源、金福祥等本土企业的崛起,钟祥市覆盖粮食、油料、饮料等各大领域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达210家,并形成五大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湖北省农业厅厅长祝金水认为,农业强省要强在粮食和优势农产品生产、强在农产品加工、强在农民增收、强在新农村建设上。
农业强省的核心内涵和主要标志可以概括为“一大三高”:
“一大”是指农业规模大,农业产值、农产品增加值、大宗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处于全国前列,优质农产品占主导地位。
“三高”是指农业产业体系融合度高,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农业经济效益高。
这其中,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最为重要。
截至目前,湖北省有国宝桥米、福娃大米等15个农业类中国名牌产品,天峡、广源、土老憨等21个农业类中国驰名商标,有120个农产品被认定为湖北名牌产品,有400多个农业类湖北驰名商标。
其中,“国宝”和“福娃”更是湖北骄子。
福娃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部设在监利新沟镇,分部遍布监利各乡镇。
监利是产粮大县,在福娃入住后,与监利县21个乡镇签订120万亩优质稻订单,收购范围覆盖到了江陵、仙桃、潜江、洪湖等多个县市区。
去年福娃集团产值达到44.84亿元,大米加工量为65万吨,居全国前列。
世界油菜看中国,中国油菜看湖北。
连续15年,湖北油菜种植面积、单产、总产和优质率,均居全国第一。
然而,让湖北人惭愧的是,在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在万家团聚的餐桌上,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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