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山王三器中山王鼎方壶圆壶铭文拓片及释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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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
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概述
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
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
1976、1977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
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
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
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
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
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
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
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
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
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
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
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
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
葬具为二棺二椁。
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
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
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
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
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
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
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
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
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
“九个鼎形制不一。
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
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
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
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
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
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
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
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
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
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贝周)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
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
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
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
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
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
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
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
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
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
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
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
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
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
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
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
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
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
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二)陶器可与辉煌的青铜艺术相媲美的是出土的陶器,以抛光黑陶为主,造型优美,器物表面的花纹主要是压印和刻画的图案化植物和动物文饰。
最富特色的是泥制黑陶的酒尊鸭形尊和鸟柱盘。
(三)玉器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中出土的玉器达千余件,而且不仅包括明器,还有王曾经使用过的玉器。
包括璧、环、璋等常见形象,装饰纹也有多种:
谷纹、卷涡纹、云纹、方格纹等,还包括有单线刻、双钩、浅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
兽头玉带钩和三龙环玉佩是常用的饰物,而头梳单圆吉,身穿在袖方格纹袍的玉人则反映了中山国小童的形象。
(四)琉璃器出土较少,作为串珠和镶嵌用。
在中山国,西方流入的和中国自制的两种琉璃都有[7],镶嵌绿松石琉璃珠就是中国自制的。
(五)酒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
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六)中山王兆域图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
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目前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七)中山国货币80年代,出土了多枚中山国石质刀币范,在古灵寿城铸铜器作坊也还发现多枚的陶、石质货币范,与在城东出土的直身“成白”刀币完全符合,由此也推翻了中山国不自铸货币的说法。
并且有学者证明当时直身小刀币与平首小布钱同步使用上面过列出的几种器物中可见到中山国的初步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山文物虽有一定独特风格,但从墓葬形制,从陶器与铜器的形制、文饰、装饰工艺手段,从铭文字体乃至从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等方面看,中山国文化与中原华夏诸国文化(特别是三晋文化)已无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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