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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佛教经典的分类,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分别都作出了翻译。
在二十七卷译经中,“般若”类有:
《道行品经》;
“宝积”类有:
《摩尼宝经》;
“华严”类有《兜沙经》;
“方等”类有《问署经》、《内藏百宝经》等。
在支谶的全部译经中,对以后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般若类经典。
它对此后四百年间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并与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靡一时,以致后来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理论思想中。
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哲学,宗教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上述佛经内容,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了“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它从另一方面暗示出文殊菩萨对于大乘佛教传播的情况。
支娄迦谶在洛阳所译经典中,对以后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般若道行经》。
因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本无假有)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向于大乘的途径。
同时,又因当时思想界早有了道家(道教)的“无名为天地始”等经文,恰好做了接受般若学思想的准备,通过它使般若学很快传播开来。
我们根据文献知道,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就己注意到用道家(道教)经典流行语来翻译,那么支娄迦谶既通晓汉语,当然也用这个办法。
在《道行经》中,支谶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
把“如性”译为“本无”等。
这样,汉人通过早己熟悉的道家经文,而对新近接受的“似曾相识”的经文,读起来,不感陌生,在阅读,持诵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这就是宣传家的功力与技巧,支娄迦谶也不离其外。
(2)释道安
道安(公元312—385年),俗姓卫,常山五柳(河水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3年。
道安年轻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
中年以后,道安经历了石越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以至辗转逃亡,受尽艰辛。
但他不论身在何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也日渐增多,声望达东晋领地。
道安在北方避难时期(公元365年以前),研习的主要是小乘教义,即安世高的禅教之学。
他将对这些教义的解释,与《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结合起来,他最重要的命题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
道安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感,时刻不忘夷夏之辨,他行文中时露悲壮之气,并以佛教“佐化”自任。
他告诫门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有如下方面。
第一,确立了佛教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
第二,总结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他编纂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缩理众经目录》,开始了中国佛教史料学和目录学。
道安对古来译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说法。
“五失本”即在佛经翻译中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三不易”是指《般若经》等在翻译过程中有三种很不容易的情形,他认为当年阿罗汉结集佛经尚不容易,如今未得正果的译者表达佛经原意则更加困难。
他还认为翻译始终有文质两派,“质派”近于原著,但文辞不雅;
“文饰”适于今俗但难辨原义。
故他主张译胡为汉应特别慎重。
第三,由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为开端,中国僧侣自身的日常宗教修习和活动仪轨开始照之施行,“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汉魏以来,僧尼名前多加异国或异族名称为姓氏,不少汉人也以胡音为姓。
道安以为,佛徒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命氏”,遂为永式。
这在当时分裂的局势下,维系一种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道安影响深远,时人称其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域的鸠摩罗什则有“东方菩萨”的美称。
(3)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其父迁居龟兹。
他7岁随母出家学毗昙,少年以后从师出身莎车的贵州名僧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受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
20岁受戒,更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
罗什回龟兹后,披读《放光》和其他大乘经论,一时声誉鹊起,名满西域。
公元382年,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军西伐,384年攻陷龟兹,获鸠摩罗什,并妻以龟兹王女。
淝水之战后,吕光占领凉州,建后凉国,建者姑臧,罗什在此羁留16年,以说阴阳灾异等为吕氏充当军政咨询,于佛教宣化方面却无施展。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出兵击破凉州,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国师礼。
姚兴请罗什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时有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又}、僧肇等800余人聚于罗什麾下,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影响远播于江南和西域。
罗什从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到413年(弘始十五年)去世,前后10余年,与弟子共译十小乘经、律、论,《祜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
所译佛经可分两类:
一类是应长安僧侣的要求,新译和重译的佛典,如自行编译的适应中土禅法的《坐禅三昧经》,重译的《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
另一类是罗什着重弘扬的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著,如《中》《百》《十二门》三论等和《大智度论》。
此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实论》亦很有影响。
罗什的翻译,为中国翻译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他译文简练流畅,表达原著的思想清晰明朗,其中有的已达“信达雅”的境界。
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把自己一套独立的哲学观念顽强地表达出来了。
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影响极大,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都是这一时期译成汉文的,他的门人后来分布于全国,对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有阐发佛性论的道生,有主持建业译场的慧观,有的彭城讲学的道融;
僧嵩的《成实学》,影响整个北魏一代;
昙影“会通二谛”,慧仪擅长“实相”之说,都能影响一时。
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数僧{睿又}和僧肇。
鸠摩罗什,龟兹国人(新疆疏勒),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同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
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
他在东晋时,来到我国,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
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龟兹国智慧之子◎
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炎,天竺人,家世显赫,世代为相,其父鸠摩达多,倜傥不群,驰名遐迩。
鸠摩炎天赋异禀且有高节,本应嗣继相位,然而他不但推辞不就,而且毅然出家。
随后东度葱岭到龟兹国,龟兹王非常敬慕他的高德,便亲自到郊外迎接,并延请为国师。
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聪敏才高,能过目不忘且解悟其中妙义。
其身体有红痣,依命相之法来说,正是必生贵子的特徵。
已届双十年华,虽有各国显贵竞相提亲,但她却不肯答应。
等到一见鸠摩炎,十分倾心,决意嫁他。
当鸠摩罗什的母亲怀孕时,不论记忆或理解,都倍增于从前,甚至能无师自通天竺语,众人都感到非常的讶异。
有位阿罗汉达摩瞿沙说:
「这种现象,必定是怀有智慧的孩子。
舍利弗在母胎时,其母智慧倍常,正是前例。
」等到鸠摩罗什出生时,其母便顿时忘却天竺语。
不久,鸠摩罗什的母亲想要出家,但丈夫不允许,后来又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弗沙提婆。
当她出城游览,看到荒冢间枯骨散乱各处,于是深深思惟色身是苦本,就立誓要出家修行。
但是丈夫鸠摩炎坚持不答应,于是她绝食抗议,经过六天,气力衰竭,命若悬丝。
她的丈夫,只好忍痛答应。
然而她在尚未落发前,坚决不吃任何食物,于是即刻命人剃除头发,方才进食。
隔天,正式受戒,进而修习禅法,专精不懈,终于证得须陀洹初果。
当时,鸠摩罗什年方七岁,也跟随母亲一同出家。
鸠摩罗什依从老师学经,每天背诵千偈,一偈有三十二字,总共三万二千言,如此背诵完《阿毗昙经》,老师为鸠摩罗什解释经义,没想到鸠摩罗什早已自己通晓妙谛,不须逐句指导。
(4)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年),本姓陈,名{礻韦},洛州缑氏(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年13,破格受度为僧,后在成都参与讲席;
年22,与商侣结伴游至长安,继续多方参学;
年29,他孤身一人,私出边卡,抵达高昌;
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
他又从北印度游学于中印度,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在寺期间被推为十大德之一;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玄奘继续游学于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中途回到那烂陀寺,又出,于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再回那烂陀寺,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玄奘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受到戒日王和拘摩罗王的特别尊重,他们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位国王,僧众3000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1000余人。
论主玄奘,将论意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问,玄奘大胜,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唐太宗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玄奘从印度带回梵经520夹、657部,唐太宗为之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译介重点为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并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
玄奘的翻译,代表着译经史上的的最高成就。
他的梵文造诣精深,又亲任主译,故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无不精确无比,并且矫正旧译的讹谬,被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
玄奘译籍的内容,反映出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的印度佛教已显然分为五科,即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
他于五科都有精到的译籍,尤其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几乎全部译出,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
在对翻译要求上,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避免望文生义。
此前隋彦{忄宗}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基础上,对历来的译经做了总结,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他认为译经事业同译经者的道德素质、理解能力和汉梵水平统一起来,译文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
以此来衡量玄奘的译经,他做了大师群的的佼佼者都是当之无愧的。
1.2明清翻译--利玛窦、徐光启、严复、林纾
(1)利玛窦、徐光启(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
明末清初的近世时期,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说,为了在中国传教,“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他们用宣传介绍自然科学成就作敲门砖,以致在当时中国相继出现了部分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译著。
最早出现的是利玛窦1551—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刻成。
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此译本颇为称赞,认为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鉴于此译本不是全译,二百五十年后,《几何原本》后九卷才由李善兰1810—1882、英国人伟烈亚力1815—1887合作于1857年译出,完成了前者未竟之业。
此后,西方科学较系统地传入我国。
在哲学理论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自十七世纪以来,经来华传教士介绍的比较多。
如亚氏的《论灵魂》(旧译《灵言蠡勺》)1624年由毕方济译成中文出版。
傅泛济(1587—1653)、李之藻(1565—1630)合译的《寰有诠》(宇宙论,1628年译,是亚里士多德《论天》的注释本)和《名理探》(逻辑学,1631年译成前10卷,是对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的注释,也是第一次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著作)及南怀仁1641年译成续篇《穷理学》(后20卷,对三段论阐述颇详)等被称为明末翻译中最有价值的译著。
李善兰译的《谈天》(即天文学家约翰·
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和《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也先后译出,表现出这些翻译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
至此,哥白尼、牛顿的学说才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
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唯物论哲学代表人物培根的生平和著述开始有了翻译介绍。
1873年前后中国学者王韬、英国人慕维廉把培根介绍到我国。
王韬在他的《英人培根》(载于《瓮墉余谈》)一文中,提到“培根,英国大臣也,……少具奇惠,聪警罕俦。
既长,于格致之学心有所得。
生平著述既夥。
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
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
”又指出“培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即今译《新工具》)前此无有人言之者。
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
……西国谈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
”1877年,英国人慕维廉和中国译者沈毓桂以《格致新法》为名合译了《新工具》在《格致汇编》杂志上刊出。
1888年译稿又以《格致新机》为题全文由广学会出版。
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十八、十九世纪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开阔眼界、走向世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严复(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
槛外之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二千余年,当罗马大将凯彻(即凯撒——引者)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
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上文是著名翻译家严复于1898年首次把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段译文,写的是罗马人初次来到英国时的情景。
严复的译文虽是文言,却琅琅上口,颇吸引人。
而他撰写的按语——关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振聋发聩的呐喊,竟然像沉重的警钟声在十九世纪末于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那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天演竞争,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社会上的流行语。
严复接着翻译的亚当·
斯密《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法意》(即《论法的精神》)、斯宾塞《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法》)、约翰·
穆勒《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和《穆勒名学》(即《逻辑学》)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第一次把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封建、落后的旧中国,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政治上敏感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严复提出了“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激进思想。
指出中国要改变经济落后、政治腐败而遭到列强欺侮的国家民族危机,必须痛下决心,维新改革,学习西方,才能走向富强。
严复的翻译,一百多年来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仍受到国人的重视。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
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
(3)林纾(文艺作品)
林纾(1852-1924年),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福州莲宅人,是我国最早翻译西方文艺作品的人。
清光绪七年(1882年)中举人。
他能诗善画,文章擅叙事抒情,文笔婉约动人。
自23岁起,即在南台从事教育工作。
曾于他旧居所建的“苍霞精舍”任汉文总教习,主授《毛诗》和《史记》,颇受门人喜爱。
林纾48岁离开福州,先后在杭州东文精舍、北京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等处教书。
晚年住在北平,专门从事绘画和翻译。
他不懂外文,依靠别人口译,用文言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70余种。
他译笔流畅,文字优美,又能保持原著的风貌,很受欢迎。
他翻译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轰动全国。
《鲁滨逊飘流记》、《伊索寓言》、《新天方夜谈》、《黑奴吁天录》等译著在当时都颇有影响,在我国翻译史上作出显著的贡献。
1900年49岁的林纾先生(右)与好友林白水先生(左)在杭州合影留念
1921年四月林纾先生70大寿与老友罗云章先生在北平合影留念。
1.3五四时期--鲁迅
鲁迅的译作约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
苏联、日本、荷兰、匈牙利、美国等许多国家的作家作品。
瞿秋白、梁实秋—文学、政治、哲学
2DiscussionaboutChinesetranslationstandards—直译与意译
根据罗新璋先生收编的《翻译论集》,我们大致可以断定我国的翻译理论有过几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与翻译高潮相伴而生。
A.第一次是自汉至唐,它是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之后道安在论及佛经翻译时又提出了“案本而传”。
这些无疑是“直译”说的最早版本。
到了唐朝,随着佛教的进一步普及,玄奘大师发展了魏晋翻译理论,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这就在“案本”的基础上兼顾了接受的层面。
而“喻俗”(“通俗易懂”)带来的巨大“变革”也许即是后人归纳的玄奘诸法,尽管它们本质上并未脱离“直译”传统。
B.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扩大,翻译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
尤其是在近现代,几乎每一位翻译大家都有一说。
严复有“信达雅”三字经。
林纾虽未明确提出“意译说”,但他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重要的便不是形式,而是内容了。
之后是C。
鲁迅的“直译”理论。
他如此推崇“直译”(有人称之为“硬译”),一定与“五四”运动推广白话文有关,也一定与先生别求新声于异邦有关。
再之后则是茅盾的“神韵”说,郭沫若的“风韵”说、“气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等。
罗新璋先生把这复杂的翻译理论(其实也是翻译实践)沿革史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步曲”。
这就是说,其实我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偏离“直译”和“意译”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太极心”。
而外国翻译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艺学派多倾向于“归化”,而语言学派则往往比较讲求“异化”。
一如有人在“直译”和“意译”的基础上提出“神似”——“形似”合一,即“神形兼备”的万全良策,“异化”和“归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或许也可以在尤金·
奈达等语言文化学者笔下演变为玄而又玄的时鲜妙论。
奈达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文化生态(或生态学)等不同视角或方面(也即文本的一切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来考量语言文化,其涵盖性足以令人望而生畏。
但奈达们没有错,主张“神形兼备”或者“两化合一”的人也没有错。
而且话说回来,译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也未必都是“忠贞不渝”、“一以贯之”地坚守某一理论的。
举个例子,鲁迅先生可是有名的“直译”派,而他30年代又是怎么讽刺赵景深教授的呢?
赵教授“依样画葫芦”,把“Milky
Way”(“银河”)译成了“牛奶路”。
鲁迅就讽刺他说: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可见,鲁迅的“直译”观并非没有保留。
而按真正的“直译”或“异化”标准看来,赵教授也没有错啊。
当然注释是少不了的。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它们必定在“归化”和“异化”中分化。
其中较为经典的有“说曹操,曹操到”和俄国人的“说狼到,狼就到”(英国人的“说魔鬼,魔鬼到”,西班牙人的“说国王,国王到”,等等);
或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法国人的“吻的是侍从,爱的是骑士”(德国人的“吻的是孩子,想的是孩子的妈”,俄国人的“摸孩子的手,想孩子的妈”,等等)。
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的东风和英国人的西风。
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除了说明翻译的艰难,多少蕴涵着“两化合一”的意图。
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从而达到理想的“化境”。
但多数译者恐怕因为有两个“主人”而可能为了其中一个“主人”(比方说“原汁原味”)去稍稍怠慢另一个“主人”。
或者相反(比方傅东华先生所说的“舍弃一枝一节”以求“全书趣味精神”)。
同时,也正因为有两个“主人”,多数译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暂时背弃某种理论,而不拘一格的。
或者,他(她)在甲处用的是“归化”,而在乙处却倾向于“异化”了。
举个例子:
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第二十五章中“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
“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
天哪,她多结实啊!
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
”但在另一处,她却比较眷顾读者,把一个长长的小标题译成了“何必追根究底”。
同样是这两个地方,另一位《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教授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于是,桑丘的话变成了“告诉您吧,玩起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
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
”很明显,董教授把“胸口长毛”意译成了“有股丈夫气”。
而在杨先生翻译的“何必追根究底“处,董教授却恨不能字字对应,以至于连冠词都保留了:
“这里讲到一个死气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
倘使叫我来译,或许我会把(“Donde
se
cuenta
la
novela
del
curioso
impertinente”)这个小标题译成“过分好奇的故事”或者“无事生非的故事”。
这就是说,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彼此殊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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