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略董仲舒的人性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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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材料当中,如果以基于规则的视角来看,显然小明“插队”的行为是错的,他不符合既定的社会规则与制度。

但如果以基于结果的视角来看,也许小明的行为又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便没有地方住,他将无法正常的生活。

被试对于小明行为道德性的评定,可以反映出被试所采取的道德思维方式。

材料后的道德评定问题反映被试对于故事主人公行为的道德评定,包括可接受/不可接受、不可避免/可避免。

所有问题都采用七级评分,比如可接受/不可接受一项,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较后两个版本的启动材料和两个道德判断测试材料两两组合,构成四个版本的正式实验材料。

（2）被试

108名大学本科生参加实验。

被试随机分成四个等组,每组做一个版本的材料,分别是高权力高自我相关组、高权力低自我相关组、低权力高自我相关组、低权力低自我相关组。

（3）设计与程序

采用2×

2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权力感,分为高权力和低权力两个水平,通过无序句子任务启动来控制,另一个是自我相关,分为高自我相关和低自我相关,通过道德思维测试材料中主人公人称的变化来控制。

实验采用纸笔测试,被试首先完成与道德判断测试材料无关的无序句子任务,在呈现的每一组5个词汇中选择4个进行组句,以此启动被试的高低权力感。

然后要求被试阅读道德判断测试材料,评定他们认为主人公的行为的程度。

3.结果

被试对主人公道德行为可接受与否和可避免与否的评定是可靠的（α=0.75）,因而可以将这两个问题合并形成一个反映道德判断行为的因变量,采用两个问题得分的平均数作为此变量的值,数字越小代表被试认为主人公的行为越可以接受。

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关于主人公的道德判断行为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权力感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7）=0.07,p=0.79,自我相关的主效应不显著,F（1,107）=0.38,p=0.54,两变量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107）=2.27,p=0.14。

无论是高自我相关还是低自我相关,高权力组与低权力组的道德判断行为都没有差异（见表1）,被试的选择都偏向中立,M=3.77,SD=1.54,t（107）=1.56,p=0.12。

4.小结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在进行道德两难判断时,所有的被试在道德判断行为上都偏向中立。

这与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有所不同,Lammers和Stapel人发现,当主人公与自我相关远时,所有被试都偏向基于规则,即不接受;

近时虽然两者都偏向于接受,但高权力者又比低权力者更加偏向于接受,而本研究的被试在自我相关近时却都表现出中立性。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我们认为这种假设的情境参与并不稳定,就像之前的相关研究（Denton&

Krebs,1990）,被试当前的生活经历如果没有相关的体验,就不容易和呈现的道德情境建立连接,或者没有发生“情境卷入”。

情境卷入是指呈现的道德情境必须是被试当前正经历的生活事件（如询问正在酒吧喝酒的被试,是否同意酒后驾车？

）。

被试在进行道德两难判断时,只要有情境卷入,不管事件中主人公和自己是否相关,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激活被试评估该事件和自己的联系,并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

根据对情境卷入概念的思考,在实验一中,单纯变化故事主人公的人称来考察道德判断的差异可能是无效的。

因为不论主人公人称的远近,被试均有可能受道德事件驱动思考该事件与自身经历的相关性。

即使主人公人称与自己相关很小,但事件与自身体验相关性大,被试依然可以发生情境卷入式的道德判断;

即使主人公人称与自己相关很大,如果被试未经历过同类事件,依然不会发生道德判断的情境卷入。

情境卷入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实验一没有发现权力高低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因为情境卷入强调相关经历,对于权力感来说,就如同你有没有拥有事实上的权力。

采用无序句子任务并不能真正启动权力感,因为这样的任务启动不了对被试来说过于抽象的权力感。

根据以上分析,实验二将考察：

1）通过使用更加切身的情境模拟来启动被试的高低权力感,看看能不能造成真实的权力拥有体验,进而影响其道德判断行为,2）不改变道德两难材料的主人公人称,只改变道德事件来控制情境卷入的程度,研究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受情境卷入的左右。

二、实验二:

相同情境卷入对权力影响道德判断的消解作用

通过采用情境模拟启动的方式来启动权力感,考察这种权力感的操纵方式能否造成被试道德判断行为的差异,同时验证相同情境卷入是否能够消除这种差异。

（1）实验材料

实验二共有两个道德判断测试材料,第一个故事讲述了某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用公车送孩子上学的故事。

具体如下：

小林是某府机构工作人员,单位一辆公车由他驶每天去办理一些单位公事。

一天早上,他孩上学要迟到了,而他要去办事地方好顺路送孩上学。

于是他用公车送孩到了学校。

由于被试皆为大学本科生,材料所描述的道德事件距离被试的生活较远,被试难以获得类似经历,按照假设,被试在这个事件中的情境卷入程度低,事后经过匿名调查,“目前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事吗？

”,以5点量表计分,1为不会,2为可能不会,3为不确定,4为可能会,5为会,36名大学生的报告结果为M=1.30,SD=0.62,23名高校教师的报告结果为M=1.85,SD=0.80,22名政府普通工作者的报告结果为M=2.30,SD=0.63,表明情境卷入程度低,20名政府领导者的报告结果为M=4.05,SD=0.80,表明情境卷入程度高。

在这个材料当中,如果以基于规则的视角来看,小林用公车送孩子上学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规定与规则。

但如果以基于结果的视角来看,小林的行为避免了孩子迟到的不良后果。

被试对于小明行为道德性的评定,可以反映出被试所采取的道德判断方式。

第二个材料则讲述了大学生大刚为避免好朋友延期毕业而帮助其作弊的故事。

假设小明和大刚是同班同学,同时小明也是大刚好朋,他们在大学四年级。

小明在一门课学习上困。

按照学校规定,小明须修完这门课才可以毕业,如小明在这门课考试中没及格,那么他将延期一年毕业。

而他已经找到了一份很好工作,如延期毕业,他将失去这份工作。

临近考试,小明希望大刚能够在考试时用手机短帮助他作以获这门课学分。

大刚很犹豫,但终还是同意了小明请求。

此材料讲述了大学中常常遇到的考试作弊事件,由于主人公并非是自己要作弊,而是好朋友要求他帮忙作弊,这是每个大学生都可能碰到的道德两难困境。

另一方面,实验二的被试均为大学本科生,材料所描述的道德事件距离被试的生活很近,按照假设,被试在这个事件中的情境卷入高,事后经过相关性调查,“目前在你自己的考试中会碰到帮他人作弊吗？

”,以5点量表计分,1为不会,2为可能不会,3为不确定,4为可能会,5为会,46名大学生平均报告结果为M=4.29,SD=0.55,23名大学教师平均报告结果为M=1.14,SD=0.60,表明大学生经常面临考试中作弊的情境,而教师不太会面对这样的情境。

与材料一类似,在材料二当中,如果以基于规则的视角来看,大刚显然不应帮助小明作弊。

但如果以结果来看,大刚帮助小明作弊可避免小明延期毕业的不好后果。

（2）被试：

60名大学本科生参加本实验。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高权力组和低权力组,每组30名。

完成实验后,被试会获得价值5元左右的小礼品。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权力感,分为高、低两个水平。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由主试告知被试实验将进行一个模拟面试的情境,一个被试将扮演面试考官,另一名被试将扮演应聘者。

被试先完成一份领导能力测试,并告知被试模拟面试中的角色是由这份测试的得分决定的,得分高者将担任面试考官（Anderson&

Berdahl,2002）。

实际上,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面试考官和应聘者的角色中。

在知晓自己被分配的角色后,被试分别阅读关于自己角色的注意事项与要求。

面试考官拥有自主提出问题、控制面试时间的权力;

应聘者进门后要向面试考官问好,面试结束时,要说“谢谢”;

两组被试读到道德注意事项均写有“考官给出的应聘者是否得到录用的意见与应聘者是否在实验结束后可以拿到小礼品有关。

如果考官认为应聘者不能够被录取,应聘者将不能够拿到小礼品（事实上,每位被试都能够得到小礼品）。

”在空间的布置上,中间有长形会议桌,面试考官居于一边,应聘者居于另一边;

面试考官所坐的是一张带扶手高靠背的老板椅,且只有一张椅子,空间较为宽敞空旷;

而应聘者则坐一张没有扶手,靠背较低的椅子,且所坐的一边摆放了一排（共五张）相同的椅子,较为拥挤。

在被试阅读注意事项后,开始模拟面试的环节。

时间约为10min,考官向应聘者提出4个以上的问题。

面试环节结束后,被试填写一份问卷。

首先,检验模拟面试环节是否启动了被试的高（低）权力感,共有三个项目,采用七级评分（α=0.90）。

其中的项目有：

1）我能够掌控事情的走向,1代表我完全能够掌控事情的走向,7代表我完全无法掌控事情的走向;

2）我拥有权威,1代表我拥有权威,7代表我完全没有权威;

3）我拥有决定权,1代表我完全拥有决定权,7代表他人完全拥有决定权（Lammers&

Stapel,2009）。

接下来阅读道德判断问题的材料,在每一篇材料后,都有几道问题。

首先,对故事主人公的行为进行七级评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实验中权力感启动的效果。

相比应聘者（低权力）（M=3.00,SD=1.39）,面试考官（高权力）感到更多的掌控力、权威和决定权（M=3.91,SD=1.32）,t（58）=2.61,p<

0.05。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被试材料一的测试结果进行分析,高权力被试比低权力被试更倾向于认为主人公的行为不可以接受,t（58）=2.31,p<

0.05,在材料的低情境卷入下,高权力被试更倾向于采用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方式,低权力被试更倾向于采用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方式（见表2）。

对被试均有高情境卷入的材料二进行分析,高权力被试与低权力被试的选择则没有差别,t（58）=0.56,p=0.58。

实验二的结果显示,采用情境模拟方式操纵权力感,可以让被试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拥有权力,而且,在被试并没有情境卷入的材料一,权力对于道德判断方式的影响与Lammers和Stapel（2009）得出的结果一致,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

但是,在高低权力被试均有情境卷入的材料二,高低权力的选择便没有差异了,权力对于道德判断行为影响的效应消失了。

实验二初步证实情境卷入的假设,即被试在进行道德两难思维时,不管事件中主人公和自己是否相关,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直接让被试思考他卷入该事件的程度,相同的高情境卷入可以消解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差异,使人们因为利益的一致而对道德判断产生趋同。

当然,如果情境卷入强调已有经历和道德事件的相关,那么即使没有先前的情境模拟启动,道德事件本身也会自动激活被试的情境卷入感,从而改变他们的道德判断行为。

三、实验三:

不同情境卷入对权力影响道德判断的分化作用

在现实社会既定的权力分配下,研究权力如何影响道德判断行为,探讨不同情境卷入对权力影响道德判断行为的改变作用。

实验三共有两个道德判断测试材料,与实验二使用的材料完全相同。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某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用公车送孩子上学的故事。

这个故事无论对于大学生被试还是高校教师,被试在这个事件中均没有情境卷入（见实验二调查结果）。

此材料讲述了大学中常常遇到的考试作弊事件,所以大学生被试在这个事件中有很大程度的情境卷入,而对于老师来说,他们自身并未卷入事件当中（见实验二调查结果）。

其中老师相对学生被认为是高权力者,学生是低权力者。

32名高校教师和39名大学本科生。

经不参加正式实验的10名被试进行七级评定,重复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教师（M=4.50,SD=0.71）与学生（M=3.40,SD=0.84）社会地位的权力感存在显著差异,t（9）=3.50,p<

4.2.3设计与程序被试阅读相同的两篇材料。

在每一篇材料后,都有几道问题。

首先,对故事主人公行为进行七级评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7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3）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被试均无情境卷入的材料一中,高权力者（老师）比低权力者（学生）认为主人公的行为不可接受,t（69）=2.09,p<

在材料二中,只有学生有情境卷入,老师没有情境卷入的,高权力被试（老师）比低权力被试（学生）认为主人公的行为更不可接受,t（69）=6.66,p<

0.001。

当然,这种差异结果还不能充分说明是情境卷入的不同分化了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权力高低的问题。

为此,我们进一步把实验二和实验三进行对比分析。

针对两个实验中材料一的数据分析（政府工作人员小林用公车接送孩子的故事,被试都没有情境卷入）,实验二高权力组（M=2.87,SD=1.20）与实验三高权力组（M=3.00,SD=1.72）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t（60）=0.35,p=0.73,实验二低权力组（M=2.17,SD=1.15）与实验三低权力组（M=2.21,SD=1.44）的选择也没有差异,t（67）=0.14,p=0.89,结果符合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

但是,比较两个实验中的材料二（大学生大刚为避免好友延期毕业而帮助其作弊的故事）,尽管都是高权力,可不同的情境卷入分化了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一致性影响,相比实验三的高权力组（老师）（M=6.13,SD=1.45）,实验二的高权力组（M=4.27,SD=1.93）更倾向于认为大刚帮助好朋友作弊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验三高权力组（老师）则认为不可接受,t（60）=4.30,p<

0.001;

另一方面,同样是低权力,实验二的低权力组（M=4.00,SD=1.78）和实验三的低权力组（M=3.74,SD=1.53）则没有差异,t（67）=0.64,p<

0.52,被试都倾向于选择可以接受,他们都是高情境卷入。

（4）小结

在实验三的材料二（考试作弊）中,尽管发现老师没有情境卷入,而学生有情境卷入时,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对主人公的行为更不可接受,但这种结果还不足以说明就是情境卷入不同造成的,因为也可能是权力本身的高低问题。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合并分析实验二和实验三中的材料一（公车接送）,也就是说在都没有情境卷入的情况下,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结果和实验一以及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一致,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进行道德判断。

但是比较两个实验中的材料二,尽管都是高权力（由情境模拟启动的高权力学生组和教师组）,可道德判断行为却不一样,不同的情境卷入分化了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

当然,实验二的高权力学生组是由实验操作模拟出高权力感,实验三的高权力教师组则是自然状态下的权力感,通过比较两个实验的材料二,发现同样是高权力但道德判断行为却不同。

这种结果可以用材料中道德事件引起的不同情境卷入来解释,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属于情境模拟造成的高权力感,另一个属于自然状态下的高权力感。

为了排除这种猜测,实验四全部采用自然状态下的不同权力组被试,看看同一种权力水平的被试在面对不同程度的情境卷入时,其道德判断行为是否会发生改变。

四、实验四:

不同情境卷入对权力影响道德判断的反转作用

验证在同样高的自然权力下,当情境卷入程度变化时,由权力导致的道德判断行为会不会改变。

实验四共有两个道德判断测试材料,第一个实验材料与实验三使用的材料一相同。

故事讲述了某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用公车送孩子上学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政府部门发生的事件,但在政府部门中只有领导拥有公车,因此领导在这个事件中有很大程度的情境卷入,下属则没有情境卷入（见实验二调查结果）。

第二个材料讲述了一个警察为解救被绑架儿童而对犯罪分子暴力审讯的故事。

一十一岁孩在放学回家路上遭到绑。

三天,警察抓获了嫌疑人,嫌疑人承认了己绑孩行,但他绝告诉警察藏孩地点。

这让警察担孩被关在一个没和食物地方,如不迅速营救孩,孩将生危。

于是警察定嫌疑人采用暴力审讯方式,并不让嫌疑人吃和。

在这之,嫌疑人很快带领警察去往藏孩地点。

但遗憾是,当警察到达时孩已经饿死了。

事后经过匿名调查,“目前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会面对这样的审讯方式吗？

”,以5点量表计分,1为不会,2为可能不会,3为不确定,4为可能会,5为会,22名政府普通工作者的报告结果为M=1.21,SD=0.67,20名政府领导者的报告结果为M=1.31,SD=0.63,表明情境卷入程度低。

某政府机构31名领导干部和71名普通工作人员（非警察部门人员）,无论领导还是下属都没有情境卷入。

经不参加正式实验的10名被试进行七级评定,重复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领导”（M=5.70,SD=0.82）与“下属”（M=2.90,SD=1.10）社会角色的权力感存在显著差异,t（9）=5.25,p=0.001。

（3）设计与程序:

请两组被试分别阅读相同的道德判断测试材料。

首先,对故事主人公行为进行五级评定,1代表完全可以接受,5代表完全不可以接受。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领导有情境卷入,下属未卷入的材料一中,高权力被试（领导）（M=2.03,SD=0.88）比低权力被试（下属）（M=2.54,SD=1.09）更倾向认为公车接送行为可以接受,t（100）=2.26,p<

材料二中高权力被试（领导）（M=4.26,SD=1.21）比低权力被试（下属）（M=3.54,SD=1.45）更倾向认为警察的行为不可接受,t（100）=2.43,p<

对比分析实验三和实验四的材料一（公车接送）实验数据,因为两个材料的计分标准一个是7点计分,一个是5点计分,首先按教师和学生、领导和下属两个群体参照把相关数据转化为Z分数（见表4）,然后考察教师和领导、学生和领导、学生和下属、教师和下属的得分差异。

结果发现,实验四的高权力组（领导）比实验三的高权力组（教师）更倾向于认为小林用公车接送孩子的行为可以接受,t（61）=2.47,p<

0.05,实验四的高权力组（领导）与实验三的低权力组（学生）在此问题的选择上没有差异,t（67）=0.51,p=0.61,都偏向于可以接受。

这说明,同样的权力水平,高情境卷入会让高权力者从不可接受转向可以接受,情境卷入使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影响发生了改变。

另外,实验四的低权力组（下属）比实验三的低权力组（学生）更倾向于认为小林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t（107）=1.86,p=0.07;

而实验四的低权力组（下属）与实验三的高权力组（老师）在此问题上没有差异,t（101）=0.54,p=0.59。

这符合在无情境卷入情况下,权力对道德判断行为的影响特点。

实验四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当情境卷入程度高时,高权力者会转向低权力者的表现,这和原有的高权力者偏向基于规则的选择相比发生了反转。

当材料情境涉及亲身经历时,高低权力者都偏向选择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方式。

五、总讨论

在回答人们面对道德两难事件为什么会做出基于规则或基于结果的不同判断时,我们把目光转向了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和Krebs的道德进化论。

与道德发展阶段论不同,道德进化论认为,基于规则和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为了适应环境,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而采取的交往策略（Krebs,2005）。

为了证实这种理论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验证,一是道德判断的利己主义目的,二是道德判断的情境依赖性。

这也是柯尔伯格在他的道德发展高级阶段所否定的两个观点（Kohlberg,1969）。

鉴于权力和利益的密切关系,研究者首先把权力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作为论证的突破口。

如果道德判断的差异是因为利益的话,那么在权力水平上就可以找到这种差异。

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当高权力者代表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使用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来维持现状,当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利益格局发生改变,如果再坚持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就会威胁自身利益时,他们马上转向了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

至于什么样的道德情境促使不同权力类型被试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详实的回答,但有一样可以否定,那就是在本实验一中所采用的假设的情境参与,由于被试没有该情境所描述的实际经历,我们没有发现这种假设的情境参与所造成的高低权力者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甚至是双方都选择了中立。

分析以上实验,同时结合道德进化论关于道德情境应接近实际生活（real-life-like）的观点（Krebs,2005）,我们提出“情境卷入”的概念。

情境卷入使不同权力者与道德两难事件联系起来,并做出对他们有利的道德判断。

发生情境卷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呈现道德情境,二是该情境来自被试当前生活正经历的事件。

按照这种假设,本文在后续的实验中一方面变化道德事件与自身生活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提高权力启动任务的情境性,结果发现,不管道德事件中主人公是否和自己相关,不管有没有之前的权力启动任务,道德事件本身就可以让不同自然权力者想到自己卷入该事件的程度,评估自己的利益得失,左右他们的道德判断。

根据本研究结果,情境卷入的作用可以总结为：

1）情境启动。

情境启动主要针对实验中的启动方式而言。

在原有的实验中,研究者一般采用在正式实验前让被试做某种形式的权力启动作业,以保证被试在心理上引发一种高低权力感。

但是本研究讲的情境启动则是所用的道德两难事件本身就可以启动被试产生高低权力感,这种启动方式更为有效,而且是被试真实拥有的。

比如教师和学生针对考试作弊,教师会启动高权力感,学生会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