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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首次用“体育”(PhysicalEducation)这个名词来标记体育教育活动。
这样,这种体育教育形态有了名称、理论和实践。
学校体育结构基本形成。
我国真正把体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时间并不长。
1903年《钦立学堂章程》把体育列入学校教育内容,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真正实施,当时叫“体操课“。
北洋政府于1923年把“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
旧中国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体育教育更为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体育有了飞跃发展。
政府十分重视学校体育工作,也重视体育课程改革。
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8次体育课程改革:
1949—1952年“破旧立新”、1953—1956年彷徨与探索、1957—1963年教育大革命、1964—1976年“半途而废”、1978—1980年拨乱反正、1981—1985年恢复与发展、1986—1998年坚持与改革、1999年至现在面向未来。
虽然我们非常习惯在课程改革中使用革命字眼,但真正有革命性意义的课程改革只有两次,一次是1949—1952年,把我们沿用多年的欧美教育模式全盘否定,全面推行前苏联教育模式。
原来使用的“课程标准”改为“教学大纲”。
另一次是1999年启动,2001年9月开始试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此次改革比较多的采用欧美后现代建构主义思想,把沿用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
从名称上重回解放前的叫法,这也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革命性变化对原有的思维定势、路径依赖和制度安排产生强烈冲击,与第一次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政治生态环境比较宽松,认识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比较高,产生比较广泛而又激烈的争论。
2
“新课标”实验修订的简要小结
“新课标”实验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首先在数学科引起较大争论,一批院士联名提出尖锐意见,使各科目更加注意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进行修改,加快了从制订、实验进入修订阶段。
应该说“新课标”实验以来,教育部组织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研,从调研结果来看,对“新课标”认同度很高,91.6%的人认为课程标准“很好”和“比较好”。
对5个学习领域的划分也有90.7%的人认为“很好”和“比较好”。
对“新课标”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学生喜欢体育课了,88.7%的学生“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
更可喜的是,75.9%的教师认为教学能力比过去“明显提高”或“提高比较大”。
当然也有专家提出来自体制内的评价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也有一批学校体育专家学者提出很多问题与疑虑;
一批中学体育教师存在困惑。
但是,我们没有更广泛、更权威的数据颠覆“新标准”改革。
而教育部调查数据支撑改革的推进。
基于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
“新课标”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基本框架是合理的。
要在实验基础上总结、改进、提高。
对其修订应是建设性的改进,而不是颠覆性的改变。
3关于“新课标”理念的思考
“新课标”改革起步以来,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问题。
客观地讲,我国学校体育从制度安排到内容设置,基本上是沿用欧美学校体育的模式。
尽管受到前苏联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对国外体育理论与实践依存度过高始终是我国体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换言之,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体系,还任重而道远。
我国学校体育的思想和理论还需要凝练、丰富、提高和构建。
什么是指导我国体育教育实践的思想呢?
3.1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体育本质属性的要求。
体育的目的首先是增进人的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呼应了时代的要求。
在近代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极大的丰富了,体力劳动强度降低了,休闲时间增多了。
人类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时,如何不失去弥足珍贵的“野性”,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体育是最有效、最有益、最有趣的济世良方。
20多年来,在全国大规模的青少年体质调查中,我国青少年体质某些指标连续下滑,至今未见止跌回升。
在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前,坚持“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尤有深刻现实意义。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反映了人民教育方针的要求,清除“锦标主义”思想。
学校的永恒主题是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坚持“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努力构建体育与健康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机统一的课程目标和课程结构。
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对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发展体能、激发兴趣、养成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2确立终身体育思想
学校体育既有阶段性任务,更应有长远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使经过学校体育教育的每个学生,都能够认识体育的真义,激发运动的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使体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使体育与其相伴终生。
终身体育思想的确立,“新课标”的设计围绕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防止学生喜欢什么就教什么,教师偏好什么就教什么的倾向。
同时要把养成锻炼习惯作为教学追求的目标,习惯是需要养成的,良好的习惯是健康的第一要务。
教学内容也存在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问题。
内容设计上既要注意锻炼价值,又要注意运动项目的内在规律,同时还必须注意繁简可调,强弱可变,难易可选,多少可炼。
即同样练习内容年青时可繁些,年老时可简些;
体力好时强度可大些,体力弱时可小些。
水平高的难度可提高,水平低的难度可降低。
人数多少、时间多少、设备多少都可练习,可以运动。
确立终身体育思想,统领了学校体育课程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
3.3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
体育与健康课程高度重视学生的发展需要,始终把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放在中心地位。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充分注意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实施课程三级管理制度,加大地方和学校在课程建设中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课程在充分发挥教师教学过程主导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
从“新课标”的表述到内容,如学习目标、学习评价及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划分学习水平等等,无不是从学生主体角度去思考、去设计。
这是这次课程标准的一大特色。
4关于“新课标”实施问题
准确理解、全面实施是“新课标”目标达成的关键。
实施过程中,尚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完善和发展。
4.1关于“新课标”实施的组织领导
“新课标”实行课程三级管理制度。
这意味着实施过程中中央、省(市、区)、学校都必须共同负担起实施任务,这既有认识问题,也有能力和条件问题。
尤其农村小学,由于师资数量、专业水平、客观条件等因素局限,将是实施过程难点之一。
加强培训是目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
“新课标”实施课程三级管理,如何使课程理念成为共识,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学校体育工作中现有比较突出的任务和内容,既有“新课标”全面实施,还有中考的体育加试,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体育艺术“2+1”等内容。
它们如何在统一指导思想中协调进行,尚待进一步整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对青少年体质某些指标连续下滑问题作出明确要求,5年内止跌回升,4年多过去了,止跌回升尚未完成,如何完成这一个明确的任务,也待共同努力。
总之,实施过程认识统一是前提,只有统一认识,才能有统一行动,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4.2
关于“新课标”的内容
“新课标”的显著特点是把“体育课程”改为“体育与健康课程”。
增加了健康内容,用意无疑是好的,但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可能也不应该包揽所有健康内容。
这既有与其它学科,如生物等学科的分工问题,也有理论、实践支撑,时间积淀问题。
哪些内容,何种方法才科学、合理、经世济用,需实践检验和时间检验。
这是修订难以达到的。
“新科标”打破原有按竞技项目内在规律安排教学内容的体系,确立按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划分学习水平、领域,如何在各个水平之间,使其学习内容有机的联系起来,这是需要在教材编写过程十分注意、深入研究、精心安排的一个新课题。
“新课标”从三维体育观出发,在确定课程总目标基础上,从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4个方面描述具体目标,构建新的内容体系。
4个目标中,尚未明确健康内容的目标,如何在目标描述上不要过多过广,又要能反映出学习内容,也需要再深入研究。
总之,新的体系构建,是一个过程,既然已上轨道,目标是可期的。
4.3关于学习评价
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建立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和“建立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的要求。
“标准”力求突破注重终结性评价而忽视过程性评价的状况,提出强化评价的激励、发展功能而淡化其甄别、选拔功能的基本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对学习评价提出相应的建议。
“标准”在构建多元评价体系的时候,把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体能、知识与技能纳入评价范围,并让学生参与评价过程。
但“标准”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未做具体的、统一的规定。
这将在“标准”解读中给予进一步说明。
学习评价作为这次课程标准改革的亮点,在教育部统一调研中,是满意度最低的一项内容。
从多次座谈和调研中,对这项改革存疑较多。
从过去的教师评价到“新课标”的多元评价。
从过去的态度(一般看出勤率,一般中小学生很少缺课,可以忽略不计),健康状况(一般看国家健康标准),也有现成的,所以体育教师教学评价一般是技评与达标,以达标为主的状况,到“新课标”的4个目标的评价,操作起来要复杂得多,平时对每个学生状况掌握也要求更加详细,这就有个科学性与可操作性问题,也有教学评价的即时性与教育效应的滞后性矛盾,学习成效的综合性与体育教育功能局限性矛盾。
实施过程必须着力简化评价方法,努力提高其可操作性、可行性。
“新课标”颁布与实施,把我国学校体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课程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
新课程改革为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
从“新课标”启动、试验、修订以来,广大体育工作者认真思辨,热烈讨论,积极试验,使“新课标”不断完善、提高。
这本身就是一种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好现象。
广大体育工作者应该有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和课程标准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论北京奥运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
谢琼桓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
100763)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明确而坚定,策略取向务实而有效。
我们沿着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进行资源配置,战略途径、战略措施包括各种制度安排都丝丝入扣对准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最有标志性的奥运会上逐步赶超美、俄两个超级体育强国,于2008年登上金牌榜的首席。
面对一个事业、一项活动,能够孜孜以求把它做成世界一流,总是应当肯定的,在短时间里做成世界一流更绝非偶然。
中国体育工作者坚信,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战略选择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符合时代的潮流,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我们的确有足够理由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在我国体育史上还是现代奥运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共24年、6个奥林匹克周期,我们从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榜名列第一,并以东道主的身份把奥运会演绎得精彩纷呈、炉火纯青,办了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在世界许多夏、冬季单项赛事中,在欧美开展了几十年的各种职业联赛,中国运动员的身影也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不甘落伍、自强不息、渴望与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认同的民族形象,20多年来在世界体坛逐渐彰显并为世人所称道。
我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已经改变世界的体育格局,从此我们必定能够更加全面、更加从容地面对世界,与奥林匹克大家庭共同捍卫体育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虽然成功但不是无懈可击。
成功可能使人自满自足,故步自封,产生路径依赖;
也可能激活人们的信心和决心,引导人们去做那些平时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没有条件做的正确的事情。
再从常识上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有其生命周期,都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
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后体育界内外不断有人发出声音,提出问题和建议,关心我国体育今后会沿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继续前进?
国人的体育理念会发生什么变化?
体育体制如何改革、运行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应不应该作某些调整?
总之,大家都认为后奥运是一个契机,希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检视、客观评价我国体育的过去,全面规划体育的未来,把体育大国建设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
笔者曾经长期在体育政策部门工作,写作本文时将尽可能以诚实、负责的态度,把探索的热情和客观、理性尽可能结合起来。
对前辈和我这代人筚路蓝缕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及所取得的经验,我将怀着敬畏之心和爱护之情。
但是,我也要鼓起勇气面对事实,包括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反思和批评本身包含着对事业的忠诚,包含着参与建设未来的热情。
平心而论,多年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都负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所以,这种批评事实上包含着自我批评。
我以为,我们已经有条件来回应公众的期待,直面矛盾及问题,这些矛盾及问题不少属于“成长中的烦恼”。
有些烦恼不只是中国体育的烦恼,也是世界体育的烦恼,不只是体育的烦恼,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行各业共同的烦恼。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难题,同时也提供了创新的机遇。
我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体育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进,21世纪中国体育的前景必将和百花争艳、与秋月比明。
本文准备从如下5个方面与学界进行讨论。
告别悲情体育
走近快乐体育
有一段历史时期,我国运动员一站到领奖台上,自己和许多观看比赛的同胞就会情不自禁眼含泪水,申办27届奥运会失利时多少人强忍泪水,申办29届奥运会成功时又多少人热泪盈眶。
为什么这些体育场合、体育事务会使人那么激动使人眼泪夺眶而出?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情结?
毋庸置疑,除了通常的高兴表达和失望表达,其中确实有着一种屏蔽不住的历史悲情,一股蓄积已久的屈辱和压抑得到宣泄的快意!
只要读一读近代以来的体育史,便不难理解这种悲情出现的缘由。
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陷入生存危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勃兴,开始时我国当权者根本不知那为何物。
有个别志士仁人呼吁参赛,只如石沉大海,听不到回声。
后来虽然组织参赛,也是惨不忍睹,遭受外人嘲笑。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冷战蔓延到体育领域,中国被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这些伤心惨目的历史情景,自然而然长期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思想中长期挥之不去的一个“死结”,也成为运动队伍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精神动力之一。
悲情体育是历史的产物,也必将随着历史的步伐而远去。
如果说过去我们有时把赛场上的胜利看成是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那么现在这种耻辱千真万确已经洗刷干净,所以,我们的体育表情完全应该变一变,告别悲情,走近快乐。
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就已经有人指出:
“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
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意义”。
美国一家报纸甚至用这样标题:
《走出百年悲情才是北京奥运圆满的句号》。
世事沧桑,不堪回首。
展望未来,激情满怀。
我们的体育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
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强大、社会氛围的宽松和运动水平的提高,我们的体育表情已经变得丰富多了,明朗多了,阳光多了。
不少运动员在赛场上不忌讳流露个性,面对媒体显示出率真从容,刻板、套话为之一扫。
“他们乐观自信,能够坦然地与世界相处,在他们身上融汇着丰沛的激情和健全的理性,他们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并决心创造美好未来的自觉的”新一代。
不少体育工作者在各种场合的表现也较前自然得体,多了些淡定内敛,少了些情绪失控,不但不会再“使人联想起他受到了多少委屈和压力”,而且开始流露出能够让人分享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主旋律。
我们正在告别历史悲情,走出历史阴影,同时摆脱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把赛场当成制度较量、意识形态较量场所的思维方式,开始领悟、逐步接近体育快乐的场域。
自从升国旗、奏国歌成为许多国际赛场的程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自然而然介入赛场,它对竞技体育的发展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程序安排,提升了体育的关注层次和关注范围。
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果在赛场上过分张扬和不适当介入,也会遮蔽真正的体育精神。
当年希特勒在柏林奥运会的所作所为就是恶质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强烈表现,几十年来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竞技体育的确满足了人性中某些需求,比如说归属的需求。
归属的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体育的发展。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运动的真谛》中说过一段话:
"意味深长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外也没有两样,只是这种判断必须谨慎,必须有一种节制,否则会产生幻觉,带来无益的误判。
记得在一次高层次的会议上,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曾说,对一场比赛输赢的政治意义不要作过分夸张的报道,如说某某球队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那么如果另一支球队失败将何以自处?
尤其是对于与我们关系上出现过一些不愉快的国家,更不要把比赛与国家间的争执联系到一起。
王蒙还说,尤其切切不可在赢了以后联系到种族、肤色(意思是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种族优劣的根据)。
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丧权辱国、抬不起头的梦魇里。
我们不能老是用受气的小媳妇吐苦水的语气说话,那显得我们太不大方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但也要展望未来,我们还是有许多更为合适、更为有效的表现手段来表达爱国主义情怀。
当然,国际赛场上有一些通行做法已是约定俗成无需回避,但也无需作添油加醋的延伸想象。
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者们在体育与政治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是有道理的。
谁都清楚视赛场为战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后果,而且那也不是报仇雪恨的合适所在。
竞技体育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快乐,它的产生也是为了快乐而非为了忧患。
所以,有不少人对“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也有称为“有礼仪的战争”)提出质疑,建议今后不要采纳此种提法。
理由是:
“比赛固有输赢,但体育比赛的根本精神是双赢、共赢,与战争的你死我活根本不一样”。
作为一种比喻,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只是它确实有缺陷,容易产生误解。
有人会说,竞技体育的目标之一是要出成绩、夺锦标的,只有成功、胜利才有快乐。
其实,获得成功、取得胜利固然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快乐,但成功不能囊括快乐的全部。
首先,体育竞赛本来是一种博奕的游戏,就争夺锦标来说,你拥有意味着别人失去,一个项目比赛金牌只有一枚,我们总不能说只能有一个人快乐,其他人都不快乐。
其次,成功更多是通过结果来定义的,是紧张的期盼和精心的策划,而快乐是自然的流露,内心激情的涌动,更多是从状态来定义的。
英国人莫来斯在《快乐的本质》中把快乐分门别类:
目标快乐、竞争快乐、合作快乐、遗传快乐、肉体快乐、智力快乐、节奏快乐、虔诚快乐等。
比起成功来快乐更没有排他性,有更大的覆盖面,你快乐了但并不排斥别人快乐,这就是所谓双赢、多赢。
体育界内外多一些这方面的认知,赛场内外就会多一层快乐的氛围。
告别悲情体育,走近快乐体育,这并非看不到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必要性,并非低估曾经深刻影响我国运动训练的“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理念,也无意贬低竞技领域确实存在的苦行主义、殉道主义包括肖天同志所说的“精神圣徒”,他们自有可歌可泣的一面。
我甚至要说,这些“圣徒”不是出自外力而是出自内心真诚也能抵达快乐的彼岸。
在本文的语境下,快乐体育这个命题更接近于体育哲学的层面,就是减少体育的负载,放松体育的紧张,唤醒体育的本真,恢复体育的要义。
就是再苦也不能把体育工作当成整天愁眉苦脸的苦差事,至少也得苦中作乐、苦中有乐。
胡小明说要变“工具”为“玩具”,当下恐怕一时做不到,但完全将体育当成一种工具则切切以为不可。
无论是训练理念还是教育理念,东西方存在一些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前关于“虎妈”的争论,说到底是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
原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久前美国短跑天才、著名教练卡森来华,他说他希望用快乐点燃中国孩子对田径的热爱,他说田径在美国也不是热门,教小孩练短跑都是笑着练,这样才不会把他们吓跑。
在中外都执过教的郎平这些年不止一次对媒体谈到东西方不同的训练理念。
大家都还记得,米卢当初曾经针对中国足球运动员一脑门官司的情况和僵硬的动作,说应当提倡“快乐足球”,所谓“快乐足球”,决不是不要严格要求,而是说要摆脱过分的功利、用一种良好的、活泼的心态去踢球。
这里不去讨论东西训练理念的优劣,只是想指出,通向体育高峰的道路可能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如果能够东西互补,中外交流,也许有助于体育文化的建设。
应当承认,在一段时期里,我们总是更看重“头悬梁锥刺股”,“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更服膺“三更灯火五更鸡”,更习惯用大口号、大道理试图说服而不善于启发人的兴趣、乐趣和心智,让他们发自肺腑而不是出于压力投入训练。
我们不大重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科学训练的空间还很大。
肌肉发达头脑肤浅的状态应当改变。
李娜法网夺冠后接受采访时公开对“教练和领导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训练,通通规定好了,我们能做的只有服从”表示不以为然。
隋菲菲当教练后希望别人称她“快乐教练”。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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