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凯伦与琼瑶言情小说之比较定稿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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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小说追求的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梦幻纯情的古典情调,这在岑凯伦的小说中也有体现,但这毕竟与八十年代香港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在岑凯伦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其中有别于琼瑶小说的地方。
一情感模式
情爱是生命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祖传的生老病死、爱情、战争六大文学主题中,一直处于第五把交椅的稳固地位。
歌唱自由忠贞的爱情、幸福理想的婚姻,也历来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主题。
古往今来,有无数歌颂美好爱情的优秀诗篇,而戏剧、小说中的悲切动人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红拂女本是隋大臣杨素的宠妓,但她爱上了风流潇洒的李靖,为追求自由的爱情,费尽千辛万苦,在虬髯客的帮助下,私奔李靖。
杜光庭在《虬髯客传》中热情地赞扬了红拂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在明朝的《西厢记》中,穷书生张生和相府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敢于蔑视所谓门第观念,张生为了莺莺宁可抛弃功名,甚至废寝忘食、身染重病。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不惜为爱情而死,又为爱情死而复生。
《红楼梦》里贾宝玉不爱出生高贵、庄重的薛宝钗,偏爱寄人篱下、任性倔强的林黛玉,不惜为其出家了事。
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了“情”的巨大力量。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杜光庭、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的深情呼唤,而这也正是琼瑶、岑凯伦小说的追求。
在她们的笔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可以用一种模式来概括:
他们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们蔑视世俗社会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封建枷锁,如门第、金钱等,重视个人自身的品质,如美德、才能等,因而当他们一旦坠入情网便不可自拔,“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和孟樵在一起,他是强盗,我爱他;
他是土匪,我爱他;
他是杀人犯,我也爱他。
”
在琼瑶的小说中,她为每一个需要爱情、需要温暖和快乐的读者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梦,让他们沐浴着感情的蒙蒙细雨,徜徉在爱情的神殿中,忘掉一切烦恼,让他们在爱的天堂里感到温暖和安慰,而这恰好满足了青年人初恋的心理;
在另一方面,那些下层民众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也在读琼瑶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因此“看她(琼瑶)的书很多是中学生,青年工人看她的书,台湾还有很多理发小姐、理发师看她的书,我想都有道理”。
不过琼瑶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的作品中,男女的爱情渗透着中国式的伦理道德。
《在水一方》中的杜小双与卢友文相爱,然后结婚。
但卢友文整天喊着要写小说当作家,却什么也写不出来,性情还越来越暴躁,赌钱成性、打骂妻儿。
面对丈夫的打骂,小双只是忍耐、再忍耐,柔声安慰他、爱抚他。
对于小双的满腔柔情,友文却沉醉于赌场之中,置妻儿于不顾,只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和那颗所谓男子汉的屈辱的心。
女性的温柔、善良、纤弱是琼瑶一向崇扬的品格,而杜小双则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当杜小双终于不想再原谅丈夫,可奶奶的一句话又使小双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婚姻是终身的事儿,当初你既然选择了他,好歹认了这条命。
终于,她又一次原谅了丈夫。
一句“好歹认了这条命”,一语道破天机:
作为女人,嫁了个好丈夫是你的命好,若遇人不淑,也是你的命不好,你只能认命。
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
男恩女爱、夫唱妇随是家庭的理想标准;
后代和事业对于家庭幸福、感情永恒起保证作用。
而离异婚变在她看来是不道德、不光彩的。
所以与何慕天真心相爱、却负气嫁给杨明远的李梦竹,18年后,当她与何慕天再次相遇,纵使旧情难忘,但最终只能以理节情,回到杨明远的身边。
(《几度夕阳红》)从这个层面来看,尽管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代社会,但琼瑶骨子里面,仍是一个旧式的女性。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台湾、香港、东南亚,还是中国大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现象,使得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需要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文学样式来调剂日趋紧张的生活。
因此,作为“后起之秀”的岑凯伦,也像琼瑶那样,为了迎合读者的这种需求,编造了许多令人向往的爱情故事:
年轻英俊的丁子斌,一次在舞场中救援了被流氓调戏的姑娘海莲妮,他为她的美貌而倾倒,把她视为梦中情人。
他们互赠戒指,私订终生(《幸运儿》)。
《白马王子》中的香港某大学男生狄雅各、潘伟烈、杜海澄、李西敏都长得英俊潇洒,他们各自爱上校花胡艾妃、表妹月媚、“梦中情人”依芙和“白雪公主”狄雅莉,其间纵有众多的误解、意外、移情别恋等阻碍,但经历了一番情海波涛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
这一类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都市男女的心里空虚。
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是少年的幻想。
那么女人也有自己的童话,那就是千古不变的灰姑娘的故事。
它从最隐秘的心里底层满足了一般女人的白日梦需要。
岑凯伦也从这个故事原型上派生了《天鹅姑娘》:
女主角余小丽是富商余庆祥的四女儿。
五岁的时候,“垂直的头发像清汤挂面条,肤色不算黑,却是又黄又干枯。
眉毛依旧很淡,眼睛够大,可惜单眼皮,肿肿的上眼睑,眼珠子呆滞得有点像死鱼眼。
鼻子顽固地不肯起立,平平地死赖在唇上。
脸儿像被刀割了两块肉,尖削得惊人。
由于太瘦的关系,连嘴巴也显得大。
身体像竹竿,腿儿像鸡脚,一副营养不足的样子。
余小丽虽然没有丑得像卡西莫多那样恐怖,但在天仙一样的哥哥、姐姐面前,小丽就显然是只“丑小鸭”了。
只有哥哥对她好一点,其他人如妈妈、姐姐见到她不是训斥几句,就是躲得远远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余小丽,在长得像白马王子那样的利凯瑞眼中却是:
“我不觉得她讨厌。
你看,你(美琪)这样欺负她,她只是垂着头,不哭、不闹也不吵。
她是丑,但是可爱。
对于小丽,这无疑是“天籁之音”。
在饱经忧患中长大的小丽终于出落得天仙化人,但姐妹之情与男女之爱却使她莫所适从。
她想逃避、想移情,但爱却像生了根一般缠绕在她的心坎里。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小说以“如花似玉,披着白婚纱,捧着玫瑰花球的余小丽由汽车出来,追随在她后面,替她拖起婚纱的是又高又大又壮的俏新郎”
结尾。
这类故事更是迎合了下层民众想摆脱所处社会状态,“麻雀变凤凰”的想象。
由此可见,琼瑶笔下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岑凯伦笔下的爱情则带有一丝现代气息。
但是她们讴歌的爱情,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了人类价值观念中最深刻最基本的方面:
原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们为读者提供了一方任感情自由驰骋的天地,人类共有的情节在这里得到提纯升华,并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回响。
二思想意识
自由忠贞的爱情、幸福理想的婚姻,这个传统主题确实诱人,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是不平等的。
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即仆隶等下人。
因此,在传统的古典文学中,在讴歌男女间爱情的同时,又强调着男人对女人的权利,女人对男人的义务。
而琼瑶则塑造了一系列思想意识柔弱的女子形象,来满足男性的大男子主义。
“白衫黑裙,齐耳短发,两道清朗的秀眉,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小巧的鼻梁瘦得可怜,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带着几分早熟的忧郁”
的江雁容只是琼瑶的“牛刀小试”,但她已然使得那个步入中年的康南不自觉地注意到这个女中学生,忍不住地想去理解她、关怀她。
在《彩云飞》中,琼瑶则塑造了一个梦一般的女孩子——杨涵妮:
她有一张苍白、瘦削的脸庞,一双炯炯燃烧的眸子,瘦瘦的小下巴,小小薄薄的唇,还有那弧度柔和的鼻子。
她就像一支温室里的名贵花朵,美丽、纯洁、高雅、柔弱,像林黛玉般地若人怜爱,也像林黛玉般的命如纸薄,她耗尽生命的全部只为献给她爱的大学生孟云楼几天璀璨。
不管是江雁容的忧郁,还是杨涵妮的柔弱,都满足了我们“同情弱女子”的传统心理。
男权社会的无数规范指定了一个女性成长过程,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经济自主权和人格独立完整权,她们被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琼瑶按男权社会的标准塑造的一系列“弱”女子,迎合和满足了男性在女性面前的自大欲和虚荣心。
琼瑶的早期作品主要是由历朝历代的中国民间传奇发展的古人爱情短篇故事,如《水灵》、《白狐》等,到了晚期,琼瑶又把作品搬回古代。
由于作品的人物背景处于古代封建社会(多为清代),男权思想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妇女要讲究“三从四德”,众多所谓的先贤圣人更是把“女子无才便是德”捧为至理名言。
在这样的社会,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她们依靠男人而活。
男人是女人们的天,离开了男人,女人就无法存活。
琼瑶的中期小说,主要是描写以当代台湾为背景的爱情小说,但是在她的笔下,许多女子仍然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不管是拥有忧郁气质的江雁容,投奔他人的忆湄、杜小双等,还是富家女紫菱,在她们眼中,经济是可有可无的,只有结婚才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她们拼命改造自己成为男人们所想的那样可爱,以便让他们看上自己,使自己从此脱离苦海。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她们结婚后只能依附于丈夫,唯丈夫之命是从。
顺从丈夫,丈夫就给她们所想的;
但她们若是稍有反抗,做丈夫的只须断了她们的经济来源,她们便无法生活下去。
不管是在在经济上,还是思想意识上,她们就像一株柔弱细嫩的菟丝花,必须攀附着别的植物才能生存。
一旦脱离那株植物,等待它的只能是灭亡。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岑凯伦笔下,则呈现出了一种香港特有的东西方文化观念相互融汇、影响、妥协(自然也免不了有所冲突)的移风易俗的奇特组合。
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商业大都市,西方的文化观念随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一起汇聚,不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香港人传统的东方文化心理结构。
表现在婚恋观念方面,香港人就显得比大多数内地人、台湾人要宽容、开放得多。
在岑凯伦笔下,她的人物就比琼瑶笔下的女性人物通达、开放得多。
他们已没有多少传统思想的遗留,在谈恋爱、拍拖时也不太忌惮世俗的偏见。
如《花花公主》中的罗雅彦,为了报复曾经辜负了自己的男性,反过来玩弄男性,她常在工余约会不同的男性,却从来不允许男性主动约她,对于别人送她的“花花公主”的称号,她也坦然接受,毫不介意。
虽然这类复仇者在琼瑶小说中已经出现(如陆依萍),但她只是对封建家长的报复;
而岑凯伦笔下的罗雅彦,却是针对所有男性的,这类开放的女性显然是香港社会文化的产物。
对于少男少女之间的“拍拖”(只要不是结婚),香港的主妇大都持贾母式的无所谓,甚至鼓励、纵容的态度,而这,在琼瑶小说中是无法找到的。
经济无法独立的女性,只能像菟丝花那样依附他人而生存,但是在琼瑶笔下,经济独立的女性却仍无法摆脱如此的命运:
《月满西楼》中的余美蘅,是一个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工作。
当她孤身一人和帮助别人时,她很坚强;
但她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仍冲破她坚强的意识表层,在爱人石峰面前,她所表现的只有令男人心动的温柔和软弱,又一个依赖性的柔情万种的情人和闲妻良母。
正如西蒙娜·
德·
波伏瓦所言:
“虽然因为工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是他们永远是受经济压迫的阶级”,“(她们)在道德、社会和心理上也无法完全和男人一样”。
因为受传统思想观念、传统文化的影响,就算是现代女性,仍无法摆脱她们依靠男性的命运。
香港的一切都沾有功利色彩,爱情也变得实惠。
在香港这个工商社会里,女性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像男子一样在社会中艰难奋斗,“人们不会因为我们是穿裙子的而予以迁就、让步与通融,女性一样要面对江湖风险,倦怠不得。
而在此情形下,爱情已无法像琼瑶小说中的那样纯洁无瑕。
《幸福花》中的丁翠湖与赵天龙的爱情轻易地就被巨富千金史芝芝破坏了,虽然他们感情基础不是很牢固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却是股票狂泻令赵家面临破产,只能向史家借贷,而史家则利用这一条件逼迫丁翠湖离开赵家,让赵家屈服。
让人不得不感受到香港商品社会的经济因素也已经渗透到了原本“没有条件、没有年龄、金钱、地位、人种,一切限制”
,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之中。
因此岑凯伦在铺陈男女恋情发展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女性要自主自立自强。
在她看来,女性不能仅仅依赖于别人,而应当首先谋求经济独立权,只有自强自力,才能自己确定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岑凯伦笔下的人物有一定的经济地位,那些香港工商贵族阶层的青年男女“常常一掷千金,过着豪华的生活,但他们并非挥霍祖业的游手好闲之辈,他们自己或者是老板,或者任职于大公司,主要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工作起来毫不含糊。
女性要有自己的事业或职业,靠智慧和创造维持生计,靠劳动所得保持生活来源,如此才能彻底摆脱家庭小摆设、社会乖宝贝的恶运,挣脱大男子主义的重重枷锁,实现精神的完全独立。
进而才有勇气和力量捍卫自身的权益,赢得真正的社会独立。
《甜心别玩火》中的李甜甜,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完全独立的女人:
“十九岁的李甜甜在美国的天才学校得了个博士学位”,回香港后,“被女同学的姐姐拉到一间保险公司去当个经理助理”,半年后,李甜甜又因工作表现出色,经理移民澳洲,被升为经理。
“李甜甜觉得工作富挑战性。
香港忙碌、紧张的生活她不单适应,还享受。
”连工作带来的压迫感,也满足了她的野心。
但她“不满意只当个经理,她要做得更好,升得更高,还要到更大的集团去工作”。
可谓志向高远,与琼瑶《一帘幽梦》中的紫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艺术手法
小说的叙事方式受制于作者的文化背景,“我(琼瑶)生长在一个对中国文学特别有兴趣的家庭里,父亲研究中国历史,母亲酷爱中国诗词,我耳濡目染,受了极深的影响。
琼瑶这个特殊的背景,使她在小说中从容地描绘自然景色,渲染人物心理,穿插古典诗词,从而营造出优美的意境,形成了一种雍容迂缓的古典风格。
属于“描写型”的琼瑶非常善于剖析那些痴情男女的内心世界。
《我是一片云》中的段宛露,当她在爱情上受到孟樵与友岚的痴情狂爱时,她心慌意乱,不知选择谁。
作者剖析她那时的心境时写到:
友岚对她宽容、体贴,但“友岚只能使我像一湖止水,平静而无波,孟樵却可以使我像火一般燃烧”,“止水会淹死我,我宁可燃烧……”可当她想到孟樵那位“古怪”、“刁钻”的母亲时,又矛盾了:
“爱吧,怕遇人不淑,不爱吧,又寂寞得发慌……”
把一个初恋少女的矛盾心情揭示得像空中飘浮的一片云,捉摸不定。
也正是琼瑶对这些青年男女的复杂心情作了栩栩如生的剖析与揭示,搅动了那些正想窥视爱情这块神秘天地的少男少女的不安心境,有时还能唤起一些受过爱情创伤的人对往事的那股甜蜜与痛苦的回忆。
同时,琼瑶还很善于渲染具体的环境气氛,以揭示人物复杂的心境。
在何慕天等到李梦竹之前有一段景物描写:
“窗子外面,可以看见青石板的小路,路边是平伸出去的绿色的草坪……晚霞正在天边燃烧,一层又一层的红云重重堆积,落日圆而大,迅速地从半空向地平线坠落”,
这一环境的渲染,不仅形象地烘托出了何慕天那种期待的心情,也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环境。
不仅如此。
琼瑶的小说还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首先,她的小说书名一般不是将故事情节高度浓缩为一个词语,一段话来作为小说书名;
也一般不用作品中某一主人公名字命名小说,而是几乎出自古诗词,充满了沁人心脾的韵味。
例如《心有千千结》就直接化用宋人欧阳修词中“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来作题,并将此作为整部小说的抒情主旋。
而《碧云天》和《寒烟翠》则都出自范仲淹的诗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菟丝花》则出自李白的《古意》:
“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
轻条不自引,为逐春发斜。
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谁言会面易?
各在青山崖。
女萝发馨香,菟丝断人肠!
枝枝相纠结,叶叶竟飘扬。
……”这样,她的作品书名本身,就有一种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传统中的如诗般梦幻、温馨、甜蜜的感觉,这又与作品中的浓浓诗意和谐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特有的诗韵美。
其次,琼瑶很善于在点明题意或揭示人物复杂的心态时,将一些婉转清丽的诗词穿插其中。
《窗外》中有两首词,写得很凄迷细腻。
第一首是《忆王孙》:
“飞花带泪扑寒窗,/夜雨凄迷风乍狂,/寂寞深闺恨更长,/太凄凉,/梦绕魂牵枉断肠!
这首词细致地表现了少女因相思而孤寂的痛苦心情,有“守这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孤苦;
第二首《如梦令》:
“一夜风声凝咽,/吹起闲然万千,/人静夜阑时,/也把梦儿寻遍,/魂断魂断,/空有柔情无限!
这首词中,有的是“枉自有柔情”的心酸,这比独独相思更有苦中苦。
它把主人公当时内心的孤苦,婉曲缠绵地表达了出来。
琼瑶还很善于将一首或几首诗(诗歌)贯穿于所叙述故事的始末,如《在水一方》的那首主题歌: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
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与她轻言细语,
无奈前有险滩,道路曲折无已;
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踪迹,
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中伫立。
这首主题歌在书中出现过多次,可以说全书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当人们心醉神迷时,当杜小双与朱诗尧第一次和解时,当杜小双与卢友文相爱到结合的迷人时刻,当卢友文用他的心血写完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猝亡之后,这首诗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使作品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氛围。
而琼瑶的其他作品,如《聚散两依依》、《雁儿在林梢》、《月朦胧•鸟朦胧》、《我是一片云》等许多作品,也都具有这一特点。
这种雍容迂缓的古典风格,明显地承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这也是琼瑶小说能够吸引华人读者的最主要原因。
而生活于快节奏的现代都市中的岑凯伦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
商业化大都市的香港,生活节奏很快,每一个人都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地捞取前程,生怕被社会淘汰出局。
这个城市的快节奏也无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也影响到了通俗文学中的言情小说。
表现在岑凯伦笔下,小说的正文由简短的叙述及对话构成,极少出现大段的背景、风景的介绍,如《白马王子》的开头:
几个女孩子在校园一棵大树下,吱吱喳喳地嘴巴不停。
“嘘!
”突然有人把手指压住嘴唇。
“什么嘛?
“我们的王子来了!
“怎么少了一个?
“你忘了潘伟烈是念医科的?
由医学院跑到这儿来,最快也要二十分钟。
……
“我最喜欢是狄雅各,他又高又大又壮,两排牙齿白得闪亮,而且他最有名望,是运动场上的健儿,他捧过许多冠军杯!
”
“狄雅各是不错,可惜我不喜欢黑马王子。
我喜欢李西敏,他唇红齿白,斯文又温柔,他真像白雪公主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
“他美得很有传统性。
不过,我喜欢潘伟烈,他很有性格,是一个愤怒青年,我总觉得他不大像中国人,你们说他像不像混血儿?
“他妈妈是法国美女,名副其实的混血儿。
不过他的牛脾气我可受不了,他甚至对女孩子也大声咆吼!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多牢骚。
我还是喜欢杜海澄,他活泼风趣,腿长长的,眼睛圆圆的,好迷人!
几个女孩子在树下的讨论,就引出了四个男主人公,同时,又从他们的言谈争论中使读者对男主人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岑凯伦小说的“香港式”,还在于她跟香港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一样,陈述力求简洁、明快,喜用短句或成语,感想、议论直接流露,没有太多的心理渲染。
在《天鹅姑娘》中,当利凯瑞捧着玫瑰去问候前一晚掉进泳池的余小丽时,却被美琪挡住,“你放心,她是根野草,野草被狂风吹过,被暴雨打过,也不会枯死!
”当大姐美玉发现男友保罗跟美琪出去约会时,她伤心;
她等在妹妹的房中打算跟她谈判。
在我们看来,她此时的心情应是无比的复杂,但岑凯伦只用“美玉越等越急,越等越烦躁,等候的心情,就好象给人一刀一刀地割那样痛苦。
一句带过,没有多少渲染。
这种类似鼓点的句子,传达出了都市的精神节奏,但这类句子用多了表现力实在有限。
成语、偶句、套话,表面上华丽,其实空洞洞,一而再,再而三的长吁短叹,也只是貌似惊人,没有多少具体的呈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岑凯伦虽然模仿琼瑶,但她们的作品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她们以言情小说跟读者以爱心换爱心、柔情换柔情,是她们最大的相同点。
而人是感情和爱情的动物,谁都愿意在现实或不现实的境界中,接受爱的洗礼与祝福。
注释:
、
、琼瑶《我是一片云》
、白先勇《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问答》《当代文坛报》(广州)1988年第2期
、琼瑶《在水一方》
、岑凯伦《天鹅姑娘》
、琼瑶《窗外》
、西蒙娜·
波伏瓦《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梁凤仪《我是怎样与写作结缘的》庞冠编《梁凤仪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赵稀方《言情的特定时空——香港言情小说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第1期
、岑凯伦《甜心别玩火》
、琼瑶《白狐》作家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琼瑶《几度夕阳红》
、岑凯伦《白马王子》
参考文献:
1、钱利君《香港女性文学创作简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钱虹《香港人婚恋心态面面观——香港女作家部分婚恋小说的主题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1年第1期
3、姜晓《注满温馨诗意的小说——琼瑶言情小说诗化现象概说》《情之世界——琼瑶小说赏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4、李金荣《琼瑶小说的魅力》《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5、范川凤《琼瑶的追求与失落》《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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