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高等教育思考1大学的功能和问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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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学负有教学、研究、服务的职责，而且这三点是相互联系的，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是，正如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言，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是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变迁的。

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发展知识。

而之后的德国大学则标榜大学的新理念，即其作为研究中心的理念。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在原来大学职责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服务一项。

于是又产生了大学的分工，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liberalartscollege）、社区学院等（见上书第13－18，226－227页）。

中国的大学，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到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直至今天，走过了从传统的太学到现代的大学的转化之路（上书第217－218页）。

尽管中国传统提倡传道、授业、解惑，似乎主要是以教学为主，但是研究和服务的社会功能似乎也都一直在承担着。

总之，大学无论中西，教学、研究、服务的功能似乎没有人有不同意见。

但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人们却有很大的分歧。

下面我们来看当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的。

不过我们主要看它们近些年来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产生的问题。

正如上面引述的孔庆东那样，还有人批评大陆中国“现在所谓的大学，相当一部分已经称不上是什么学术的场所了，倒是很像做文凭买卖的商品交易市场”（见杨光钦，2005：

4－5）。

还有人说中国的学校已经成为“一座座‘教育工厂’，学生则成为流水线上千人一面、缺少个性的产品”；

“大学就像个大泥塘，真正奋发向上，出淤泥而不染的真是凤毛麟角”；

“北大清华那样一流的名牌大学也会沦落为‘出国留学预备学校’”（吴苾雯，2010：

95，149，226）。

尽管事实上问题肯定没有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糟糕，但是问题可能毕竟不少。

那么具体来讲，教学、研究、服务这些方面问题在哪里呢？

教学方面的问题

先说教学。

在中国大陆，有些课程，大学必须使用单一、陈旧、死板、僵化的统一教材，教师只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

学生不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老师甚至对学生讲，“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吴苾雯，2010：

72－73）。

如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大减。

正如小吴（2011）所指出，

显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

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

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

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

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但是，看来混日子的同学可能还不少。

另外一位学生也指出（中央社，2010），

很多老师讲课就是应付，很少跟我们互动，更别说什么人格魅力、名师风范了。

同学们经常昏昏欲睡，趴倒一大片。

渐渐地我们都不愿意去上课了，觉得是浪费时间，还不如找个地方实习呢。

的确，有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见黄俊杰，2010），

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

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

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下课了，但人没醒。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人醒了，但没下课。

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在研究生的教学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一位学习新闻传播的研究生说他们的新闻评论学研究需要化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梁启超作品的特点、风格，而对当代新闻评论发展及其承担的功能却不去研究。

一门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新闻作品的课，授课方式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这些记者，再相互交流心得和成果，进行思维的碰撞，锻炼科研的能力（吴苾雯，2010：

165－166）。

不过这样教点东西还算是好的。

有的研究生导师上课，先吹嘘最近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会见了某某名人，和某某名人共进晚餐等等。

一堂课一多半的时间过去之后，开始念教材。

更有甚者，导师接到编教材的任务，让学生每人负责一章。

这本来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但是编好之后出版时署名的是导师和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

他们每人只得到300元而已。

学生只是在扮演打工仔的角色。

学生想找老师辅导论文，几次打电话，老师都说没空。

就是在楼道里堵到导师，导师也只是草草看看提纲，说两点空泛、笼统、说了等于没有说的建议糊弄糊弄学生而已（吴苾雯，2010：

166，177－178）。

还有的导师自己不为学生上课，而是派自己的研究生去给自己的本科生上课。

学生的评价：

“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

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小吴，2011）。

老师的评价，“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

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

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张鸣2010）。

如此离谱的事情还很多。

2008年，浙江某大学药学院的博士后贺某，发表了多篇造假论文，且每篇都是和其合作者、指导人，也即该学院院长、某院士共同署名。

造假论文被发现后，该院士称自己不知情，说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很忙，在该学院兼职，每年只去五、六次，每次在杭州呆三、五天，处理学院的重大事务，只留出一天和研究生们讨论选题、研究方向等问题。

贺某也知道这些论文都是凑数的，也不想下功夫去写，因为学校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吴苾雯，2010：

42－44）。

就我本人听到的有关北大教授自己抄袭，还纵容自己的学生抄袭（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在抄袭）的例子就不止一个。

正如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所指出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

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汪莉娟，2010）。

在学生还没有了解大学课程、对自己的兴趣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必然使很多人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又得硬着头皮学下去。

这些问题的确是导致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的原因之一。

由此而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指出的，是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教育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也指出，中国大学的教育缺乏跨学科的广度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汪莉娟，2010）。

结果正如张鸣（2010）所说，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

无论是教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都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有关。

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

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吴苾雯，2010：

16－18，267）。

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

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列文，2010）。

当大学变成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经济成功被当成教育成功，精神的围墙被拆除、捣毁之后（黄俊杰，2010），这些问题自然都会发生。

正如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

所以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

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

至于培养人才，那是不可以当真的（陈丹青语，见吴苾雯，2010：

259）。

所以，大学让老百姓失望，感到不上大学反而比上大学好，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受到损失的是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健康。

由于大学面临的众多问题，2010年的考生数目已经大幅下降。

以北京为例，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是8万，与2009年相比下降了20％。

“继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40万后，【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74万，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

全国各地独立学院（2010年时达到322所）的问题尤其严重（谭翊飞等，2010）。

看来不少人对中国的大学已经失去希望。

这真的不是国家发展之福。

和大陆相比，港澳台的大学教育要好了很多。

至少上面那些非常离谱的事情在港澳台所见不多，尽管也不是没有，有的地方甚至越见越多了。

不过对港澳台来说，对教学质量的主要威胁或许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于是过分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学，或者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

对教学质量的威胁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教育的性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导向。

如果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当公务员，那么我们就多多设立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大量招收这样的学生。

而对于国家发展急需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却尽量回避或百般阻挠，因为事涉敏感。

这样的学生多了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殊不知一时在市场上热门的专业几年后会变得人才过剩。

而社会急需的专业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发展不起来。

无论是办教育还是种地，都不能说今年大葱好卖，明年大家就都种大葱，而不考虑人们健康饮食结构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长远发展趋势。

这些思维方式的荒谬、大学责任的丧失以此为甚。

与此同时，学校又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以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一切，也可以说明一切。

于是只问数字、不问品质。

以学生鉴定为例。

学生鉴定固然可以帮助老师了解一些自己在教学的各个方面的满意度，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

但是真正的改进需要老师的责任心、对所教材料的理解、与学生在课上和课下的沟通、和其他老师之间对教学方法的交流。

而这些都是要化时间、化精力的，但是又很难用数字显示出来。

只看学生鉴定的分数是无法了解教学的真正效果的。

但是学校行政化、数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数字，而不看数字的实质及其背后的问题。

如此一来，教学水平很难提高。

当然因为制度的原因，港澳台的大学教育还不至于全面“大陆化”。

但是，在大陆和港澳台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在高校管理公司化、市场化、数字化、行政化的潮流面前，港澳台的大学校长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政治、社会、经济的压力，守住一片净土，还未可知。

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

研究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办学者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和金钱的问题。

这在研究方面会表现在学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重领导不重老师的问题。

这里首先就是一个管理者的素质问题。

上文还提到了论文造假的问题。

这个问题除了学生和导师的责任之外，也有大学管理者的责任。

我们还提到了学校通常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的问题。

的确，由于各个学校的领导通常为自己的职位考虑的比较多，由此也都想挤入世界排名的前列，来表示自己的能力，而世界排名又特别注重课题数、发表量，这就驱使大学去强调教授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由此产生了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如重论文不重专书、重论文点击率，即所谓的impactfactor，而不重研究的社会影响力）等等问题。

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重领导而不重老师的问题。

这里我主要是指在学术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那些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双栖教授，很少有人在做研究。

但是他们却在垄断着学术资源。

正如张福贵（2010）所指出，“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越来越引人注目。

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

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

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有时候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

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

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他们也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

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学霸、学阀。

当然他们所垄断的不光是教学资源，还有研究资源。

研究项目通常掌握在领导手中，除了自己留下一部分之外，再分给自己所信赖的人。

而这些项目动辄几十万、几百万。

乔新生（2010）指出，“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都通过承担科研课题，获得了支配高等教育机构资源的权利。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教育系统内部可以自己设立项目，自己审批项目，自己评估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异议”。

当然，不光校长和党委书记如此，恐怕院长们也没有独善其身。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没有权力的学者们的研究需要就被忽视了。

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学术良心，自求多福了。

这个问题也值得港澳台的大学深思，看自己是否也在被“大陆化”。

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

如今的大学，通常除了在教学方面只看学生鉴定分数不管具体教学质量如何之外，在研究方面则只看论文引用的数据，而不看专书、不看这些研究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各个学校的研究几乎都被世界大学排名牵着鼻子走。

大学排名要求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因为这个大学排名可以给大学的管理者带来名誉和地位。

不少大学排名特别注重论文引用率，那么他们就抓论文引用率，而将其它更重要的或同等重要的内容放在后面。

那么这大学排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呢？

全球有40余家大学排名评鉴机构，标准也不尽相同，但是所谓的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是主要标准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的评鉴是较有影响的一种。

那么他们的评鉴标准是什么呢？

根据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网站的介绍，他们选择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简称Alumni）（10%）、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简称Award）（20%）、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简称HiCi）（20%）、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简称N&

S）（20%）、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简称PUB）（20%）、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简称PCP）（10%）等六个指标对世界大学的学术表现进行排名。

从上述指标的权重分配来看，科学的部分超过70％，而社会科学仅20％还不到，更不用说人文学科，根本就没有被体现在里面。

（关于本节中有关世界大学的排名问题，除注明者外，请见Guttenplan2010。

）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与社科的区域性较强。

自然科学的文章较易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文章则不易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人家的期刊有人家的取向。

比如美国社会学的杂志，自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除非是比较研究，但是即使是比较研究，其数量也很少，因为它只是多种研究中的一种，中国也只是全世界190个国家中的一个。

你就是份量再重，你在美国的杂志上的份量也不会重过美国吧。

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部放在国际期刊这个天平上去衡量，只看SSCI，不看或少看其它，正如中研院院长翁启惠所言，对该领域的研究是尤其不公平的（陈幸萱，2010）。

另外一个问题是列在SSCI里面的全部是英文期刊，而且大部分是美国的期刊，那么是否其它语文的期刊、其它国家的期刊，就没有同等的价值？

还有，是否没有列在SSCI里面的期刊，即使是英文的期刊，就一定不如SSCI里面的期刊？

政大法律系主任郭明政（2009）指出，最有名的《哈佛大学法律与科技期刊》就没有在里面。

显然，SSCI并不应该是唯一的评鉴标准。

专书也没有体现在里面。

2010年三月在华沙举办了全球学术排名观察组织会议。

会议报告的调查发现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引用率，“百分之八十仍然是来自专书与研究报告，而来自SSCI的资料库仅占不到百分之廿。

换言之，国内将人文社会与理工自然等量齐观的这套国际期刊评量方式，其实非常有问题”（周祝瑛，2010）。

其实哪里是很有问题，是本末倒置。

正如中研院院长翁启惠所言，人文与社科方面的专书的影响力比知名期刊的论文影响力可能更大（陈幸萱，2010）。

这种只重SSCI而不重专书的做法是非常畸形、非常奇怪的学术现象。

其它的世界大学排名也有很离谱的现象。

一间有名的评鉴机构QS在2010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将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Alexandria）排在第147位，并在一个评鉴研究影响的子项目中将其排在第四位，超过哈佛和斯坦福大学。

而根据另外一家评鉴机构，Alexandria大学在亚历山大都不是一家最好的学校。

后来人们发现该大学的一个教授在自己编辑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320篇文章，而在QS的排名中，论文索引占了32.5％的比重。

这位科学家如何可以在一年之中发表320篇文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相信很多是和别人合写，应该不都是他自己的研究。

但是一个科学家可以将一所大学的提名一步跨入前150名，的确令人感叹不已。

怪不得各大学都高薪聘请院士。

但是这样做对本校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呢？

世界上不少的大学每天都在为自己的大学排名挠头，力图挤入前多少强。

如果这些大学排名排得有道理，我们参考一下也未尝不可，对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有帮助。

但是如果被一个个用畸形标准排名的商业机构牵着鼻子走，不光自己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尊严尽失，而且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对家长都没有什么好处。

正如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指出，化大钱请教授做研究去国外发表论文，这些成果又成为SCI和SSCI资料库的资产，我们再化大钱去买回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王维玲，2010）》？

难道我们做研究就是为了这些资料库能够赚钱吗？

用商业术语来说，这些智商高超、拥有非常人经济头脑的大学管理者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呢？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Noteverythingthatcanbecountedcounts,andnoteverythingthatcountscanbecounted”（不是所有能数的东西都算数，也不是所有算数的东西都能数）。

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论文并没有在SCI杂志上发表，那么这些人的水平就不高了吗？

这是值得我们的高教管理者们深思的。

我们需要对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学排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思考哪些可用来参考，哪些不能，参考到什么程度，等等。

总之不应该被它牵着鼻子走。

当然如上所述，不光是大陆，港澳台的大学也被这些数字牵着走。

用数字来确定研究的优劣，不看专书，也不看教授写的东西到底有无质量，不看是单一作者还是多名作者合作，也在越来越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而且教授升等、工作绩效评估、弹性薪资、物质奖励也和这些畸形的数字联系在一起，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

难怪被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批评为“自我殖民”（林进修，2010）。

我把这种在两岸四地都存在的现象称为“后殖民主义”，也即在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原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仍然以殖民者的标准为标准。

岂不知原来的殖民国家的人们现在已经经过反省，检讨了自己文明的问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了。

而原被殖民的国家的人们，还在遵循着即使是原殖民国家的人们都已经抛弃了的东西，而不知道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自己的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且创造出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这的确也是原被殖民国家人民的悲哀。

2010年底1400多位台湾教授联名写信、政大等教育单位并举行座谈会抗议教育部门这种明显偏颇的评价方式，反对SCI和SSCI的学术霸凌（王维玲，2010）。

他们最后迫使教育部官员说今后的评鉴要注重专书及研究报告，不能让学术论文一家独大。

当然，口头上的承诺还要行动上的验证，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正如郭明政教授（2009）所指出，“当台湾高教不再重视‘教育’，而只是竞相撰写SSCI论文；

当台湾学术界，尤其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再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不再回馈台湾社会，也不再接受台湾社会的检验，那么台湾高教、学术还有何立足之处”？

这也是两岸四地的大学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服务方面的问题

大学服务社会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先生说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

人统、事统、学统。

“人统”讲如何做人；

“事统”讲如何做事，即学以致用；

“学统”讲如何做学问，即“为学问而学问”（转引自金耀基，2003：

155）。

我们会在下篇文章中更多地讨论“人统”和“学统”，但是“事统”说起来就是如何将学问服务于社会。

换句话说，只有能够带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发展的学问才是好学问。

好的学问实际是应该和服务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问题上，问题也还是不少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教授们的学问很多不是用来发展社会，而是用来评等、升级，已经和社会脱离了关系。

而另外一些学问则被纳入政治、经济的系统中去，只为某一利益团体服务，以致“我吃谁的面包，我就哼谁的曲调”（见金耀基，2003：

140）。

这是在中外都有的问题。

大陆中国的大学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尤其是在前三十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艺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任何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东西都要受到批判。

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因此被取消。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