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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逻辑阶段”,那时自然界还没有出现,“绝对精神”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纯粹逻辑的概念而存在着,运动和发展也只表现为由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范畴向另一个抽象的概念、范畴的转化,最后,它突破逻辑的概念和范畴和范围而转化为自然界。
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自然阶段”。
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它只能在空间里发展,在时间上是不能发展的。
“绝对精神”经过“自然阶段”又进入第三阶段,即“精神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绝对精神”否定了自然界,再返回到自己本身,于是发展就重新在思维中进行,这时的思维已经是人类的思维。
发展到最后的是哲学,“绝对精神”就通过哲学最终地认识了自己。
黑格尔认为过去的一切哲学体系不是对“绝对精神”的完全认识,只有他的哲学才是绝对真理,“绝对精神”在他的哲学里最终地、最完满地认识了自己。
这样就构成了黑格尔一整套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很清楚,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无非是用哲学外衣装扮起来的上帝而已。
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的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恩格斯指出: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反杜林论》第21页)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把“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正立过来,批判地吸取了唯心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给以革命的改造,并极大地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说: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科学地评价了黑格尔的哲学,指出“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43页)
2、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1828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任厄兰根大学哲学讲师,在1830年出版了《论死和不朽的思想》一书,由于他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于1836年被普鲁士反动政府赶出大学讲坛。
从此,他便隐居在绍伦吉亚的布鲁克村,在那里住了25年。
他在晚年读过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1870年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过了两年就逝世了。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在政治上明白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费尔巴哈公开把欧洲的反动局势比做“空间略大的监狱”,表示他对封建反动统治的愤懑。
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特点,他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主要停留在理论批判上,脱离革命实践,他不理解1848年革命的意义。
费尔巴哈最初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
随即对黑格尔的思辩哲学感到不满,1839年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这篇文章标志他同黑格尔哲学的彻底决裂,转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
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宣告了唯物主义的胜利。
以后,费尔巴哈又发表了《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等重要著作。
费尔巴哈在德国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开展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
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正确地表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他认为唯一实在的是自然,自然并不是自然以外什么东西创造的;
人的精神、思维是和人的肉体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并且是依赖于肉体的。
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出发点,感觉不但不是把我们与外界分隔开来,而是把我们和外界联结起来,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他在认识论上带有形而上学的直观的性质,不懂得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他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
费尔巴哈分明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却拒绝唯物主义的称号,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主义。
他认为人和自然是哲学的对象,只有这种人本主义哲学才是真理。
他说:
“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不是真理;
只是人类学是真理”(同上第205页)。
这里便暴露出他的哲学的局限性。
列宁指出、费尔巴哈常常提到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列宁全集》第38卷第78页)
费尔巴哈也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社会历史领域方面,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他揭露了宗教的神秘主义外衣,指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自己的特性创造了上帝,但是,他却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质,从而掩盖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他批判了有神的宗教,但又企图建立一种“爱的宗教”。
在他的社会伦理观中贯穿着资产阶级人性论,完全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问题,宣扬超阶级的爱和超阶级的道德准则,完全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中激进民主派的世界观。
但是,由于他被迫长期避居于偏僻的农村,脱离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实践,所以他始终未能克服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3、“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
“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以及“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活动年代,曾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派,但是在进一步的社会政治与理论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脱离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形成了自己新的世界观。
在这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地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这一清算是通过坚决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之流以及他们的思想渊源——黑格尔的思辩哲学,和深刻揭露、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来实现的。
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资产阶级哲学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对立。
这一批判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如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三部著作也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第一章
1、“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1848年的德国革命,在普鲁士王朝的镇压和资产阶级的背叛下失败了。
消除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
“革命遗嘱”就是指的1848年革命未完成的统一德国的任务。
后来德国的统一是通过由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实现的。
普鲁士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即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1886年对奥战争和1870—1871年对法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1871年,德国最终统一,德意志帝国成立,完成了1848年革命所留下的统一德国的任务,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略。
恩格斯说:
“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也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1848革命时所指出的,“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
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第4卷第280页)
2、“它也有保守的方面”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这种运动变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但是,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
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相对地静止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
这种相对地静止状态,即量变状态。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
所谓辩证法的保守方面就是指的事物处在量变状态、相对静止状态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性而言,这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上思想上的保守、落后的含意有所区别。
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否认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
而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那就抹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和各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从而也就否队了认识事物的任何可能性,哲学史上的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就是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相对静止状态。
3、思辩的方法
指思辩哲学所采取的思想方法。
这种哲学企图从概念中推出实在,使客观世界的发展服从于人的思维构造出来的规律。
费尔巴哈曾经指出:
“思辩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8页)又说:
“那些所谓思辩的哲学家不过是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不是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是相反地拿事物去附会自己的概念。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6页)思辩哲学的主要代表有莱布尼茨、沃尔夫、黑格尔等。
黑格尔的哲学是思辩哲学的顶峰。
恩格斯所说的思辩的方法,即是指的这种从概念中推出实在的哲学方法。
4、“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奥林帕斯是希腊的一座高山,希腊神话说它是有十二大神居住的神山,宙斯是群神之王。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
歌德在文学上有很大成就,黑格尔在哲学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恩格斯把他们比作“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
”但是,在政治上,他们都没有摆脱德国的庸人气味,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种眼界狭隘,自私自利,企图调和现实、对统治阶级抱着奴颜婢膝的政治态度。
歌德反对用革命的方法,而主张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达到政治自由。
他当过德国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官。
正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他却沉溺于德国宫庭的低级享乐生活,对法国大革命抱冷淡、反对的态度。
因此,恩格斯说:
“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
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黑格尔也是一样,他把普鲁士王国神圣化,并对普鲁士王国把他的哲学提高到国家哲学的地位而感到心满意足。
所以,尽管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有很大成就,但是在政治上,他们部是庸人。
他们都是德国保守、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5、“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
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为了完成他的哲学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在其哲学中采用一种发展公式,即发展的三段式。
照黑格尔的说法,一切发展过程都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正题)被第二阶段(反题)所否定,第二个阶段又被第三个阶段(合题)所否定。
黑格尔把这个三段式分为两次否定的过程:
第一次否定是由“正”到“反”,第二次否定是由“反”到“合”,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的全部哲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由“正”而“反”到“合”的推演系列。
例如他把绝对精神的变化、运动、发展规定为三个阶段:
逻辑阶段(正题)、自然阶段(反题)和精神阶段(合题)。
绝对精神:
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按照三段式发展变化的。
黑格尔就这样用三段式的强制性结构硬套在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上,并作为建立他的整个唯心主义体系这个“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
列宁曾指出:
“……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是按三段式的辩证规律来决定现实的发展的。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页)
黑格尔的二三段式公式有其合理内核,包含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辩证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衣,指出这种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但是,在哲学上的一些庸人如朗格、毕希纳、杜林等由于不懂得辩证法,也不懂得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合理内核”,对黑格尔采取极端粗暴和谩骂的态度。
为此,革命导师对他们作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于1870年8月2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指出:
“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
他们——可怜的俗物——早已把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59页)。
恩格斯把他们称为黑格尔的“渺小的敌人”,列宁说:
“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42页)
6、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
青年黑格尔派的施特劳斯(1808—1874)和鲍威尔(1809--1882)都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并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结论。
但对“福音”中关于耶稣的神话和传说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两人发生了争论。
他们各自片面强调和发展了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方而,批判了黑格尔,“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辩的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
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这些神话故事是由最初的宗教团体内部根据传统神话不自觉地集体创作出来的,即是由许多人无意识地集体创造的结果。
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的看法,他在1840年写的《约翰福音批判》和在1841年写的《基督福音汇编批判》两本书中认为,耶稣不但不是神,而且历史上也根本没有过这样一个人。
因此,“福音”中的神话和传说是没有根据的,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有意识地凭空编造出来的。
当时的宗教神学是普鲁士王国的精神支柱。
他们的这种争论,就是要通过批判宗教,间接地否定德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所以他们的争论是在“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
这个争论到后来变成了什么是世界发展的动力的争论。
施特劳斯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实体”,即民族精神或国民精神。
鲍威尔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我意识”,即能“进行批判地思维”的杰出人物。
但他们都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
“实体”和“自我意识”,本来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不同阶段。
施特劳斯坚持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从绝对“实体”派生一切的观点出发;
鲍成尔抓住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对它进行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
他们通过争论,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宗教进行了批判,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但是,他们的批判仍然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
7、施蒂纳“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麦克斯·
施蒂纳(1806—1856)是卡斯巴尔·
施米德的笔名。
施蒂纳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唯我论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施蒂纳发展了鲍威尔关于伟大人物决定历史发展的思想,并把它极端化了。
184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唯一者及其财产》的书。
他在该书中宣扬了无限制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在社会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个人。
他强调个人高于一切,认为“唯一者”即“我是唯一的实在,是至高无上的。
国家、财产、道德、宗教以至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我”的产物,从而声称“我把一切都归于我。
”为了个人自由,他反对一切国家、法律以及其他任何权力对个人的约束。
“对我说来,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向任何国家,甚至最民主的国家宣战。
”他鼓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自我意识”的唯一体现。
他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将来的社会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手工业者的联盟。
施蒂纳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企图保持个人独立和个人财产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唯一者及其财产》一书作了深刻的批判。
第二章
1、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
“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和“为我之物”是最先被康德用到哲学上的两个概念。
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但它又是不可认识的,不能变成“为我之物”——即已被认识之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没有的,只有已经认识的事物和尚未认识但以后会被认识的事物的区别。
当“自在之物”被我们认识之后便成了“为我之物”。
实践乃是“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基础和决定条件。
2、实在论
这里讲的“实在论”,指的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就是通常人们所具有的自发的唯物论世界观,即意识到客观事物是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
有人就把唯物论叫做“实在论”,但是实在论还不是科学的唯物论世界观,列宁就不同意用“实在论”一词来代替“唯物论”一词。
在哲学史上“实在论”还有别的含义,如中世纪的“实在论”,即“唯实论”;
二十世纪初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叫做“新实在论”。
它们都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的两个不同流派。
3、康德的“绝对命令”
“绝对命令”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最高原则,又叫“至上命令”。
他在伦理学中提出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善良意志”。
这个“善良意志”之所以“善良”并不在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在于它“本身”就“善良”。
只有从无条件的“善良意志”出发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
康德把他这种所谓“无条件”的行为原则,叫做“绝对命令”。
在他看来,“绝对命令”这个原则是普遍的,是任何人都具有的,是“先验的”,而不是从经验得来的。
它是永恒不变的。
康德的伦理学把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动机,不管效果,同时,又抹煞了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显然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康德还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中,人的意志总不能完全按照道德原则办事,“善良意志”只有在所谓的“彼岸世界”里才能实现。
因此,也就是要人们放弃斗争,容忍社会的不合理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绝对命令”的软弱无力,指出:
“康德只谈‘善良意志’,那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
”并指出:
“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2页)。
第三章
1、“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
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色彩,即欧洲资产阶级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只是表现在十三到十七世纪之间。
十二、十三世纪,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城市在不断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壮大;
城市居民和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当时反教会反封建的斗争,还是采取宗教形式进行的。
例如十三世纪,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发生的阿尔比派新教异端运动,就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利用宗教形式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十六世纪初的德国,资本主义成份已开始成长,人民群众和中层阶级都对封建统治不满,革命时机逐渐成熟,而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
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
资产阶级反对国王领导教会事务,要求废除主教,主张节约教会开支,由此产生了清教徒。
清教徒在反封建斗争中,把加尔文教当作现成的战斗理论,并想建立自己的新教会。
清教徒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领导和组织革命军队,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掌握了政权。
这一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带有宗教色彩,其原因并不是人类需要宗教,而是中世纪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世纪的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一切科学成了神学的分枝,教会教条同时也是政治信条。
基督教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着统治地位,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打着宗教的旗帜来推动深受宗教影响的群众起来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强大起来,并且经过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建立了同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要求相适应的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他们就有可能直接用政治、法律的口号,例如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恩格斯曾指出,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反杜林论》第338页)。
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这里所讲的“理会”,即扫除宗教这一妨碍革命前进的障碍,并不是用新的宗教,代替旧的宗教。
2、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里指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义词“市民社会”不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黑格尔伦理学所包括的内容时,把经济关系称为“市民社会”,是沿用旧的名词。
3、“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
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
这句话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一文中讲的,见“费尔巴啥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
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还只能说是一种高级的动物,还不能称为人。
而真正意义上的人,不是如动物那样的纯粹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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