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权配置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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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纷解决的程序正当化氛围中,国家权力对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表现出积极回应的姿态。
事实的发现过程在竞争性证明中体现出纠纷双方的自治性合作和自愿性合意”[②]。
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往往被视为刑事审判中纠纷的一方,体现出私权意思自治的精神内核,但同时,它又是代表着公权,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与公共利益。
因此,检察机关既有公权的面目,又有私权的色彩,其起诉权既有普通公民私权的让渡,又得到国家审判权的部分分权,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充分体现。
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础和土壤。
如在美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并很少受到限制。
20世纪以来,美国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当事人不得提起复议的独有权力。
尽管在检察官提起诉讼方向上设置了严密的制约程序,但对于检察官决定不起诉或延缓起诉的案件,基本上不存在制约措施,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一般不愿干预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
对此,美国学者劳勒斯(Joseph F. Lawless)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权力分立原则;
有限的可资利用的司法资源;
严格执行所有法律的不可能性;
各种各样的、对宽仁处理的特殊需要。
[③]对于不起诉决定,检察官不必说明理由,被害人对于不起诉决定一般不享有相应的救济途径。
美国学者博顿阿特金斯曾经指出:
“然而,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名检察官——比如说一名县检察官——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不起诉,即使有明确的有罪证据。
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政治的影响。
而且,他不必向任何人说明其已经查明的案情和已经收集到的证据,也不必向任何人说明他为何对法律作如此解释,更不必向任何人说明为何在此困难的政策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
”[④]可见,美国检察官扮演着司法体系守门人的角色,决定着哪些活动可以进入司法进程。
究其根源,英美法系司法制度一直沿袭起诉机关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这一英国传统,这是由于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对公、私法没有严格区分,民事违法与刑法违法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因而,刑事诉讼像民事诉讼一样,长期被视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法律机制,由于奉行当事人主义,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像民事诉讼一样承认控辩双方对诉讼活动的处分权。
控辩双方作为程序的支配者和控制者,他们有权左右诉讼的进程,选择适当的程序运作方式,而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对控辩双方的处分权和选择权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
在美国,检察官对被告人决定延缓起诉,往往以被告人同意参加一些积极活动或分流项目作为交换,这其实就是控辩双方处分权的一种体现,控方放弃了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权力,而被告人则自愿放弃陪审团和法庭审判的权利,而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一般对此是不予过问的。
由此可见,英美法系中法院较消极,而检察官较积极,检察官既是代表政府或社会利益进行追诉,又相当于控诉一方的当事人,因此检察官对案件的不起诉裁量权既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又属于刑事司法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特性,附条件不起诉才得以产生和发展。
与英美法系中检察官相比,大陆法系刑事司法权的分立更显得为形势所迫,进展也更缓慢。
如在德国,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产生首先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犯罪现象的变化。
当时,犯罪大幅度增长,给刑事追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而在大量增加的普通刑事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轻微犯罪,这就促使政府为减轻压力而寻求对轻微犯罪的简便、迅速且费用低廉的解决方式。
1975年,刑事诉讼法典增加了第153条,该条即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如果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共利益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规定并执行某些惩罚性措施而消除时,检察机关有权决定终止刑事诉讼。
1989年,东西德统一后,政府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于是,1993年制定的《减轻司法负担法》要求大幅度减少追究刑事责任的费用。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又一次扩大了起诉便宜原则的适用范围,检察机关终止诉讼的权限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⑤]。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随着刑事犯罪的激增,司法资源出现严重不足;
同时,由于各国法文化交流、融合的加强,因此两大法系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呈现出共同发展的趋势:
其一,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如大陆法系的德国作为起诉法定主义的传统代表,对检察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历来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法官控制和被害人申诉等方面,但近年来,法官对检察官裁量权的控制逐渐减弱,检察官独立决定的空间已在不断扩大。
其二,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有扩大的趋势,各主要国家都通过改革检察制度来赋予检察官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
需要注意的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大小是与其国内的司法现状紧密相连的。
二、刑事司法权配置是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基础
刑事司法权配置的核心在于刑事司法权的分立与相互制衡。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的起诉权本就是从法院的追诉权中分离出来的,是“任意司法”向“程序司法”、“分散法制”向“统一法制”转变的结果,法官由积极主动地发动审判权、自诉自审、不告而理、可依职权审理认为需要审理的一切问题转而被动、中立、独立及客观地裁决案件,可见刑事司法权的分立是社会在冲突处理机制方面寻求程序正当化的结果。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侦查机关与审判之间,其价值相当于缓冲器与过滤器。
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分流作用和在刑事追诉中的能动作用,检察机关由追诉权逐渐衍生出案件审查权,这其实就是由审判机关分离出的部分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处理和决定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检察官的裁量权也逐渐加大,法定起诉主义由于其刻板、机械,不能适应复杂的公诉实践,不同程度地适用起诉便宜主义成为众多国家的选择。
而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权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形式,也成为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的各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对轻罪案件的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使得经审查后人身危险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进入审判程序,而将人身危险性小、社会危害性较轻的行为不视为犯罪,从而实现刑罚轻省。
显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仅通过程序界定了各自的疆界,同时,也对司法权进行了一定的划分,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起诉裁量权使一部分犯罪嫌疑人不再进入审判程序。
所以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司法制度做如下评述:
“司法权要求对所有受到侦查和调查的犯罪都必然被起诉,这已经是在授权公诉机关放弃对如下案件的起诉:
轻微犯罪案件,犯罪者已经成为自己罪行的受害者的案件,以及司法权允许可以绕开正式法庭程序而用其他新方式处理的普通犯罪或特别犯罪(诸如与滥用毒品有关的案件)。
”[⑥]事实上,所谓的新方式中就包括附条件不起诉及其类似制度。
在比利时,当一直存在有条件地放弃起诉的可能性时,就可以适用一种称为刑事调停的制度。
如果控方认为所犯的罪不可能判两年以上的监禁,那么犯罪者就会同意采纳或者修复计划,或者医治计划,或者教养计划,或者社区服务计划。
这些选择也可以结合运用[⑦]。
而这已经是一种刑事裁判了,只不过所使用的是非刑罚化的惩戒手段罢了。
总之,附条件不起诉的产生,既是起诉权的自然衍生与必然发展,也是审判权的有限分流与部分授权,它既有助于平衡刑事司法权配置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权重,减轻法院的讼累并增强起诉的灵活性,同时,其自身也受到法院、检察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各方的有力制约而不至于破坏刑事司法权配置的稳定。
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在刑事司法权的配置中具有合理的地位,也是刑事司法权配置与平衡的国际化方向之一。
三、中国刑事司法权配置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一)中国刑事司法权配置是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基础
新中国的检察制度是以苏联检察制度为样本,具有很强的大陆法系色彩,而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又吸取了英美法系的部分精神。
尽管如此,中国的刑事司法权的分立与配置是明确的,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都拥有刑事司法权,并互相配合、互相监督。
第一,中国刑事司法权的配置是由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所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七节将法院与检察院并列,并在第一百三十五条中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是在宪政框架内对刑事司法权配置的原则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依法通过诉讼的形式处理刑事案件的各项职能,第三条规定: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也规定:
“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
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这些是对刑事司法权配置的具体规定。
所有这些规定都说明虽然检察院与法院的具体职能不同,但都拥有刑事司法权,这是确定无疑的。
第二,从司法过程来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刑事审判的微观司法过程近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三章的有关规定,审查起诉微观司法进程如下:
受案→侦查机关指控→检察机关审查←犯罪嫌疑人辩解与辩护人意见→做出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第二、三章的有关规定,审判微观司法进程如下:
受案→检察机关指控→审判机关审理←被告人辩解与辩护人意见→做出判决
由此可见,审查起诉与审判的微观司法进程是极为近似的。
第三,从司法思维来看,检察官审查案件和法官审判案件的司法思维相似。
关于司法思维的论述很多,而所有论述法官的司法思维的观点都同样也适用于检察官的司法思维,如基于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⑧]、必须从内在的正义感中寻求解决手头案件的方法、司法是警醒且敏感的人类良知的创造、把法律和事实结合起来的有法官的个人情感——直觉、正义感的理性化、司法判决是经由法官良心过滤后的法律(笔者注:
事实上,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也是经检察官良心过滤后的法律)[⑨]。
因为检察官在审查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时的思维依据、思维方式、思维指向和思维过程都与法官的司法思维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检察官与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对成文法的适用过程、对可罚性的裁量、对犯罪情节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把握都是同一的。
第四,从对刑事案件的审查要求来看,起诉的要求与判决的要求基本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而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法院经审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因此,检察院审查起诉与法院裁判案件都既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认定,也对案件的证据进行判断,区别只在于检察机关没有裁判权,不能定罪处罚。
综上所述,中国检察机关也是刑事司法机关,拥有刑事司法权,在审查起诉中检察官拥有起诉裁量权是其具体体现。
检察官行使起诉裁量权时的程序、司法思维、审查方法及其重要的程序意义与实体意义,都说明起诉裁量权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准裁判权。
当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刑事案件在程序上即已终结,从程序意义上看与法院通过审判终结刑事案件并无根本区别。
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二款“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而附条件不起诉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有罪,其犯罪行为与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介于可以起诉与可以不起诉之间,为慎重裁量,通过在一定期限内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悔过表现或要求其进行法益补偿以观察其人身危险性、修复社会关系,并进而做出起诉与不起诉的决定,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则依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起诉,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则依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不起诉。
由此可见,附条件不起诉并未在根本上超越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它仍是以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框架,因而没有也不可能破坏刑事司法权的配置与平衡。
(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中国刑事司法权配置的意义
附条件不起诉是刑事程序的有益补充。
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权配置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审判机关对刑事案件掌握着刑罚权,公安机关则对行政案件掌握着行政处罚权[⑩],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某些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情节、主观心态、犯罪后果、悔过表现等不需判处刑罚,但又需进行一定惩戒的情形,对于这些犯罪嫌疑人,法院不能直接宣判无罪,因为其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如果宣判有罪,又使犯罪嫌疑人贴上了罪犯的标签,不利于社会和谐。
而且现行刑罚体系中不管是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管制还是拘役、单处罚金等对于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都还存在刑罚目标不能完全实现的问题,不能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恢复社会关系,或要求犯罪嫌疑人通过从事公益活动改过自新,为回归社会重塑信心。
而如果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更不合适,因为犯罪嫌疑人本质上还是构成了犯罪,行政处罚并不适用。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正可以针对这种情形,进行妥当的司法处置。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具有悔罪心理和补偿被害方愿望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通过设定一定的宽免期供犯罪嫌疑人采取实际行动补偿被害方,恢复社会关系,使得被害方抚平创伤、表示谅解,从而恢复社会关系;
而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后果不大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起诉并判刑对其心理成长、人格发育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但不予起诉又失之于轻纵,检察机关通过一定期限的考察,并要求其从事相应的公益活动,对其进行心理矫正与行为监督,如果发现仍有社会危险性,则仍可以提起公诉,从而不枉不纵,比直接起诉或不起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要好得多。
所以,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对于某些不适宜采用刑罚予以处罚的犯罪行为与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非刑罚化惩戒方式,从而填补了不起诉与刑罚判决、行政处罚之间的空白。
附条件不起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自然延伸。
从某种意义上说,附条件不起诉是对体现起诉便宜主义精神的酌定不起诉的灵活运用和适度调整。
从实体上看,我国现行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此处规定的虽然是缓予执行制度,但其所体现的“将罪行较轻的罪犯放在社会上教育改造”的思想同样可以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立论依据。
在案件起诉之后,检察机关是追诉机关,而在案件起诉之前,检察机关应作为准裁判机关,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是否应当起诉,这就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
审判权通过起诉、控辩双方对抗、交付执行来实现刑事司法权的平衡,而附条件不起诉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听取辩方辩解与被害方意见、交付社会组织监督等来实现刑事司法权的平衡,确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地处理。
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对附条件不起诉加强内外部监督,确保权力行使公正合法,可以为刑事司法权配置的平衡再加一道锁。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并为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法也在事实上承认检察机关享有刑事司法权。
所以,中国的检察机关享有刑事司法权毫无疑义,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从严格意义上看,不是检察机关刑事司法权的扩张,而是对检察机关刑事司法权的明确。
[①]关于司法权与刑事司法权学界都有不同理解。
笔者承认,依据西方三权分立理论,狭义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但是所有论者关于司法权的特性如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统一性、程序性等也同样是起诉权的特性。
再扩大理解,侦查权也可以认为是刑事司法权,因为它同样具有依法对案件的终局性处理,如撤销案件的权力。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讨论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共享刑事司法权的情形。
[②]朱德宏:
《宪政制度视域中的刑事司法权》,《理论导刊》2008年第6期,第102页。
[③]JosephF.Lawless:
ProsecutorialMisconduct,1985年版,第14页。
[④]BurtonAtkins:
.theInvisibleJusticeSystem,1982年版,第80页。
[⑤][德]汉斯-耶尔格·
阿尔布莱希特:
《刑事诉讼中的变通政策以及检察官在法庭审理前的作用》,陈光中:
《诉讼法论丛:
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⑥]P.J.P.Tak:
TheLegalScopeofNonProsecutioninEuropeHEUNIPublicationsNo.s,HEUNIPublications,1996年版。
[⑦]麦高伟、杰弗里?
威尔逊主编,姚永吉等译:
《英国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⑧](美)卡多佐著,苏力译:
《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⑨](美国)皮罗?
克拉玛德雷:
《程序与民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⑩]虽然公安机关的劳动教养常常成为对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方式,但其本质仍非对刑事案件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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