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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实很简单:

人为引入和水污染。

水葫芦何时进入中国大陆，确切年代无从考证。

初期作为观赏花卉有零星培养，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作为畜禽饲料推广，才在江南、华南地区广泛存在。

起初放养在选定水域如塘堰内，偶有逸出或被丢弃而进入开放水域，然后随水、随风流散，渐渐遍及广大地区。

一般说来，不借助人类的活动，水葫芦无从进入任一封闭水域，更不能跨流域；

在流域内扩散时，通常是从上游到下游、支流到干流、江河到湖泊。

在江南水网地带如苏南和杭嘉湖平原、洞庭湖区等，因地势低平、港汊密布、交通便捷，船只往来对其扩散也起了推动作用。

水葫芦局部的爆发性增长早有所闻，1974年中国科学院编撰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凤眼莲”（水葫芦之正名）词条下就有如此描述：

“本种繁殖迅速，有时堆塞水道，成为害草”。

事发地所指不明，可能是昔日经济最发达的苏杭一带。

至于其在南方大规模扩散并成灾，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水葫芦在原产地和生态良好的迁入地极少泛滥成灾。

在巴西，由于环境良好，加之天敌（一般这么认为，实际情况更复杂且微妙）的控制，在亚马逊河洪泛时期水葫芦落群扩张，水落后立刻回复正常，在绿林碧水间漂浮，安静得宛如熟睡的婴儿；

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在水葫芦被人为大规模推广时，盖因当时水环境良好，鲜有泛滥成灾的事情发生。

水葫芦只有在水污染严重的地区才有泛滥成灾的可能，“章文”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下划线处引自“章文”，下同）：

“事实上，水葫芦的扩张，是与水污染的扩张紧密相伴的”。

“章文”提到的宜昌黄柏河、四川南充滑滩河、重庆花溪河、上海金山诸河及松江、安徽安庆莲湖、湖南长沙捞刀河与浏阳河、云南滇池，地处亚热带，无一都是污染严重的水体。

其余章教授未提及的水葫芦泛滥成灾的水域如浙江宁波姚江、奉化江、甬江，温州城郊诸河，福建漳州龙海县九湖乡，云南昆明大观河等，莫不如此。

“章文”提到的四川嘉陵江青居电站坝上水域和浙江富春江干流不具备水葫芦泛滥的条件，当地的水葫芦是上游支流中漂来的；

广西桂林漓江更不具备条件，虞山桥至象鼻山一带水域的水葫芦是由臭水河小东江漂流来的。

湖南平江城郊汨罗江畔曾有船家在碧水上放养了一小片水葫芦以为景致和菜园，历十年而面积依然--葱绿色的叶片衬以蓝色花朵，常有蜻蜓翔于其上、鱼儿游弋其间，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影响水葫芦生长最重要的环境因子是温度。

作为起源热带的植物，其生长适温为25-35摄氏度，自然分布北限大致相当于北亚热带

与南温带分界线即摄氏0度以上积温6100度（年平均12度、冬季旬平均零下6度以及极端最低温零下12度）等温线，地理分界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

此线以南，遇极端天气水葫芦仍将冻死，导致群落大幅度衰败甚至死绝；

此线以北，水葫芦无法自然越冬。

徐汝梅、叶万辉《生物入侵—理论与实践》一书称水葫芦已分布至辽宁营口、锦州一带，又说“50C以下需保护越冬”，自相矛盾，恐不可信。

总之，水葫芦在中国的“入侵”与人为引入、水体污染、温度适宜三个因素相关。

大尺度空间的扩张受制于温度，因此不能北跨秦淮；

适生区内的“入侵”则取决于人类的活动与水污染。

值得注意的的是，近年来水葫芦的泛滥并不像以石投水般形成涟漪渐次扩散，而是如雨打水面，在所有点上同时“爆发”。

所以如此，一是人类活动已助其足迹遍及各地；

二是环境恶化、水体污染。

指出这一点，对展开后续讨论是有帮助的。

三．如何看待水葫芦的“入侵”？

章教授为了渲染所谓水葫芦“入侵”的严重性而一反学者应有之严谨，在其文章内使用了大量炫人耳目、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如“不折不扣的生态入侵战”、“席卷中国南方水系”、“自上游来袭”、“疯狂入侵”、“肆虐中国南方”、“迅速北上西进”和“战争仍在继续”等等，似乎真有一支武装到牙齿、能征善战的军队正在中国领土上四处讨伐、攻城略地。

事实上，不过是一群温良水草伴随人类制造的污染、逐肥水栖居而已。

不仅如此，“章文”为文草率、思维混乱、逻辑颠倒、概念混淆、言不及义，充斥大量似是而非的观点。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且看“章文”以下高论：

（一）.“水葫芦的入侵会给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全方位的、立体式的破坏”。

这话存在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

其实在水葫芦“入侵”之前，水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就已经严重了，否则水葫芦根本不可能成功入侵（只在某种临界状态下，引入水葫芦并放任不管，会加速“破坏”的进程）。

“章文”也有如此表述：

“（北京师范大学）张大勇教授强调，水葫芦入侵问题的根源是水污染问题。

在水质清澈、原生生态保持完整的环境之中，水葫芦很难成功入侵。

”难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二）.“（水葫芦）阻挡阳光进入水体，大量消耗水中氧气，致使水下光照和氧气缺乏；

而在水面之下，死亡后富集污染物的腐烂植株沉入水底时，同时将大量污染物带入水底，使得底生生态系统遭受灭顶之灾。

”本来,富营养化水体的重要特征就是仅表层水溶解氧处于饱和状态，往下快速递减，透明度降低，并伴有大量的无机、有机毒物。

在重富营养化的水体中，由于光照和溶氧不足、有毒物质含量过高等因素使沉水植物及喜氧底栖动物难以生存，或干脆死绝。

水葫芦恰恰相反，喜欢在这样的水域生活。

事实是水污染使底生生态系统“遭受灭顶之灾”在先，水葫芦蔓延在后。

“章文”再度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三）.“各地的实践证明，在一个水葫芦疯长的开放水面，将所有的植物体清除并作无害处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在开放水面有必要将“所有的植物体”清除掉吗？

再者,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岂不是自找麻烦？

（四）.“如果想要彻底解决水葫芦入侵问题，即便是物理化学方法再结合以生物天敌控制，也很难做到根除水葫芦。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是否能够控制住严峻的水污染现状。

”这段表述诘屈聱牙，却又道出个伪问题，理由如前所述——没有了水污染，哪来的“水葫芦入侵问题”需要“彻底解决”?

（五）.“非洲学者Ogutu-Ohwayo等人的一项被多次引用的计算显示，只要条件允许，1棵水葫芦一年之内可以产生1.4亿棵分株、可以铺满140公顷的水面，鲜重可达28000吨”。

请注意，这是“计算”出的结果，从未得到证实，也无需证实。

道理很简单，自然界里“条件”何曾“允许”过？

限制因素多得很。

以老鼠的繁殖率来计算，地球早该被鼠辈们占据，人类该搬到月亮上去住了，但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

有人研究过水葫芦在尼罗河流域的扩散机制，发现其生长速率和数量只在早期起作用，并只限定在较小的尺度上，风向、水的流速、航船频次影响更大。

在中国，人类才是水葫芦泛滥的始作俑者，如无人的帮助，水葫芦本事再大也演绎不了“北上西进”的神话。

（六）.“水葫芦一旦爆发，会形成单一物种的植物群落；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克隆繁殖，很多植株的DNA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体积相当巨大的一大片植株在生物学上只属于同一个体”。

此话有点不知所云,看似出自生物学外行之口。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克隆繁殖，全部植株的DNA都是相同的；

但遗传因子相同的“一大片植株”仍属不同个体—谁敢说同卵双胞胎“属于同一个体”？

“章文”此说大概是想描述水葫芦克隆繁殖的恐怖性，其实这在植物里很普遍，也并不比其它害草如紫茎泽兰的有性繁殖更可怕。

从遗传学角度讲，水葫芦行克隆繁殖对自身既有利，又因遗传多样性降低（难以产生带抗性个体）而蕴藏风险—水葫芦在原产地有400多种天敌，还有两种非它不吃的专性昆虫，导致本该有的蓬勃生机“蓬勃”不起来，克隆繁殖成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何恐怖之有？

在中国，既无天敌相扰，更拜国人所赐之大量污水刺激其克隆，水葫芦们不轰轰烈烈地“爆发”一下岂不太亏了？

（七）.“在这种情况（指水葫芦的克隆繁殖—引者注）之下，本地乡土水生植物尽遭排挤。

媒体报道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著名案例是滇池，这个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高山湖泊在引入水葫芦治污之后，本地的水生高等植物仅余三种”。

这纯属无稽之谈。

其一，在引入水葫芦之前,滇池的乡土水生植物已开始衰亡。

构成昔日滇池美景之一、曾为昆明人盘中珍馐的著名水草海菜花，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死光光了。

其二，以滇池300多平方公里的幅员，水葫芦所据不过区区10余平方公里，盖度不到湖面的3%,怎么会使“本地水生植物尽遭排挤”？

莫非水葫芦如金庸笔下的欧阳锋一般心性邪恶、四处寻衅、武功盖世、握有必杀技？

显然，滇池乡土水生植物的衰亡与水葫芦的引入及其繁殖方式毫无关系，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水污染（也有人认为是草鱼的引进导致滇池本土水生植物消亡,以草鱼之活跃与饕餮成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八）.“机械打捞看似简单快捷，却被公认是最为昂贵的治理方法。

在上海，每打捞一吨水葫芦的成本约100元人民币。

这里还没有计入装运费和填埋费”。

此论差矣。

打捞成本与技术有关，先进技术可使成本大幅降低，因此“最为昂贵”一说难以成立。

退一步讲，如若机械打捞“最为昂贵”，且看还有什么廉价有效的方法：

引入天敌—即便奏效也缓不济急，旷日持久费用亦未必低廉；

用除草剂—死草不捞烂在水里岂不应验了“将大量污染物带入水底，使得底生生态系统遭受灭顶之灾”的预言？

若打捞死草，那使用除草剂岂非多此一举？

两项费用相加，岂不更“昂贵”（其实，“昂贵”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后文将对此加以讨论）？

（九）.“而最为重要的是，机械打捞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水葫芦生长的速度”。

如此危言耸听，简直把水葫芦比作了孙猴子，也太长水草志气而灭我等威风了。

以人类技艺之高超，连深海大洋中的鱼儿都因过量捕捞而面临绝种的危机，其无奈呆浮水面的水葫芦何？

（十）.“水污染是助长水葫芦的基础，而水葫芦一旦失控又加重了水污染。

”按小学生都知道的物理学常识，物质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湮灭，唯有存在形式会发生变化。

水葫芦是浮水植物，只从水里汲取营养，死后析出元素回归水体，物归原主而已，谈不上加重污染。

当然，由于溶液具有从高浓度向低浓度扩散的特性,水葫芦的存在可能导致底泥向水体释放营养元素,但其量甚微,较之外源污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说水葫芦枯死后会增加水体的BOD,那任何水生植物都有这个毛病。

挺水植物的营养基本来自底泥,死后既增加水体的BOD，又增加营养元素，能比水葫芦好到哪里去？

（十一）.“北京本地拥有芦苇、菖蒲等大量可以净化水质的本地乡土植物，而这些本地物种在恢复本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及日常管理上也更为可行”。

芦苇、菖蒲之类挺水植物植根于底泥、不适于深水、采收费力，并不适合作为净化水质的植物，只是良好生态的标志物而非生态功能恢复者。

否则，北京水务部门也不会舍近求远引入什么水葫芦。

至于本地物种“日常管理上也更为可行”一说，语焉不详，谁知道在说什么！

四．水葫芦治理水污染是“以毒攻毒”或“以毒易毒”吗?

关于“水葫芦VS水污染”，“章文”的基本结论是“用水葫芦治理，是以毒易毒，结果是二毒相倚”，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前所述，水葫芦非毒草，“以毒攻毒”的说法不成立。

退一步说，即使引入水葫芦治污有一定风险，如舍此别无他法，这唯一的办法就是良法（仅在这个意义上，水葫芦治污庶几可称为“以毒攻毒”）。

就好比人得了癌症（谓之“毒”），你要不想等死，就得冒点风险、忍受痛苦去做放疗化疗（以“毒”攻毒）。

水污染的治理亦复如此—若不想湖水一臭到底，水葫芦就是恰当选择。

谁要不信，不妨请他另支高招。

“以毒易毒，二毒相倚”更是站不住脚——从逻辑上说，“易”（易者，交换、变更也）过之后只剩一毒，哪来的“二毒相倚”？

从技术上说，水葫芦能有效去除污水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和苯、酚等有机毒素，降低BOD，吸收和富集重金属，其效率高于已知其他任何水生植物；

通过光照和营养的竞争，水葫芦还能抑制蓝藻的滋生，大大降低其丰度。

这分明是一剂“解毒”良药。

而且，越是大的污染水体（如太湖与滇池等），这剂良药越有用武之地。

关于去年无锡水危机的起因，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太湖“蓝藻爆发说”。

其实这种说法本末倒置，根本经不起推敲。

太湖面积2425平方公里，水量44.3亿立方米，含总氮1307万吨、氨氮208万吨、总磷35.44万吨。

这就是蓝藻爆发的雄厚物质基础—一大锅酱汤放在那里，蓝藻们想不“爆发”都说不过去。

湖水污染是因，蓝藻爆发是果，蓝藻死亡腐败后水发臭，是后果之果。

一澡盆水脏了，你要么注入清水加以稀释，要么倒掉另换新水。

但对太湖这么大的水体，这两种办法都难以奏效。

因此太湖蓝藻的治理，首要为截断污染源（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其次是把水中的污染物分离出去。

现有治理水体污染的方法多种多样,技术上无不可行，经济上却大多不划算。

据媒体报道，无锡曾向湖中投放了50万尾所谓“食藻”鱼类。

此举效果令人怀疑。

据说当有人建议“放鱼吃藻”时，时任副省长的仇和先生反问：

“难道鱼粪能排到长江里去”？

鱼粪当然排不进长江,鱼儿倒是可以离开太湖,只要你有本事去捕获它们。

但即便如此，50万尾鱼又能吸收多少营养物？

另据新华网6月5日报道，今年以来无锡动用了400多条船、1000余人，奋战五个多月捞起5万多吨蓝藻-九牛一毛而已。

无锡市向蓝藻宣战的努力值得称许，但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做法，费效根本不成比例。

2007年7月，武汉铁路局陈先祥先生曾致函无锡市长，提出了以太湖十分之一水面放养水葫芦，再加以打捞、处理的治污新方法。

章教授显然不会赞成这种做法。

“（水葫芦）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水质净化者,除了一个缺点:

它只负责将污染物收集起来,但是并不负责将所有污染物降解掉。

毒素依然存在，只不过转移了地点”。

此说之荒唐，无异于宣称清洁工的工作毫无意义—因为“垃圾依然存在，只不过转移了地点”！

但谁能想象这世界上没有垃圾清运工而只有填埋场？

此说还将“污染物”与“毒素”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也有悖科学常识。

毒素一定是污染物，污染物却不一定是毒素。

性质迥异，处理方法就不同。

“水葫芦VS水污染”时，污水中的有机物被降解，营养素如氮、磷、钾等将被吸收并同化，从水中析出；

毒素如重金属等当然不可能被“降解”，但会被吸收、吸附而大大富集。

除了“章文”的作者，没人会指望水葫芦拥有炼丹术士的本事“将所有污染物降解掉”，但它的富集作用至少使后续的人工处理成为可能，人类发明的无害化技术将能派上用场。

再说，打捞水葫芦肯定比捞蓝藻和捕鱼容易得多。

按照陈先祥先生的设想，在太湖用浮栏圈出36万亩（24000公顷，1/10水面）水域放养水葫芦，每年生产水葫芦1.1亿吨，可以装载3.14万列火车,相当于从湖水中吸收氮21.5万吨、磷4.7万吨、钾18.8万吨、重金属元素如汞、铅、镉、镍等1.2万吨。

这部由太阳能驱动的巨大吸污器，仅以每年7200万元的代价，在10年内使太湖水质恢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水平，其效宏费省，绝无其他方式可比。

不过，在太湖这样工业污染严重的水域放养水葫芦作饲料，养出的猪可能不堪食用,直接作肥料（93.9%是水）运输成本又嫌太高。

那么多水葫芦如何处理，是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综上所述,水葫芦治理水污染并非“以毒攻毒”，更非“以毒易毒”，而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

五.水葫芦——上天的恩赐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水葫芦在中国落地生根已是客观事实。

有人发现其在海南已经通过种子行有性繁殖，这表明它已经归化为中国的本土植物，再高喊防止“入侵”已毫无意义，正视现实、化所谓“入侵者”为“同盟军”方为正题。

水葫芦治理水污染之所以引起争论，原因不外两个，一是有效性，二是合理性。

水葫芦作为一部高效运转、成本低廉的吸污机器，其有效性不容置疑；

其合理性在使水葫芦适时脱离水体并资源化的问题解决之后，同样不容置疑。

上述陈先祥的建议恰好解决了后一问题。

水葫芦是迄今发现的生长最快的水生高等植物。

关于其单位面积年积累生物量，依营养水平不同，有3吨、14吨、18吨/每亩等数据。

即使按最低3吨/年/每亩,也比公认的高产植物甜高粱（1.5吨/年/每亩）高出一倍。

如果按比较保守的每亩年产10吨生物量计算，水葫芦的光合效率是甜高粱的6-7倍。

可以说，水葫芦是一部由污染物助推的高效能量收集器。

极高的光合效率、巨大的生物产量、适宜的碳氮比，这些特点表明水葫芦还有除作饲料、肥料之外的其他用途，即作为能源植物。

美国人测定每吨水葫芦生物量能生产373立方米沼气，这一数据显然偏低。

因为扣除伴生二氧化碳所含碳量，还有200多公斤碳不见了。

理论上,每吨水葫芦生物量应产沼气约925立方米。

对于设计良好的厌氧消化装置（沼气池），每吨水葫芦生物量的沼气产量应在500立方米以上。

以此为基准，若将陈先祥的水葫芦总产量数据修正为0.6亿吨、生物量366万吨,则年产沼气18.3亿立方米。

每立方米沼气燃烧热值约为22兆焦，换算成电当量约为6.1千瓦时，18.3亿立方米沼气相当于电量约111.6亿千瓦时。

按现代热电厂的热效率38.1%计算，实际获得电力约42.5亿千瓦时,相当于一座77万千瓦装机火电厂一年的发电量。

把水葫芦变成沼气，再转化为二次能源电力输出，比拉走几万列火车水草容易得多。

发酵剩余物中有大量营养元素，浓缩后可以作肥料;

也有不少有毒物质，需加以分离并作处理。

与其他生物质能源如玉米乙醇、小桐子柴油等不同的是，水葫芦培植、采收耗能极少，厌氧消化过程则基本不耗能，故水葫芦沼气拥有最高的净可再生能源系数（产能与生产过程耗能的比值），近乎净能量的生产者；

燃烧释放的碳来源于光合产物，因而也不产生碳的净排放；

18.3亿立方米沼气热值约合554万吨标煤当量，相当减排98万吨纯碳或361万吨二氧化碳。

唯有一点不好，水葫芦的巨大蒸腾作用将导致湖水减少，不过这在水量丰沛的江南湖区恐怕不是问题。

有水葫芦介入的生态农业实践在中国民间已见发端。

广西有蔗农在蔗田边建设猪圈和池塘，环蔗田开以集水沟，猪的排泄物、冲圈水进入沼气池，沼液及蔗田淋溶水引入池塘，塘内放养水葫芦，后者又作为猪饲料或沼气池的填料，形成猪—沼—水葫芦—甘蔗—猪的循环农业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水葫芦扮演了物能收集和转换器的角色—猪需要的营养和能量来自饲料（水葫芦及其他），蔗田需要的肥料来自沼液，农民生活用能（燃料及照明）来自沼气，水葫芦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则来自猪圈、大气和阳光。

在此，人、动物、植物、土地、雨水、大气、太阳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农业生态系统，虽摒弃化肥不用或少用，生产效率却大幅度提高。

在人类社会面临能源短缺、大气变暖、环境污染的今天，该模式昭示了后工业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可能前景，也为中国新农村建设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借鉴，值得学界诸君好好总结。

水葫芦就是这么个东西：

时世维艰食品匮乏时，它使人们免于饥馑；

光景承平河湖尽污时，它还人们以一片碧水；

能源短缺时，它取火自太阳，使人们的居所大放光明。

因此，陈先祥称“水葫芦具有优良植物的全部特性”;

《环境学词典》的审订者、复旦大学戴星翼先生认为用水葫芦治理水污染“是个好方法”;

日本人写下《水葫芦拯救地球》一书，虽有过誉，却也由来有自。

总之，“上天的恩赐”对它非为溢美之辞。

（六）.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肯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本土物种进入中国，我们也注定将面临其更多的挑战。

看好国门、杜绝外来生物入侵固然十分重要，但承认现实并与既来者和谐共处也同等重要，何况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

中国农业史本就是一部外来作物的引入史,国人与外来植物相处甚久且受益良多——举凡玉米、红薯、土豆、花生、辣椒、西红柿、西瓜、芝麻、桉树、核桃种种，哪个不是外来的？

这些非本土物种的到来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有谁会主张回到从前、饥肠辘辘地欣赏旧时风情？

据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中国外来入侵种编目》一书公布，已有188种（陆生170种、水生18种）非本土植物在中国登陆，其中有的会与乡土物种相安无事甚或丰富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如多种观赏树木和花卉）,有的泛滥成灾（如紫茎泽兰和薇甘菊）并造成生态破坏,有的可能自然消亡，更多的还需假以时日、静观其变化。

近年来，随着国人环保意识的大大增强，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这当然是好事—谁说环境不应该保护、家园不需要珍爱呢？

但与之同时兴起并大行其道的，还有机械主义环保观。

秉承这种观念的人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中国的水环境危机，希图以使历史倒退的方式重拾旧山河。

其大纛高擎者,居然是“章文”作者这样的生态学者，这多少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然而，时间之矢不能回头，历史造成的问题只能在历史进步中加以解决。

水葫芦的引进，曾为中国畜牧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如今泛滥成灾，皆因水污染之过。

在后一点上，“章文”的作者看清了病情,却找错了病因；

提出了问题，却没给出解决之道。

所以如此，源于其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自陷逻辑困境：

水葫芦正借水污染而蔓延，这是事实判断；

该不该为治理水污染花钱和花多少钱，这是价值判断。

基于前一判断，人们认识到了水污染的严重性；

基于后一判断，人们必须在金钱与水污染之间作出选择。

吊诡的是，被“章文”大肆渲染的由水葫芦引发的所谓“生态危机”，却还得拜托水葫芦出手化解。

你想治理水污染吗？

就去放养水葫芦。

你想清除污染物吗？

就去打捞水葫芦。

如果有人反对这么做，那他是成心不愿使水变清。

打捞水葫芦固然有花费，但其中蕴含了用其他手段治污的机会成本（肯定比捞水葫芦高得多）。

如同人们花钱吃饭使生命得以延续一样，花钱打捞水葫芦换来的是水体洁净，只有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看不出个中道理。

至于能否将水葫芦的生长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则根本不是问题，人类掌握的技术对付它们绰绰有余。

如果一种寻常水草令人类无法应付，借用电影《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话：

那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水葫芦太强悍—这难道不是太滑稽了吗？

关于水葫芦这个东西，我们应该作出抉择。

既然赶尽杀绝、驱逐出境没有可能，就只能探求相处之道—让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扬其所长为水污染治理服务，为节能减排效力。

生态学者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公众，以促使社会用科学的态度将反水污染的实践推向前进。

食洋不化、罔顾国情，视环保部门的努力与民众的实践为无物，在媒体上动辄作惊人之语，虽能吸引眼球，却于国家的环保事业无补。

须知，我们要与之作斗争的不是水葫芦，而是水污染；

在我们与水污染的斗争中，水葫芦是同盟军而非敌人。

用除草剂的办法绝不可取，因为对环境的损害更大而费用未必更低；

引入天敌之议更应缓行，因为后果难以逆料—螳螂捕蝉，安知黄雀在后?

（2008年6月16日于北京和平里胡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