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宗教大学形式逻辑四个方面全方位破解李约瑟难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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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秘书笑了笑，未置可否，他想了想，“这样吧，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疑问：

疑问一、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

疑问二、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在中国？

你先用你的‘地理环境’或者是‘三个差异’解释一下第一个疑问吧。

第一节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一：

中世纪，中国科技为什么远远领先欧洲

“好说，”杨若水道，“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疑问一很好回答。

中国的地理环境比欧洲更适合粮食作物生长。

在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国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人口越多，取得科技成果的概率也就越大。

取得了更多的科技成果，又可以回过头来提高粮食产量。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自然中国早期发展比欧洲快了。

“中国的地理环境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吗？

”周秘书问道。

“是啊，中国是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非常适合象小麦、水稻这样的粮食作物生长。

而欧洲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气温的年、日较差都比较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最热月在22℃以下。

阴雨日极多，但强度很小，光照不足。

温带海洋性气候有利于牧草生长，不利于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生长，因此，欧洲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

直到现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

插一句，文明一般都起源于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如此。

就说希腊，希腊处于欧洲的最南端，差不多是欧洲日照最强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公元元年左右，汉朝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五、六千万，已经和现在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的人口差不多了。

中世纪以前，科研还处在依靠偶然观察、个人研究的阶段，人越多，取得科研成果的概率自然越大。

中国的人口一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自然取得的科技成果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了。

“当然了，中国早期发展迅速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以后还会提到。

”杨若水顿了顿，“但是，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

“如此说来，‘人多力量大’这句话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周秘书笑道，“人口多还是有优势的。

“要适宜，太多了也不好。

”杨若水道。

“对，对，要适宜，太多了确实不好。

”周秘书忙道。

第二节大国和小国的差异影响一，科举制度

“对‘疑问一’的解释我可以接受，”周秘书想了想，道，“那‘疑问二’呢，‘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

’”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杨若水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中西方，）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较之于西方，）中国的宗教传统为什么比较弱’这两个问题吧。

这两个问题在回答‘疑问二’时会用得上。

“先来看，‘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

’”杨若水道，“在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大国人口多、面积大，统治难度也大。

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统治难题――怎么统治这么大的国家？

“人越多越难管理。

”杨若水继续，“我们先看管十个人和管一百个人的区别。

表面上看，这只是‘量’的区别，可实际上这是‘质’的区别。

管理十个人是‘直接管理’，管理一百个人是‘间接管理’。

管理十个人，找一个勤快的组长，足矣；

而管理一百个人，除了组长，还得设副组长，还得有骨干，得成立一个‘组织’。

管理十个人，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措施；

而管一百个人，就得制定一些‘规章’――这就涉及到制度层面了。

管理十个人和管理一百个人的差距尚且如此之大，那管理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的差距呢？

秦帝国的人口有3000万。

“国土面积大也不好管理。

”杨若水道，“试想，如果边疆遇有战事，消息传到京城，那是好几天以后了。

而军队如果从京城出发，赶到事发地域，恐怕还要个把月――秦帝国纵横几千公里。

不要忘记，那是在公元前221年，那个时候交通落后，通信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

举个例子，书写用的纸张还没有发明，用的还是竹简。

以那么落后的交通、通信、生产力水平，怎么统治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

这种统治上的压力，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秦帝国的统治者还没有任何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借鉴。

这个空前绝后的统治难题，秦帝国没有解决，统一六国15年后，秦帝国灭亡。

秦亡于暴政，历史早有定论。

但我想，秦帝国的灭亡，统治难度太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说到统治，个人感觉，两个群体很关键----‘侠’和‘儒’，‘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对这两个群体，秦帝国的解决方案是，‘收天下兵，铸十二铜人’和‘焚书坑儒’。

秦帝国维持15年就灭亡了。

秦帝国的教训警示后面的朝代，这两个办法行不通，你们要想别的办法。

较之于‘侠’，‘儒’更关键。

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让他们又爱又恨又畏惧的群体。

可‘焚书坑儒’又行不通，该怎么办呢？

‘焚书’太笨了，统治者很快就明白了，‘焚书’不如‘修书’。

‘坑儒’也太笨了，汉朝吸引了秦亡的教训，把‘坑儒’改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棒杀不如捧杀。

隋唐的统治者就更聪明了，‘独尊儒术’的升级版出台――儒家经典学得好，你就可以当官――著名的科举制度就此出笼。

隋唐的时候，科举制度还是1.0版，还不是很完善。

科举所用的教材还是孔孟的原版著作，还没有来得及‘修订’。

而孔孟的原版著作里还是有很多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还不太‘和谐’。

到了宋朝的时候，朱熹就对四书进行了‘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

南宋以后，科举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用的都是朱熹写的解释。

（插一句，宋朝新儒家的兴起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

）

科举制度就此登封造极，影响了中国上千年。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容易！

既然不容易，就得想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控制思想！

怎么控制思想，科举制度！

这就是中国有科举制度的最关键的原因。

而欧洲那些小国的管理难度没有中国大，杀鸡焉用宰牛刀？

科举制度自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欧洲没有。

周秘书道，“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我也是这个看法。

“不一定，”杨若水笑了笑，“科举制度的影响，我后面再讲。

“这一段，我解释了科举制度的成因，也强调了大国的统治压力。

”杨若水顿了顿，“个人认为，从秦统一六国开始，中国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怎么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统一、怎么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稳定，‘科技进步’什么的已经是次要矛盾了。

既然国家的主要矛盾是‘维持统一’，知识分子们的任务自然也就变成了为‘维持统一’提供理论武器。

‘科学’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

个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此舍‘自然科学’，主攻‘社会科学’。

几千年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无所获。

有人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这个‘早熟’当然指的是‘社会科学’。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周秘书道，“所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孔子如何种菜，孔子取笑他――把国家管理好，创造出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强于多少人种菜。

“这种观点不是只有孔子才有，”杨若水道，“老子也说过，‘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

翻一翻《道德经》，里面有大段的文字对科技持否定态度。

老子甚至主张，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国小民’，主张最好回到‘结绳记事’的原始年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稍后专门讨论吧。

”杨若水道，“我们还是先看看宗教吧。

”

第三节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二，宗教

“中国有儒家思想、科举制度，西方有宗教。

”杨若水说，“西方宗教势力很大，在中世纪，教皇甚至可以罢免国王。

而在中国，宗教从来就不是政权的对手。

在中国历史上，‘灭佛兴道’，‘灭道兴佛’是很平常的事儿。

在民间，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大批西方民众信教。

而中国人呢？

有人说，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信教，中国人所谓的求神拜佛，不过是‘向鬼神行贿’、‘临时抱佛脚’罢了――中西方为什么在宗教上差距这么大呢？

”杨若水望着周秘书。

“还是你说吧。

”周秘书笑了笑。

“在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历史时期非常关键。

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可能一直影响下去。

这个历史时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

这段时间，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一些宗教、哲学上的伟人：

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

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历史学家还在研究。

个人感觉，那个时候，科技、经济、文化等等正好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

形势迫使文明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做出选择。

“有点儿象高二的文理分科，”周秘书道，“学生学到高二，必须做出选择，是学‘理’还是学‘文’。

这个决定会影响这个学生的一生。

“比喻得好，”杨若水点点头，“那我来问问你，一个学生是怎样做出学‘理’或学‘文’的决定的呢？

“当然是根据他（她）的自身情况。

”周秘书答。

“确实是这样，”杨若水道，“一个学生做出学‘理’或学‘文’的决定，是根据自身情况。

文明也是这样。

‘时势造英雄’，孔子、耶稣、释迦牟尼。

这些伟人不过是当时文化的集大成者，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提出类似的观点。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华文明最终选择了儒家，这绝对不是某个帝王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那么，”杨若水顿了顿，“是什么原因，使中华文明选择了孔子，使西方选择了耶稣呢？

中华文明选择孔子的原因，我解释过了，（秦统一六国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统治。

那西方文明为什么会选择耶稣呢？

“我来考考你，”杨若水问道，“一个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呢？

“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从宗教那里可以获得‘心理安慰’吧。

”周秘书答，“比方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方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等等。

“越困难的时候，越要有信仰。

”杨若水点点头，“在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象白莲教、太平道这样的宗教便开始盛行。

就是现在，生活在西藏自治区的民众宗教信仰也很深。

有人说，在西藏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宗教信仰，人很难活下去。

那么，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那个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历史关键时期，中西方都是什么情况呢？

在回答‘疑问一’时，我们提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比欧洲更适合粮食作物生长。

因此早期我们发展比西方快。

公元前256年，都江堰已经开始修建，中国人已经开始征服自然；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庞大的秦帝国已经诞生；

公元前178年，中国已经开始迎来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命运已经不是掌握在虚无飘渺的‘神’手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已经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勤劳，打的谷子就多，我们懒惰，打的谷子就少。

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就象１＋１＝２一样。

（插一句，中国人务实的作风是不是就此形成？

中国人务实的作风也是中国在中世纪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太务实也不好，只重眼前小利，不顾长远；

只重物质、忽视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很难有多深的宗教信仰。

有求神拜佛的功夫，还不如多刨两遍地呢！

当然了，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国人完全不信仰宗教、不迷信，也不可能。

但中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和西方人比起来，就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了――说难听一点儿，不差那几把香火钱！

那西方呢？

古希腊是繁荣的。

所以，希腊神话充满了人文气息，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

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

后者生命有限。

但我们在‘疑问一’里提过，希腊处于欧洲的最南端，日照最强，自然条件最优越。

换句话说，古希腊不过是整体落后的欧洲大陆上一个小小的文明孤岛。

小小的、文明的古希腊自然无法与整个落后的欧洲对抗。

公元前338年，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希腊神话也没有成为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比中国落后的欧洲没有选择充满人文气息的希腊神话，而是选择了基督教。

“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条件成熟了。

希腊神话又重新大放异彩，最终还是成了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

”周秘书补充道。

“对！

”杨若水点点头，“我的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印度文明上得到验证，印度的自然条件也很优越。

所以，原产自印度的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和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

凡是宗教，无不信奉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佛教似宗教而又非宗教，类哲学而又非哲学，通科学而又非科学――佛教和基督教差异巨大，也是和印度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

“那我们来看看，中西方宗教信仰不同有没有给科技发展带来影响。

”杨若水道，“与很多人想象中相反。

在中世纪，中国其实是科技工作者的天堂，而西方是科技工作者的地狱。

先看西方。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里，宗教与经院哲学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类的探索精神被扼杀了：

391年，罗马皇帝下令禁止一切异教，禁止学习数学、天文学。

415年，女数学家、天文学家海帕西娅被烧死。

教会还宣布数学是‘魔鬼的艺术’，下令把数学家当作异教徒驱逐出境。

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下令设立宗教裁判所。

1327年，阿斯科里认为地球是球形的，就被用火烧死。

1611年，一个主教说虹是水滴反光的结果，被开除教藉，死于狱中后，尸体还被砍碎。

有人甚至因为说事物会变化，过去人们的生活同现在不同，也被割了舌头以后烧死。

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官托尔奎马达一个人就判了一万多人火刑。

在他几十年的一生中，平均每天都要烧死一个‘异教徒’。

――在教会的暴行下，992年在罗马举行宗教会议时，竟找不到识字的神职人员来作纪录。

受过迫害的大科学家也是数不尽数：

罗吉尔.培根、布鲁诺、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维萨留斯、塞尔维。

连哥白尼也因为担心教会的迫害，把《天体运行论》搁置了三十多年才出版。

而中国呢？

在中国，因为搞科研掉脑袋、打屁屁的理工科知识分子极少。

掉脑袋的多是那些文科知识分子，他们掉脑袋的原因多是政治斗争、给皇帝提意见，等等，与科研无关。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搞科研的禁区要“少”得多――在自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区，象什么‘地球是不是球形的’，统治阶级才懒得管呢。

讲一个小故事，中国南北朝有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叫‘范缜’，他写过一本书叫《神灭论》。

范缜生活的年代，佛教兴盛，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时任宰相，狂热地迷信佛教。

于是，狂信佛教的萧子良及其手下的众僧名士与信仰无神论的范缜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范缜大胜。

没办法，萧子良只好派人用‘中书郎’的官位诱惑他。

范缜答，‘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后来，范缜在梁武帝手下为官。

梁武帝笃信佛教，几次亲自出家当和尚，范缜还是坚持无神论的观点。

于是，梁武帝发动朝野僧俗六十多人与范缜辩论，范缜还是大胜。

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死。

――对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梁武帝与宰相萧子良只是组织了两次辩论会，顶多派人‘利诱’，而不搞‘宗教迫害’，这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政府和佛教不象西方教会一样粗暴地干涉人们对自然界的研究，是中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领先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这论证的是‘中国为什么领先西方’。

”周秘书道，“作为中国人，我更关心的是，‘中世纪以后，西方为什么领先中国？

“马上就要讲到了，”杨若水道，“我们已经论证了‘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中国的宗教传统为什么比较弱’这两个问题。

下面，我来宣布‘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的答案――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大学！

第四节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

中国没有大学、没有学派

周秘书晕倒――既然“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中国没有大学”，那你扯那么远干什么呢？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杨若水不慌不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哥白尼开始，西方科研工作者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象法拉第那样自学成才的人越来越少。

近代自然科学是在16世纪问世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是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

当然了，哥白尼之后还有布鲁诺、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牛顿。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6个人的学历、工作情况：

哥白尼，约1491年，入波兰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医学，学习医学期间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

1496-1506，在意大利留学，先后在波伦诺和帕瓦多等大学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波伦诺大学的天文学家徳·

诺瓦拉对哥白尼影响极大，在他那里哥白尼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

后来在费拉拉大学获宗教法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当了一名教士。

布鲁诺，自学，15岁那年当了多米尼修道院的修道士，24岁时当上了神父。

第谷，先后在哥本哈根大学、莱比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巴塞尔大学等多所大学求学。

1576年在丹麦王腓特烈二世的资助下，他在汶岛上建立一所宏大的天文台，在那儿他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天文观测。

伽利略，17岁进入比萨大学攻读医学，后转向数学和物理学。

后因家境困难，他被迫退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1589年，25岁的伽利略被聘为比萨大学数学和科学教授。

1592年，28岁的伽利略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科学和天文学教授，从此，他在帕多瓦大学工作了18年。

开普勒，就读于蒂宾根大学，1588年获得学士学位，３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后，开普勒在格拉茨高等学校担任数学和天文学讲师，后在第谷的邀请下给第谷当助手。

牛顿，剑桥大学，硕士学位。

1667年牛顿回剑桥后当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委，1669年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直到1701年。

――除了布鲁诺，全部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

看看工作经历，伽利略在比萨大学工作3年、在帕多瓦大学工作18年；

开普勒在格拉茨高等学校工作几年，牛顿在剑桥大学工作34年。

――６人中有３人工作与大学关系密切。

还有，哥白尼获得了博士学位，尽管不是天文学而是宗教法的；

第谷在多所大学求学；

开普勒，硕士；

牛顿，硕士――他们6个人，除了布鲁诺，４人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１人（伽利略）通过自学被聘为教授。

为什么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学历如此之高?

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基本上是没有数学的天文学。

人们观测天文，主要是为了修订历法。

人们也进行过计算，主要是预测日月食，计算相对简单。

哥白尼以前，人们也做过‘日心说’的推测，但这种推测是没有经过数学计算验证的――马克思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把数学引入天文学，没有经过系统的大学教育，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看看唯一的例外，布鲁诺。

布鲁诺对科学的贡献：

一、把‘日心说’扩展到‘宇宙无限说’；

二、由于布鲁诺不遗余力的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学说传遍了整个欧洲；

三、殉道。

让我们苛求一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思想家吧。

贡献一，把‘日心说’扩展到‘宇宙无限说’，需要的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而是丰富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贡献二、贡献三，更不需要多少专业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了。

近代天文学的诞生，大学，必不可少！

近代天文学的胜利，其实是大学的胜利！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一所大学！

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是天津大学，其前身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鸦片战争爆发55年后。

当然了，你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书院等。

但是这些国学，书院是不教天文学和数学的――他们充其量只是文科大学。

唐朝时，科举制度还考一考明算（算学），其他朝代考的全是儒家经典。

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大学密不可分，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大学的科研能力甚至比研究所都强。

考察大学科研能力强的原因：

一、大学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她只有两个职能：

培养学生、科学研究；

二、大学把大量的科学家集中到一起，这些科学家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讨论；

三、大学可以为这些科学家提供薪水，使他们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可以专心搞科研；

四、大学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科研条件；

五、大学可以提供‘象牙塔’的氛围，使科学家们不受社会上庸俗风气的干扰。

在大学以前，类似的机构有‘学派’，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等等。

她们也成绩蜚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其实，中国的墨家很象这种‘学派’，墨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象墨家这样的理工科‘学派’几乎绝迹。

为什么？

一来，我在前面提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主攻‘社会科学’，兼之科举制度的诱惑，知识分子愿意钻研技术的极少。

如果说，能出现一个知识分子愿意搞科研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的话，同时出现两个的概率就是亿分之一了。

二来、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

在统治者眼中，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团体，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这样危险的政治团体，能让她存在吗？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西方，许多大学者之间是师徒关系：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欧几里德是柏拉图的‘徒孙’；

开普勒是第谷的学生兼助手；

托里拆利是伽利略的学生。

哥白尼等６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天文学家徳.诺瓦拉对哥白尼的影响极大；

伽利略受到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的鼓励和帮助；

开普勒从蒂宾根大学天文学教授米海尔.麦斯特林那里接受哥白尼学说――言传身教的作用不是书籍就可以代替的。

那么，是什么把这些伟大的学者集中到一起呢？

大学或者‘学派’。

而同样的例子，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到鸦片战争期间，我只找到一例――祖冲之、祖暅父子，两人都是数学家。

（医学界可能会多一些。

与西方科学家的团体作战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是在孤军奋战，他们的知识更多地来源于书本，而不是老师的言传身教。

他们无法和别人交流、讨论。

陪伴他们的可能只有几个家人、朋友和几个学生――这些学生除了祖暅以外，好象没有一个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因为没有出色的弟子，他们的许多成果甚至失传了。

杨若水讲完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有几个问题，”周秘书道，“第一个，西方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些大学的？

“在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益繁荣，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学校。

这些学校，就是后来中世纪大学的基础。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巴黎大学。

早在十二世纪前半期，巴黎大学就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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