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屠澄》和《苗生》的对比谈蒲松龄对精怪形象的成功塑造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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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曰:
“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
”父、妪曰:
“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
”澄遂解鞍,施衾帱焉。
其女见客,便修容靓饰,自帏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
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
谓澄曰:
“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
”因揖让曰:
“始自主人。
”翁即巡行,澄当婪尾。
澄因曰:
“座上尚欠小娘子。
”父、妪皆笑曰:
“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
”女子即回眸斜睨曰:
“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
”母即牵裙,使坐于侧。
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
澄执盏曰:
“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
”澄曰: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女低鬟微笑曰:
“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
”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澄愕然叹曰:
“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请自媒如何?
”翁曰:
“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
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
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
即以为托。
”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妪悉无所取,曰:
“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
”明日,又谓澄曰:
“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
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
交接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
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童仆厮养,无不欢心。
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
尝作《赠内诗》一篇曰:
“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
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
”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
每谓澄曰:
“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
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
”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
其妻忽怅然谓澄曰:
“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
”乃吟曰:
“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
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
”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
“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至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
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
”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
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
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
妻见之,忽大笑曰:
“不知此物尚在耶!
”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撄,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
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
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由老虎所幻化,作者写男主人公因避风雪而与一山村姑娘相识并结为夫妻,后生育子女,感情甚洽,数年后,二人重经该女旧居,妻子见到尘封之虎皮,忽化虎而去。
看完这篇小说,平心而论,和唐代同类作品来比,这篇小说写得还是可以的,故事比较完整,另外虎女的热情和聪明能干,也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
但是,读过之后,也感到不小的遗憾。
除去故事情节稍显简单、写法上过于平铺直叙这些不足外,感觉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虎女这个形象上,人物显得过于单薄,立不起来,没有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和更值得回味的东西。
所以,整篇作品,读过之后感到不太满足,不太过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作者对女主人公的个性化的描写还不够,尤其是她的语言。
小说中,她是以一个农家少女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她的衣着打扮是“蓬发垢衣”,这一点倒很符合农家少女的特点。
但她的说话却和农家少女相去甚远,显得书卷气太浓。
一个农家少女,一张口就是《诗经》上的句子,以至让男主人公都感到“愕然”,读者也会吃惊。
因为她虽然是一个虎精,但毕竟是以一个农家少女的面目来出现的。
后来,她还主动和了丈夫一首诗,光写诗也还就罢了,偏偏还就女子做诗发了一通十分封建正统的议论,让人觉得很别扭,和她刚出场时给人的淳朴、热情的形象明显地不相吻合了。
第二点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由老虎精幻化的农家姑娘,可以说,她既是一个虎,又是一个人。
她已幻化为农家姑娘,自然也要具有农家姑娘的气质和特点,而同时她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或不知不觉地表现出她作为老虎的动物本质上的一些特性。
但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女主人公的身上具有的哪怕一丝一毫的老虎的一些特性,她的身材形貌、举止动作以及性情与普通的农家女子毫无二致,所以,看到后来她化虎而去的情节时,令人感到十分突然,十分意外。
这就不能不令人对该篇作品生出一些遗憾。
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传说中,人们往往都相信鬼狐精怪这些“物”是具有现实生活中的人所不具备的变幻莫测、神通广大的特点的,这是在人们的幻想中存在的一种物性。
另外,如果是动物精怪还往往或多或少地会保留一些作为动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因为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西游记》中,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他的猴子尾巴还是不好处理,从而露出破绽;
他变成唐僧的模样去见妖怪时,也依然时不时露出抓耳挠腮的猴样子来。
正像杜甫诗所云: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而对这些“物性”,对它们具备的超现实的神奇的本领,人们也是津津乐道的,因为这些给他们带来了欣赏的愉悦和美感。
文艺作品在表现这类形象时,也必须要努力体现这一点,否则的话,人们就会有权利认为不真实,而不去喜欢。
像着名的黄梅戏《天仙配》中,假如去掉戏中的七仙女搬来土地神和点化老槐树为其撮合与董永婚事等奇异情节,而换成像正常人一样的话,那观众会有理由问,这还是七仙女吗?
那《天仙配》的故事也肯定不会这样吸引人了。
再稍微扯远一些,记得以前聂绀弩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婴宁》的结尾不好,说婴宁惩治好色的西邻子的情节是“节外生枝”,是“刻划无盐,唐突西子”!
是对作品和人物的伤害。
他认为作品写到婴宁与王子服结婚就结束则非常完美了,后面的完全是画蛇添足。
笔者却不这样认为。
固然,婴宁惩治西邻子的做法有些过于狠了些,西邻子虽好色,罪不至死,但正因为有了这一情节,婴宁的形象才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细致,因为这一情节加强了婴宁身上所固有的有别于正常人的神异的一面,而这一特点,在小说的前面展现得不能算是很充分的。
如果像聂先生所说,删去这一情节,应该说,绝对会对人物形象的完整丰满有所削弱。
当然,如果蒲松龄能够把这一情节稍做改动,让婴宁对西邻子惩治一番但又不让其丧命,真正体现作者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所说的,只是一场“恶作剧”,可能效果还更好一些。
再回到上面的话题,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申屠澄》中的虎女形象塑造不能算是十分成功的。
再来看《聊斋志异》。
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篇是写老虎幻化成人的,那就是《苗生》篇,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蒲松龄在写法上明显地比他的前人高出一筹。
在《苗生》篇中,苗生是一由老虎幻化的壮年男性形象,作者同样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点出苗生的虎精身份,但是我们读者并不感到意外和突然,因为小说中对苗生的描写刻画都很好地做到了人性和虎性的融合统一,可以说做到了形是人形,性是虎性,而且人物的言语和行动都做到了高度的个性化,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比如,苗生一出场时的描写:
龚生,岷州人。
赴试西安,憩于旅舍,沽酒自酌。
一伟丈夫入,坐与语。
生举卮劝饮,客亦不辞。
自言苗姓,言噱粗豪。
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
酒尽,不复沽。
苗曰:
“措大饮酒,使人闷损!
”起向垆头沽,提巨瓻而入。
生辞不饮,苗捉臂劝釂,臂痛欲折。
生不得已,为尽数觞。
苗以羹碗自吸,笑曰:
“仆不善劝客,行止惟君所便。
”生即治装行。
约数里,马病,卧于途,坐待路侧。
行李重累,正无方计,苗寻至。
诘知其故,遂谢装付仆,己乃以肩承马腹而荷之,趋二十余里,始至逆旅,释马就枥。
移时,生主仆方至。
生乃惊为神人,相待优渥,沽酒市饭,与共餐饮。
“仆善饭,非君所能饱,饫饮可也。
”引尽一瓻,乃起而别曰:
“君医马尚须时日,余不能待,行矣。
”遂去。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
通观整篇小说,和《申屠澄》相比,明显地看出在人物的个性化描写方面,是要胜出很多的。
其语言简短有力,痛快淋漓,往往是快人快语,斩钉截铁,不容置喙;
其行动也是风风火火,异于常人,这和他率真、粗豪的性格是十分吻合的。
读完这篇作品,虎精苗生的形象给读者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个雄伟有力、粗豪不羁的大汉形象仿佛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体格、他的言语、他的动作都隐约地表现出他本来的身份——老虎。
他的体格是伟丈夫,这符合老虎的特征;
他善饮酒,食量极大;
他的言辞举动粗豪中带有一些横蛮;
下文中写他长啸一声,“山谷响应”,他的力大无穷和他暴躁如火的性情都和老虎的特点十分吻合。
尤其是他的力量之大,以肩驮马,跑二十余里,这的确是常人所不能为,所以“生乃惊为神人”,这正体现了那种非现实性形象身上所固有的神异色彩,而这种神异色彩在上面的《申屠澄》中老虎姑娘的身上就缺乏应有的表现。
这是我读完《苗生》后最突出的感受。
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描写作铺垫,所以当我们读到小说最后写到“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虎骤至,衔蒋而去”的描写时,就感到不突兀,很自然,觉得这些情节虽是在意料之外,却又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狐鬼精怪等非现实性艺术形象就一直是重要的描写题材,但如何才能表现好、塑造好这些有别于现实人物的异类形象,应该说,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现之前,探索是不太成功的。
早在小说产生以前的古代神话中,就有很多的神只形象,不过这些形象往往缺少社会化特征,而且即使在外形上也是把人的特征和某些动物的特征简单地、怪异地组合在一起。
比如《山海经》中就有很多对山神形貌的描写,它们大多具有人和动物的双重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而传说中的着名神话人物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等等。
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大批涌现,狐鬼精怪等形象日趋细致,其中的精怪等非人形象已经不再是人和动物的怪诞组合,它们在外形上已化成了人,但尽管这样,从本质上看,这些形象作为人的特征和作为鬼狐精怪的特征仍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虽是精怪幻化为人,但其作为精怪所固有的神异的色彩却又体现得不够;
身体幻化为人形,但其本质上仍是精怪,因而缺少人的感情和思想。
有很多情况仅仅是把幻化人形作为引诱人的一种手段,如《搜神记》卷十八中写苍獭、老狐幻化成妇人形来引诱男子等,而且这些故事都显得非常简单,写法也比较粗糙,没有有意地去塑造形象,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粗陈梗概”,因为并非有意为小说,其写作意图仅仅止于志怪而已。
到了唐传奇,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结构上从“粗陈梗概”发展到有头有尾、情节丰富曲折的完整故事,文字上从简率古朴发展到文辞华丽、生动形象,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包括一些鬼狐精怪等非现实性艺术形象。
但是,唐传奇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在塑造这些非现实性艺术形象时所遇到的人性和物性(神异性)相结合的问题,像这篇《申屠澄》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像这样的作品在唐传奇中还有很多。
比如,唐代小说中还有一篇和《申屠澄》十分接近的《焦封》,选自小说集《潇湘录》,被收在《太平广记》四四六卷,作者是柳详。
小说写书生焦封和一位寡居的贵族少妇认识并结合,后焦封要赴京赶考,和少妇分别。
在路途中,焦见少妇追来,欲与其同赴京城。
但随后,少妇对焦封说,自己本来是猩猩,现在要和同伴一起回到山林里去了,说罢,变成猩猩而去,小说结束。
这篇小说在人物、情节和表现方法上和《申屠澄》真是如出一辙,只不过女主人公猩猩夫人的形象较之虎女更为苍白单薄,好象除了她做的两首诗外,其余再没有留下什么更深的印象了。
和虎女一样,在这位猩猩夫人身上,我们同样很难感觉到她身上应该具有的一些神异的东西,如果不是看到结尾,我们恐怕很难意识到她并不是现实中的人。
而到了蒲松龄,这一情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蒲松龄确是很好地解决了异类形象中的人性和物性的复合统一问题。
他笔下的鬼狐花妖等精怪形象,做到了既有人情,又具物性,“人性”与“物性”达到了高度的融合统一。
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
“《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这的确是看得非常准确而深刻的。
如《花姑子》篇中的花姑子“秋波斜盼”、“芳容韶齿,殆类天仙”,具备美丽少女的性格特点;
但她原本是獐子精,所以她的身上充满香气,“脑麝奇香,穿鼻沁骨”、“气息肌肤,无处不香”,体现出獐子的生理特征。
其他如葛巾是牡丹花妖,写她“异香竟体”(《葛巾》);
阿英是鹦鹉精,写她“娇婉善言”(《阿英》);
《阿纤》篇中的阿纤是老鼠精,她“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寡言少怒,或与语,但有微笑;
昼夜机织,无停晷”,这一方面体现了一个美丽、端庄、勤劳的少女形象,但仔细品味,这些特点和鼠的本性也多少有些类似,而且在下文,作者极力写阿纤的特点是长于积粟,其家也窖有储粟,这就更体现出老鼠的特性。
蒲松龄还常把人物的性格同花妖狐魅等原型的特征完美地结合起来,如《绿衣女》中由蜂幻化的女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
唱起曲来,“声细如蝇”,“宛转滑烈”;
遇难被救后,又“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
走作‘谢’字”。
这些铺叙和点染,在赋予它们以人的面貌和性格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写出了狐魅花妖原有的物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异类形象,都是以人的形神和性情为主体,同时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附加在更准确地说是融入在其身上,人的特征、人的社会性已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而且这种人性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物性是有机地融和,不是简单相加的,成为一种以人性为主体、人性与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
这样的处理,增强了作品的虚幻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又使人物形象更具特殊的真实感,也在艺术上大大满足了读者的欣赏要求,从阅读心理上契合了读者在长期的传统中所形成的对鬼狐精怪的认识,因而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应该说,这是蒲松龄塑造鬼狐精怪形象取得巨大成功的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蒲松龄在对创作这一类非现实性艺术形象做出的突出贡献。
关于这一点,张稔穰、李永昶两位先生的文章《〈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构成的特点》一文有很精彩的分析。
另外,通过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出,《苗生》篇比《申屠澄》篇更为高明的一点是,蒲松龄不是单纯地描写苗生的神异和与众不同,不是仅停留在“志异”这一层面上;
而是通过这一形象来表现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来寄寓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读《申屠澄》这篇小说,作者只是叙述了虎精变成姑娘嫁人而后又变成老虎的离奇故事,当然小说文笔较生动、较有文采,但也仅此而已,此外看不出更多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来。
但《苗生》就不同了,它不光写了虎精变成苗生,而后又变成老虎的奇异故事,而且还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聊斋志异》写志怪,往往不在于志怪本身,而在于通过志怪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它的高明之处。
具体到本篇来说,不难看出蒲松龄对文中那一伙穷酸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的讽刺和批判。
《聊斋志异》写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有正面肯定的,也有尖锐地予以批判否定的,正像马瑞芳先生在《马瑞芳讲聊斋》一书中所说的:
“聊斋许多书生不再立德立功立言,不再是社会良知,不再有傲骨志气,他们再也不胸藏万卷、下笔千言、目光远大、飘逸清高;
而是见利忘义甚至见钱眼开,成了利欲熏心的禄蠹,拍马钻营的小丑,吹吹乎乎的牛皮大王,不知夫妇情为何物的呆子,绣花枕头一包草,甚至干脆成了梁上君子,真是丑态毕露,洋相出尽。
”说得是非常正确的。
《苗生》中出现的秀才、名士正是受到作者揶揄、讽刺的一类知识分子。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文质彬彬,但骨子里却是酸腐不堪,故作风雅,自我吹嘘,恬不知耻,个别所谓的名士更是心地卑污,因嫉妒而暗生害人之心,更是为人所不齿。
对这帮秀才、名士,作者让他们出尽洋相之后最后都被苗生化虎扑杀了,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态度。
读至此虽然感觉苗生的行为有些过于残忍,特别是参与华山饮酒的诸生,他们毕竟罪不至死,但我们从心底对苗生还是不怎么厌恶的,毕竟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人物。
透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蒲松龄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辛辣嘲讽,实际上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辛辣嘲讽。
可以说,作者在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是寄托着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慨和思考的,这就使这篇小说有了更多的社会含义,它的内容也得到了大大的丰富,这也是我们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突出的感受吧。
写到这里,可以一言以蔽之,归根结底,唐传奇还是在写故事,而蒲松龄则是在通过故事写人。
唐传奇在处理人物和情节时多是以情节为主而不是以人物为主的,这些小说也写人物,但多是在情节纵向发展的缝隙中进行粗线条的白描,这种情节结构的布局无疑会影响人物的塑造。
而蒲松龄则是在写人物,他不是单纯地述奇记异,即使是写鬼狐精怪,也是通过离奇的故事来着意塑造生动活泼、既具有鲜明“物性”特征又富有浓厚人情味的艺术形象,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聊斋》里的鬼狐精怪形象,更多是蒲松龄用来观照社会和人生的,可以说,这已经使小说超出了以故事为本的窠臼,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清代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得好:
“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做故事看,便是呆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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