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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体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
所以,理应说,实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实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因为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实行西化式的推定。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来说,因为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理应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仅仅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所以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实行推定的结果。
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
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实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
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实行推定。
以西方哲学实行的推定,仅仅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
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使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
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实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实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表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实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实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实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
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实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来说,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实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
所以,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只能用承诺推定法实行哲学的外化。
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实行的研究。
因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研究还必然包括: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
显然,在这个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实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使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能够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能够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
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实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实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理解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
所以,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实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个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
因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
“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
《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
……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
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
……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
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
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
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
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
保性命者,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
《医门棒喝·
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理解是深刻的。
因为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所以,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理解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个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作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
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
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
作者在对人存有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有的理解,是以形作为主体理解、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有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有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所以,人是存有的形而中者。
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理解,所以,形而中论的理解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注重,“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
“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
“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
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
《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
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来说,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有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
对主体存有本质的不同理解,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点,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体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不过,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有来说,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有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动,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有问题来说,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
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绝大多数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能够说,到当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有,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来说,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有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有形式,显然,人类的存有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
能够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
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
对中医哲学的研究来说,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来说,很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
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
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来说,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
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准确的推定中医哲学。
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理应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有方式的异化。
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
能够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
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来说,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因为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
不过,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有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
但是,因为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即使《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因为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有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
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
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来说,《周易》哲学是内化的,所以,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有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来说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
所以,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
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升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有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
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有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
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
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
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
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
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
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
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
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
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
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
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
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
故曰:
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
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
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能够医而不知易乎?
”又说:
“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
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
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
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
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
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
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
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
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
然则医不能够无易,易不能够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使用由乎我。
”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
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有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理应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
《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
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使用──“气功”理论成功的使用易理,能够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理解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
《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有。
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有之为存有的基本方式。
就本体来说,《易传》认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有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准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准确推定。
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
人作为一种存有,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
人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的存有使人的存有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
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
所以。
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来说,《周易》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
所以,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个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来说是重要的。
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
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来说,是指人的存有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水平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有和客体存有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有──主在和客在的准确理解。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
“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有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
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有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
主体能够适合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有,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
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
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理解论的主体性问题。
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理解论本质是:
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所以,对客观的存有来说,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有也绝没有独立性,所以,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有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有。
所以,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理解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理解论。
《易传》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
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
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
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
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
“阴不能够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
阳不能够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
求正录·
真阴论》);
石寿棠认为:
“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
阴阳互根论》);
吴谦等认为:
“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
删补名医方论》卷二·
六味地黄丸集注);
郑寿全认为:
“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
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
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
“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
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
伤寒论注·
卷一·
伤寒总论》)等等。
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能够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
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个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
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理应被《周易》所包容。
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
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实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有的理解,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理解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
这就是说,“卦”是存有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有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
所以,作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
就人存有的本质性来说,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
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作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理解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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