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政党18 世纪晚期的英国政党政治刘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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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血冲突。
由于各方都使用极端手段,政治
制度的变化就只能走到哪里算哪里。
任何长
远的建设性的发展规划都不可能有效地实
施。
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各阶级、党派
都已精疲力尽而不得不互相妥协时,建设共
和制度的时代才真正开始。
另一方面,如果没
有重大的政治斗争,政党制度的发展就会因
缺乏动力而停滞不前。
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
是辉格党大贵族的一统天下,因为托利党成
了詹姆士党的同义词,而詹姆士党由于其试
图以不合法的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而与现存体
制不相容,所以它被消灭了。
在三四十年时间
里辉格党的统治没有遇到政治上的重大挑
战,政党政治也就死水一潭了。
而在18世纪最后的20年中,英国政党
政治的发展却获得了很大的驱动力。
随着北
美殖民地战争的失败,围绕诺思政府下台、罗
金厄姆去世、诺思—福克斯联合组阁、“摄政
危机”等一系列内阁危机,特别是在法国革命
的巨大影响面前,统治集团内部的宗派纷纷
凝聚在两党周围。
就像自由经济导致贫富的
两极分化一样,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的党派竞
争也自然地趋向两极,特别是当面临重大政
治斗争时,这个过程往往会加速进行,不但游
离的小派别和“独立”议员如此,就是主要党
派分化以后也是如此。
18世纪80年代初两
党分化以后,小威廉·
皮特和原辉格党领袖
之一的谢尔本形成后来托利党的核心,而原
托利党首相诺思则与福克斯组成联合内阁,
并成为后来辉格党的核心。
到18世纪80年
代末已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议会小派别。
从
上个世纪以来,史学家们一直在为两党分野
的原因争论,大体上说来,辉格派史家认为两
党之争是辉格和托利两大政治原则之间的持
久斗争的反映;
托利派史家却认为党派之争
基本上是权力斗争,意识形态的口号只是权
宜之计;
折衷派则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和权力
之争兼而有之。
这些观点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是忽略了政党政治的功能性因素。
这就是说,
英国这样一个非向心结构的政治体系必须有
两极才能保持平衡和正常运转。
因此在原则
和权力这些主观的、明显的冲突因素背后,正
是这种盲目的功能性因素在推动政治家们趋
向两极。
上层权力结构的组合和变化这个概念隐
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即18世纪80~90年代
的党派斗争并非阶级利益的冲突。
中产阶级
的政治觉醒固然已在隐隐地威胁着贵族的特
权地位,但这只是一种潜在的挑战,还远未走
到政党斗争的前台来。
党派分歧的意识形态
背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统治阶级内
部不同派别对这种挑战的不同看法。
在1794
年就废除“人身保护法”问题的议会辩论中,
贵族与政党27
当时已成为首相的皮特发言称:
“用不着等待
进一步的详细调查,我们就可以这样简略地
概括说:
看来正有这样一个方案在计划和紧
锣密鼓地实施中,其主体至少是要召开一次
所谓的人民的大会,并把自己宣布为整个民
族的代表:
首先是剥夺下院的代表作用,紧接
着便是僭取国家的总立法权。
?
如果这种
计划存在并正在被付诸实行,那么就不应该
浪费一分钟时间来用额外的手段武装行政权
力,这种手段将会足够有效地防止这类计划
的进一步和最后付诸实施。
”①皮特在这里使
用的正是“绅士(gentlemen)”和“人民(the
people)”这两个词。
这两个概念可以相当贴
切地被翻译成“土地贵族”和“中小有产者”。
辉格党人谢里丹在1795年提出关于重新适
用“人身保护法”的动议时的讲话代表了对立
的观点:
“假如对‘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只能用
中止整个宪法这样一种措施来比拟,那么它
应该只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实施。
但现在
真到了这样一种极端的紧急状况了吗?
如果
任何一个人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已被叛逆的
信条所毒害,想要推翻政府,那么他可以认为
实施这种措施是正当的;
但如果他相信英国
民族的特性是一种清醒的、牢固的和持久的
对宪法的信赖,那么对他来说义不容辞的责
任就是号召立即废除中止‘人身保护法’那个
法令。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观点已经一次
又一次地被陪审团的裁决所证实:
这裁决完
完全全地排除了关于在这个国家内存在着任
何叛乱阴谋的说法。
”②
托利党政府对当时政治形势所发出的警
告确实是夸大其词的。
政府方面提出的关于
革命密谋的证据大多不是捏造的就是歪曲夸
大的。
由于联姻、商人的购置地产和贵族地主
的参与工商业,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与贵族阶
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可能采取革
命手段来争取政治权力;
而下层中产阶级和
贫民大众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的能力尚未充
分发展,所以反映到政治斗争中来的并非激
烈的阶级冲突。
中产阶级大众在18世纪80
年代对议会改革的支持和在18世纪90年代
出于对私有财产和稳定生活的潜在威胁的恐
惧而采取的保守态度都是相当温和的。
因此
可以说,18世纪晚期的政党政治基本上不是
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它的直接背景是
阶级斗争的相对缓和。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政
党成员的构成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1780~1785年间下院辉格党(罗金厄姆
党)的77名成员③中,地主为57人,占74%;
商人、银行家、工厂主等实业人士为11人,占
14.2%;
律师、医生、作家等职业人士为4人,
占5.1%;
职业军人为5人,占6.5%。
再看这
个时期的托利党。
1780~1784年间的托利党
成员不太稳定,一般估计为100~120人。
由
于诺思内阁的下台,许多本来投靠诺思的人
纷纷离散。
但其中还是有一个40人的核心是
稳定的。
④在这40人中,地主为30人,占
75%;
实业人士为3人,占7.5%;
职业人士
为6人,占15%;
职业军人为1人,占2.5%。
从这项对比中可以看出,两党的经济背景几
乎完全一致,绝大多数是地主。
同时还应该看
到,职业军人几乎无例外地是地主的非长子,
大商人又多购置土地,因此可以说他们多与
土地利益相连。
此外,从社会等级来看,辉格
党人中后来通过继承或受封成为贵族的为
17人,占22.1%;
此外还有贵族之子9人,与
贵族联姻的3人,从男爵11人,这三项占近
30%。
托利党人中通过继承或受封成为贵族
的为11人,占20.8%;
贵族之子6人,与贵
族联姻的1人,从男爵4人,三项占27.5%。
两党的社会等级地位也毫无二致。
总之,它们
都出自同一阶级——土地贵族,也不能说它
们代表不同的阶层或特殊经济利益集团。
再看辉格党本身的发展。
1762~1764年
间辉格党(纽卡斯尔党)的68名成员⑤中,地
主54人,占79.4%;
实业人士9人,占
28浙 江 大 学 学 报
13.2%;
职业人士1人,占1.5%;
职业军人
和教士4人,略少于6%;
后来成为贵族者18
人,占26%;
贵族之子、与贵族联姻者和获得
从男爵身份者17人,占25%。
与18世纪80
年代前期的辉格党无实质差别。
1784~1790
年间有4人从托利党方面投入辉格党阵营,
其中地主3人,实业人士1人,后来成为贵族
者1人;
同时有7人离开辉格党加入托利党,
其中地主5人,职业人士2人,后来成为贵族
者2人。
此外还有30人由于新当选而成为议
会辉格党成员,15人由于落选、死亡等原因
而离开议会辉格党,⑥这些人的社会背景也
大致相同。
这就是说,18世纪晚期的辉格党
尽管具有改革派的色彩,但其社会阶级成份
并无变化。
此外,大多数政治家和议员的政治立场
并不是十分固定的,当时最重要的几个政治
家当中,福克斯年轻时是托利党人,而后来却
成为辉格党最坚定的领袖;
柏克原是辉格党
人,后来成为最重要的托利党政治思想家;
皮
特从一名所谓“独立辉格党人”转而成为新托
利党领袖;
诺思则由托利党首相转入辉格阵
营。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后来成为威
灵顿公爵的亚瑟·
韦尔斯利于1805年从印
度服役归来以后,曾与朋友们讨论在政治上
究竟应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有人劝他加入反
对皮特的阵营,因为皮特不同意给他哥哥颁
发“嘉德”勋章。
最后他之所以成了托利党,是
因为爱尔兰军事长官、托利党人里奇蒙公爵
(那位辉格激进派公爵之侄)任命了他为自己
的首席秘书。
⑧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
点:
一是上流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政治标签;
二是党派的归属并无特定的阶级背景,甚至
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但是这种表现在个人身上的偶然性却在
总体上受着制约,这就是两党在阶级利益基
本一致的基础上的互相依存。
两党都不可能
把对方消灭。
更重要的是,清醒的政治家都多
少意识到,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立党
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党是政治动员及
保持政治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福克斯在
1784年1月12日的下院讲演中宣称:
“政党
总是被认为是利用多数人的疯狂来为少数人
谋利,殊不知这正是它的长处所在。
因为政党
给整个制度带来稳定,所以我从来就是一个
政党政治家。
”⑨其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
为双方都在同一的规则下竞争,不允许越轨
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
党,控制竞选的手段到处都是类似的,不外乎
购买“口袋”选区、家族间的协商、两党的妥协
(在一个选区内两党各出一名议员)、控制佃
户选票、贿选,等等。
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当
时许多重要的政治家都是靠购买“口袋”选区
投身政界的,这种情况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不仅“口袋”选区被认为是一种能够继承
的财产,同时也被认为是吸收有能力但地位、
威望还不够高的年轻政治家的一种有利形
式。
两党在同一选区内妥协的典型例子是
1790年在约克郡:
1784年,辉格党人菲茨威
廉家族在该郡的两名候选人都落选,于是他
们打算在1790年大选中卷土重来。
1789年4
月19日,一名亲信罗伯特·
辛克莱在给菲茨
威廉伯爵的信中汇报了几名助手就竞选问题
所进行的讨论,认为假如坚持两名候选人都
当选就可能全盘皆输,而与对方妥协各出一
人则甚至用不着再作别的努力就能够成
功。
bk后来的事态就是按照这样的安排进行
的。
1790年,甚至在以福克斯势力强大闻名
的威斯敏斯特选区,福克斯为了避免巨大的
费用,也不得不与托利党候选人胡德妥协。
控
制佃户选票对于地主来说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事,特别是在纳税人选区(“scotandlot”
electorate),因为那儿有大量的佃户拥有选
票。
例如有6500人口的纽沃克,1790年有选
民645人,在参加投票的478人中仅有37人
不依附于某个主人,其余的均为10名地主的
贵族与政党29
佃户,其中属于纽卡斯尔公爵(他是纽沃克采
邑主)的就有261人,占一半以上,在这261
票中有197票投给公爵的两名联合候选人,
还有一些分别给其中的一人,其余9名地主
的佃户选票从6票到50票不等,这些选票也
相当集中。
bl最后,特别值得加以注意的是贿
选问题。
选民的政治态度越消极,贿选就越盛
行,因为选民大众并不把选举权当成一种政
治权力,而是当成获得些许物质利益的手段。
卡那封郡一位磨坊主普伊里·
巴德的理查德
·
埃利斯,曾在1789年主动向本郡的罗伯特
威廉爵士提出可以在下次大选中投他的
票,条件是以“适当的”租金获得卡那封郡或
安格尔塞郡的一座磨坊,bm1797年,林肯郡一
位五金商人罗伯特·
洛向吉尔伯特·
希思科
特爵士写信提供自己的选票,回报是要帮助
他在海军服役的长子弄到一个事务长的职
位。
bn事实上,贿选从“光荣革命”开始就已经
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马考莱在1844年
写道:
“?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代的辉格
党大臣们不得不把贿选变成一种制度,并在
广泛的范围当中加以利用。
”bo沃尔波尔在担
任首相的时候极少利用直接的贿赂来达到某
个目的,而主要是利用间接贿赂来保持党派
忠诚,这是每一个议会首脑都使用的方式。
在
议会党派纪律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间接贿
赂(即制度化的贿选)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制
度化贿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它不仅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英国政治制度的运转机制,
而且还说明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的表面的政治
态度无法用阶级利益的区别来说明。
二
所谓政治体系是指一个社会
中有权参与政治的人口的总和。
在英国这就包括全体选民。
1780
年,以谢里丹为首的一个委员会
向福克斯的威斯敏斯特协会报告说当时英格
兰和威尔士共有选民214000人。
bp据现代史
学家的推算,178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大致有
选民30万人,其中包括约19万郡选民和约
11万市镇选民。
bq而据马尔萨斯的估计,当时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约近800万。
br30
万人组成了英国政治体系。
其界限在郡选区
是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产业拥有者
(freeholder),在市镇选区中则因选区种类
的不同而各异:
在“自由民”选区中是拥有世
袭自由民身份者,在“纳税人”选区中是交纳
济贫税者,在“伯格奇”选区中是被称为“伯格
奇”(burgage)的小块地产的拥有者,在“自
治”选区中是市议会成员,在“家长”选区中是
所有常住人口的家长,在“自由产业拥有者”
选区中与郡选区中的资格相同。
此外还有一
个特别的选区,其中自由产业拥有者、自由民
和家长都拥有选举权。
选民的阶级成份由于
缺乏全面的统计资料很难精确估计,但据零
星的资料推论,中间等级应占大多数。
bs据J
E·
布雷德利最近的统计,18世纪70年代
大雅茅斯、剑桥、南安普敦、布里奇沃特四个
市镇的选民职业构成如表1(%):
bs
表1
大雅茅斯剑 桥南安普敦布里奇沃特
乡绅与职业人士 12.6 11.3 34.6 15.7
中 间 等 级62.683.756.878.4
雇 工25.258.63.6
其 他2.3
从这里可以看出,选民中土地贵族与职业人士一般只占百分之十几,雇工少于百于之十,
30浙 江 大 学 学 报
商人、店主、手工业者等中产阶级则占百分之
六十至八十。
而且布雷德利把职业人士完全
归入乡绅类显然有些偏颇,因为其中一部分
人应归入中产阶级。
在这个圈子之外的所有
人口都处于政治体系之外,因此,很流行的说
法是,英国人是两个民族——一个政治民族
和一个非政治民族。
在体系内部还有两个层
次,如在郡选区中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是
价值600镑的地产,在有些类别的选区中没
有那么明确的规定,但当选者通常也都是富
有的上流人士。
这些人属于积极政治人口,一
般选民则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消极人口。
三
但是,一个竞争性政党制度
是不可能保持其政治体系外延长
久不变的。
一个政党为了战胜对
手总要尽最大可能动员一切力量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推动它到现存体系
外部去寻求盟友,其结果是政治参与的扩大
和政治体系的扩展。
因此可以说,英国的议会
改革从上层来说正是那种在阶级利益基本一
致的基础上的政党竞争所引起的政治权力的
扩散,而英国社会结构较为开放(社会等级制
度并不森严,中下层人民作为个人要想跻身
上层总是有一定可能性)这一点又使得这种
扩散所受的阻力较小。
关于英国贵族的明智
和宽容的说法并没有很大价值,因为人们可
以很容易地反问,法国贵族中也不乏有识之
士,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启蒙思想的积极
鼓吹者,但为什么法国却在一个世纪中经历
了许多次暴烈的革命呢?
当时的大多数英国政治家无论属于哪一
派都多多少少看到了议会改革的必要。
议会
是英国政治体系的核心,这个被英国人引为
骄傲的自由的象征此时已暴露出很大的弊
病,它的代表性遭到了相当普遍的怀疑。
随着
工商业的发展,人口逐渐向西北部迁移,形成
了一些新的中心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
但这些城市大多无权选派议员,从地域上说,
代表权还是集中在东南部;
其次,代表权在人
口分配上极不平均。
1784年1600名约克郡
选民和50名色斯克镇选民同样选送两名议
员,根据谢里丹报告,在513名英格兰和威尔
士议员中,92名由13万郡选民选出,其余
421名则仅代表84000名市镇和大学选民;
bt
此外,与上述两点相关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城市工人阶级很少有选举权,中产阶级虽有
选举权但又多半没有资格进入议会,1734~
1832年间先后进入议会的5034名下院议员
中,仅有医生11人,商人257人,银行家230
人,工厂主29人,ck在这些人中还有相当一
部分本身又是地主,其余的多为上层中产阶
级。
同时,许多商人宁可花钱购买衰败市镇议
席而不在大城市进行希望极微的竞争,这就
是说,他们宁可以地主的身份而不是以工商
业者的身份参与政治。
除了代表权问题以外,
王权对议会选举的影响和贿选等情况也越来
越被视为弊端。
18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上层
统治集团内部改革的呼声相当强,除了极端
保守派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提倡某种改革。
最保守的改革是所谓“经济改革”,这是罗金
厄姆和柏克等传统辉格党人倡导的,他们的
目标仅仅是限制和削弱王权对议会的影响,
让议会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权力,并通过这
种措施来争取议员对本党最大限度的支持。
1782年4月,罗金厄姆内阁上台伊始就着手
这一工作。
当年通过了三个“经济改革”法案:
克鲁法,该法案取消了所有王室财税官吏的
选举权;
cl克拉克法,该法案取消了所有政府
合同承包人的议员当选资格;
cm王室年俸法,
该法案是柏克亲自动议并领导起草的,它规
定王室年俸为90万镑(减少了75000镑),并
且王室的所有费用及廷臣的俸禄均在此项内
开支,这就限制了国王通过赏赐来施加政治
影响的能力。
cn“经济改革”的趋势以后就一
直延续下去了。
1782~1800年间有1700个
财税官职被撤销,1778~1800年间下院议员
贵族与政党31
中担任政府官职和政府合同承包人的人数从
118人减少到52人。
co后来成为托利党人的
谢尔本,当时被认为是罗金厄姆内阁中最保
守的人,在内阁进行改革王室年俸的准备时,
他曾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表示抱歉,声称他
本人并不赞同这一措施,但为不至于造成政
府的分裂所以不便公开提出反对。
cp但实际
上谢尔本在内心里是支持这种改革的。
当首
相罗金厄姆去世,他不必再在政治上故意与
其作对以后,他立即全力支持柏克的动议获
得通过,并宣称这项法案不过是一系列这类
措施中的第一个。
cq而且他曾于1780年在下
院动议组织一个两院委员会来调查王室费
用,特别是承包人、冗员、裙带官员的情况。
18
世纪80年代前期,皮特是议会改革的积极提
倡者,他比老辉格党人走得更远,试图直接改
革代表制。
1782年5月7日,皮特作为政府
之外的一个独立议员,动议组成一个委员会
对议会代表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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