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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从我者其由与。
”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
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
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
他说:
“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
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2.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以农业为生。
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
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
战国时期(公元前480一前222年),许多方面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当时中国分成许多封建王国,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当时所谓的“耕战之术”。
最后,七雄之一的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
结果胜利地征服了其他各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中国社会、经济思想中,有所谓的“本”“末”之别。
“本”指农业,“末”指商业。
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
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
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
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
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
在中国,这是两种光荣的职业。
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
“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
收成的好坏意昧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
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3.上农,下商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
在这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
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
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
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
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
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
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
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
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
“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
这一篇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
作者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
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
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
4.反者道之动
在考虑儒家和道家的不同之前,我们先且举出一个这两家都支持的理论。
这个理论说,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
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
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
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
“易传”说: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
”又说:
“日盈则仄,月盈则食。
”这样的运动叫做“复”。
《复卦·
辞》说: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老子》也有相似的话:
“反者道之动。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
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
在抗日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
“黎明即将到来”。
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此理论观点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
“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
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
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二,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
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
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
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
《老子》说:
“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不正是小农国家的一幅田园画吗?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
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人发挥到极致。
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
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
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
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
他们正如儒家的萄子所说,“蔽于天而不知人”。
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三,家族制度
农业或农民只有靠士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
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
或是特别地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续继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
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
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
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
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
在通常人们也真地是这样来理解的。
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
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词。
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
居住在某地的一个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将全家定居此地的人。
这样他就成了这个家族团结的象征,这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组织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
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
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
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
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四,入世和出世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
《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
方,指社会。
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
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
读杜甫和李白的诗,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
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公元八世纪),在他们的诗里同时表现出中国思想的这两个主要传统。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
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
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
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
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
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接近道家。
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
正是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中国的艺术和诗歌
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
道家虽没有论艺术的专著,但是他们对于精神自由运动的赞美,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正因为如此,难怪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
中国画的杰作大都画的是山水,翎毛,花卉,树木,竹子。
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
中国山水画都不离自然,都可以看到道家自然的影子。
同样,在中国诗歌里我们可以读到像陶潜(372—427年,即陶渊明)写这样的诗篇: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道家的精髓在这篇诗文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六,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业和农民导致的农业文明的眼界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例如“反者道之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诺思罗普教授说过,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
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
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
‘蓝’,作为感觉到的颜色,就是一个用直觉得到的概念。
……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推理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推理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
蓝,在电磁理论中波长数目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用假设得到的概念。
诺思罗普还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又有三种可能的类型:
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
照他说,儒家学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灵状态,在其中,不定的直觉概念是我们认识的大思想背景。
而具体区分其相对的、人道的、短暂的感觉认知构成了其思想的基础。
但是在道家学说中,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
诺思罗普的论述并不全对,但他抓住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学中国哲学的学生开始学西方哲学的时候,看到希腊哲学家们也区别有和无,有限和无限,他很高兴。
但是他感到很吃惊的是,希腊哲学家们却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
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
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
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即中国地位位置导致的农业和农民思维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
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
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
我看见我面前的桌子,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是仅仅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还是占有客观的空间,中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
这样的知识论问题在中国哲学(除开佛学,它来自印度)里是找不到的,因为知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在强调区别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采用审美连续体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区别。
因为在审美连续体中,认识者和被认识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也即主体与客体是融为一体的。
这更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
它不很明晰。
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并不产生具象所指。
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
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意味深远,如同一幅越看越觉得意蕴无穷的中国山水画。
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或中国哲人所说的才富于暗示,不必明确。
七,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不同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和贸易维持其繁荣。
他们根本上是商人。
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帐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
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
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
他们发展了数学、几何和数理推理。
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商人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
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建立了民主城邦联盟体。
古希腊社会制度与古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
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君的威权天然地高于臣的威权。
所以说,在中国皇帝几乎代表了一切。
所以中国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人过去是农业文明,这个事实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毕竟社会发展到近代,我们必须以工业革命为手段,才能进入现代世界。
《列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是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石雕成树叶。
二年以后雕成了,把这片雕成的叶子放在树上,谁也分辨不出哪是真叶子,哪是雕成的玉叶子。
因此国君非常高兴。
但是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说:
“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什么意思呢?
这是赞美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观点。
是属于道家的思想。
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
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
很少会冒险或侵略。
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
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因为统治者的思维是安于土地,维持现状。
而海洋国家的商人,其思维和想法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同,语言也不同;
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
与农耕文明和农民思维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
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岛国),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无论从古代的希腊半岛,还是近代的英伦三岛,以及日本岛国的发展看,海洋国家人民的思维和文化都是对外的、冒险的、变革的,是与大陆国家的思维和文化反其道而发展推进的。
理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特点,首先要理解以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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