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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其实也有,就在我那儿放着呢,可是不让挂。
”在大院管理科工作了25年的负责人高俊明说。
作为一名服务人员,高俊明觉得这个院子“真了不得”是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十多年前,石家庄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但这个院子里从来没停过水电,甚至24小时都有热水,暖气也比其他地方送得早。
偌大的院子,只有七栋楼,住着14户人家,大面积的土地用作了花园、池塘、草地。
另一个也显示这个院子“真了不得”的,是每户人家的房子后面,都有一个防空洞。
本刊记者来到胡晓燕家后面的防空洞,发现这里已落满厚厚的枯叶,防空洞大门上依稀可见的毛泽东语录让人突然有一些时空恍惚: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先知先觉者
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的胡开明,无疑是一个历史难以回避的人物。
《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档案材料记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开明,曾参与领导“一二·
九”学生运动,并在西安事变前后,率领万名学生、群众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建国后,胡开明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胡晓燕至今保留着父亲留下来的整整一木箱的调查笔记,“父亲在位时,从来不给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情,对父亲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他去世后,从他的工作日记中感知的。
目前担任副厅级领导的胡晓燕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62年,胡开明上书毛主席《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建议》。
在举国上下大搞公社的时期,这样的提法无疑将他置于风口浪尖。
郭志回忆说,胡开明当时在省委开会时,结合张家口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公社要下放到农村”以及“包产到户”,“老胡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我们在座的听着都紧张,他这不是在否定公社吗。
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提法是正确的。
在之后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
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但在之后的文革中,被当作金科玉律搬了出来,致使胡开明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斗。
胡晓燕回忆说,父亲平反后,胡耀邦打算安排他到中央任职,但他认为自己还是到地方合适。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听说后,给中央写信,将其调到安徽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他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们党有很多先知先觉者,在座的胡开明就是一个。
”胡耀邦赴安徽视察时,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1985年,72岁的胡开明再次回到河北,筹备成立河北省顾委,并入住红军大街32号。
“父亲对河北是有感情的,几次仕途的大起大落,包括文革中蒙冤,都是在河北。
退休后,他还参与了晋察冀党史的编写工作。
”胡晓燕说。
胡晓燕清楚地记得,一次和父亲散步时,他说,“文革中,他们都说我们右。
但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有左的地方,只不过是比极左的人稍微右了一些。
“在平反后,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自己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挺不容易。
”胡晓燕认为。
1994年,胡开明因病住院,并于三年后离世。
让胡晓燕至今难忘的一个细节是,父亲住院期间,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也住进了这家医院,有一天,已87岁的刘子厚突然颤巍巍来看望他的父亲。
在文革时,刘子厚与胡开明,曾各是“左”和“右”的代名词。
“那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心里肯定会意识到是谁来了。
”胡晓燕说,“表面上这虽然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院子,斗争却暗流涌动,但每一个人到了暮年的时候,都会发现,所有的恩怨,都会因为历史的前进而烟消云散。
胡晓燕家的书柜里,摆着一张尘封过的照片——胡开明80岁生日那天,将毛泽东当年对他的批评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拍成照片并装进相框。
照片上的字迹略有些倾斜和颤抖。
辉煌
对于这个院子里的恩怨,郭志认为,那只是工作上的,生活中其实没什么。
有一件事情郭志印象深刻。
1979年的一天,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来家里串门,聊天时,金明说因为去他家串门的人太多,粮票不够用了,郭志就找老伴要了100斤粮票给他,“那时的干部没什么特权,连抽烟都要限量。
“我们这种过了苦日子的人,现在都很知足。
”郭志说,“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可我就是担心,这么好的形势别让腐败给毁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没有谁能打倒咱们,除非自己打倒自己。
中央领导来看我时,我就提了一点,就是腐败问题。
离休前系河北省顾委主任的杨泽江,目前依然担任着河北省关工委主任的工作。
87岁的杨泽江思维很是敏锐,尤其喜欢用爽朗的笑声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现在的局势我不太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说的。
杨泽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翻开的《炎黄春秋》。
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看一些内部刊物,“我这个人不喜欢讲不同的声音,不过有点儿不同的声音是好事。
杨泽江任河北省顾委主任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这个大院最为辉煌的时候。
那时候,河北省各大班子的现任一把手齐聚这里,除杨泽江外,还有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解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志、省政协主席尹哲等。
“那几年过年,来院子里的车太多,连掉头都困难。
”在服务楼工作的高峻明回忆说。
满院子跑着的孩子、身体健硕的老人和进进出出的车辆,让这个只有14户人家的院子显得异常热闹。
“那时候的领导感觉都没有什么架子,解峰省长离休后的第二天,就到我们服务楼和我们的工人下棋。
”高峻明说。
郭志也坦承,那时候领导之间即使有些过节,逢年过节也会去串串门,工作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生活上还是互相关心的。
而最终,这种和谐的气氛因为一个新任省领导的到来变得“别扭”起来。
1990年,程维高调赴河北,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政十余年。
郭志曾在程维高入住这个大院后不久,专程去串过一次门,刚进程家的大门,一只老鼠大小的小动物从郭志的脚下窜过,“当时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听说那叫袖珍狗,很名贵的,还发现他家养着不少名贵的观赏鱼。
这也是郭志最后一次造访程家,他总感觉,这个人在这个大院里是一个“另类”。
多年后,当程维高因为李真案而落马时,郭志觉得这并不“出乎意料”。
程维高
甚至连出言谨慎的杨泽江,也不回避对程维高发表意见,“话不投机,很少碰面。
程维高给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带来的变化,连高峻明也感觉得到,“一些领导回家后几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独门独户的,不碰面也不会有尴尬。
其实,在赴任伊始,大家对于这位江苏籍的领导,有很多的期待与支持。
胡晓燕回忆说,她最初对程维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电影院里放《焦裕禄》,省里好多领导都去了,影片结束后,门口专门为领导设置了一个书写感言的地方,其实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照着抄就行,但程维高没有听秘书的,自己想了四个字‘想着人民’,当时觉得这个省长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书记后,胡晓燕发现程维高开始“离人民越来越远”,“程下班回家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红军大街路口和大院门口更有警察清道,这样的阵势以前在我们院从来没有过。
另一个让这个大院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变化是,程维高专门给自己家的小院门口安排了一个武警站岗,并设置了流动岗。
这个特殊的岗哨让程维高与其他领导之间显得更加生分。
而程维高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显示着自己地位并保护自己的岗哨,最终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维高出事前多天,我们就知道消息了。
”曾在大院警卫排当司机的张晓宁透露说,“那时我们的总队长亲自在这个院子里坐镇,程维高家门口也加了岗,就是怕他跑了,来找他的车辆也一律要求登记。
“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
”曾对程维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什么时候没有腐败,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腐败吗?
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败?
他还说,靠着工资谁够了啊?
他这是从思想上就觉得‘腐败有理’,这样的领导能不出事吗?
在大院里,程维高与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开化。
“邢崇智当时不赞成程维高当省委书记。
”郭志说,“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是对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程维高的当选,反而给自己惹来了更多的麻烦。
“程维高当书记那几年,没有人敢到我们家里来,因为来的人都会被登记,而且事后还会有人找他们谈话。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而且那时候老干部开会,从来不通知老邢。
胡晓燕说,邢崇智离休后,几乎在院子里没有碰到过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说,都自己憋着,真是可怜。
”郭元英感叹。
2000年3月3日,年仅73岁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为这个大院里去世的领导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大院里的人们传言,2000年3月1日,程维高原来的秘书李真被捕后,住在医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连说三声“好”,两天后便因高兴过度溘然长辞。
郭元英承认了有关“好”字的说法,但她认为,邢崇智那时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顾不得高兴。
可以证实的是,邢崇智的追悼会上,程维高并没有出现。
2003年1月,河北省召开十届人代会,作为即将卸任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主持召开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议。
之后的一个晚上,程家找了三辆邮政用车,静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记者在江苏常州见到了程维高,提到红军大街32号这个大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忏悔。
大院子女
至今让全凤书引以为豪的是,她的子女从未给老伴兰凯民丢脸。
她所说的丢脸,更多指的是在外人面前摆谱。
全凤书说,她的二女儿当兵复员后,被分到任丘油田下面的一个小企业的职工食堂当炊事员,而当时兰凯民已经是河北省副省长。
有一天,老两口去任丘看孩子,当地的领导听说后,问孩子在做什么,他马上派人去接,“当听说我的孩子是一个小企业的炊事员后,眼睛都直了。
“我的二女儿直至退休,还只是一个炊事员,工作时年年都是先进。
”全凤书说,“三个孩子的工作,老兰没有管一个。
“父亲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我们有时候去找他,他就瞪眼睛。
”全凤书的大女儿兰英说,“但我们从来不抱怨父亲。
原省委书记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也感慨,她的子女也没有沾上老邢的光,“大儿子刚开始在一家私企工作,想通过关系调到国企,找老邢,结果他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别管大地方小地方,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胡晓燕的女儿王潇已是这个大院里的第三代,这位80后的女生,并没有觉得姥爷身份的特殊给自己带来什么优越感,“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小时候姥爷在世时,我每年放暑假都可以和他到北戴河度假;
除此之外,就是父母对我要求更加严格。
上小学时的一件事王潇至今没有忘记,“那时候同学们谈到自己家的房子时,我总是很自卑,因为妈妈经常给我说,我们住的房子虽然非常大,有400多平方米,但那是姥爷的,我们自己没有房子。
“我就是害怕孩子会有优越感,这样就没了上进心。
”胡晓燕说,“我的父亲当时对我们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的,现在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也要像父亲一样,严格要求我的孩子。
胡晓燕说,她的女儿王潇大学毕业后,她曾准备通过关系在北京给找一份好工作,但女儿怎么都不同意,“最后女儿说,如果姥爷在的话,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好。
甚至连胡开明家的保姆李云霞,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我在大院里待了六年多,最后到一家企业去工作,有时候碰到该送礼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老公有时候给我讲官场上一些事,我跟听天书一样。
王潇和其他80后孩子不同的是,熟谙很多革命歌曲,“小时候家里每年过年聚会,唱的全是革命歌曲。
2003年,胡开明的老伴李克林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奏哀乐,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孩子前一天晚上合唱并录制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他们用这些经典的革命歌曲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若干年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对这一特殊的仪式记忆犹新。
日益萧条
在红军大街32号大院里,从西边数第四个小院,如今已是荒草丛生。
紧闭的防盗门上,贴着关于换天然气的特别通知,发黄的纸显示出这里已经许久没有人住了。
这是程维高曾经住的地方。
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本刊记者发现大量被遗弃的物品,有鸟笼,也有空空的礼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经的奢华以及临走时的匆忙。
这个在中国政坛引起巨大震动的高官,曾经给这个大院带来了异常的喧嚣和紧张,而他的离去,也让阒寂陡然而来。
郭元英的家,也很难让人把这里和曾经的河北“第一夫人”联系在一起。
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猫狗身上特有的骚臭味。
楼道里养着一些盆栽的花草,已经死了很多。
因为身体多病,又没有请保姆,郭元英每天中午吃饭只能将就,晚饭要等孩子下班回来后再做。
这个院子里曾居住过20多位省委常委,如今仍然健在的已寥寥无几。
王潇大学毕业后,离开了石家庄,和其他第三代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地方,“小时候来院子里的车很多,现在即使是过年,也没有几辆车,如果哪一天院子里停的车多了,肯定是哪一位爷爷或者奶奶不在了。
这个曾经位于石家庄荒郊的大院,在因城市的发展已经处于繁华地段的时候,却日益显示出萧条和落寞。
大院里的健身器械上锈迹斑斑,落满了厚厚的尘土,有些木制器件甚至已经腐烂。
“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院子真好,现在再看,跟我们老家也差不了多少。
”曾在这个大院里做保姆的李云霞说。
惟一没有变化的,是每到中午饭时,院子里警卫排的食堂门口,会响起20多名战士合唱《打靶归来》的歌声。
杨泽江虽然不喜欢北方的这个城市,但他仍然不愿意随同孩子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只有待在这里,才能享受到省级干部的待遇,没有了这些待遇,我会不习惯。
杨家客厅一角的小茶几上,放着一部红色的机要电话。
虽然这部电话已经很少再响起,但还是被它的主人擦得一尘不染。
郭志说,前两年,有人准备撤掉这个大院站岗的武警,换成保安,“我就打电话过去,不同意让撤掉。
”杨泽江证实的确有这件事情存在,他说,还有人想在这个大院里建高层住宅楼,“我就告诉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谁都别想动,等我死了再折腾吧。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墨西哥边城因黑帮成“死城”十万人大逃亡(图)
来源:
新京报2010年12月31日02:
05
大中小
[提要]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华雷斯曾经制造业发达、商业繁华,现在却被称为“濒死之城”。
最近两年,有数十万人逃离这座城市。
毒品及其背后的巨大贩毒组织让这座城市沉沦,这里成为毒贩进行对美毒品贸易的重要据点…[我来说两句]
相关视频:
墨西哥毒贩残忍杀人警方发现万人坑
2010年6月,华雷斯,一次街头爆炸后,警方人员正在警戒。
贩毒组织猖獗让拥有140万人口的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人人自危,最近两年数十万人逃离。
这是一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城市,邻近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同大多数的边境重镇一样,这里曾经制造业发达、商业繁华。
然而,最近两年来,这里的商业开始萧条,城市开始萎缩,逾十万居民举家逃离……这座城市,叫华雷斯,位于墨西哥北部。
30日,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这座城市被冠以一个黑色的名字“濒死之城”。
华雷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36岁的劳拉·
朗格利亚原本是华雷斯城南的居民,她曾在一家便利店工作。
和当地所有的商铺一样,这家小店也要给黑帮交保护费才能生存。
但是,最近,实在忍受不了黑帮盘剥的便利店老板,最终选择了关门大吉。
市民:
去哪儿都行
失去工作的劳拉本打算留下来,当全职太太抚养四个孩子。
但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令所有父母不寒而栗的事,一个孩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黑帮绑架了。
劳拉的丈夫恩里克再也受不了了,他向自己工作的巴士公司提出调离这座城市。
上司问他想去哪儿。
恩里克回答说:
“哪儿都行。
在自己家附近,劳拉指着身后空荡荡的房子说,至少有6户邻居已搬去别的城市。
就在上周,一位邻居全家都搬走后她才注意到。
他们留下来的房子随后被洗劫一空,从家具到门窗、水管无一幸免。
最后只剩下一具被画满涂鸦的空壳。
自从两年前华雷斯两派黑帮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暴力狂潮后,拥有140万居民的华雷斯市开始了市民的“大逃亡”。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根据税收信息统计,该市人口至少减少了11万人,而当地一所大学的统计则显示,约23万人离开了华雷斯。
还有民间组织称,四分之一的市民都逃走了。
“这座"
罪恶之都"
正在成为一座"
濒死之城"
。
”美国媒体30日报道说。
让这个城市沉沦的,是毒品,及其背后的巨大贩毒组织。
黑帮火拼沦为鬼城
由于地处边境,华雷斯的制造业曾十分发达,吸引了很多外地工人。
很多偷渡客也将这座城市作为溜进美国得州的中转站。
但是,与美国的邻近,也使这里成为对美毒品贸易的重要据点。
长期以来,华雷斯市一直受“华雷斯-卡特尔”贩毒集团控制。
但2008年,被墨西哥、美国、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四国通缉的大毒枭华金·
古兹曼和他的贩毒组织“纳洛阿-卡特尔”试图将华雷斯变成为自己的地盘,一场血腥的黑帮火拼由此爆发。
仅今年一年时间,华雷斯就有3000人被谋杀,使得其称为西半球最危险的城市。
在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上,能轻易搜到华雷斯市黑帮的大屠杀、砍头、拷打甚至汽车炸弹袭击的视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华雷斯仅有一界之隔的得州厄尔巴索市,今年仅发生3起命案,其中一起是自杀。
极端恶化的治安,让华雷斯人人自危,如今,在市中心,房屋出租和出售的牌子几乎随处可见。
当太阳下山,曾经繁华的商业区几乎变成空荡荡的“鬼城”,没有居民敢天黑外出,大部分城区陷入一片漆黑。
商家纷纷搬到美国
据华雷斯市商会统计,今年一年该市有超过6000家商铺或企业关门倒闭。
而厄尔巴索市的墨西哥商人创办的企业数量,则从年初的9家暴涨到了年末的280家。
厄尔巴索的墨西哥商人联合会主席马里希奥说:
“也许对华雷斯市而言,这很令人沮丧,但商人们别无选择,只有搬来这儿。
商会成员中,有一名50岁的美籍墨西哥人,他原本在华雷斯市拥有自己的工厂,但去年这名商人遭到黑帮绑架,被囚禁在一个隐蔽的建筑中。
所幸的是他挣脱了绳索,最终被军警解救。
捡回性命之后,商人举家搬到厄尔巴索,他说再也不会回到华雷斯,“这是一座濒临死亡的城市,已经失去控制了。
很多人都感到害怕,所有人都跑了。
随着商业萧条,华雷斯的失业率不断攀高,这给暴力犯罪更多滋生的土壤。
该市的失业率为7%,高出5.4%的全国水平。
华雷斯市商会会长丹尼尔·
莫古亚称,问题不仅在于暴力,由于没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沦为贩毒集团的杀手和帮凶。
拥有美国绿卡的玛塔在华雷斯呆了18年,但今年,她也考虑离开。
玛塔说,华雷斯曾一度是美国人喜欢的休闲城市,低廉的物价吸引了很多美国人来这儿泡吧,用餐或购物。
现在没有人再敢来了。
和2007年相比,玛塔经营的餐厅营业额下滑了50%。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斗士,这是我的华雷斯。
我总会说,不论发生什么,华雷斯都是我的,直到现在。
发生了太多。
华雷斯市市中心的一名商人说,为了生存,他被迫每周都给贩毒集团330美元的保护费。
他的女婿也曾因此被绑架,全家花了23万美元才把他赎回。
后来店面还遭到洗劫。
但从开始交保护费之后,他们就不再受到骚扰,就连客户在店门前停车也不会再被警察罚款。
然而,“被保护”的生活更像是一场不会结束的噩梦。
2008年至今,这位商人的客户从500人减少到200人,还有3位客户被毒贩打死。
由于生意实在不好做,贩毒集团最近甚至将保护费“下调”到了205美元。
这位商人称,他已打算全家搬到厄尔巴索。
对于这个黑势力强大的“罪恶之都”,墨西哥政府也下重拳整治。
今年1月,黑帮枪手闯入华雷斯市一场派对,杀害15名无辜少年,震惊墨西哥全国。
卡尔德隆总统为此亲临该市,并启动了2.74亿美元的社会项目“我们都是华雷斯人”,以扶助华雷斯市的教育,增加就业机会,加强社会治安。
卡尔德隆还派遣了1万士兵前往该市。
计划实施后,市政府称,11月华雷斯的谋杀犯罪率比10月下降了一半。
但在一些市民们看来,这些变革已经来得太晚了。
墨西哥恐被“毒倒”
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之一,墨西哥在经济、政治上均有重要的区域影响力。
但是,一个“毒”字,却依然有可能把这个拉美大国给拖垮。
墨西哥毒品和涉毒势力之所以屡禁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自己最大邻国美国所赐。
这个保守估计也有3500万涉毒人员的世界第一大毒品消费市场,让许多墨西哥人走上贩毒的道路。
有统计称,墨毒贩每年向美国运毒可获约400亿美元的利润,流入美国的毒品中,超过七成来自墨西哥。
泛滥的毒品也在墨西哥国内培养了大批瘾君子,据称,目前墨西哥1亿人口中,约有470万吸毒者。
毒品收入也是很多墨西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据称,四成墨西哥人的生计多多少少都与毒品有关。
有需求就有供给,巨大的毒品需求和利益,使得墨西哥涉毒黑势力越来越壮大。
据报道,仅墨西哥两个最大贩毒集团,就拥有超过10万成员,与政府军数量相当,且武器装备精良。
这给墨政府反毒带来巨大困难。
此外,丰厚的毒品利润,也导致墨地方腐败严重。
政府、执法机构卷入毒品利益之中,更成为墨身陷毒患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曾说,倘若“反毒战争”继续僵持25年,墨政府将不堪重负,甚至有可能沦为像阿富汗一样的不稳定国家。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墨西哥已经越来越趋向于20年前的哥伦比亚。
她也指责,正是美国人对非法毒品的“无止境”贪欲,导致了墨西哥各地的暴力活动。
“墨西哥最大的不幸,便是离上帝如此之远,而离美国如此之近。
”墨西哥前独裁者迪亚斯曾如此感叹。
本报记者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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