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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会经历开心、痛苦、愤怒等情绪一样,恐惧也是常见的一种情绪。
可以这样说,在人的一生中,人人都会经历恐惧,只是恐惧的程度或是引起恐惧心理的因素不同罢了。
那么,恐惧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东西,经历一些大家认为“可怕”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恐惧;
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陌生的事物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
就好像恐惧是根植在我们大脑里的“硬件”。
然而,詹姆斯却认为:
“心灵与大脑以外其他对象的关系,完全是认知的和感情的关系。
心灵知道它们,它在内部欢迎或者拒绝它们,但与它们没有其他交易。
当它看上去对它们
起作用时,只是通过身体的媒介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对它们起作用的不是心灵,而是身体,而且大脑必须首先作用于身体。
当其他事物似乎对它起作用时,情形也是一样——它们只是作用于身体,并且通过身体作用于大脑。
”用“表现”原理来解释,就是某种事物首先在身体上引起了相应的反射,例如手心冒汗、心跳加速、肌肉紧张、瞳孔放大等身体反应。
然后,这种反应被大脑感知到,再经过信息加工,这一系列的反应便被定义为“恐惧”。
詹姆斯的理论是否正确呢?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实验来判断。
第一个实验来自弗洛伊德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观察与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发现一位名叫小汉斯的5岁男孩对马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恐惧。
一开始,同样是心理学研究者的小汉斯父亲以为小汉斯是因为曾经对他的母亲产生过性兴奋,见过马跌倒时露出的巨大生殖器,才对马产生了恐惧。
但弗洛伊德却持不同的观点。
他了解到,小汉斯还梦到过长颈鹿(长颈鹿的长脖子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并且还有抚摸自己生殖器的习惯,并被母亲呵斥过,甚至还被威胁再抚摸自己的生殖器,它将会被割掉。
于是弗洛伊德分析认为,小汉斯对马的恐惧根源在于他对性冲动的压抑和对发泄行为的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是对发泄的欲求,一方面是严厉的抑制,这使得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没有得到正面的引导和调和,于是转化成了恐惧情绪。
但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约翰·
华生却并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方法和观念。
于是,他也做了一个实验来探究恐惧产生的原因。
华生这个著名的实
验,其对象也是一名小男孩,他是一位名叫阿尔伯特的孤儿,只有9个月大,生活在孤儿院。
阿尔伯特身心健康,平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负面情绪,孤儿院的护工们也没有发现他
对什么东西特别恐惧。
不过在实验前,为了确定阿尔伯特是否害怕某种特定的刺激,华生及其研究员们还是有意让他接触了白鼠、狗、猴子等毛发多的动物,以及有头发和没有头发的面具、白色羊绒绵等物品。
阿尔伯特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动物或物品的害怕,相反,他还表现出对他们的兴趣,时常触摸它们,拿到手里当玩具玩耍。
华生的研究员们还对阿尔伯特做了声音刺激试验,以确定他是否对巨大的声音产生恐惧反应。
因为所有的人,特别是婴儿,都会对突然冒出来的巨大声响产生恐惧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无需学习的“无条件刺激”。
结果是阿尔伯特被突然出现的巨大声音吓得哇哇大哭。
这个巨大的声音来自他身后,实验人员用锥子用力敲击一根4英尺长的铁棒,以此发出巨大的声响来惊吓阿尔伯特,使之产生恐惧。
接下来,华生及其实验人员开始了针对阿尔伯特的著名实验。
他们将一只白鼠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静观其变。
一开始,阿尔伯特对白鼠很感兴趣,并伸出手准备要触摸白鼠。
就在这时候,他身后的铁棒被突然敲响,由于敲击者使了很大的力气,铁棒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突如其来的巨大响声让毫无防备的阿尔伯特猛地一打颤,接着,他躲闪着要离开,同时表现出害怕的神态。
不过,研究者们并没有让他离开,而是按照刚才的程序,又重复了三次实验过程。
每次在阿尔伯特的手要碰到白鼠时,他身后就会响起巨大的声音,把他吓得猛地一跳,向前扑倒,开始哭泣。
一周以后,这个实验过程再重复了一轮,每次都是声音与白鼠配对出现,令阿尔伯特受到猛烈的惊吓。
到这个阶段时,即使白鼠没有与巨大的声音配对,而是单独呈现在阿尔伯特面前时,他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
他不但不再试图触摸白鼠,反而转过身向与之相反的方向飞快地爬走,并且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哭声及害怕的表情。
实验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可以证明恐惧来自人为的制造,而非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结果。
不过,由于对科学的痴迷和学者特有的探索欲望,华生及其实验人员将探索目标设在了更高的位置,即探索这种习得性恐惧是否会泛化到其他物体上。
也就是说,阿尔伯特很可能会对其他刺激产生恐惧心理。
实验人员在检测了阿尔伯特对白鼠仍然心存恐惧后,用白兔代替白鼠对他进行了实验。
在此之前,阿尔伯特并不害怕白兔。
这一阶段的结果是,阿尔伯特一看见白兔就哭泣了起来,并快速爬走,远离白兔,就像看见白鼠那样。
同样,阿尔伯特对狗、白色皮毛、棉花、白头发,甚至是圣诞老人的面具,都产生了恐惧反应,即使没有伴随任何声音,他对这些东西的恐惧也没有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与白鼠没有任何外形上的联系的积木,阿尔伯特却没有表现出恐惧,依然拿着它们玩耍。
华生还想知道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中,习得的情绪会不会随着情境的迁移发生改变。
于是,他将阿尔伯特放在了一个更明亮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布置也与之前的实验场所完全不
同,而且在场的人比之前多了不少。
但阿尔伯特仍然对白鼠和白兔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他那种习得的恐惧情绪并没有随着情境的迁移发生改变。
但这种情绪会不会很快消失呢?
华生的脑子里产生了新的疑问。
最后,他测试了阿尔伯特这种习得的恐惧会不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个月后,华生再次对阿尔伯特进行实验,结果发现他对白鼠一类的东西仍然感到十分恐惧。
后来,出于道德和对学术精神的执着,华生和他的实验人员们还打算对阿尔伯特重建条件反射,以消除他们在他身上制造出来的恐惧情绪,可惜随着阿尔伯特被收养,这个矫正实验最终未能进行。
从华生的实验我们可以发现,他认为的恐惧产生的原理,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其实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用“表现”原理来分析解释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伯特开始并不害怕白鼠,是巨大的声响使他的身体突然接受到了反射,如声音震动耳膜,引起耳膜的疼痛,声波通过空气、地面传感到他身体上,引起肢体的高频震动,这些身体反射经由神经传导到大脑,再经过大脑的认知被判断为“恐惧”情绪,最后,他通过哭泣、爬走等动作将这种恐惧情绪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阿尔伯特的恐惧不是从内而外发出的,而是从外而内形成的。
他将毛茸茸的东西—巨大声响—恐惧绑定在了一起,并且不自觉地忽略了中间环节,将毛茸茸的东西与恐惧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看似简单的恐惧形成过程。
用同样的逻辑来推论,我们可以得知,其他情绪如愤怒、悲伤、开心、厌恶等的产生也是遵循这个途径。
反过来,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原理来解释弗洛伊德实验中的小汉斯对马的恐惧情绪。
其实,小汉斯并非被马的生殖器吓到,而是被马跌倒时撞击地面的巨大声响吓到,他由此将马与跌倒以及令他受到惊吓的声音联系到了一起,因而产生了恐惧。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恐惧并非深不可测的情绪,恰恰相反,它的产生可以说是可见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根除恐惧就变得简单多了。
只要我们充分掌握了“表现”原理的要领,即
使不依靠詹姆斯和华生,我们自己也能消除恐惧心理。
除非,你想永远留住它。
2.系统脱敏的奥秘
据调查统计,世界上有大约1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恐惧症。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边,每十个人当中便有一个人可能患有恐惧症。
这种恐惧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所产生的强烈和
不必要的恐惧,并伴有回避行为。
这种害怕是非理性的,是被人为地过度夸大的恐惧,甚至患者本身也深知这一点,但这种认识仍不能防止恐惧发作和反复出现。
程度轻的恐惧症可能不会表现得过于明显,只是在某些情境下干扰人们的正常心理状况;
程度重的恐惧症则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令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害怕出入公共场合,视某些事物如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甚至听到或看到某些与恐惧对象相关的只言片语都害怕。
正因为如此,如何避免和治疗恐惧症,为人类解决这一心理上的难题,成为了心理学家们的一大研究方向和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事实上,的确有不少心理学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缓解和治疗人们的恐惧心理找到了一些有效的途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籍南非人约瑟夫·
沃尔普。
约瑟夫·
沃尔普生长于南非,二战时加入了南非军队,在军队的医院工作。
其间,他目睹了许多士兵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
二战结束后他转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任教,之后移居美国,继续教书的同时开始了治疗恐惧症方面的研究。
沃尔普受到詹姆斯“表现”原理的启发,创始了系统脱敏疗法。
他认为,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不论好与坏,都是习得的。
从理论上来说,恐惧既然是习得的,就可以从行为入手去消除掉。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约瑟夫·
沃尔普对动物进行了实验研究。
沃尔普以猫为实验对象,对动物神经症的产生和治疗进行了实验研究后,认为这些神经症通过学习产生,也可以通过学习来矫正。
他在实验中给猫施加轻微的电刺激,同时伴以特定的声音和图像刺激。
当猫在电刺激与声像刺激间建立联系后,单一的声像刺激就能促发猫的恐惧反应——这个实验与华生对阿尔伯特进行是实验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华生的实验对象是人,而约瑟夫·
沃尔普的实验对象是动物。
随后,再逐渐将声像刺激与食物同时呈现,使猫又渐渐地“消除”了原先习得的恐惧。
当初华生没能对阿尔伯特进行矫正实验以消除他的恐惧,但约瑟夫·
沃尔普以猫为实验证明了习得的恐惧是可以消除的。
并且,他将这个发现运用到了人类恐惧症的治疗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下面这个案例,便详细地展示了约瑟夫·
沃尔普是如何为患者消除恐惧的。
沃尔普的患者C女士,对交通情境具有极度的恐惧反应。
C女士的恐惧源于一次车祸。
一天,她与丈夫驾车在上班的路上,行驶至十字路口时,她注意到他们左边有两个女孩正站在人行道上等着过马路,因为当时他们所行使的方向是绿灯,而与他们相垂直的那条马路上正面对着红灯。
突然,她看到左侧垂直马路上一辆大型卡车不顾红灯的限制,直朝他们驶来。
然后,C女士被大卡车的冲力撞出车外,抛向空中的那一刻,清晰地刻在了她的脑中。
接下来她失去知觉并被快速送往医院,在救护车上她甚至醒了过来安慰丈夫,在去医院的途中她一直保持着冷静。
随后的一周,她在医院接受了膝部和颈部的治疗。
一周后C女士康复出院,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她全身发抖,手心冒汗,受伤的部位隐隐地疼痛。
即使她后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但只要一坐到车子里,她便会因为看见前方横马路左边或右边驶近的距她200米的车辆——注意,是任何车辆——而感到心烦不安。
从侧面驶来的车子距离她越近,她的不安感越强烈;
当车子距她不到50米时,她积累起来的焦虑会上升为惊恐。
除此以外,她在步行过街道时也感到焦虑,即使她遵守交通规则。
奇怪的是,她对迎面驶来的其他车道的车辆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
在最初几个月中,C女士看见交叉口横马路上驶来的车辆时,恐惧感会使她紧紧抓住正在驾驶车辆的丈夫的手臂。
她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不安全,便有意识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行为,但她内心的恐惧并没有减少。
最后,她只好向约瑟夫·
沃尔普求助。
沃尔普与C女士接触后,决定对她使用系统脱敏疗法。
沃尔普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正方形,并假定它的边长等同于现实中的200米。
在正方形的左下角,C女士的车被标注在那里,车头朝左上方,她和丈夫都坐在车里。
在正方形的右下角标注了另一辆车,那是C女士信任的G医生的车,这辆车的车头朝向C女士的车。
C女士被要求按照图上的场景展开想象:
她在自己车中,G医生驾车从200米外向她驶来。
C女士对这一场景展开想象后感到了恐惧。
沃尔普只好换了一种场景,让她想象G医生从200米外朝她行驶了102米后停下了车。
C女士对这一场景的恐惧反应稍弱。
在想象了四次后,她对这个场景的恐惧消失了。
接下来的治疗中,C女士想象G医生驾车驶向她时,距离她的停车点每次缩短一点,直到G医生的车可以停在仅距她只有两米的地方她也不再感到恐惧。
此时,在现实中,C女士终于能够在看到有车辆从200米外向她驶近时,保持原有的步调平静地穿过马路。
接着,约瑟夫·
沃尔普将场景的恐怖情形逐渐进行升级,比如:
让C女士想象她的车被红灯挡在十字路口,G医生的车在绿灯下从她面前的横向马路上行驶过去;
在G医生的车驶过后,另一辆车从她面前与G医生的车以相反的方向驶过;
更多的车从C女士面前的马路上驶过;
两辆陌生的车同时驶过交叉路口;
绿灯时,C女士步行在人行道上,一辆车缓缓地从横马路上向她驶来。
在想象治疗中让C女士摆脱了恐惧感之后,约瑟夫·
沃尔普将治疗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
他带着C女士来到十字路口,并按照红绿灯的指示来回过了几次马路,C女士并没有感到焦
虑和恐惧。
但是当她坐在车中来回驶过十字路口时,只要与她垂直的方向有车辆向十字路口驶来,她的焦虑不安会再次出现。
于是,约瑟夫·
沃尔普对C女士启用了新的想象场景,即让她想象开车的是她的哥哥,而不是她的丈夫。
C女士的恐惧焦虑果然减少了很多,并在随后的重复想象中消失了。
在现实中,C女士和她的哥哥驾车在一条乡间路上行驶,他们的旁边有辆车正在减速但没有完全停下来,她却不觉得焦虑恐惧。
这就意味着,室内进行的想象脱敏很好地迁移过渡到了实际生活中。
后来,C女士在治疗结束时已经能够自如地面对各种交通情境,并顺利地在交通拥挤的马路上过马路。
虽然不断驶近的车子离她的车非常近的时候,她仍然会有一点点焦虑,但以前那种深深的恐惧感终于消失了。
即使驾驶员换成了她的丈夫,她也渐渐地摆脱了恐惧,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根据沃尔普对C女士的治疗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沃尔普是通过建立一组焦虑序列来让C女士逐渐摆脱恐惧的。
其要点在于将围绕同一个主题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事件组成由浅入深的序列,并逐个攻破。
比如,C女士对来自与之垂直方向的车辆感到恐惧,那么,针对她建立的其中一组由浅入深的焦虑序列就有:
距离她200米以上的车辆,距离她180米的车辆,距离她150米的车辆……另一组焦虑序列则是:
C女士信任的G医生开的车,G医生的同事开的车,陌生人开的车。
当她对一组焦虑序列中的一项不再感到恐惧之后,便开始进入序列中后一项的练习,直到最后她对这个序列中每一个事项都不再感到恐惧。
攻克焦虑序列的方式,可以从想象开始,在想象的过程中消除了恐惧之后,再转移到实际中去操作,直到在实际中也将恐惧消除。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可以自由调配,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不必过度在乎时间上的长短。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虽然大量运用了想象等意识层面的能力,但沃尔普并没有过度关注C女士的生活背景和童年记忆,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她当前的行为和状况上,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有很大区别的,却恰恰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不谋而合。
弗洛伊德一派的心理学家会将关注点放在对恐惧根源的挖掘和讨论上,主张先找到恐惧的根源再对其进行分析,在精神上改变人的想法,使人们认识到这并不值得害怕。
而詹姆斯认为通过改变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和思想,约瑟夫·
沃尔普也认为人的恐惧是可以通过行为消除的。
所以,他们这一派心理学家运用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治疗方法,即直接通过改变行为来消除恐惧心理,直到人们的心理意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害怕曾经恐惧的事物。
很显然,后者的方法更具有高效性和彻底性,也更利于普通人自行操作,而非一定要依赖于心理学家的不断说服和劝导。
毕竟,人生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的,将控制权交到心理医生的手里,始终不是我们愿意的,不是么?
3.消除恐惧
人们在突然遭遇恐怖的事物时,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都会出现短暂的行为和意识的空白空间。
然后,身体作出应激反应,要么是迅速转身而逃慌乱躲避,要么是迎面而上猛烈反
击。
恰恰就是这个身体应激行为,使躲避的人感到更加恐惧,反击的人则发现其实他所面对的事物并没有那么可怕,从而克服了恐惧。
面对恐惧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培育出胆小鬼,后者成就了大英雄。
以战争为例,据调查统计,那些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的士兵当中,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比例要明显小于那些跟在后面犹豫不决的士兵。
士兵在冲锋时,步伐越缓慢犹豫,他们心中的负能量就越多,这些负能量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跑得更慢,中弹的几率就越大,躲避攻击的能力就越弱。
而那些勇猛冲向敌方的士兵,步伐坚定迅速,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这股正能量促使他们冲得更快,手脚和眼神都更灵敏,能够更加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并且迅速防御,因而往往得以避开危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另一个战场。
在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的都难以避免遭遇恐惧的事物,在我们当中也不乏患上恐惧症的人。
如何克服恐惧,成了我们通往成功路上必须攻克的课题。
幸运的是,威廉·
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就给予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启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即用行为改变自己,改变意识,改变对恐惧的态度。
如果你对詹姆斯“表现”原理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尚无法自如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克服恐惧的行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其他心理学家在“表现”原理的基础上,为我们找到的更加详细、具体、可行的方法。
早期人们对恐惧症的治疗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为主。
他们认为,恐惧症是无意识心理冲突的结果,而这种冲突源自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
他们还主张,恐惧症可能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的某些其他深层恐惧和愤怒的替代品。
比如,一个人因为去公园会看到关在笼子里的蛇而拒绝去公园,是因为他小时候被大一点的孩子用蛇惊吓过;
一个人害怕去公共场所,是因为他小时候在一个广场上摔破了裤裆并遭到了周围人的哄笑。
作为成年人,要承认曾经因为力不如人被欺负过或是大庭广众之下露出了屁股,都是困难的,于是他选择了压抑这些事,并以恐惧症的形式取代这种压抑。
因此,精神分析学派一直试图帮助患者挖掘无意识情感,并要他们去面对隐秘的情感和情绪,企图以此摆脱他们的恐惧。
然而,这个方法时而有效时而无效,并且无法保持长效。
人们发现,即使自己已经了解了所谓的恐惧的根源,却还是无法摆脱恐惧。
当他们处于理智的、没有受到刺激的状况下,精神分析法看起来是有效的。
但是一旦面对与恐惧有关的刺激,他们便会变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恐惧,再度陷入恐惧当中,即使他们知道问题在哪儿,也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
斯坎特则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持不一样的看法。
他在詹姆斯情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关于情绪体验的说法。
他认为,情绪体验是主体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唤醒或激活状态的反馈感受,是一种对多种信息源产生的复杂感受。
他认为经历一种情绪往往需要两个步骤:
其一为一个事件或一个想法使人们的身体作出反应,其二为人们从周围环境中找到导致身体作出如此反应的原因。
例如,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肩膀突然被重重拍了一下,他会立即心跳加快、肌肉紧缩。
如果他回头看到拍他肩膀的是一个衣着怪异的人,他会感到紧张、担忧。
但如果他发现拍他肩膀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他会会心一笑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对方拥抱。
来自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
克拉克将斯坎特的理念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充分结合,并应用到对恐慌症的治疗研究中来。
他发现,恐慌症发作往往是因为人们对身体感受的错误理解。
比如,刚才我们举的被人拍肩膀的例子,如果拍肩膀的是一个陌生人,并且衣着怪异,人们会根据经验判断他是一个坏人,进而感到害怕、担忧。
但实际上,也许对方并没有恶意,他拍肩膀的行为并不是伤害行为,而只是想提醒被拍肩膀的人他的钱包掉了之类的善举。
但是在他的提醒之前,被拍肩膀者的身体已经作出了反应,这种反应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接下来,它便被人们误读,引导人们作出了判断——错误的判断。
然后,更多的紧张和担忧涌出了身体。
正是这样,负能量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直到人们被恐惧淹没。
但其实,这种恐惧不过是一个乌龙事件。
克拉克因此得出结论,那些患有恐惧症的人倾向于觉得自己心跳过速、手心冒汗,并将这一身体反应判定为害怕、恐惧等负面情绪,于是变得更加紧张,进而导致心跳更快、冒汗更多。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引导下,他们很容易跌入恐惧的深渊中,被负能量团团包围。
既然恐惧的起因是对身体反应的误读,那么治疗恐惧症也无需药物和挖掘童年记忆中的阴影。
相
反,只需教会人们如何放松身体和行为,或从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向解读来自身体的感受,便可以有效地将恐惧扼杀在萌芽之前。
比如,当一个人感到肌肉紧缩,他可以通过深呼吸来放松肌肉,或者将肌肉紧缩的身体反应理解为他有点儿冷,而不是害怕。
为了验证自己的新结论,克拉克招募了一批恐惧症患者,对他们进行实验性的治疗。
克拉克告诉病人们,当他们感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时,将这种感觉判断为恐慌,其实是错误的,这种感觉充其量只是有点焦虑,甚至可能是与恐惧相反的正面情绪。
克拉克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恐惧症患者们的恐惧症状很快得到了减轻。
当他们从行为上和意识上做出改变之后,曾经令他们恐惧的事物再次出现时,他们的恐惧明显减少了,有的直接转化成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有的甚至只是感到轻微的不适。
这个方法的效果远远超过了药物治疗,并且更具有彻底性,同时没有什么副作用。
这个方法与我们之前提到的詹姆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思想,其性质是一致的。
前面的一节我们说过,掌握命运的关键在于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恐惧心理,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能够随时随地、自如地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抑制恐惧,聚集正能量,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借鉴心理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方法,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实用。
根据克拉克的实验,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恐惧情绪。
比如,当我们在考试、面试或是面对重要人物、处于重要场合时,我们的身体会表现为心跳加快、手心冒汗、脸红等特征。
其实,这是我们比较重视我们面对的人或事的表现,我们的神经调动了身体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以便我们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应对那些受到我们重视的人和事,而不是我们对面对的人和事感到害怕和焦虑。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行动上通过缓慢的深呼吸、放松额头、手臂、肩膀等部位来减轻原先的过度兴奋状态,在姿态上变得更加平静从容。
同时,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的身体表现是兴奋的表现,而非恐惧的表现。
当我们遇到突发状况不知所措、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放松身体、放慢呼吸来调节我们的身体反应。
同时,矫正我们的意识对身体的信息解读,将情绪引导到积极正面的方向,这样才能理智清醒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不至于乱了方寸做出错误的决定。
诸如此类需要我们调动正能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问题的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胜数。
面对一些简单的、浅层的问题,我们其实根本无需非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学家不可,只要牢牢记住并理解了“表现”原理的奥妙,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有效的、可行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成为我们自己人生中勇往直前的英雄。
第2章人与世界的关系
1.与世界联接
詹姆斯说过,心灵与大脑以外其他对象的关系,完全是认识的和感情的关系,并且是通过身体作用于大脑。
詹姆斯认为认知关系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关系,因为,“当我看见蓝色时,
我知道这个颜色;
当我品尝一只梨时,我知道它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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