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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点说,我更倾向于从文学当时发生的实际历史情况出发,对历史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拿着某种既定的理论方法去找问题,强行让历史材料服从这些理论方法。
自然,在收集、整理和消化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我们会用一些所谓“理论”,这种理论我觉得也不尽然是福柯啊、佛克马啊、韦勒克啊、后现代啊什么的,而是一种从理论中提取一些与今天语境比较相关的成份,然后再通过它们去重新激活问题。
如果更准确地概括,可以称之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罢。
这就是把过去当代文学研究比较强调“作家作品研究”,调整为“文学的周边研究”,通过把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陌生化”,再重新回到“作家作品研究”当中去。
我们的目的,是最后推出一套“80年代经典文学作品”。
某种意义上,没有“经典作品”来支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是缺乏最终根据的。
这几年,我本人的研究基本是在这两条线上展开的:
一条是个案研究,比如今年9月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讲稿:
“八十年代”作为方法》,选择的都是80年代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紧扣它们做具体研究,并做适度地展开;
另一条是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比较宏观的反思性的东西,比如2009年2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的兴起》这本书。
我的反思并不只针对别人,也包括我自己研究中亟待反省的问题。
如果说,这几年的研究还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可能有时候会阐释过度,或者在充分释放、呈现和扩大作品“社会周边”情况的过程中,作品文本原有的容量被明显挤压而趋向减缩。
所以,这学期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作品细读”,试图想对之做些调整。
蔡翔、李杨、贺桂梅等人的研究成果都是我非常注意的。
他们虽然与我,但显然构成了一种相互激发的学术关系。
蔡翔的研究中有一个马克思的视角,他喜欢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问题,注意贴着历史语境去分析作家作品,比如,他把“劳动”、“劳动阶级”、“城市”等概念引入对十七年文学的观察。
李杨使用的是“再解读”方法,但他的问题意识比较强。
贺桂梅整合问题的意识比较强,她的理论出发点和要处理什么问题都很清楚。
如果说存在某种差异性,坦白地说我宁可将学术意识与历史对象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再松弛和模糊一点儿,让理论意图稍微向后面靠一点。
因为当我们真正接近所谓的“历史遗址”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已经涨出了我们理论的空间,如果非要用理论把它们都装进去的话,那么必然会牺牲其丰富性,出现简化问题的现象,这是我比较担心的情况。
因为如果那样,就又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尤其是近年来的“再解读”上去了。
这就需要我们的工作更多一点地带着包容性、理解性,而不能一味地概括、整合,把研究对象主观地说成你希望的那种样态。
杨:
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在我看来,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经典重读不同,您的80年代文学研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比较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您最近出版的《文学讲稿:
作为方法的80年代》一著就很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80年代文学研究在您的规划中针对的不仅仅是作家、作品、现象、思潮的罗列和排比,而是某种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变化和重构,是一种带有综合意义的方法论和研究思路,我想这可能是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激活和推动,您刚才实际上已经对这一方法论进行了阐释,不过方法论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预设的观念,而是与一定的历史语境联系在一起,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方法论意识的薄弱,这也可能是造成整个当代文学研究(也包括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程:
前面讲到,刚开始我的“方法论意识”并不是很明确。
读者应该注意到了,2005、2006年两年我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几篇系列文章,还处在摸索阶段,残留着不少思想模糊、知识转型和生硬的痕迹。
但做着做着,就开始意识到这有问题了,需要做些调整。
调整的理由是,我们所面对的“80年代文学”,实际是80年代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与改革开放相结合而叙述出来的一种文学形态,比如“启蒙论”、“重写文学史”、“文学主体性”、“纯文学”等等。
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当然有自身的历史逻辑和问题意识。
但我发现,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一切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使我们在重新认识80年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时,突然有一种“醒悟”的感觉,这就是:
即使在80年代,文学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也不像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师生“想象”得那么大。
我们那时候既是中文系学生,也是“文学青年”,这种“身份意识”会把个人的历史感受无限制地膨胀,人为地放大甚至覆盖整个民族的历史感受。
而实际上,文学的影响恐怕只限于中文系师生和部分城乡文学青年这一很小的社群范围。
主管国家的人考虑最多的还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价格调整、姓社姓资什么,而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三大件”,都不是文学的问题。
这就使我们的历史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
虽然最初几年,文学讨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社会观念的进步,但也不像人们估价得非常高。
我以为正是“判断偏差”的存在,使人们普遍对“80年代文学”采用了一种比较夸张和放大的历史想象方式,他们会把文学放到那个时代一个很高的历史位置上。
出于这种估计,我对“80年代文学”在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看得不那么高。
所以我认为应该采取的文学研究方式是,先不妨把80年代文学稍微放低一点,也不要急于把它作为你研究文学的真理性原点,应该意识到它不过是你研究的对象而已;
另外,需要自觉与它拉开一点距离。
我们应该“拥抱”包含了我们精神、思想痛苦和文学生活的“80年代”,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过去”的文学。
比如,一说到“《苦恋》批判”,你上来就那么“义愤填膺”,这怎么行?
把“批判方”的道德立场完全等同于你所要研究的历史,而对“同情方”拼命加分,却对“不被同情者”拼命减分。
这就使你的研究,退回到了当时的文学史认识水平上,而没有把它充分“历史化”。
按照我的理解,“《苦恋》批判”牵涉的面很广,它包含着1970、1980之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很多复杂问题和隐蔽的层面,它不过是当时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点而已。
通过对这个点的具体、细致、深入和包容性的历史分析,我们才能看清楚80年代人们思想、生活的各种状况,看到8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层性变化的微妙律动。
在做这些工作时,我的研究状态也许经常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尝试性的,但有一点我很明确,这就是80年代文学已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遗址”,我意识到我们只能通过“重访”的方式,才可能比较客观和真实地接近它,并把其中已经被当时各种叙述所埋葬的东西尽可能地揭示出来。
这种揭示的目的不是“揭破历史真相”,“发现历史隐秘”,而是把它变成研究今天文学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因为我相信,“历史”从来都不是按照“今天”的要求而存在的,而是源自历史本身当时的状况而存在的,所以,只有把历史本身当时的状况包容进来的“今天的研究”,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和有效的历史研究。
至于你说的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识薄弱,是造成它的整体水平偏低原因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79年成立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起步和历史差不多。
但为什么他们已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备的学科,而当代文学为什么一直被等同于“文学批评”,停留在比较低的状态;
还有人明确要求应该把1980年前的文学都交给现代文学去做,当代文学仅仅负责对当前文学跟踪和批评呢?
这里面恐怕有两个原因:
一是现代文学起步时,处在第一线的都是学问家,如李何林、王瑶、唐弢等。
而当代文学的一线人物都是从延安来的,如冯牧、荒煤、朱寨等,当代意识都比较强,学问意识则较弱。
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为文学正名的批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需要大量的文学批评家承担这一历史任务,而第二代的当家人们也都卷入了当时的论争、批评之中,这就奠定了当代文学研究过于“当下化”的传统和历史积习。
二是1980年代的“学院化意识”不强,到今天还有人一听说“学院批评”就跳起来指责,好像当代文学的“学院研究”都是死学问,只有他们“批评”才鲜活和有真正的生命活力,这是对学术研究与批评之间关系的极大误解。
关于这一点,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认为,真正有成效的学院研究是最具有“批判性”的,它的历史力度和后发的敏锐性,丝毫都不逊色于感性文学批评。
我也认为真正好的文学批评也有自身价值,它可以丰富学院化的学术研究。
但我觉得需要警惕的是,由于近年来反对“学院化”的声浪越来越高,这就容易使感性化和宏观化的“当代文学研究”仍然处在自我膨胀的状态,不愿意产生自我反省的意识。
而在我看来,所谓“方法论意识”首先是一种历史意识,没有历史意识和把历史作为你批评的重要知识参照物的批评工作,水平恐怕很难上去。
现代文学为什么一直看不起当代文学,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看不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对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去反省。
确实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历史化”的认识,估计很难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入。
我注意到在您的一系列文章中,“历史化”是一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构成了处理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我的理解中,“历史化”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语境,二是意味着“知识观念”的重构和再配置,(所谓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能够协调一致的,甚至存在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那么,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这么一种理想状态的“历史化”研究,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并构成一种比较有效的、有张力的研究方法?
提出“历史化”,是针对一些人总是把“当代文学”当做“当下文学”这种比较简单化的历史理解。
具体地说,我试图用知识观念和知识范畴把好像总在变动无常的“当代文学史”暂时固定住,就在这暂时被固定的当代文学史中开展对它客观、谨慎和有历史感的研究。
“历史化”确实有你所说的那两个方面。
但是仅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够,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我们在重新讨论一些已经被“结论化”的思潮、现象、论争、团体、杂志等时,这种“历史化”的工作相对好做一点,因为你可以把它们表述得相对准确、具体,具有某种可操作性。
例如,我们说“重写文学史”思潮其实是在拿“纯文学”观念简化“左翼文学”,用“五四文学”理念来重构一个理想化的“当代文学”等等,这种历史化分析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但是,如果研究具体文学作品,可能就会有麻烦。
举例来说,我们做刘心武小说的研究。
通过对刘心武小说《5·
19长镜头》的分析,可以说这个“足球事件”实际表明“西方舆论”想把80年代中国固定在“文革”的混乱阶段,而滑志明等球迷的叛逆却表明了对“新国家”的历史想象。
这种将作品“文本历史化”的工作也相对稍微容易一些。
但是,我们如果再走进80年代较为复杂一点的小说,例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等时,就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了,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很多很多,常有顾此失彼这些令人头疼的事情。
具体地说,假如我们把这些小说文本过于问题化、历史化,甚至到非要求证出一个什么结果的夸张的程度,就容易牺牲它本身的丰富性;
而假如不首先把它们问题化、历史化,就很难说得上是对已有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推动和进展,这实在是一种二难的研究处境。
这种麻烦不光在我的研究中,在我的博士生们的研究中也经常碰到,大家一直感到很难处理好。
所以,我理解的“历史化”,并不是那种能对所有文学现象都有效的宏观性的工作。
而是一种非常具体地、以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文化记忆和创伤性经历为立足点,再加进“个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的非常具体化的工作。
所以,我前面强调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你所说的“有没有这么一种理想状态的‘历史化’研究,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并构成一种比较有效的、有张力的研究方法?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很敏锐。
但我觉得很难做到。
你想想,如果所有研究工作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每个人的知识感觉和观念感觉都不一样,怎么要求一个人先实验出一种理想化的“历史化”的研究方式然后大家纷纷去仿效?
恐怕不存在一种“真正理想”的研究状态。
有的只是你怎么根据自己面对的问题,设想出一种能够贴着问题本身,且有一定隐含的理论张力和历史感的东西在后面支持它,用一种比较符合自己知识状态的表达方式去接近问题自身,并与它能够达到一种“历史性”对话效果并用你“自己的话”将其表达出来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你得根据研究对象,来设想你自己的研究路径,然后再根据你希望的效果比较谨慎、妥贴地对所研究的问题加以整理。
因为面对的问题不同,可能采取的方式也得有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理想”一点的“历史化”的研究,我觉得主要是根据自己的问题而出发的一种与历史语境结合的研究,具体到每个研究者,情况可能都会不一样。
我记得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这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历史时期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在这一情境中总有林林总总的不同反应。
联系到您刚才对“历史化”的阐释,我觉得“历史化”不仅是一种情境化、语境化,其实也是一种“经验化”,总是在这样不断的互动中才能发挥效用。
二、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您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文学史的兴起》,我觉得这个书名很有深意,让我想起了P·
伊恩·
瓦特的《小说的兴起》。
从您书中的内容来看,我觉得您大概的意思就是对当代文学研究局限于“批评化”的现状不是太满意,试图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观照当代文学。
在我个人看来,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两方面都是很糟糕的,一是批评让人不满意,没有特别厚重的、有建树的批评,批评流于时评;
一是文学史研究也让人不满意,缺少真正有理论建构,有历史意识的研究。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概的认知,不一定很准确,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看待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这种状况的?
你的批评非常尖锐,也很到位,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因为那样会得罪人。
我写《文学史的兴起》的大部分文章时,是有你说的那种比较明确的通盘考虑的。
现在很多人都说过,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是作品生产过分“市场化”造成的,不少人都担心,在“新作品研讨会”上露面少了,会对名气有损害。
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中,即使批评家再有思想,有建树能力,也经不起这么出场的重复折腾,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嘛。
其实文学史研究的情况也不理想,主要是太在意“海外学者”的动静,什么“再解读”啊,暑假回国见面啊,什么做“国际学者”、“亚洲想象”啊,这都会管不住自己,也不愿意在书斋中枯坐,耐得起寂寞。
以上涉及到人们的研究心态,再就是名利思想太重,互相攀比得厉害。
所以我建议年轻的研究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能够真正“坐下来”,冷眼观察周遭的一切,耐住性子做自己的研究,并且长时期地具有方向感的在既定的目标上去努力。
如果这样的人多了,我想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
在您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应,在肯定赞赏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当代批评可能是当代文学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文学史的研究是不是就会削弱批评的地位和作用?
也就是说,如何确认当代批评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位置?
我个人觉得,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历史构造,仅仅的学术史研究估计也是不够的,那么文学史如何介入批评?
而批评又如何建构起文学史?
我觉得这是您整个研究需要面对同时也是一直在试图处理的问题。
前面我已经说过,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各自承担的任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里说得很清楚,做过非常清晰准确的界定和辨析,他们的观点至今都具有启发性,没有过时。
你知道,我以前是从事文学批评的,曾在诗歌批评上下过很大力气。
后来我洗手不干了。
但这种经历却对我后来做文学史研究帮助很大,所以我并不后悔当年与诗人们混在一起,甚至还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我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这篇文章中,说过“文学经典化”必须经过“文学批评”——“文学课堂”——“文学史研究”这几个环节才能完成,所以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研究起着很大很关键的作用,当然这是指出色的有见解有深度的文学批评,而不是那种空泛吓人的批评。
然而,比较一般的文学批评也能帮助文学史研究,它们尽管只是一些临时零散的历史材料,也会让文学史家意识到当时“历史存在”的真实状况。
所以说,文学史研究一定得有非常敏锐的批评眼光,通过这种眼光再回到文学史里面去,因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将裹挟在作家作品研究的批评意识加以归类、整理并做理性分析,由此推导出某种历史性的看法。
这样,文学史研究就负起了对许多年前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批评的责任,而这种历史批评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是有震动性的,是能形成有价值的对话的。
我2007年花费很大力气查找资料,通读王安忆的小说,写出《王安忆与文学史》这篇文章。
让我没想到的是,听说一些作家读了比较认可,他们好像意识到“文学史”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了。
过去,我们总是把“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对立起来,或者有意识地分离,好像井水不犯河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李健吾在他的《咀华一集二集》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我看了非常佩服,也意识到我们的工作终于不是所谓的“死学问”了。
确实如你所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实证性研究的尊重。
我记得《王安忆与文学史》这篇文章我是一气读完的,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以前很少读到这种历史研究和现场批评如此契合的研究文章。
实际上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尝试在个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引入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批判意识。
但有时候不得不面对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发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以我最近重读路遥的《人生》为例,我发现近20年来对于该部小说的相关研究都停留在一个非常浅的层次上,除了很少的几篇文章外,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一种很简单的印象时评,比如人物分析、故事重述等。
也就是说我必须以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进入该作品,这就让我的研究缺乏一种历史感,而这种缺失,我觉得并非我个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这个学科,我们的批评史和文学史没有给我提供这种有历史感的语境,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很尴尬的难题。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如何在学科史的范围内建构起研究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相比“十七年”、“文革文学”、“新世纪”文学研究,您为什么特别强调要从80年代文学研究做起,是不是因为“80年代”作为一个认识装置已经内化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中,比如纯文学、个人写作等观念,其不证自明性还没有在学科史的意义上被充分揭示出来,从而影响了对其他文学史阶段和文学史范畴的判断?
你抱怨80年代以来很多评论《人生》的文章没有提供必要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我能理解。
不过,我以为你自己的“历史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就是通过阅读当时——也许有很多都是不喜欢的评论文章,在对这些文章加以反省、甄别和挑选的过程中找到适宜自己知识状态和知识感受的“历史位置”,也就是“历史感”。
你们这代人是有自己的“历史位置”的——当然会与我们这代人不一样——这种历史认识的差异性实际就是你的“历史感”。
不知道我这样表述是否清楚?
但是,确如你指出的,当时很多文章没有留下值得珍惜的思想材料,这也毋须讳言。
然而,我又不愿意相信你和80年代批评家之间存在着“经验断代”的现象。
我总以为,“社会思潮”总在变来变去,但社会思潮、文学创作、批评内部的“结构性”东西却不会变化,这是由于,什么时代都会有高加林因为要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绝然抛弃自己的爱人的情况,什么时代都会有路遥这种明知文学已经转型到“先锋文学”阶段,“现实主义文学”不吃香,而偏偏要继续做艰苦思想探索,一心要成为“大作家”的文学苦行僧。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人生无常和戏剧性,你们这代人难道就能避免?
就一定能够规避掉?
我是深怀疑问的。
所以,我相信,“人性”是能够穿透历史而呈现一种普遍性的,正是在这条知识线索上,我觉得你反而特别能够理解路遥,包括高加林的莽撞和痛苦,你写的《重读〈人生〉》这篇文章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了。
你刚才问得好:
“如何在学科史的范围内建构起研究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
”“您为什么特别强调要从80年代文学研究做起,是不是因为‘80年代’作为一个认识装置已经内化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中?
”这个原因很简单:
一是“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思想最为活跃和解放,同时为知识界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知识话语和思想见解的十年。
如果做“知识考古学”研究,之后二十年文学的很多现象都能在那十年找到“起源性”、“原点”性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要想了解“新时期”、“当代文学六十年”,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性装置”内化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
二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知识都是在80年代形成的,这些思想和知识至今仍在各大院校里传播。
所以,要整理今天之学术,应该首先整理80年代之思想;
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在学科范围内建立起研究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呢?
那就应该选择一个最为典型的“年代”为对象,作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研究的知识平台。
首先把它“历史化”,建立一种知识谱系和系统,然后再通过它重新去整理别的文学年代。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个学科就会永远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混乱之中。
现代文学不就是首先建立起关于“五四”、“鲁迅”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才逐步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的吗?
所以,如果我们花上几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集中精力去面对一个文学年代的问题,对很多沉埋在批评状态、历史沉埃中的作家作品、现象和问题开展非常耐心的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具体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当代文学”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我想自然就会慢慢出来了。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对于我们这些更年轻的研究者而言,如何把“知识”转化为“经验”和“感觉”可能是一个更有难度的问题。
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共识”上,这些“共识”,往往是这个学科需要解决的“元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与该学科的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密切相关的。
我注意到您在文学史研究中非常关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转折点、社会改革、文化结构的变更等社会内容的紧密关系,比如关于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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