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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以赛亚·
伯林(IsaiahBerlin)“两种自由概念”为切入口,对它的伦理价值进行挖掘。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在综合现有的关于伯林自由思想的文献的基础上,引用文本对这一思想的理论演绎、伦理价值给予系统论述和简要评价,以求得对当今社会建设的启示。
文章首先追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思想渊源,指出立足于英国经验主义自由传统的伯林,对贡斯当和穆勒等人的自由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的这一事实。
其次,详细介绍和分析“两种自由思想”,在界定两种自由的基础上,对两种自由分别进行了再一次的细分。
把积极自由分为“自我克制”的积极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分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和“免于阻止”的消极自由。
最后对这两种自由以及自由的含义做个简单的评述。
再次,探寻伯林自由思想的伦理内涵,自由首先是个政治概念,但是明显的它从开始起就内在的具有伦理学的意义。
本文在此指出伯林自由观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多元主义,对伯林的乌托邦(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进行评述,进而过渡到宽容、中道这些具体的伦理价值,以求得政治到伦理的转化;
最后,期求伯林的自由观对当代社会建设的启迪。
关键字:
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多元主义宽容伯林
OnPoliticsandMorality
——ATentativeProbeintotheLibertyNotionofIsaiahBerlin
Abstract
Weregards“TwoLibertyConcepts”putforwardbyIsaiahBerlinasthearticle’sbreakthrough,andexplorestheethicvalueaboutit.OnthebasisofsynthesizingtheliteraturesconcerningIsaiahBerlin’slibertythoughts,wediscussthetheoreticaldeductionandethicvalueofliberalismsystematicallyandgiveabriefevaluation,inordertodrawinspir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present-daysociety.
First,wesoughttheideasourcesofIsaiahBerlin’s“TwoLibertyConcepts”,andpointoutthatIsaiahBerlinwhofootonlibertytraditionofBritishempiricisminheritedanddevelopedthelibertythoughtsofConstant’sandMuller’sandotherliberalist’s.
Thenwegivetheintroductionandsubsequentcommentofthethoughts.Inthispart,weelaborateonthetwokindsoflibertyrespectively,whichisbasedontheoriginalideaofIsaiahBerlin.Positivelibertycanbedivided“self-restraint”and“self-mastery”.Atthesametime,negativelibertycanbedivided“freefromcompulsion”and“freefromarrestment”.
Andnext,welookfortheethicconnotationofthethoughts.Thelibertyisapoliticalconceptfirst,butoriginallyitisobvioustopossesstheintrinsicmeaningofethics.Thearticleconcentratesonthetransitionfromthepluralismofvaluetoconcreteethicvaluesuchastoleranceandmediocrity,hencethetransformationfrompoliticstoethics.
Eventually,fromIsaiah’slibertyvalue,weexpecttogainsomeenlightenmentfortheconstructionofthecurrentharmonioussociety.
KEYWORDS:
negativelibertypositivelibertypluralismIsaiahBerlin
目 录
前 言1
1伯林自由观的思想渊源2
1.1现当代自由观的两大思想渊源2
1.2贡斯当、穆勒自由思想对伯林的影响3
2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4
2.1“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4
2.1.1“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背景4
2.1.2“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5
2.2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6
2.2.1积极自由有什么错——对两种积极自由观的批判6
2.2.2消极自由有什么对——对两种消极自由观的肯定9
2.3澄清、反思——理性的对待两种自由观11
2.3.1积极自由都是错的?
12
2.3.2消极自由都是对的?
2.3.3理性对待两种自由观13
2.4自由是什么13
3伯林自由观的伦理价值14
3.1反思乌托邦——对价值多元性的追求15
3.1.1乌托邦的幻想15
3.1.2正视乌托邦16
3.1.3走出乌托邦17
3.1.4走出乌托邦?
19
3.2“好的品质”——对个人品质的追求20
3.2.1宽容20
3.2.2中道23
3.3“集体性的个人性”——对个人自由的适当限制26
4简评伯林多元主义自由观——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启迪28
4.1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警惕以公共利益、集体自由为幌子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侵害28
4.2多元主义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无冲突的完美社会?
…….30
5结语32
参考文献33
致 谢36
前 言
自从90年代以来,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事实上我们对自由主义并不陌生,并且围绕自由主义展开的讨论也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的话题。
它既是近代以来西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背景性的主题,又是越来越带有全球化特征的当代生活的背景。
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派别,一种理论主张,也被看作是一种实践这一思想的运动,以及由这种运动产生的、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的制度。
我们今天与自由主义的相遇已经不是处于偶然的相遇状态,而是根本上处于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之中,换句话说,就是遭遇现代性境遇。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是我们每读一本西方的名著,它的背景性的东西,自由主义,就显示出来。
到底这种背景性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不可以把它看的更加清楚?
对我国社会的建设有什么启迪?
在西方,伯林被认为可能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知识分子活动家,个人自由、政治与道德多元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
在中国,伯林被认为:
“他是西方制度,也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
”“他的两种自由概念奠定了他的自由主义大师的地位。
”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伯林,在英美现代自由主义向当代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首先,在1958年,伯林因对自由概念——自由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的重新解释,在个人与国家的自由主义的轴心性话语中牢牢建立起个人的优先地位,从而改变了19世纪后半期直至20世纪中期的现代自由主义(即注重国家干预作用、强调平等、为福利国家提供思想基础)的思想倾向,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
其次,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不倦的倡导,既提供了自由主义的宽容理想的当代哲学论证,又引导了60年代后期一直到目前还在进行的自由主义或当代政治与道德思维的文化范式的转变。
价值、善与生活方式的多元、相互冲突与不可通约,遂成为当代思维的结构性观念。
最后,伯林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批评,推动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进一步的严格区分,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理性的繁荣。
自由、幸福和公正是伦理学中必须讨论的三个基本问题,虽然严格意义上说,自由不是伦理学本身的问题,往往被当作是政治学上的问题,但是它却是伦理学的哲学基础问题。
因为,政治哲学不是别的,就是伦理学运用于社会。
我们在考察伯林自由观的同时,就应该去考察这个自由观背后的深刻的伦理学背景。
1伯林自由观的思想渊源
任何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都是建立在无数前人的思想基础之上,正是在前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人们才有了批判、继承和发扬的可能。
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也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发展而来的,它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而更加厚重的思想群体。
1.1现当代自由观的两大思想渊源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的自然愿望。
但是由于在文明社会实现自由理念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不同,这导致了民主社会和集权社会的分野。
18世纪时,自由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一派是英国传统(盎格鲁自由),以大卫·
休谟、亚当·
斯密和亚当·
福格森为首,实际上还包括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
这派人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最小化甚至不存在,并且认为自由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的、渐进的和非完全有意识的,即有赖于试错程序。
他们强调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设计,而在于成功并且存续下来的实践。
“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基于此,英国传统(盎格鲁自由)又被称为经验主义自由传统。
另一派是法国传统(高卢自由),以法国的卢梭、孔多塞为代表,也包括英国人托马斯·
霍布斯和潘恩等人。
首先,与英国传统的“自由的本质是放弃强制”相反,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中寻求的自由。
他们认为只有在追求和获得某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由;
其次,与英国传统主张由自发秩序和自生传统形成规范制度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依靠理性的周全规划去发明和设计这些制度;
最后,与英国传统主张通过试错程序来完善自由社会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一种只有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
他们的主张基于这样的假定:
“人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
”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
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或是自由则完全取决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
”基于此,法国传统(高卢自由)又被称为唯理主义自由传统。
在众多自由主义者看来,正是唯理主义传统衍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纳粹德国的疯狂以及至今仍在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权。
而经验主义传统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倡导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为英国宪政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精神资源,更催生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
在这两种流派中,长久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熏陶的伯林把自己的自由观亦建立于此。
1.2贡斯当、穆勒自由思想对伯林的影响
在众多的自由主义者之中,伯林深受贡斯当和穆勒的影响,也甚是推崇他们。
伯林称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的最好文章。
贡斯当于1819年发表了这篇以同时代的思想家卢梭为潜在论敌的著名演讲,他敏锐而机警地发现,在绝对人民主权思想指导下的法国革命在模仿旧制度,因为它企图在现代社会光复古代共和国的制度和美德,要求人们“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
基于此,他批评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权和多数统治扼杀了个人自由,以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并认为其原因在于混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前者主要是指在古代,人们的自由主要体现在公共生活领域里,人们把行使公民权利作为职业,因此分享主权就是现实的生活;
而后者则与前者大不相同,现代自由意味着注重个人生活领域,并且在难以直接参政的情形下以代议制方式行使自己的主权。
这种区分体现了后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雏形,并被后世的伯林发扬光大。
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就分别相当于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
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还得益于穆勒对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
穆勒认为,应该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间的界线。
“穆勒相信自由,即对强制权的严格限制,因为他坚信除非人们保有在某个最小的生活领域里——他认为或希望它成为不可侵犯的——不受干涉的自由,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发展、繁荣并成为人格完整的人。
这就是穆勒的什么是人、人的基本道德与智识需要是什么的观念。
”国家只应该干涉公共领域,而私人领域该交于个人选择。
在私人领域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每个人都有对只涉及自己利益的行为不为社会负责的权利。
私人领域私人处理,这是社会自由、社会进步的一个源泉。
对自由的捍卫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排除干涉的“消极”目标中,这就是“消极自由”。
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继承了他的这个思想。
综上所述,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得益于贡斯当对于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研究和穆勒对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
而且,也可见,消极自由的概念不是伯林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也不是伯林首次规定的,实际上,消极自由的概念主要是出自贡斯当、托克维尔、穆勒,还有像巴斯卡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都深深地影响了伯林。
2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伯林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是与他的对自由概念的重新解释相关联的。
1958年伯林在牛津大学接任齐切里讲座教授之职时发表了就职演讲,即《两种自由概念》。
在演讲中,伯林廓清了两种不同的自由的概念,他把它们称之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2.1“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
2.1.1“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背景
“今天,即使是最好意的庇护人式的国家,也许正是它的减少饥荒、疾病和不平等的真实努力,它的穿透生活的所有被忽视的角落与裂缝——这些角落与裂缝也许正表明需要它的公正与慷慨——的努力,它的这些善意活动的成功,压缩了个体犯错的范围;
为了他的福利或卫生、他的健康、他的安全、他的免于匮乏与恐惧的利益(非常真实的利益),剥夺了他的自由。
他的选择领域越来越小,不是以某种相反的原则之名(如在欧洲中世纪或民族主义兴起时那样)。
”
这段话是伯林在1949年所作的“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一文中提到的,谈到了自由在20世纪的尴尬处境。
20世纪的人们对于国家的看法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将国家视为自由的对立物的观点快速地退出主流。
“积极的国家”观念在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潮流的强力推动下逐步深入人心,国家力量被作为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中,新的产业和科技手段更加集中地汇聚和控制着人的生存资源,大规模地蚕食社会小单元固有的自由领地,这种社会发展状况使得自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这种冲击“不是以某种相反的原则之名”,而恰恰是在国家保护个体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伯林提出了重新审视自由概念的命题,为什么在追求和扩大自由的进程中,人们的自由反而逐步萎缩和消失?
公共力量在维护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时,能否因保障个人自由而剥夺个人自由的一切空间?
如何建构真正合乎自由理念的社会制度?
深刻认识到那些打着自由的旗号行着不自由的事,这是伯林对两种自由进行界定的一方面的背景。
另一方面,自由概念的混乱要求人们对它做出一个梳理。
伯林正确地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道德家都颂扬自由。
”自由为人人向往的东西,人们试图将自由解释为他们所向往的一切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标签来概括。
伯林还说,人们经常提到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道德自由与形而上学的自由等等,但它们只是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而在其他方面则是不同的。
没有人能够准确了解“自由”一词的涵义,也就更难找出明确的答案了。
这样一来,“正如幸福与善良、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
面对思想家们所提出来的多达200多种涵义的“自由”概念,伯林并不想去一一研究它们,而只是把自由在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著名理论。
伯林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而且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极坏的后果。
2.1.2“两种自由概念”的界定
伯林在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划分。
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
他认为,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
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LIBERTY
TO……)。
这种自由是“做……的自由”。
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LIBERTYFROM……)。
通过这两个定义,可以显见两者的区别。
第一,强调的重点不同。
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
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
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明确地提出了自由制度的基本理念上的两种思路。
积极自由既然强调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自然就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因此派生的是人的各项主动权利和做某种行为的资格,权利行使和能力的培养构成了判断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的标尺。
而消极自由着眼于免受外在强制和干涉,自然就把重点置于人在社会活动的自在空间上,强调的是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潜在机会,强调社会应该允许存在自发活动的舞台,在这舞台上,公共力量不能对人的发展作强制性安排。
第二,涉及的对象不同。
积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
“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可见,积极自由涉及的是控制的主体,即“谁统治我”。
消极自由,则回答关于“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
”的问题。
可见,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控制的范围,即“我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2.2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通过考察两种自由的内涵以及它们在实践当中的情况,在这两种自由之间,伯林明确主张消极自由,提出消极自由的理念应当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制度的基础。
因为消极自由主要是社会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的空间,防止国家力量对个人意志的支配和取代。
只要具备了自由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可称为自由制度。
至于个体对于自由条件的利用程度,这是个人自身选择的事情,国家和社会不能包办。
只有坚持这一点,才能坚持自由的本意。
相比之下,积极自由尽管推动了人的能力的提高,刺激了人的欲望,但随着人的能力提高和对社会资源支配力的强化,人自身的自由度却越来越小,日益受外在力量所约束,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主。
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自由发展落入困境的原因之所在。
要寻求人的自由发展的出路,必须在消极自由的理念和思路上进行探讨。
2.2.1积极自由有什么错——对两种积极自由观的批判
“如果我们考虑在历史上自我导向——受某人的‘真正’自我的指导——的欲望所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在两种自我之间做出区分的后果将会变得更加的清楚。
一种是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的自我克制的态度,另一种是为了获得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自我实现或完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则或理想的态度。
分析这段话,可以显见,在伯林视野里,历史上的积极自由主要有两个表现形式:
自我克制与自我实现。
按照他的话来说,坚持积极自由,要么使主体“退居内在城堡”,要么使主体“走入萨拉斯特罗圣殿”,这两种表现形式,在现实中都是不可取的。
1.自我克制。
伯林指出,由于人的欲望对理性的获得危害极大,而按照积极自由观念的理解,理性的获得又是自由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获得自由首先就要消灭欲望,这种摆脱欲望以至获得理性的方式,就是从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关注内心世界,从而走入禁欲主义的逻辑之中。
对于内省的自我克制的态度,伯林称之为“退居内在城堡”,它是“传统的禁欲主义者与寂灭主义者、斯多噶学派和佛教圣人、许多宗教或非宗教人士的自我解放之法”。
人类拥有欲望的同时意味着存在失望的风险,尤其当外在的阻碍太多、阻力太大时,人类将如何保有自主之自由呢?
理性主义一元论提供的方法之一就是用理性的手段控制甚至消灭欲望,伯林在此举了一个例子:
假如“我腿上有个创伤。
有两个办法可以摆脱我的痛苦。
一种是医治创伤。
但是如果痊愈太困难或不确定,还有第二个办法。
我可以锯掉我的腿来摆脱创伤。
”按照此想法,腿锯掉后,欲望消灭之后,外部自然的力量,人类的恶意,统治者的残暴就无法对我构成任何伤害,我也就自由了。
“我视自我为控制者,便逃避了被控制的奴役状态”。
这种酸葡萄式的阿Q心理,是伯林为禁欲主义者描画的社会心理学图景。
这种理性的自律相对还好驳斥,因为对一个人来说,没有身体,没有欲望,何来自由?
自由的存在需要一些必要东西的存在,这点是勿庸置疑得。
然而对于康德“理性的自律”的自由观,伯林的态度则复杂得多。
康德指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人的自由不是他律的,而是自律的,即自由源于自我对欲望的合理控制。
伯林承认这种“古老而著名的学说的有效性”,但是,伯林在康德那里也探测到了这种观点(禁欲式自由观)的一些要素。
当人类发现太多的行动道路被堵塞时,从追求“合理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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