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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又为皇族及功臣子弟开办了小学;
在门下省设置了负责详正图籍,教授生徒的修文馆,后改为弘文馆;
在太医署下创建了医学,有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等分科教授医学生。
在管理体制上,一度把管理学校的国子监重归入太常寺,由太常寺来领导。
(二)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订《五经定本》,孔颖达负责编撰《五经正义》,以此作为教材颁行天下。
同时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使国子监再次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和领导。
628年,恢复了书学,次年又将医学教育推广到各个州府,要求各个府州皆立医学,设置医药博士,招出学生。
632年,开设了律学,专门培养习法人才。
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学校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
当时,于国学增筑学舍至1200间。
国子、太学、四门并增置生员,书、算二学各置博士、学生、绪生计2260员。
兴旺发达的文教事业,不但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唐朝统治的稳定,而且使唐朝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
四邻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等国,相相击遣子弟请入国学。
内外诸生,济济洋洋,盛况空前。
(三)唐高宗执政的前期,学校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他命人重新审定了《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颁布了《律疏》,作为明法科考试的标准。
656年,恢复了算学,以《十部算经》为学习内容。
658年,他改革了学校教育的管理体制,把书学、律学和算学划归到各个专职行政机构,实行对口管理,具体来说,大理寺负责管理律学,秘书省负责管理书学,太史局负责管理算学。
总而言之,唐高宗执政的前期,教育事业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四)高宗后期,大权旁落于武则天之手。
武则天崇信佛教而不重儒学,对教育制度进行频繁的变动,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只重科举取士而不重学校育士,结果造成学堂荒芜,“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
唐中宗复位后,恢复唐初建立的教育体系,修葺久废的学堂,广招学生,学校教育事业又开始复兴。
(五)唐玄宗时期,整顿政治,经济文化等空前繁荣,学校教育的发展也随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唐玄宗二度亲临国学视察,颁布《求儒学诏》,鼓励人们读经习礼,涵养德性。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相应的学校教育机构,里有里学,乡有乡学,府州县有府州县学,中央有中央官学,还允许私人办学。
另外在内教坊中设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城也设置了左右教坊,掌管倡优杂技、音乐舞蹈教育。
在鸿胪寺中聘请儒士给外国使者讲授经文,向外传播中国文化。
为考进士的人专门创办了广文馆,为学习道家思想的人设立了崇玄学,后改为崇文馆。
崇玄馆不但京师有,而且地方也有。
718年,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这是书院制产生的先声。
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唐玄宗也重视科举取士,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经过学校的学习,这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学校教育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封建教育制度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形态,具有一套较为有效的管理体系,无论是学校的种类、形式及管理制度、教学内容,还是学生的量数、质量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六)唐玄宗后期爆发了“安史之乱”,严重地破坏了唐朝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由于社会的动乱,统治者无暇顾及学校教育事业,学校教育便日趋衰退。
唐肃宗、唐代宗皆为昏庸之主,不重视文教事业。
唐德宗时,社会相对稳定,学校教育略有起色,但因财力物力的限制,统治者只重科举而不重学校,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附庸。
加之“安史之乱”后,世风大变,人们耻于为师,教育之颓废也势在必然。
三、唐朝的学校教育体系
唐朝的学校教育体系,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完备、周详,达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水平,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学校设置
官学
1、中央官学是唐代时期封建教育的主干,也是唐代封建教育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唐朝中央管学的具体规定。
如下表:
领导机构
所属学校
博士
助教
学生数额
招生对象
学习内容
国子监
国子学
2
300
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勋官工员、县公、宗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
分《国礼》《仪礼》《礼记》《毛诗》和《春秋左传》五个专业,兼习《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诗经》和《论语》皆须兼通,暇习隶书,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艺》《尔雅》,国嗣时务策。
太学
3
500
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物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
四门学
1300
500认为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之子,800人为庶人之俊异者(即俊士)
律学
1
50
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
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
书学
30
同上
《右经》《说文》《字》为专业,其尔字书兼习之。
算学
分为两个专业:
《九章》《海岛》《孙子》《五音》《张丘建》《夏侯阳》《周*》《缀术》《缉左》。
兼习《记遗》《三竽数》
广文馆
4
无定额
准备参加进士考试者
进士科所试内容
唐朝的中央官学,对少数民族上层实行开放政策,唐的教育制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前期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
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等,招收来自西南吐蕃、南诏,西北高昌和东北渤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青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
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是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
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
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2、地方官学
唐代地方官学有三种类型:
经学、医学和崇玄学。
经学由地方教育长官长吏主管,医学则归中书省下属的太医署领导。
唐代尊崇道教,不仅在中央设置了崇玄学,而且在各州也建立了一所崇玄学,设玄学博士一人,讲授《道德经》、《庄子》、《列子》和《文子》等道德经典,学生毕业后可参加道举考试。
州县的学生大多是庶民子弟;
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较低,教学的要求相对低一些,仅能粗通文艺、经学、医学和玄学等而已。
修业年限没有规定,能通一经以上便可毕业。
除了学习正业以外,学生还要兼习吉凶礼,参加地方上的吉凶礼仪活动。
学生毕业后,一是升入中央四门学,继续学习,二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
另外还可由州县委派去做一些地方小官吏。
州县学校通归地方长吏管辖,毕业时也由长吏主持考试。
可见唐代地方官学已较为普及,组织管理也较为严密。
私学
私学一直是和官学相并存的,公元733年,“许百姓任立私学”。
这是唐朝明文鼓励私人办学。
唐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
这些著名人物的成长与他们受的早期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私学和家学作为早期教育的形式,在唐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许多名流学者,一方面居官理事,一方面招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
办私学的更多地是退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穷知识分子。
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封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的王恭少笃志好学,涉猎《六经》,成名之后在乡间教授生徒,远道而来的弟子就有数百人。
“安史之乱”后,学风日衰,文人相轻,耻于为师求师。
韩愈畅言师道,且身体力行,既为国学之祭酒,又在家中广纳生徒,辅导学业。
柳宗无贬官至柳州,“江陵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无师法;
凡经其门,必为名士。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高峰,学习诗歌也成为私学和家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私学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民间私家讲授,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
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
山林讲学,图片是孙思邈曾长期在太白山的隐居之处。
寺院讲学,如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妥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图片是五台山碧山寺藏经阁院门。
此外,在官、私手工业中,各种手工技术的世代传袭,保证了各种技艺的代代相传和精益求精,官作场还具体规定了世袭外的传习制度:
“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锡、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
平慢者二年成;
诸杂作者有一年半者,有半年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
“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皆物勒工名”。
这种培训技术工匠的制度,实际上已起着技工学校的教育职能。
具有不同层次,办学灵活,机构简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面较广的唐代私学,成为唐代教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为唐代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代官学的发达、充备并没有影响私学的发展,官学和私学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唐代封建教育体系。
综上所列,中央学、地方学、私学,加上各种技艺的传授及业余教育,在全国城乡构成了空前规模的教育网。
当时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之说,至少是适用于地主阶级子弟的。
(二)师资配备
各级各类学校兴办起来以后,李世民下诏:
“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
”学校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惇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学官,被征用的学官分别授以“博士”、“助教”、“直讲”等职称,其等级待遇也相应提高。
博士:
分经教授诸生,相当于主讲教师,一人负责讲完所担任的经学课程,级别从正五品至从九品,月俸自二贯至25贯不等。
(唐朝时,1两黄金:
约值4000元,1两白银(1贯钱):
约值80元,1枚铜钱(1文制钱):
约值0.1元。
但那时物价比较低,一般一个普通老百姓一年只要有一两就能过下去。
)
助教:
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级别自从六品至从九品,月俸自一、二贯至五贯300文。
直讲:
佐博士、助教讲授经学。
国子学置博士7人,助教和直讲各5人,招收生徒300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25。
太学设置博士6人,助教6人,招收生徒500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45。
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6人,招收生徒1300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
72。
(三)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
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
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共九经。
律学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
书学以《石经三体》(三年)《国语》、《说文》(二年)《字林》(一年)为专业课;
算学学习《孙子》《五曹》《九章》《海岛》等为专业课。
各经还规定了修业年限:
《孝经》《论语》共学1年;
《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各为一年半;
《易经》《诗经》《周礼》《仪礼》各为二年;
《礼记》《左传》各为三年。
(四)入学年龄和学费
入学年龄一般为14岁到19岁,律学学生限18岁到25岁,学生入学须缴束修之礼: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每人送绢二匹,律、书、算学各一匹,州县学每人二匹。
另每人酒一壶,肉一案。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
(五)假期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
常假又分为旬假、田假和授衣假。
旬假,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
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
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家在200里以外的,有30天路程假;
家中有婚丧嫁娶等事的,可续假至100天;
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有200天亲病假。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
春节3天,上元节3天,寒食清明节天数不定;
佛祖将生日(释迦牟尼诞辰四月初八)休假1天,降圣节(老子诞辰二月十五)休假1天,开国皇帝李渊诞辰日(二月十五)休假1天,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休假1天。
(六)成绩考查和学籍处理
平时考查每月三次,在旬假前一日举行,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罚。
年终考查在仲冬前举行,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
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
考试及格即取得应科举省试资格,如欲继续求学,四门学的毕业生则补入太学,太学毕业生则补入国子学。
(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
官学的学生在学期间一律享受公费,包括衣服、膳食都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支付。
学生考试成绩不佳,有“停公膳”的处罚;
学业、品行具佳者则给予奖励。
至学习年限(太学、四门学等8年,律学6年)不及格者,即令退学。
此外,还有三种退学处分,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不受师长教诲,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都要退学回家。
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
大官的孩子们,送到兵部(专管武官的部门),看看能不能借上爸爸的光,当个武士。
当时的分科教学、学年和学制的设置、学业考核和假期规定等日常管理手段等,唐朝国子监与现代的中国大学几乎区别不大,真是令人惊叹。
四、唐代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一)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从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中央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带,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的机构-国子监。
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有由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从管理、师资、设备等条件来看,它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种管理模式在当时很有效。
(二)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开始到毕业都有制度化的规定。
中央官学规定学生入学年龄,尊师重道,行束修之礼。
规定不同学生进入不同学校,接受有不同学习内容,定期检查考试。
毕业要考试。
另外对学校的放假时间也作了明确规定。
(三)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
就专科学校而言,在唐代,开设的课程繁多,学习的内容也很丰富。
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也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的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四)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唐朝的教育制度,是唐王朝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统治者把治国、办学、用人和教化结合起来,以不断扩大统治基础,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力量。
1、从学校教学的内容看,反映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为最主要的必修课程。
2、在入学身份限制方面,唐朝教育制度的阶级性、等级性表现得极为典型。
明、清学校的入学标准,制度规定主要是品德和学业。
而唐朝各类学校的入学对象则有等级森严的限制。
除了前面的表中对家世的要求,唐朝不许商人入仕(包括其父、祖父为商者),即使有钱也不能进国家学校。
历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校长)的大文学家、教育家韩愈,虽然他承认“人非生而知之者”,但他继承了董仲舒的人性论,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
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
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着可教,而下者可制也;
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这种理论就是企图证明只有地主阶级才有“就学”的权利,二农民则只能受“制”于封建统治阶级。
(五)学校类型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
唐代还在一些行政部门中附设了训练机构,或采取设置博士助教的做法,来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
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学校中,经学教育展了主导地位,专科性的学校成为经学教育的一个有机的附加部分。
(六)学校的分布面积较广。
唐代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还有州县学,甚至乡学,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
唐代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多少,明确规定了学生和教师人数,这使教育的普及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七)重视医学教育。
唐代许多皇帝都很重视教育。
开设学校,广收学生,研究医术。
在地方上设置医学校,这是唐代教育的重要特点。
(八)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各为一体。
在专职行政部门中,都设有博士助教或老是奇偶等教学人员,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
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这是唐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五、教育家的活动和教育思想
(一)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其教材论
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人,是隋唐之际的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
公元626年,唐高祖授其国子博士。
632年,唐太宗擢升国子司业。
638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643年因年老辞官,648年病逝。
唐太宗李世民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整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
于是贞观二年(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
贞观十五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
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即是注疏要简明,使教者易教,学者易学。
他注重经文的实质,反对追求文字的华丽,更反对牵强附会。
在教材内容方面,孔颖达十分注重发挥经典所蕴含的政治伦理道德。
他不仅经常劝告统治者必须“不自矜夸”,“不自称伐”,切莫“声色自娱”,“玩物丧志”,必须“考于众言,观其是非,舍己之非,从人之是”,而且教诫统治者要注重“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等。
由此,他特别强调《诗》《书》《礼》《乐》等儒学经典的学习,还对五经的意义与作用分别做了详细阐述。
例如:
他认为教育不仅具有化性的作用,而且具有使人增长知识和才能的重要作用,他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等。
(二)韩愈、柳宗元的师道论
1.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
“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
1)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并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即提倡文章要以体现“道”为目的,“道”要通过文章来表现。
表现形式固然重要,而思想内容更为重要。
2)韩愈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与教学工作。
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恢复国子监的生徒;
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
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他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学风。
他任地方官时,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不仅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一文,提倡兴办地方官学,而且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来办学。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官学衰落,社会上普遍存在耻于从师的风气下,不顾嘲骂,勇为人师,积极教诲后生。
此外,他在教学上很成功,教学很能打动人心,具有很高的教学艺术,由于他诚恳奖导,深得学生信赖,凡经他指教过的学生,皆自称韩门弟子,他是唐代一个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3)韩愈的《师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名著。
他继承了我国古代重视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关于师道尊严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从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教师问题。
“尊师重道”是《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
韩愈在文章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首先阐明了教师的作用;
其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了教师的任务;
再次,提出了择师的标准“道”;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
他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有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
既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
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
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影视相互学习的关系,这时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这些见解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我国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2.柳宗元(773年—819年)
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
与刘禹锡并称“刘柳”。
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一生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不多,而且断断续续,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任官期间,热心于教育工作,曾亲自诚恳地指导了很多后学者,而且不少人还是通过通信的方式由他“函授”的。
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
1)重师道。
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
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2)“以辅时及物为道”。
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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