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对生活文化的规范性解读陈勤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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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认为民俗就是古老的、落后的风俗习惯,渐渐地发现这个内涵不足以涵盖民俗的全部内容,民俗这个概念才有了不断地发展。
直到今天,对于什么是民俗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已懂得“彰好以示民俗”,“观风俗以察朝政”。
但是,其理念与西方民俗学“Folklore”之民俗内涵的认知有颇大的差异。
较之今日中国接受了西方的“Folklore”,然后用汉字的“民俗”去翻译成日语的“民俗”在涵义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日本,表面上也用了与中文一样的文字——“民俗”,可客观上已在其中灌注了西方的学理、学识,内涵上已大大扩容了。
我们在1913年,由周作人将“民俗学”出口转内销,从日本转购回来后,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地将其重新界定,而在思维习惯上把“日语汉字”的“民俗”与“汉语中文”的“民俗”相提并论;
无意中还是以传统汉语的民俗,取代汉字日语的“民俗”,并以此替代英语系统中“Folklore”的全部。
殊不知,这两下转换,对西方学科理念上的民俗学已作了两次外科手术。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民俗呢?
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文化生活现象,在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的,就是民众生活里那些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
习惯性的生活、行为、心意模式或范式。
在中国乡镇的通道上,常可以见到熬煎过的中药渣洒在那里,让过往的行人踩。
这便是中国民俗的一种形态,俗称“踏药渣”。
为何要这样呢?
查阅我国古往今来的法规刑律,都无法找到相应明确的条文规定。
即使在系统细致的中医书上,也不会找到现成的答案。
可是,天南地北的民众却不约而同,服了中药,就把药渣倒在行人要道上。
这其中究竟有何道理?
白纸黑字的书文解释不了,不成文的民众俗信,却自有种种说道。
一种说法是,煎过的药渣倒出
门外,让千人踏、万人踩,这是驱病出门,托人消灾。
因为古老的观念认为,病人服药后,病魔就逃匿到药渣上。
药渣一经他人踩踏,病魔就被众人压住,不能再作怪害人;
或被行人带走,祸移他处。
另一种说法,这是病家为了防止庸医或药店的失误而采取的防备措施。
把吃过的药倒在路口,万一用药有误,可让路过的名医高手现场鉴定,及时补救。
相传一代名医李时珍、叶天士就是这样救过误诊的病人,以后人们才竞相仿效。
而一则《药渣倒在门口的由来》的故事则讲,这个风俗是唐代名医孙思邈给人治病时流传下来的,据说孙思邈医术太高明了,天上的龙,山中的虎都来找他治病。
一天,他为一头受了伤的老虎除了病痛,老虎为了报恩,就自动给孙思邈当警卫,充坐骑。
孙思邈方便了,可把病人给吓坏了。
孙思邈很为难,最后想出了两全的办法。
他每到一家看病,便让病家把药渣倒在门口的路上,哪家门口有药渣,就表明他在哪家行医。
这样,老虎就不必紧跟相随,只要远远地等着他就行了,“倒药渣”成了行医的标志。
民间口头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些故事说法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倒药渣成了煎服中药后例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很多人对此是人云亦云,你这么做,我也照着办。
众人相附,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惯制,这就是民俗。
民俗事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古到今,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种种不成文的规矩在制约着人们的言行。
在广州,每当主人为客人倒茶、斟酒时,客人马上会伸出手指叩桌,以示谢意。
据说,这是清代乾隆皇帝与随从微服私访时留下的。
一次在饮茶时,乾隆不经意提起茶壶为随从斟茶。
堂堂一朝天子
,要为区区仆人倒茶,这是何等的折罪!
随从惊恐不已,又不便公开叫嚷谢恩,情急生智,伸出手指叩桌,以代叩拜谢礼。
后人效法,遂蔚然成风。
我们不必去考证它的真伪,然而,作为一种感谢的俗规,这一流行的习俗在广东一带居民饮茶、喝酒中,仍现实地存在着。
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喝茶”,还有许多规矩在里面。
今天,在上海的郊区招待客人时,来的是男宾,就会给其倒茶,当是女宾时会询问是否要喝茶。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是不会给女宾倒茶的。
在《红楼梦》小说中,林黛玉喝了王熙凤给她的茶后,被说了句“你喝了我们的茶,为什么不给我们做儿媳妇呢”,最终落荒而逃。
这说明女孩子是不能随便喝别人的茶的,这是中国的风俗。
在古人眼中,茶树是不能移栽的,象征着中国古代对女性的要求——女子要“从一而终”。
“从一而终”的理念和茶树的一些品性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中国独特的一种茶礼文化。
同时,茶礼的文化还表现在传统的婚俗中间,渐渐形成了“茶定”的习俗。
这也是日常生活文化的一种样式。
其实,不仅止于民众一般日常生活的这些规矩。
在现代,即使是男女两性间神圣的恋情,在自由恋爱的今天,仍有许多无形有形的陋规陈习梗在中间。
上海等不少大城市一部分大年龄女青年婚恋的蹉跎,应该说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
但据笔者调查,其中有不少是受到传统的习俗观念的影响而被耽误的。
有一位工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才二十五岁,身材苗条、容貌端庄。
可在校时因忙于学习,无暇涉足爱河。
到了工作岗位,考虑个人大事,单位没合适的,“赶浪头”到了婚姻介绍所。
像这样的女大学生,凭借其优越的条件哪愁没有
“周郎顾”?
可谁知一连介绍了几个,都是接得快,也断得快。
这是什么原因?
一了解,答案竟是:
姑娘学历地位高,男孩不愿问津。
理由是这么简单、明了,又是那么令人愤慨,出乎意料。
然而,剖析一下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就会感到此乃情理之中的事。
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讲究的是“夫唱妇随”,关键妻子是否能听丈夫的,而才学、才干是可有可无的,即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样,身为人妻便对丈夫更能百依百顺。
如果妻子才学高了,将来一家之中听谁的?
俗话说:
“一寨容不得二主,一山容不得二虎,”说的也正是这意思。
时代发展了,现代人也受到了更多文明的洗礼;
但内心深处,一些事物的价值标准与取向,仍是传统的。
特别在对异性的“价值判断”上,大多男子对女子依然不离传统的模式:
温柔娴淑、忍辱负重、贤妻良母。
现代女性对男子同样如此,总要求比自己强,好有帮助和依靠。
若倒过来,不免会受世俗舆论的讥讽。
造成这种心理障碍的陋习俗规显然也是一种民俗。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我们自由恋爱,和民俗有什么关系?
看似无关,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又是怎样的呢?
上海滩上的女孩子的恋爱经我调查过,她们给我总结了三个词:
“face、class、花露水”。
这是上海的方言,“face”和“class”都是洋泾浜英语,一个是脸面,一个是阶层和地位。
谈朋友主要是三点,长的怎么样,地位是否门当户对,男方喜欢低就,女方喜欢高攀。
最后她们就说,最终,就是“花露水”,看男方“花”功到家不到家,到家了就完事了,嫁给他就嫁给他了。
在中国“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大部分中国家庭,都希望生儿子。
独生子女政策贯彻后,这股势头在一些地区极度膨胀,甚至不惜溺死女婴,不生儿子不罢休。
可是,近年来,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这些看法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
“养儿子,名声好”;
“生女儿,福气好”;
“男小孩是滑雪衫——中看不中用,女小孩是棉毛衫一一贴心又贴肉”。
人们对生儿育女,在思想上开始了自我的争斗,往昔明显偏向男孩的天平,如今出现了平衡,甚至新的倾斜。
出现这一习俗新趋向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其中女婿地位的与众不同,则是产生“养女儿福气好”理念的直接因素。
在北方,女婿是姑爷,在丈人家姑爷就是大爷。
一位教授的研究生与教授女儿相识,双方情投意合,研究生兼任了未婚的姑爷。
教授夫妇作难了。
平时,作为他们指导的学生,常可指派他跑跑腿,现在就不成了。
为何呢?
按理说,更亲近了,办事也方便。
可在北方,姑爷,尤其是未婚姑爷上门,习俗都得捧着、供着,谁要叫未婚姑爷干点活,包管会有人戳脊梁骨骂。
挡不住习俗的压力,教授夫妇每逢当研究生的未婚姑爷上门时,不得不放下案头活,一个陪他谈天,一个忙于“铲刀做戏”,做好菜招待。
在上海,女婿是不花钱做家务活的顶梁柱。
为了能得到未来丈母娘的欢心,不少男性青年从与女青年谈朋友时起,就积极帮女家干各种杂活。
什么做煤饼、陪病人、搞卫生,不一而足。
丈母娘最易派差使唤的也是女婿或毛脚女婿。
国内外有关部门研究统计表明,两性家庭中,男女平等的标志是男性在家务活中的时间率,上海的青年家庭,与欧洲先进国家相当。
可是,统计人员恐怕只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的。
如果加上女婿为丈母娘家无偿的劳动也统计在内,上海城市女婿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
这一习俗的直接效果,使生女儿的家庭感到欣慰(尽管内心还有些不自然),而生儿子的家庭则不免悻悻然,声大气短。
总而言之,民俗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风俗习惯,民俗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样式,这种样式不一定用文字明确规定,但是它却以某种生活的范式,用一种行为模式,甚至心理上的一种思考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我们的言行和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这其实就是民俗。
民俗的真正内涵正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能够代代相传、能够流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模式。
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对生活文化的规范性解读(下)
第一节民俗是程式化的规矩
一、形态动作的行为模式化
二、相对稳定的套路的程式
三、一定质的规范性
第二节民俗的其他特征
一、群体性特征
二、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三、民俗是文化型生活和生活型文化
T01形态动作的行为模式化
T02相对稳定的套路的程式
T03一定质的规范性
T04群体性特征
T05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
T06民俗是文化型生活和生活型文化
民俗是不成文的规矩,并不是说它形态的杂乱无章,毫无秩序。
相反,它作为一种规矩,自身的展现总是程式化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民俗规矩在实施过程中,是以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出现的。
所谓行为模式,即是行为方式的模式化。
如果某些行为方式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方式是模式化的。
在城市里找理发店,不用看招牌;
站在马路边,放眼向前眺望,哪家门口有红、蓝、白三色圆柱体幌子在慢悠悠地转动,那家准是理发店。
又如,修车摊以高高挂起的自行车车胎作为“招牌”。
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常年累月,逐步积淀,得到行业和顾客共识的行为模式。
作为民俗的实施过程,它们都不是随意的,均有固定的程式化规矩。
送礼中的讲究也不少。
比如,“钟”是不能作为礼品送人的。
倘若取其谐音,则显得很不吉利。
另外,给年轻的女孩子送礼,要避免赠送带格子的衣物和布娃娃等。
在丧葬礼节上,如果是赠送钱款,则必须带有一个“零头”。
这些都是模式化形态动作的体现。
民俗作为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在展现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程序和套式。
不少民俗事象的套路招式,起、承、转、合,还相当繁琐。
如:
传统的男女结亲,婚俗的步骤按部就班就有一大套。
以上海浦东为例,一门亲事,大的环节有拿八字、调帖、话过门、话好日、填箱、拿嫁妆、娶亲以及洞房花烛。
在生活实际中,这些具有一定程序和套式的行为模式,往往通过仪式化而固定下来,成为一定的俗礼。
传统婚俗中的六礼:
纳采、纳吉、问名、纳征、请期、亲迎,探根溯源,就是这种仪式化的产物。
其他传统的丧俗、节俗、食俗、交际习俗等的礼仪特征,也是如此,都有自己固定的套路招式作为基础。
民俗行为模式程式化的另一特点,即是它的程式中包含着特定的内涵意蕴。
也就是说,其一招一式代表着某种意味,这都是众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
例如
西南一些苗族妇女在春季传统歌会上,跟未婚的少女一样,可以与青年男子唱酬情歌,以歌“谈情说爱”。
但是,这是“逗乐”、“闹玩”的。
那么,谁是情窦初开,等待情郎追逐的姑娘?
谁是与情意急切的小伙子开玩笑的青年妇女?
光凭歌声是难以鉴别的,可当地的小伙子们还是很容易区分。
说穿了,也很简单,凡是青年妇女在此场景中,腰际佩有一串钥匙,便是暗示求爱者不能当真,她已经“有主”了。
这种行为模式程序的质的规范性,是一定文化背景中共同生活人的共识。
在社会两大阶层中,相对官方而言,民俗大抵是民众中流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它可以在一定民众中通行,对官方却不一定合适,有的根本就不能一试。
西方,每年四月一日为愚人节,也叫万愚节。
这一天,男女老少都可以开些愚弄人的玩笑,设法让别人干些徒劳的事。
当被患者上当时,只需说一声“四月愚人”,小小恶作剧便在双方前笑声中结束。
玩笑既要有一定分寸,也不乏“苦心孤诣”的杰作。
在某大学,一天一位外籍教师刚走进教室,使正颜厉色宣布:
期末考试由原定的写论文,改为口试。
当研究生们为一年来辛勤收集的资料“无用武之地”而惋惜不已,为毫无准备的口试唉声叹气之时,教师忍俊不禁笑道:
“Aprilfool(四月愚人〉”,学生们才醒悟到,这天正是西方的愚人节
,顿时快活得哄堂大笑起来。
笑声未绝,突然有一位同学站起来,向老师道歉,说刚才忘了通知校长有急事找他。
当他慌忙收起教案转身欲走时,只闻见“Aprilfool”和又一阵哄堂大笑,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被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某人之身”。
这一习俗,西方十分流行。
是日,互开玩笑,小小的恶作剧,比比皆是。
连新闻报纸也会以民众的身份挤进来,发表些奇闻,凑凑热闹。
可是,你不能对官方机构开玩笑,谁要是在那天跟警察闹玩,比如胡乱报警,说这儿有火灾啦,那对不起,一是不允许,二要受罚。
当然,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官方人员以至总统、首相,以民众的身份随俗逗乐。
民俗在民众中流行,并不是和一切民众有缘。
民俗大多只与一定的民众群体相适应,一定的民众群体总是流行自己特色的民俗规矩,或行为模式。
这种民众群体,大而言之,便是民族;
小而言之,即是区域民众。
民俗本身在流行过程中带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区域性的特色。
同一件事情,或同一层意思,不同民族群体的民俗反应和表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中国人素有“话不投机半句多”之说,碰上交谈者不协调,或者提早结束话题,或者另择论题,脸上还要尽量克制,嘴上还要寒喧、“打哈哈”。
美国人谈话不投机,习惯动作是不断地用手帕擦鼻子,这不是因为他感冒流鼻涕,而是表明对您的话“感冒”了。
一般民族,点头的习俗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反对。
可是,世界上有的民族却相反,点头表示反对,摇头表示同意
。
二战中,一个盟军因不了解这种习俗的民族性区别,无意中打死了摇头的同盟者。
接着,向大家介绍一下用筷子的习俗。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小时候父母或其他长辈有没有教过你们怎样用筷子。
我小的时候,一开始将筷子交叉夹东西。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巴掌已经过来了,是我外婆。
她说,这样用筷子就是“搞七二三”,这个上海话很难翻译,就是北方人讲的“不顺”或“别别扭扭”。
民俗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也是生活型的文化。
例如,许多传统的节日型食品(如粽子、月饼)都蕴含着许多文化的内涵,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样式。
它往往不是我们有意为之的。
国际学术领域上有一种意见,认为民俗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从另一面讲,就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人们习以为然地这么看、这么想、这么做。
这使人们有一种带群体性的“我们感”。
这种“我们感”没有人教,而是从我们诞生的那天起便存在于这种民俗文化的环境中间,并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接受了这些东西,最终成为生活方式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民俗和生活的文化关系如何?
生活的文化可以延续的模式,就是民俗。
民俗在我们生活在自己所在的民俗文化的环境中流传范围相当广。
而某一特定民俗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也许可行,但可能在其他群体中就不可行了,这就意味着文化的冲突。
当年赴澳大利亚一行,我发现:
当地老师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不同于中国老师。
这本身体现了各地民俗的群体行为方式的不同。
我的一位赴澳洲留学的学生讲述了他“破产”的经历:
他为感谢自己的澳大利亚导师的教导之恩,请他吃饭。
老师吃得津津有味,并觉得那位学生做的汤很鲜美。
但当他得知做汤用的原料是在门口抓的野鸭时,当即就正色批评了那位学生。
更没有想到的事,在这件事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学生收到了一张罚单和老师自己写的检讨信,老师在信中检讨自己教育学生无方。
显然,老师早已认真地举报了学生的这一行为。
在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是受法律保护的。
而在中国,枪杀自家门口的野鸡都似乎显得天经地义。
对于国内有生态保护意识的人来说,他也许会加以阻止和劝说,但并不会去举报。
但澳大利亚的教授却坚持这么做了。
国内的一些生活方式如果直接运用在了国外则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位美籍华裔曾感叹,在美国,如果提着一只鸡在马路上行走,很可能会引来警车。
上述这些事例都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有很大联系,也都是民俗现象。
所以,民俗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理解上述问题,能帮助我们认识到:
民俗与我们,以及民俗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关联的。
日常生活文化的主要领域(上)
第一节民俗的第一个主要领域:
生存方式
一、生存方式的定义
二、生存方式的体现
第二节民俗的第二个主要领域:
生活技艺
一、生活技艺的定义
二、生活技艺的体现
T01生存方式的定义
T02生存方式的体现
T03生活技艺的定义
T04生活技艺的体现
一、生存方式的定义
日常生活文化的民俗,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相。
“相”这是佛家的用语,反映了佛家对事物独特的判断,一种佛家自己独特的理解。
比如说,火有火焰就是一种焰相,水是流动的就是一种流相;
而民俗则是一种生活相,也就是一种风行的生活样式、生活惯制。
这种生活方式也许平时不会被认为是民俗,但是,它确实是。
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尽是古老的,“古老”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它是活的、流动的生活相。
在生活层面表现为日常不经意的生活的技艺和生活的习惯,以及生存的经验和智慧。
二、生活方式的体现
比如:
吃稻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我们日常生活文化的展现,是上万年的生活方式的延续。
与我们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有关。
稻米首先是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鸟类发现的。
可以说,我们是与鸟争食。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知道,人类的祖先都经过了狩猎的阶段。
在狩猎向农耕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因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我们江南先民一直到今天能吃水稻,要归功于当时鸟类的发现。
从考古的发现来看,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河姆渡的先人已经开始在种水稻了,而且有很大的规模。
考古人员发现,人类在狩猎的年代从捕获的鸟的体内发现了稻谷。
从现在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中间,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
1993年,和日本的民俗学、人类学专家在江浙大地上进行联合的田野作业。
在奉化溪口的一个村落,日本女教授想采集关于稻草人在播种和收割时作为民俗的一种功能(抵挡鸟类来吃稻谷),如果鸟类不怕稻草人,继续来吃怎么办,农民对此是怎么看的。
当地农民认为“稻谷是麻雀带来的,给它吃点没关系。
”又问了几家,农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原来,在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很久以前地上原本没有大米,由于人口多了没东西吃了,听说“玉皇大帝”那有大米可以解决人们吃饭。
因为人不能上天,于是麻雀自告奋勇去把大米偷下来。
通过老鼠和狗的帮忙麻雀最终把稻谷偷到人间来。
人们把稻谷种了下去,年复一年水稻出来了。
收集了几十个这样的故事,唯一相同的、肯定的是麻雀或鸟类总是有的。
这种传说可能是荒诞不羁的,但是,它一半是梦、一半则意识着真实。
意识着某种历史的真实——稻谷是鸟类先发现的。
中国还有一个优美的童话:
一个小女孩救治了一只从梁上掉下来摔断腿的小燕子。
小燕子好了后为了报恩丢下了一颗种子给小女孩。
于是,小女孩就把它种在了地里,最后长出了一个里面全是财宝的瓜。
这个童话故事反映了人类和动物的亲情关系,意识着我们很多种子都是鸟类从嘴中掉下来的。
成为我们今后粮食发展的趋势。
所以,从我们吃的粮食来看,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生活文化的一种普通的现象,实际上隐含着千万年以来的文化的技艺。
这种文化技艺表示着,人类实际上有一个阶段是模仿动物在生存和发展。
稻米的发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方式,从狩猎走向农耕。
改变了我们居住的方式,甚至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一种思想和观念的方式。
我们的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居住,也发生了变化。
从古代的文学看来,我们的居住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巢居的方式,就是模仿鸟的房子在树上居住。
我们看最早的甲骨文中的“南”字,就是一颗大树上加了一些板,成为一个小屋子。
经过论证,“南”字最早不是方位词,是有巢式的一个民居的样式——鸟居。
后来成为了一种杆栏式的建筑,就是傣族的竹楼、木屋。
这种竹楼、木屋保存在今天与当地的环境、气候是有关的。
我们这种鸟居的、杆栏式的生活方式,是鸟类给我们的启发,也是稻作生产的延续、发生和发展。
这种古老的杆栏式建筑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
大范围的地方都是这一类建筑,这就叫“南”。
就因为这样以后把“南”作为了方位词,只有在南方才有这种“南”的房子。
还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词“栏”。
在《山海经》中,涉及到南方的地域都提到有“羽人”。
现在遗存的江南的铜鼓上就印有古代的花纹,其中就有“羽人”。
我们江南地区古人的很多衣服也是有羽毛做的。
我们用鸟类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已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有存在的痕迹。
比如,现在的古装戏、武打戏中,男女主角出场时,头上都有漂亮的羽毛。
因为它是我们曾经生活方式,服饰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鸟衣再延续,我们有许多鸟饰、纹饰都是鸟的形状。
在江南古镇的屋檐也是鸟型的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鸟型器。
经过专家的比较研究,认定这是在屋顶上的装饰。
我们古人从鸟饰开始的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的模仿和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鸟类信仰和观念。
这就是凤凰崇拜。
而凤凰的原型就是鸟类。
古代,人们觉得种水稻阳光很重要,当时古人的感性思维的方式和神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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