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行业分析报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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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2009年全球各国人均GDP和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关系，我们发现肉类消费量与收入水平存在确定性的关系，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收入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畜产品消费量的增长，而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收入上涨对畜产品消费量增长影响较小。

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可作为肉类消费的临界点，当低于5000美元时，肉类消费增速最快。

我国2011年人均GDP为7400美元，已经越过了快速增长的时期。

不过从消费量的增长潜力来看，我国人均肉类消费尚有空间。

（2）我国肉类消费走势历史验证：

增速已进入稳健增长状态

从历史趋势来看，我国肉类消费量的走势也印证了其消费量复合增速的先升后降。

我国肉类消费经历了三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以前，肉类消费处于紧缺性消费阶段。

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既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也受到猪肉供应量的限制，居民的消费得不到充分满足，增速较低。

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5年，肉类消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肉类消费能力随之提高，加上畜禽养殖业走向市场化，我国实现了肉类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

猪肉在此期间消费增速回复到7%-10%，牛、羊、禽肉消费增速不断提升，特别是牛肉1990-1995年年均复合增速达到了25%。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肉类消费不断进入稳步增长阶段。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肉类消费增速不断下移，当前猪肉消费量的年均复合增速已经下降到2.5%左右，牛肉、羊肉和禽肉则分别下降到3%、4%和4%左右。

从当前的消费增速来看，我们也基本判断肉类消费整体步入稳健增长期。

（3）我国猪肉占肉类消费比例未来下滑空间有限

猪肉在中国消费者主要的肉类消费中占比较高，随着人们食物品种类的多样化，牛羊肉以及禽肉都对猪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猪肉占肉类消费的比重呈现小幅下滑的态势。

不过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未来猪肉消费占肉类的比例下滑空间不大，有望保持稳定。

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各国猪肉占肉类消费的比例高低不一，总体而言，欧洲大部分国家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越南、菲律宾、韩国等亚洲国家猪肉消费占比最高，考察这些国家猪肉消费占比的历史走势可以发现，其猪肉消费占比在时间序列上表现得较为稳健，没有发生趋势性的大幅下滑。

另外，前面提到，肉类各品种消费增速都已经下滑到较低的状态，从这两点来看，未来我国猪肉占肉类消费的比例未来继续出现系统性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有望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

在我国整个肉类消费消费量尚有一定上升空间的情况下，猪肉消费占比继续下滑的空间不大，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猪肉消费量的增长尚有空间。

（4）猪肉人均消费的国际对比：

提升空间还有

从人均猪肉消费的绝对量的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当前的水平虽位于前列，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并非没有空间。

我国2012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为38.7kg（USDA），相当于2009年奥地利和香港的59%，德国的71%，台湾的93%（由于数据可得性，国外采取较早一点的数据）。

由于发达国家人均猪肉消费量近年来已经从高位有所下滑，而同这些猪肉高消费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我国猪肉消费显示出更大的提升空间。

当然，由于消费习惯以及体质差异较大，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未必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起码可以看出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还有提升的空间。

（5）未来猪肉消费量的测算

根据可得的数据，我们将猪肉消费分为农村家庭直接消费、城市家庭直接消费以及非家庭直接消费。

非家庭直接消费包括户外猪肉消费和猪肉制成品的消费，当前没有农村和城市各自的非家庭直接消费量数据统计，但从直观感觉，城市居民在外就餐较多，农村以家庭直接消费为主。

根据上面的分类，我国猪肉消费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农村及城市家庭直接人均消费量未来提升缓慢。

从人均家庭消费和收入增长的走势来看，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的增长势头都很缓慢。

2、农村人均家庭直接消费量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未来全国人均消费量提升的驱动力。

3、非家庭猪肉消费量不断增长。

户外就餐日益成为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主要饮食模式，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外出用餐支出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1083元/年，占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不断提升。

随着户外就餐支出的不断提高，全国人均户外猪肉消费量明显增加。

另外，而城市居民由于工作生活节奏紧凑，支付能力较强，对猪肉的户内消费中逐渐增加了猪肉制成品消费的比重。

为测算未来我国猪肉消费量，现对模型做如下假定：

1、由于贸易量占全年产销量比值小，猪肉产量可近似为每年的销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统计局2012年猪肉产量的最新数据。

2、根据2012年的猪肉消费量以及发展趋势，合理假定2012年农村和城市人均家庭猪肉直接消费分别为15kg/人和21kg/人，2013年维持在此水平。

2014年开始，假定农村每年增长0.2kg，2020年达到当前城镇最低收入户水平以上；

城市每年增长0.1kg，2020年达到当前城市中等收入户水平。

3、假定全国总人口2020年达到14亿，城镇化率2020年达到61%。

4、假定人均非家庭直接猪肉消费量未来年均增速为1.5%。

参看近10年该指标的走势，在结合未来收入增长及城镇化率提升的情况，1.5%的假定是较为合理的。

根据前面的假定，我们计算得出2015和2020年我国猪肉消费量将分别达到5618万吨和6140.5万吨，2010-2015年复合增速为2.07%，2015-2020年复合增速为1.79%；

2015和2020年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分别达到40.87kg和43.58kg。

可见我国猪肉需求将进入缓慢增长期。

猪肉消费是个上万亿的大市场。

以猪肉价格20元/kg计算，猪肉消费市场在一万亿以上，而且随着未来猪肉消费量的继续增长，整个市场空间还会扩大，这给包括养殖在内的整条产业链上的参与者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猪肉消费将更加注重安全、健康和品质

我国居民的猪肉消费正由温饱型向追求质量安全的小康型转变，居民的猪肉消费将越来越重视安全、健康和品质。

（1）食品安全威胁人们健康，猪肉的安全性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晨，吃根地沟油炸的油条，一个苏丹红咸蛋，一杯三聚氰氨奶；

中午，吃个注水肉炒农药韭菜，有毒猪血，瘦肉精火腿肠，再来碗转基因米饭。

晚饭，买点尿素豆芽，激素西红柿，开瓶甲醇酒，吃个染色馒头；

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睡了……辐射算神马！

”

——来自新浪微博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从最初被曝光的二恶英、红汞、甲醛、激素、面粉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面粉漂白剂、假酒（甲醇）、洗衣粉油条、陈化粮毒米、苏丹红、瘦肉精、铁酱油、毛发酱油，到牛奶业普遍使用三聚氰胺、养殖业普遍滥用抗生素、食品工业违规滥用食品添加剂、滥用氢化油（反式脂肪酸）、农药残留严重超标、甚至品牌猪肉也出现瘦肉精等等，这些问题已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居民和政府的一块“心病”，人们对其关切程度也非常高。

猪肉作为我国居民肉类消费量最大的食品，其安全性理应得到非常大的重视。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安全猪肉的需求意愿将愈发强烈。

（2）对健康和品质要求的提高将带来猪肉消费的升级

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加注重消费品质的提升，对猪肉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味道等都将提出更高要求，这会给行业带来变革：

1、生猪的品种将更加多样。

不同品种生猪产出的猪肉口感和营养成分差别比较大，收入的提升将带动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特殊品种的猪肉将满足此类需求。

2、猪肉的安全将被提升到更高的重要程度，对养殖环节的食品安全控制将更严格。

3、猪肉加工和运输方式将更趋合理。

比如我国当前的猪肉消费以热鲜肉为主，而健康、营养和新鲜度高的冷鲜肉占比仅为10%，这发达国家近90%以上的占比相差甚远。

二、我国生猪养殖的过去和现在

1、猪的品种：

从地方猪种到国外引进

伴随着我国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我国生猪品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年前，遍布中国的还是国内地方猪种2，但我国地方猪种地方种猪由于消费偏好、生产效率低等原因，现在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地方猪种具有耐粗饲、抗逆性强、产仔率高、肉质好等优点，但随着人们消费偏好转向脂肪含量更低的瘦肉，国外引进猪种3因生长周期短、屠宰率高、瘦肉率高、饲料转化率高等优势而被养殖者青睐。

特别地，世界著名猪种长白、杜洛克、约克夏被广泛引入中国，国外“三元杂交”模式在我国不断推广，对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前以“杜长大”三元杂交商品猪为主的引进品种占出栏总数的70%以上，是我国猪肉生产的主力。

引进猪种对饲养管理的要求较高，生长速度较快，然而，品种的变化也对生猪养殖的供给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1、外国的优良猪种虽然具有生产效率高，瘦肉率高的优点，但是这些外国猪种对防疫、饲养管理技术的要求也较高，更适合于在技术力量较强和管理水平较高的规模化养殖场进行养殖。

2、引进猪种生猪速度更快，饲养周期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供需变化的节奏，影响到“猪周期”的长度。

外三元完整的生猪繁育体系包括纯种猪（包括原种猪/祖代种猪）——父母代种猪（二元种猪）——商品猪（三元猪）。

原种猪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国内主要引进长白、大约克和杜洛克三个品种。

国内种猪场向国外原种场进口其生产的祖代种猪，通过同品种纯繁扩充祖代产能，并通过纯种母猪和公猪杂交生产父母代二元种猪，在国内种猪市场销售，成为国内养殖户补栏的后备军。

没有种猪繁育能力的小型养殖场/户再通过向种猪场购买父母代二元种猪，产下的仔猪经育肥后就可以作为商品猪销售到市场上。

2、我国生猪养殖的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来看，长江流域、华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四大地区生猪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是我国主要的生猪产区。

2011年生猪出栏量在5000万头以上的省份为四川（全国占比10.58%），湖南（8.43%）和河南（8.1%）。

1、西南产区是我国传统的生猪产区，地形以丘陵山区为主，多为散养，猪多体肥，产量大，调出量小。

2、长江中下游产区是我国传统生猪主产区和粮食产区，粮食资源丰富，生猪生产总量大，调出量大。

区内人口众多，消费市场潜力大，而且邻近上海、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容量大。

3、东北、华北产区是我国玉米主产区，常规饲料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生猪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

地区粮食生产和运输半径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生猪养殖地域分布：

1、生猪养殖对饲料消耗量大，因此主产区都集中在粮食主产区。

不同的粮食生产结构也一定程度决定了生猪的养殖规模结构，西南地区水稻产量大，区域内散养户比例较高。

2、我国当前以热鲜肉消费为主，由于生猪和猪肉的运输半径受新鲜度和经济性要求不能过长，因此各销区的猪源供给由相对应的产区供给。

长三角地区的猪源来自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珠三角则主要来自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等西南主产区，而环渤海地区的猪源由华北和东北供给。

3、生猪养殖者的类型

（1）按饲养阶段

1、专业母猪养殖户，是专门饲养二元母猪并出售仔猪的养殖户。

其母猪主要从附近较大的规模猪场或种猪场购得，或者从自家母猪所繁殖的后代中挑选，所生产的仔猪主要提供给周围的专业育肥猪养殖户。

2、专业育肥猪养殖户，买仔猪进行饲养的养殖户，4个月即可出栏上市，周期较短，目前专业育肥猪养殖户是我国生猪生产结构中的主要力量；

3、自繁自养养殖户，购进或自产母猪专门生产仔猪，最终饲养至出栏上市，自繁自养模式涵盖了从种猪到育肥猪的整个生产过程；

4、专门生产种猪的养殖户，种猪养殖是养殖风险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阶段，包括曾祖代和祖代种猪，统称为纯种猪养殖。

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企业往往重点经营这一环节，较少向下游发展。

（2）按照规模分

1、年出栏50头以下的散养户，大部分散养户均属于买仔猪饲养的专业育肥猪养殖户；

2、年出栏50~500头的专业养殖户，专业养殖户多属于自繁自养户；

3、年出栏500~3000头的小型养殖场，小型猪场有部分仔猪生产企业；

4、3000~1万头的中型养殖场；

5、1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

中、大型猪场通常可以对外提供种猪。

3、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分散，集中度提升空间很大

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化程度落后，市场集中度极低。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统计，2010年，我国生猪出栏头数在3000以上的养殖场出栏数量占全国的比例为15.4%，出栏规模在50000头以上养殖场年出栏占全国比重仅为1%。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提升潜力空间很大。

对比生猪养殖行业产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美国2011年生猪存栏量达到5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为78%，存栏规模50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达到54.7%；

日本存栏规模在3000头以上的猪场存栏占比低于美国，但也达到了56.3%。

三、我国生猪养殖行业进入转型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一系列外力将作用于生猪养殖行业，行业将进入转型期。

1、生猪养殖集中度有望不断提升

（1）集中度提升驱动力之一：

农户散养加速退出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在1990年以前主要以散养模式为主，年出栏生猪占比达到90%。

近年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不断上升，到2010年末已经接近65%，散养户在不断退出，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农村生猪散养户退出并非养殖成本处于劣势。

由于散养户一般与家庭小农经济相结合，家庭剩饭剩菜甚至田间杂草都可以成为猪的饲料，猪的养殖成本为非完全成本，与专业化养殖场相比其养殖成本并不高。

农场生猪散养户退出的大背景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很多农村劳动力不愿留在农村外出打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特别是养猪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将不断减少。

小规模养猪的收益越来越不及提高的机会成本。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尤其是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07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劳工荒”现象越来越多，劳动力价格开始逐步上升，2012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上涨至2290元/月左右，较2011年2049元上涨11.76%。

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不断改善，导致生猪养殖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

以生猪自繁自养的头均盈利为例，从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我国生猪养殖头均盈利的波动区间在-126元/头至691元/头，近两个低点（2010年6月和2013年6月）间的平均值为270元/头，年出栏规模在50头生猪的散养户（散养户的出栏上限，假设只需1个劳动力参与）每年的盈利水平在1.35万元左右。

如果按头均盈利较低的专业育肥猪养殖来算，其平均盈利水平大约为60-70元/头，年出栏规模在50头生猪的散养户每年的盈利水平在3000-3500元左右。

相比养猪，农户外出务工收益更高。

按照外出务工月工资2000元计算，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可到达2.4万元，远远高于养猪的收益。

未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不断提升，外出打工更好的经济效益将驱使更多的农民退出生猪的散养。

另外，相比于生猪养殖，农民外出务工还可规避养殖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也节省了生活支出（包括吃、住、甚至服装费用），甚至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脏又累的养猪工作显然更难留住农民。

当然，农民也可以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扩大养猪规模。

但是扩大规模后需要增加劳动力，而且扩大规模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以及过硬的养殖技术，这并不是所有农户都具备的，从而退出养猪可能是他们更好的选择。

由于扩大规模需要增加劳动力，我们按一对夫妇来进行计算。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掌握的养猪技术有限，假定他们将进入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市场风险较小的专业育肥猪养殖。

比较发现，扩大规模需要投入较多，收益不明显，退出养猪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更好选择。

（2）集中度提升驱动力之二：

生猪养殖的内在规模经济

前面讲到的是农民散养不断退出养猪市场，其背后的动力是务农与进城之间的抉择，而非成本方面的竞争劣势。

当我们去考察规模化养殖场的时候，因为其成本变成完全成本，大型养殖场内在的规模经济将不断显现，促使养殖场向更大的规模跃升。

①大型养殖场在劳动效率和饲料成本方面优势明显

大型养猪场需要更多的专业设备，但是由于每个劳动力可以养殖更多的数量，从而其在劳动效率方面具备优势，另外，大型养殖场饲料可以集中采购或者自备饲料工厂，从而其饲料成本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日本生猪养殖为例。

日本的大型养殖场在单头劳动效率方面优势非常明显，从成本占比达85%的物料费来看，虽然大型猪场每头猪承担的兽医兽药费、母猪费、猪舍费以及农机具费用较高，但是由于饲料费用具有明显优势，总体物料费成本较低。

②规模化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引发良性循环

大型养殖场更有能力应用新的养殖技术。

以美国为例，其养殖规模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养殖技术出现新的突破，科学饲养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主要体现在改良种猪、分段养殖，专业化饲养设备的出现等。

这些投入超出小规模养殖场的能力，而大规模生产者通过改进养殖技术，赢得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小生产者被淘汰，大规模生产者确立了市场地位。

当大型养殖场不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后，便可以有能力继续加大投入，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效率提升。

从美国的例子来看，1992-2004年间，大型养殖场的成本降低比例更大，体现了规模化对效率提升的作用。

进入90年代后，美国生猪养殖场数量减少，大型猪场存栏比例不断提高，相对应的是生猪养殖的效率不断提升，可见这种相互促进在时间序列上是稳定的，这样的过程是持续的。

（3）集中度提升驱动力之三：

下游需求更偏好规模化猪场的产品

①规模化猪场的肥猪产品更受下游屠宰厂接受

1、大规模采购有利于下游屠宰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及稳定开工率。

由于规模化猪场出栏节奏比较稳定，一次出栏量大，对于规模化程度更高的下游屠宰企业来说，向一家规模企业集中采购要远远好于向大量养殖户零散采购。

2、散养或中小规模养殖情况下，猪肉质量和安全无法保证，生猪养殖中瘦肉精、抗生素、消毒药滥用难以控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大规模养殖场。

屠宰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如果出现食品质量问题，对品牌的影响巨大。

当前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与屠宰行业不匹配，屠宰企业对养殖集中度提升的需求将一直存在。

目前，双汇发展、雨润食品和大众食品是我国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的前三强，三者年营业收入合计占全国规模以上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的9%，行业集中度远高于生猪养殖。

不过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屠宰行业集中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美国前三家屠宰企业（史密斯·

菲尔德公司、泰森公司、JBSSwift公司）总体市场份额已超过56%。

近年来，我国政府强制推广定点屠宰政策、技术设施标准、卫生防疫标准和环保要求，生猪屠宰加工规模化和集约化有望进一步提升。

②规模化猪场的仔猪和种猪性能更优

大规模养殖企业生产的商品仔猪由于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其市场售价明显高于小规模养殖企业和散养户。

大规模养殖企业具备强大的育种研发能力，生产的二元种猪由于成活率和产仔率高，其市场售价也明显高于小规模养殖企业，在生猪养殖集中的区域最大价格差距可达到40%以上。

③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不会快速推进

影响养猪企业做大做强的三大要素为资金、土地和人才。

特别是我国土地资源、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本身就很稀缺，加之目前又处在工业化深化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总规模极其庞大的生猪产业发展无疑给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压力。

④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目前面临一定的土地约束

在传统的分散养殖时期，猪舍位于田前屋后，所有生猪产业发展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

而当生猪产业进入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后，养殖场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

耕地可占用量小，与城市建设抢地

国土部和农业部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应坚持鼓励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禁止占用基本农田。

废弃地或荒山荒坡一般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很差，最好的选择仍是利用耕地。

然而，耕地中除了禁止占用的基本农田外，可利用的一般耕地大约占耕地面积的14.5%，而此类耕地用途也非常紧张，养殖面临与城市建设抢地的局面。

1、18亿亩耕地红线压力较大。

我国2001年耕地为19.14亿亩，2008年耕地为18.257亿亩，7年减少了8800万亩，到2020年剩下12年只有2000万亩的空间。

2、未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还将将快速推进，新增建设用地量降低的可能性不大，每年需要占用大量的耕地。

尽管近两年耕地减少的态势有所减缓，但主要是通过占补平衡、土地整理等方式进行的。

3、在保耕地红线的压力和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情况下，养殖场占用耕地的空间比较小。

大型养殖场地理条件要求高，东部地区符合要求的少

一座基础母猪1000头、年出栏20000头的工厂化猪场在严格按畜禽防疫及卫生标准设计时至少需要120亩-150亩土地，同时每座猪场选址要求周围至少1-3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核心种猪场选址要求至少达到5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

如果将目前我国出栏的近6亿头生猪全部按这种标准生产设施建设，将需要3万个猪场，需要360万-450万亩建设用地，按照平均2km无人居住半径计算，覆盖面积为5.7亿亩，占未利用土地的14%，相当于江苏、安徽和山东的面积总和，数量极其庞大。

而且事实上，在我国东部地区符合这种选址条件的土地几乎难以找到，而生猪养殖集中在东部，产业发展的空间已到极限。

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

养猪行业面临政策风险，以土地和环保为名驱赶养猪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养猪业被认为是“厌恶性产业”：

养殖业免税，对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贡献；

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和大规模疫病流行，地方官员要负连带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