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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解读胡适
那么先把胡适生平介绍一下,他是1891年12月7日生于上海,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安徽绩溪上庄。
两年前我专门去过他老家一趟,那个地方风景非常好,环抱着山。
你们知道皖南很多做生意的人,就在绩溪胡姓的名人也非常多,而且中国有政商学三界,“政”是胡锦涛,“商”是胡雪岩,“学”就是胡适,绩溪那个地方的确很出人才。
胡适的祖上实际上受过一次非常大的祸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你们知道,从广西,一直往北杀,杀到我们老家九江,又顺着长江一直往下杀,杀到安徽,包括绩溪,包括后边的一直到南京,顺着这样一直杀下去,建立所谓的“太平天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死伤了很多人,有很多的统计,最低的统计是六千万,通常的说法是当时中国死了一亿多人,的确是一次非常大的动荡,一次祸患。
但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关于“太平天国”的介绍,更多的是说它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
这是从孙中山、毛泽东他们为了动员所给出的历史定性,实际上学界对“太平天国”的判定是一次非常大的灾祸,胡适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晚年,他的一个学生罗尔纲写《太平天国运动史》的时候,胡适就非常非常生气,觉得他没有尊重历史面貌,而只是用意识形态的说法去研究“太平天国”。
那么胡适是根据什么?
他也根据自己家族的历史,他的母亲那一家杀得只剩下他外公,全都杀光了。
所以家里也非常穷,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和胡适的爸爸结婚,胡适的爸爸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也是在做生意。
绩溪上庄当时很多人在外面做生意,他们家在上海有一个茶叶铺,胡适打小和他父亲没有见上几面。
他出生三岁多,大概四岁,父亲因为脚气病死了。
他父亲在台湾也做过官,胡适在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带他去见他父亲,去了台湾。
胡适在晚年回忆的时候,说自己人生的启蒙阶段,识字的阶段,就是从台湾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才三四岁。
父亲死了,他又回安徽绩溪老家。
这之后,十几岁的时候,他去上海读书,胡适说他母亲非常鼓励他去读书,很小,他就自己跑到上海去了。
他这么描述他母亲:
“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她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去远处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
我就这样出门了,去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
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
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
他自己说他随身带的这三个东西,一个是他母亲的慈爱,一个是用功的习惯,还有一个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三个很重要。
他母亲的慈爱可以让他的心理得到好的成长,用功的习惯当然每个人即便是天才也需要,还有一点点怀疑的精神。
他说这是他从绩溪深山老林里只身来到上海,随身带的三个东西。
讲到这里,其实我在想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你从你家里走到大学,面向世界的时候,你带的防身之具是什么呢?
你带了什么东西帮助你自己成长?
胡适到了上海以后,就接触了一个大世界,当然不是花花绿绿的大世界,是当时文化比较繁盛的大上海。
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类似这样的一些比较新潮的思想,后来他自己也办了一份报纸,叫《竞业旬报》。
这时候他非常小,18岁,就办了这样一份报纸,来表达他自己的主张,当然他的国文底子也非常好。
在1908年的时候,就是后来他办报纸办不下去,他在上海公学,原来的中国公学,做了一份职。
解放之后,他过得也很萧条,就觉得可能人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刚才也说,在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他主要在学习。
因为遇到了世界上的一点点挫折,人也很年幼,就不知道将来去哪里,当时就交了一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
所以中国公学解散之后,他失业以后,过了一段非常颓废的日子,这个颓废的日子就包括就是去喝花酒,所谓的喝花酒,就是去嫖娼。
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道德败坏的事情,实际上在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雅士,甚至把这个当作很风趣的事情来说,那个时候还很多人在续妾。
像辜鸿铭还以嫖妓为最风趣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也没有说比那个时候好多少,至少在一个公共的台面上不是相同的说法,也包括陈独秀,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嫖娼的事情也是非常多。
胡适那个时候去喝花酒,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他就找了个车夫,车夫拉着他就把他给推翻了,把他钱包抢了就走了。
胡适很狼狈,自己钱包被人抢走了,后来他就喊,结果就有一个巡捕过来,觉得他好像是扰乱治安还是什么就闹起来,他和巡捕打成一团,结果巡捕就把他给逮起来,转天别人把他保送出来。
但是那天晚上胡适就完成了他的脱胎换骨,他觉得人生太狼狈了,我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过得这么狼狈?
为什么没有理想,不愿去坚持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就非常大。
后来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庚子赔款”。
因为“庚子赔款”的原因,胡适就报考了留美学校,之后就去美国留学,先是读的农科,康奈尔大学,李登辉在的那个大学,后来他觉得学农科没什么意思,后来就改投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杜威的学生。
杜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实用主义。
胡适对杜威非常崇奉,后来胡适生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胡思杜,胡思杜的意思就是思念杜威,而一代代思念下去实际上就是讲他自己坚持的道路。
他对杜威非常推崇,也是因为杜威的一些哲学思想,胡适他认为他应该突破中国的很多东西,尝试很多的道路。
也是因为他受的西洋文化本身的熏陶,他认为中国需要在文化上做一些改革一些变革,所以他试着写新诗,就有了“白话文运动”,后来一直到《新青年》。
这就是大家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改革的旗手。
这是胡适从美国回来做的事情,他出的那个新诗就叫《尝试集》,他那个集子最后一句就是“愿大家都来尝试”。
这是你们见到的胡适成为中国文化的改革者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婚姻,他的恋情。
胡适一生实际上也有很多恋情,但随他走过一生的是江冬秀,江冬秀是胡适的母亲帮他定的有点像娃娃亲一样的,胡适在去美国之前,这个亲就定下来了。
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和美国的韦莲司(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有非常好的关系,对他们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但整体来看,倾向于恋情的关系,而且韦莲司也非常爱胡适,终生未嫁。
江冬秀,胡适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们就成了亲。
在美国的时候,胡适也经常给家里写信。
你从美国回来最后娶了一个村姑,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胡适当时就是这样和江冬秀结了婚。
按胡适自己的说法是,他就是不想让他的母亲伤心,因为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就一直守了寡,从来没有太多地考虑自己,这么一个心愿,胡适就不想辜负她。
后来他跟别人解释的时候,就说是不想辜负他母亲。
当然后来他和江冬秀生活了一辈子,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感情,也可能是我们讲的,先结婚后恋爱,有很多种解释,这个没有关系了。
在他和江冬秀结婚的婚礼上,他有一个表妹,叫曹诚英,在婚礼上就认识。
后来胡适去了杭州,曹诚英也是在杭州读书,他们俩在杭州就恋爱起来,说是在山洞里过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后来曹诚英怀孕了,胡适当然也想尝试,后来他尝试着跟江冬秀说,我们离婚吧,我想跟曹诚英结婚(大概是这个意思)。
江冬秀就不干了,说你要跟曹诚英结婚,跟我离婚的话,(她就拿走过菜刀)我就拿这个菜刀把这两个小崽子杀死。
所以胡适就怕了,胡适也不想闹得太厉害,所以他的这次和曹诚英的恋情,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断了。
当然断了还有个原因,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整个通信就中断,他和曹诚英也就断了联系。
曹诚英也是终身未嫁,爱胡适爱得很深。
后来也有一些原因,他们在政见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我没有做很细的调查。
我说我去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的时候,路过一个墓,就在马路边上,胡适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村庄马路边上有曹诚英的一个墓,曹诚英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关于胡适婚恋有很多种说法,就说他思想很自由,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这方面我更倾向认为胡适其实更多地是在负责任,不愿辜负别人,宁可委屈自己,做一些牺牲。
有的人就会拿胡适和徐志摩相比,徐志摩大家知道是情种似的一个人物,而且说为了爱情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他要在茫茫人海寻我人生唯一之伴侣,做事非常决绝。
胡适相对来说就不是那样,徐志摩认为爱情是人生的精华,除爱情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重要的。
而胡适认为婚恋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包括他原来在上海公学做校长的时候,有的学生因为对恋爱绝望,要自杀,他就劝学生,说恋爱和吃饭穿衣一样,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某一部分有不好的际遇就否定整个的人生。
就是在这方面,他跟徐志摩不一样,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他即便跟江冬秀在一起,感觉不是非常好,或者说在别人看来不是太好,在各方面不如人意的这种情况下,他仍旧能够和江冬秀一起走到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同样再讲,两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叫鲁迅。
鲁迅对朱安是一个什么态度,大家都非常清楚,其实他们很像,都是原来定的亲,旧礼教的牺牲品。
但是胡适相对来说,他愿意做牺牲,我在《自由在高处》那本书里头谈到胡适改写《西游记》,那么一篇,讲唐僧最后取经归来,所谓的割肉渡群魔,那么胡适实际上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所以他即便自己受尽委屈,也不愿让别人失望,不愿辜负别人,既不愿辜负他母亲,也不愿辜负江冬秀,这大概是他和江冬秀的婚姻能走到生命尽头的原因。
实际上江冬秀也不是说非常糟糕,她有她的坚持,她也在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说她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值得称赞的事情也没有,但对中国普通家庭来说,她也是非常贤惠的一个人,一直跟随着胡适。
据说胡适晚年的时候生活非常窘迫,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批判他,台湾那边原来也在批判他,有一段时间说要给他薪金,但胡适没有要。
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自己有时也打打麻将,但他打麻将赚不了钱,总输,所以他说麻将里闹鬼。
为什么闹鬼?
他的夫人,江冬秀每次打麻将每次都能赢。
在纽约的时候,江冬秀通过打麻将,为胡适贴补家用,贴补不少,就是靠着麻将谋生。
江冬秀不光说很贤惠,或者说在这方面做贤内助,她守家也非常厉害。
刚才说江冬秀拿菜刀要和胡适拼命,要杀儿子,拼命要守她的幸福,江冬秀在这方面的确比较剽悍。
谁在文章里谈到一件事情,当时有黑人要去胡适纽约的家里偷东西,江冬秀正在厨房做菜,发现那个黑人来了,然后就从厨房拿了把菜刀出来,就说了一句英文,就把人吓跑了。
这一句英文就一个单词,“GO!
”然后黑人就跑掉了,以为东方的武侠出来了。
这方面,江冬秀和胡适性格上也很多互补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讲恋爱要互补嘛,如果两个都很剽悍,就一山不容二虎,类似这样的,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互补的东西。
这是说他的亲缘与情缘。
在他和江冬秀的婚事上,胡适还有一句话是叫:
“情愿不自由也自由了。
”他对曹诚英有一句话叫: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这个你们写情书的时候也用得上。
论战者胡适
胡适在回国以后参加了很多论战,这些论战包括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人权与约法,有很多这样的论战。
而且他先后参与和筹办的报刊,有《新月》、《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自由中国》,在这些报纸上,他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胡适在早年刚回国的时候,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应该有一个大的改造,不用过多地参与政治。
所以他有一个20年不谈政治的许诺,但是回来没多久他就开始谈政治。
当然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他的朋友,比如陈独秀,说你不谈政治怎么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因为政治会找上门来找你,这是有朋友的激将。
另一方面,胡适也自己的动员,因为他觉得另外一些谈政治的人实在是谈得太不好了。
胡适自己也有一个说法,在他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他说:
“在这么一个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他的角色,来担负社会正义的角色”。
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
有的学者也分析,胡适他们当年的论战,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种努力,中国自古就有“士大夫精神”,知识分子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而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世界,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沦落到边缘的,而且废除科举以后,新式的知识分子变得很多了,原来的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就会自动地进入官僚体系中,成为社会领导者,而在一个乱世,知识分子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兵卒,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你讲不过他。
在这个方面,知识分子也是需要找他的出路的。
另一个方面,从救国的角度,需要一些有理想的人,需要一些有知识的人,有理性的人,出来担当做一些事情。
所以,胡适在这方面有他的努力,就他那一代人。
有一个说法,说他们办这个刊物的时候说: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治世能成,在乱世就成饭桶。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和平安宁的年代,能成,因为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社会有秩序,不管别人听不听你,你的发言本身还是能够受到尊重的。
但是在一个乱世,我们讲“秀才遇到兵”,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个饭桶,你的知识和抱负都不会有好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办刊物来论战。
胡适在他的那个时代,的确影响了很多人,身边有很多的追随者。
但是胡适自己也很清楚,在他那个大时代,更多人还是走向了比较极端的一面,就是去参加那种流血革命,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一报还一报”,参加一次次复仇的所谓的“革命”。
胡适当时其实也有那种悲叹,觉得他那一代年轻人,更多人并没有听从他的主张。
当然胡适自己其实有一些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过程,但总体来说他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在论战的过程中非常非常温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大家都担起责任。
所以他在主持《独立评论》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谁来投稿,一定要把真名字写出来,他不接受匿名的投稿,就好像“文责自负”,希望大家清清楚楚。
当然你要用一个笔名,他知道是谁也可以。
胡适就希望多担当一些事情。
刚刚说,胡适很温和,有的人就说,胡适和鲁迅做比较,你看鲁迅多么勇敢,去骂国民政府,骂北洋政府,而胡适好像一个爱惜羽毛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胡适实际上态度是很温和的,他愿意调和很多现成的矛盾,也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他在做很多的努力。
但是实际上他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而且是直指核心的,不是简单的文化上的改造。
比如说鲁迅说中国人太阿Q了,其实你说中国人太阿Q这个实际上只是在批评老百姓。
那这种所谓的阿Q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也很难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批评它,因为在一个无望的社会,一个人能够学会自我慰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难道你让他都绝望到自杀吗?
也不能这么说。
而胡适很少进行所谓的“国民性”的批评,他很少批评说对民众说你懦弱呀,你自私呀,他做的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批评。
他对国民政府做了很多批评,他甚至在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时候,因为学校在所谓的华人区,他自己是住在租界里头。
当时有人说,你天天批判国民政府,已经遭到他们的嫉恨,你经常出没在上海华人区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胡适就说没关系,他们愿抓就抓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他的确被抓了,而且很快地就被判处了死刑。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知道这个事情后迅速发社论,发到美国,再通过舆论的影响,才反馈到中国,对中国当局产生很大的压力,最后才把胡适给放出来,胡适没有被处死。
就从这么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胡适当年在弘扬他的主张的时候,他在坚持他的演说的时候,其实冒险犯难,冒了很大的风险,而不是简单的“爱惜羽毛”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后来有人在谈到胡适的言说的时候说,胡适的处境在那个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
胡适会指名道姓地去批评蒋介石,但是,有人问鲁迅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地去骂蒋介石的时候,鲁迅就有那么一句话说:
如果我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话,我可能就只能逃到外国去了,就不能在中国说话。
这并不是说鲁迅懦弱,而只是说他们在演说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事情。
“战犯”胡适
我们说胡适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做过北大的校长,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美国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国的大使,但他不是国民党员。
他所谓的参与政治,实际上我认为他的这种参与,与其说从政,不如说救国。
他更多的是出于救国心切,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简单的为功名利禄做事情,事实上他在美国也的确做了很多,尤其在抗日上做了很多努力。
就这么一个人在1949年怎么会成了“战犯”呢?
胡适成为“战犯”是郭沫若给他定义的,郭沫若在50年代讨伐胡适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讨伐胡适,就说胡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犯。
当时批评胡适的人非常多,包括他原来的很多朋友,包括金岳霖、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这些人都批判胡适,说他有问题,《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对胡适的批评,也非常厉害。
大家知道其实《大公报》是非常好的一份报纸,在50年代他的总编辑竟然变成这样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去批评胡适。
他怎么骂胡适的呢?
他说:
“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嬗变,走上风,往上爬,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
他又说了:
“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他说做大总统有希望,他就弃农改学文哲。
”他就这么说了,实际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他即便有这样一个想法,也不会成为人生的一个污点是吧?
人年轻的时候立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是什么糟糕的事情吗?
所以整个国家对胡适非常不宽容,
批判非常多。
包括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对胡适也骂得非常厉害,说他是“帝国主义的
走狗”。
在1951年,《中国青年》上面发了文章,要和父亲宣战,说他是“对反对派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
刚才我们说了,郭沫若说胡适是“战犯”,而他的儿子胡思杜说胡适是“人民公敌”。
从这个境遇可以看到50年代胡适在纽约的境遇。
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因为办《自由中国》,在台湾受到台湾当局非常严厉的打压,整个除了纽约、除了美国,可能其他的华人的区域对他是非常有敌意的。
胡适当时面对这样连篇累牍的批评,就在他的日记里说了这么一段话:
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但是他儿子后来——毕竟人还是有情感的——就自杀了。
在50年代,儿子自杀,胡适都不知道。
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最后失踪了,你都不清楚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储安平,有的人说最后在什么普陀寺哪个地方看见他了,在沿海什么地方看见他了,说得非常浪漫,好像好人总有好报,他没有死。
而实际上有很多历史资料最后披露,储安平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了,而胡适的儿子是自杀死的。
实际上胡适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多少钱,他还给胡思杜留了一点点遗产,因为他不知道胡思杜已经死了。
我在2009年去台湾的时候,我专门去中央研究院,胡适晚年回到台湾就做了中研院的院长,胡适的墓就在中研院后面,现在叫胡适公园,他一家人算是在那团圆了,他的儿子胡思杜也是在那个墓地里面。
当时的确坐在胡适的墓碑前,或者说坐在他的家族墓前想,觉得中国这20世纪的历史对他们一家人也是非常残酷的,像胡适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在这么一个时代,虽然也很风光,但这种颠沛流离大概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想象的。
胡适受到批判,当时美国有一些人也在为他声援,对他的评价说,胡适之于现代中国,就像但丁、薄伽丘、皮特拉克之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样。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到胡适在国际上的影响。
即便是他受到这么多的谩骂,这么多的批评,这么多的栽赃,被别人说是“臭虫”,说是“老鼠”,说是“狐狸精”,即便是这样,胡适也没有去谩骂,去跟他们比坏。
所以,他后来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在大家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很受用。
1930年,胡适写信给杨杏佛,他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就这么一段话,就可以看到胡适的高姿态,就说我没有必要和你们去比坏,如果你们骂得非常好,对我有意思,那我接受就好了;
如果你们骂得糟糕,那献丑的是你们不是我。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梭罗,你们看过《瓦尔登湖》,可能对梭罗有一些了解,梭罗有类似的一段经历,可以和胡适这段话相提并论的。
梭罗因为抗税被逮起来了,他去修鞋的时候,有两个税务官员就把他扭走了,梭罗当时写《论公民之不服从》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本来他们扭送我走的时候我是可以反抗的,我可以和他们打成一团,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成一团呢?
当时他们虽然把我扭送到监牢去,实际上绝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是他们气急
败坏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我就想,其实胡适说别人谩骂他是别人的心态出了问题,你们觉得我怎么怎么坏,竖起一个靶子来骂,把你自己的所谓底限都抛掉了,你自降人格的事我有什么好着急的,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对着骂,没有必要。
我相信现在坐在这里头,这么多天愿意在这听课,这么多老师来,我相信你们也是非常有公益心,非常有参与社会的热情,非常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我
是有这么一个愿望,说大家将来要是参与社会,其实没有必要和别人比坏,你就尽可能好地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而有一些谩骂也好,要么可以置之不理,要么可以划界,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到的。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一方面我在网上不去争锋相对去谩骂,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用很机智风趣的话去把它化解,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在我的网站上,前几年有一个人,说他自己读遍天下所有的书,读了太多太多的书了,所以要重新改造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希望,然后看我在网站上跟朋友的一些讨论,他非常不屑,不屑也就好了,你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就好了,但是他没有,他全是指责谩骂,每说一句话前面都有一个“靠”,没有标点一样,每一个标点就是一个“靠”。
首先你有一种恶感,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文明,你有观点好好说就好了。
后来我看着看着就觉得非常搞乐了,怎么搞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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