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共5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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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共5篇
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共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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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参考价值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汗牛充栋,贾谊、颜之推、朱憙等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前教育思想和主张,如强调“早教”注重“熏化啕染”反对溺爱孩子,坚持正面教育,注重培养兴趣,提倡“因材施教”等,这些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社会的学前教育的实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研究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强调人的早期教育 “早谕教”是古代学前教育思想中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
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从不同的教育目的出发论述了这一内容。
如西汉初期着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
贾谊认为,胎教是早期教育之始端,王室之家应当重视对太子实施胎教。
提倡及早施教也是颜之推(531—约595,北齐文学家)家庭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
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当及早进行,越早越好。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实行胎教。
他认为: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南宋时期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憙(1130—1200),专门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也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
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
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1611—1674)也特别重视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任何有所作为者,必在幼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幼便立有奋发向上之志,他说:
“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苟且颓惰,即将事无一济矣。
”张履祥认为,幼年是个体道德形成的关键期,也是道德教育的最佳期,他说:
“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
” “早谕教”是我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
贾谊、颜之推等都对胎教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有的已经暗合了中医学的原理,特别是他们关于早期教育之独特意义的解释,已经孕育着了关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因此,即使是在今天,古代教育家倡导的早期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婴幼儿教育的价值仍颇具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注重环境熏陶 古代学前教育家都很重视“熏化啕染”,要求慎择师友和以身作则。
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
为加强太子的早期教育,应建立保傅教育制度,设置“三公“三少”在太子周围形成良善的教育环境。
他说:
“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
”颜之推继承与发展了古代注重环境教育的思想,强调儿童的品性形成于风化熏染的过程中。
“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啕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因此,长辈应为幼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为其树立良好德行的榜样,他说: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矣。
”朱憙也十分重视周围的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习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
”朱憙认为除慎择教师外,还应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
他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书中教育儿子:
“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变3”“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贾谊、颜之推等古代学前教育家注重环境熏啕的教育主张符合于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
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婴幼儿的思维尚未自觉化、理性化,因此逻辑性的道理说服不宜作为早期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
儿童的身心发展更多地实现于自身无意识地与生活环境及人际氛围的互动中,实现于潜移默化的环境啕冶与对他人的模仿中。
而且,幼小孩童初入世间,—切周围的人与事都会勾起他的好奇、好动、观察、模仿、探索。
古代教育家注重环境熏啕的教育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
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不应是呆坐的和静听的教育,而须为孩子营造一个优化的环境氛围,并发挥教育者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
三、主张慈严结合,反对溺爱 在处理慈爱与严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家庭教育极易出现偏颇。
在这个问题上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应“威严而有慈”,将慈爱与严教有机地结合起来。
他非常反对溺爱孩子,他说I“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别,谓法当尔。
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
”所以“父子之严,不可以狎、“狎则怠慢生焉”。
颜之推格外强调成人必须正确地对待孩子的优点和缺点过失,切不可一味张扬其优点,而遮掩或包庇其过错,否则就会失于教义,贻误其一生,甚至招致祸端。
在他看来,以体罚教育孩子,是完全必要的,犹如以苦药治其病。
同样,对儿童主张严教的还有明代教育家张履祥。
他认为,严教与否是贤与不肖子弟产生的关键,他说I“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
”他极端反对父母溺爱子弟,他认为,虽然在家庭的实际教育过程中,严厉并非事事正确,宽容亦不是事事皆非,但是从总体上说,“严则督责笞挞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气,收束其身心,诸凡举动知所顾忌,而不敢肆;宽则姑息放纵,长傲恣情,百端过恶皆从此生也”。
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为父母的“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独生子女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很多家长对于这棵“独苗”往往施以过多的爱,在这些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小太阳”的独生子女身上出现了缺乏独立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抗挫能力差、任性、专横、娇气、怕吃苦等令人担忧的不良心理品质和社会性行为。
因此,古代学前教育家慈严结合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代家庭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以德育为主,坚持正面教育 以品德为先不仅是数千年封建社会教育的主旨,而且也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纲领”。
汉时王修曾教育自己的儿子I“未必读书,并学作人。
”南宋教育家朱憙亦说:
“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古代的教育家们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贾谊和颜之推都非常重视保傅、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榜样作用,朱憙也曾说I“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矣。
”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因此在他编写的《小学》一书中,他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
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憙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他说:
“指引者,师之功也。
”又说:
“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 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说过I“道德普遍地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对教育问题都极为重视,其中,“德育为首”是他们一以贯之的重要教育思想。
因此,要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借鉴古代教育家以道德教育为主,坚持进行正面行为指导的思想,把德育工作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升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切实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改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顺导性情,因材施教 王守仁等古代教育家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
他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
”王守仁认为,顺导儿童性情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
他说I“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
”他强调,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成长过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
他说: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同时,他认为,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治病,对症下药,他说:
“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实施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重视学生全面而和谐的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个别优等生、尖子生的英才教育,也不是平均主义、“1刀切”式的教育。
素质教育强调个人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的调动,重视学生潜在能力的发挥,而不是压抑这种能力。
素质教育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不是抹杀个性。
王守仁等古代教育家在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方面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抹杀儿童个性,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我们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对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将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大胆创新和变革教育发展模式。
在此形势下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教育家对于儿童教育问题的种种见解,对今天的儿童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
符建峰(洛阳幼儿师范学校,河南洛阳471002) 第2篇:
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阐述研究 1904年1月13日晚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会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为{〈癸卯学制》。
《学制制》从纵向看分为三段七节,其中在第一段里专门为学前教育制定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这是我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
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古代的家庭式学前教育逐渐步入近代的学校式学前教育。
而学前教育的主要元素之一——学前教育者,在此阶段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家庭妇女逐渐过渡到经过正规培训的教育者。
但是,此时的学前教育者成分较为复杂,既有专业的幼儿教育者,如来华的欧美传教士和聘请的日本教育者,以及我国的师范毕业生;也有半路出家的,如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还有未经培训的家庭妇女。
她们既是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奠基者。
在这些学前教育师资中,有的蕴含资本主义的近代性,有的包含浓厚的传统性,有的还存在强烈的宗教性和殖民性。
现今,介绍清末学前教育师资情况的论文专着较少,相对而言,唐淑、钟昭华着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载有相关一些情况,但不够完整。
因此,本篇文章旨在探讨清末中国学前教育转变时期的师资情况。
由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及中国学前教育的传统,妇女在学前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学前教育师资主要是妇女。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学前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
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学前教育开始进入社会。
在19世纪中后期,外国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率先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学前社会教育机构,随后在20世纪初,中国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学前社会教育机构,即蒙养院或幼稚园,中国社会也就相应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学前教育者。
当时,中国的学前教育者主要有三类:
一为传统的家庭妇女,二为经过一定培训的节妇、乳媪和本国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三为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聘请的日本学前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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