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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综合税负;
增值税
近期,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被外界称为“玻璃大王”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谈到中国制造企业的税负问题时,直言“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高、税负重的热议。
综合税负是指企业缴纳的各种费用占收入的比例,不仅包括缴纳税收,还包括与政府收入有关的各种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基金性收费,能够综合反应企业实际税费高低水平。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实施了“制造业回归”战略,开展了大规模减税的经济政策,更是引发了中美税收高低对比的争论,把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到了中美制造业综合税负高低对比的问题上。
一、中美制造业综合税负对比
(一)企业税费占财政收入比例不同
在美国,政府对企业不征收增值税,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只有企业所得税,主要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征收。
2016年企业所得税占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为9.17%,占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55%。
在中国,面向企业征收的税有很多种,仅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及教育附加税来计算,2016年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达到60.1%,比重远远高于美国,我国企业税收负担由此可见一斑。
考虑到其他非正规的费用摊派以及征税过程的随意性,中国企业缴纳的总税费占财政收入高达90%左右,中国企业的生产发展环境要比美国企业困难得多。
(二)企业总税率高低相差较大
企业总税率就是指企业纳税总额与政府收费总额占企业的利润比例。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我国制造企业的税收占到利润的比重达到45.3%,加上政府各类行政性收费和基金性收费的综合税率达到68%;
美国制造企业的税收比重为38.9%,加上政府的行政性收费综合税率为44%。
从2005年到2016年,美国制造企业总税率只增加了16.8%,中国制造企业总税率增加了22.4%。
假如中美企业的税负成本都用所得税来计算,我国制造企税收成本若是与美国同等企业所得税成本相同,那么中国企业的税前利润就不能低于25%。
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税前利润普遍较低,大部分都处于10——15%的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一般制造业的税收成本远远高于美国企业。
(三)企业微观层面税负成本对比
根据2015年企业财务数据,对比格力电器与通用电气、福耀玻璃与康宁玻璃、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三组中美同类企业发现,不管是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还是税费占税前利润的比重,中国企业都要要远高于美国同类企业。
虽然这样的对比没有考虑到企业的跨国经营的情况,但是也可以显示出中国企业的税负成本远高于美国企业。
从单个企业自身来看,2015年福耀玻璃的利润总额是30.4亿,如果这些利润全部发生在美国,按照40%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算需要缴纳的税收为12.16亿。
假如福耀的利润全部发生在中国,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增值税、以及各种附加税达到13.39亿。
二、中美制造业综合税负差异较大的原因
(一)中美税收体制存在“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差异
中美税收体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征收增值税,是“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差异。
中国征收的以生产环节的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属于间接税。
当企业买进原材料时,进项环节需要先交税,需要预先垫付税款,这部分款项就成为企业的成本,进而推高产品价格,产品卖出去以后才能形成销项税款,将税负转移到下一个环节,最终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承担税款,这种通过对生产企业征收而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收就是流转税,也称为间接税。
美国不征收增值税,在企业生产、投资环节不征税,因此企业不存在垫付税款的问题,只在终端消费环节对消费者征收零售税,这部分不可抵扣的税收就是美国的流转税。
所得税才是美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是直接向收入所得者征收的,因此也称为直接税。
就算中美两国对企业征收一样多的税,中国企业仍会感觉税负过重,原因就在于我国征收的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管企业盈利与否都需要缴纳增值税。
虽然美国企业的所得税率平均高达39%左右,但是这些税收是在企业盈利之后才征收的,企业不赚钱是不需要缴纳。
因此美国的税收体制主要是收入获得者承担,是“谁收入、谁交税”,用交过税的收入再去消费,不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税费,其税制背后显示的是一个鼓励消费的成熟经济体。
中国的税收体制则相反,收入本身不需要承担太多的税,所得税相对较低,主要是购买产品者承担,是“谁消费,谁交税”,中国税制的背后显示的是努力提高储蓄积累的成长型经济体。
(二)中国制造业企业代缴而不能转嫁的增值税较高
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以后,我国税收以流转税为主的特征更加突出。
营改增总体上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税负成本,能够有效改善我国间接税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我国出口劳务和货物的竞争力。
与服务业不同,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营改增”之前一般是不缴纳营业税的,税改之后普遍适用13%——17%的较高增值税税率。
但是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在销售之前代缴的增值税无法转移的情况,并且存在着很多环节代缴的增值税难以实现进项税抵扣的问题,导致企业面临的税负成本不变甚至上升的局面。
以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集团为例,由于汽车上牌需要开具发票,该企业很少取得不开票的收入,基本全额缴纳销项税。
但是生产汽车玻璃的原料主要是石灰石和沙土,难以取得增值税发票,因而无法全额扣除进项税款。
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代缴的增值税将近有1/3的部分无法实现转移,也就是相当于营业收入5%左右的代缴增值税成为企业的税负成本。
(三)中美制造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不同
近年来为了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减负降税,我国建立了立体式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制造企业税负成本较高的压力。
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于小微企业,专门出台了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以及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通过一系列递延纳税措施帮助企业减轻资金的压力;
对于处于发展壮大的企业,通过实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助推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美国为了吸引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实施了“制造业复兴”的战略,制造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和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竞争力。
在联邦政府层面,政府允许制造业企业在2016——2025年加速设备折旧从而减征2280亿美元的所得税,同时又对在境内开展符合条件的制造活动的企业减征1460亿美元所得税,这两项减征部分就占联邦政府企业所得税的10.9%左右。
在州和地方政府层面,有些州政府在2017——2018继续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有些州政府将减收企业所得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多项优惠税收政策改善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税收压力,但是与美国制造业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并无优势。
(四)税收法制化程度差异明显
美国主要企业税种的征收都有法律依据,注重将各种合理的税收优惠措施转化为正式法条。
虽然美国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较高,但是很多公司的实际税率远低于名义税率,原因就是企业可以合理利用税收筹划工具,进而缩小税基,减少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在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把部分将要到期的有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政策确立为永久性的税则,通过立法的形式结束了各界有关哪些资产应该加速折旧的争论。
与美国相比,我国只有《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和《车船税法》三部与企业税收相关的法律,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其他涉企税收的依据都是根据相关的暂行条例征收的。
比如,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相关优惠措施虽然已经实施多年,但是仍然以税务总局公告的形式存在。
由于企业税收法制化进程缓慢,各地税务部门的许多认定标准彼此存在冲突,很多经济事项无法被明确化为到底是合理避税还是非法逃税,最终增加了企业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负成本的难度,同时还加大了税务部门的寻租机会。
(五)税外收费造成了中美制造业税负成本上的高低差异
在美国,联邦政府不征收行政性收费,虽然各州和地方政府在2016年征收了4676亿美元的行政性收费,但是各种收费项目规范透明,大多数项目是面向个人征收的,最终真正分摊到制造业企业的费用并不多,制造业企业承担的行政性收费仅占税前利润的5%。
有数据显示,2000——2015年中国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7.6%,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而非税收入年均增长26.4%。
各种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是企业税负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涉企收费项目多、不透明、弹性大成为企业集中“吐槽”的焦点。
粗略统计,我国共有各级政府性基金收费500多项,但是被纳入预算管理、有据可查、使用透明的基金只有40多项,其余部分的去向无从知晓。
虽然近年来各省在规范涉企收费方面均出台了相关措施,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仍然面临着各种繁杂的收费项目,各种名目的基金始终存在,各项不透明的税费并未停止征收。
在经济放缓、市场增长不足的背景下,各种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让本来利润率就不高的制造业企业不堪重负。
三、降低我国制造综合税负的建议
为了留住国内制造业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认真梳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企业成本的差距,尤其是要对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采取的减税措施做出全面估计,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负成本,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够在既应对东南亚低成本的替代的同时,又能适应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挑战。
(一)调整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
世界税制发展史表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关系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需要强调效率,应该以间接税为主;
当经济发展较高阶段以后,需要强调公平,直接税应该占较大得到比重。
显然我国已经到了需要强调公平的阶段,而且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是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税负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既符合降低企业成本改革的需要,又符合调整贫富差距的改革需要。
短期内在个人所得税税率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可以试点进行企业所得税分类改革,提高部分高利润行业或者垄断行业的所得税税率以保证企业所得税总额不减少,为减轻中小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利润减低行业企业的税负成本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
(二)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规范增值税抵扣
在实行全面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就成为意义十分重大的税种,因此必须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规范增值税征管的环节和程序。
在当前制造业企业税前利润较低的情况下,需要从根本上简化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同时进一步增加增值税抵扣,切实帮助制造业企业有效转移缴纳的增值税,减少增值税在生产制造环节中沉淀的比重。
(三)大力推进清费立税改革,提高征税过程的法制化水平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对于缴费负担的感受会更加敏感,需要进一步规范清理涉企收费问题。
加大清费立税力度,把适合税收形式的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有法可依的税收项目。
在实施税收归属的结构性改革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收体系,进而降低各级政府因收入不足而增加地方性企业收费项目的可能性。
要明确界定地方税务部门的职责权限,减少因操作不规范造成的企业税收负担加重,逐步改变税务部门“以收定支”的普遍做法。
(四)在确保政府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制造业企业税收优惠力度
美国发展制造业的优惠政策和投资环境有相当的吸引力,为防止中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税负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制造业税收优惠力度。
切实执行有关减免企业所得税、降低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文件规定,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设备升级改造、转型升级等相关环节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利润率提高。
同时,针对创业者不熟悉税收优惠的政策,税务部门应该转变政策落实的方向性,打造便于企业自行查询税收优惠政策的指引目录,帮助纳税人精准掌握政策规定,使得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更广泛,助推“双创”作用更显著。
(五)降低宏观税负水平,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必须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的主基调,减少政府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有效刺激企业投资。
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要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比重。
要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用“压”出来的钱为企业减轻负担。
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资产的管理,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财政预算管理,预算更全面、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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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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