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对策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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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3}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善民生和促进人的发展，更加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4}，要求改善民生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还要提高生活质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5}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只要让全体人民改善物质生活，还要让他们享受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的成果，拥有一个公平正义与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

应当说，对于发展经济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是明确的、一以贯之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经济运行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存在经济发展偏离其增进民生福祉目的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状况得到根本改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这有目共睹。

但相对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改善总体上说还相当不够，而且在各部分社会成员之间呈现出愈益显著的不平衡性，尤其是为数不少的人生活状况还较差，有的还未摆脱贫困。

这表明，人民大众从经济发展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也不够公平。

　　经济发展为何会偏离其本来的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

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基点上起步的。

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富强起来，我们依仗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国土面积大的优势，借助劳动力、能源、资源的高投入，同时主要依靠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国外市场，以实现高增长。

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选择这种规模速度型增长模式，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而且它一旦实行，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某种惯性。

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得不到转变而被延续下来，显然又是不正常的。

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模式，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而这又最终和集中体现在影响和挤压民生福利{7}。

　　由上可见，经济进入新常态，最根本的是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向民生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指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配置和组合方式，还包括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的关系等深层内涵。

民生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

经济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经济发展的民生效应得以显现并不断增强。

由此决定其具有鲜明特质：

经济发展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内生动力为主要驱动力；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8}。

　　2016年党的十八大提出：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9}。

近两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

2016年和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下调到%和%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增强，2016年经济增速低于2016年，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却高于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消费驱动经济的作用增强，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前一年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

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

2016年，第三产业规模超过第二产业。

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提高到%{10}。

这表明，我国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民生福祉效应在增强。

我们必须顺应、引领这一良好势头，进一步促成和促进经济新常态。

　　二、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发展的基本特征

　　经济发展要注重增强其民生福祉效应，对消费提出了如下基本要求：

从消费目的看，不但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要提高生活质量。

在满足食、衣、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还要不断提升人们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的满足程度。

从消费主体看，要求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即实现普惠性的民生福祉。

社会各群体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都能不断提高，每个个人都赢得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机会，一个人也不能落掉。

从消费行为的时间连接看，要求其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因而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供给的支撑能力也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消费要成为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新常态下消费的基本要求，决定消费发展具有若干趋势性特点。

　　一是消费领域不断拓展，若干新的消费热点开始生成和凸现。

随着人们对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增长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呈现出从传统的吃、穿、住、用、行向“学”、“游”、“健”、“安”等转变的趋势。

这里略述其中的信息消费、文化消费、养老服务消费。

　　电子信息消费。

在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工业化与信息化加速融合的背景下，居民智能化消费意识增强，促使智能手机、移动电视、智能家电、平板电脑等新型电子产品消费强势增长。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有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亿，占%{11}。

网络宽带迅速向农村地区延伸。

截至2016年9月底，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已达92%。

据工信部估计，2016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预计将达到万亿元，同比增长25%{12}。

　　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持续增长，成为近年引人注目的消费亮点。

互联网的广覆盖，将文化消费与信息消费有机融合，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新玩法受到热捧。

人们为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越来越青睐文化体验，旅游消费日益与文化消费相融合，节假日活动注入了更多文化元素。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初步统计数据，2016年大年初一至初六，电影总票房价值超过亿元，同比增长36%。

正月初一观影人数近1000万，票房总值逾亿元，创下我国电影市场单日票房价值最高纪录。

不过，也应看到，我国文化消费的提升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国际经验显示，人均GDP达到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式增长。

我国2016年人均GDP即已超过000美元，但文化消费并未出现井喷式增长。

在同等的人均GDP条件下，我国文化消费规模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

这表明，广大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至今还受到若干因素的抑制，同时也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巨大潜力的存在。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约万亿元，实际文化消费规模刚超过1万亿元，文化消费缺口达万亿元。

　　养老服务消费。

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标志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6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增至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升到%。

预计中国老年人口在未来40年间还将持续快速增长，于2050～2055年达到峰值，老年人口比例将维持在1/3左右。

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日益为老年人群体和全社会所关切。

这就促使对老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休闲、老年用品以及合适的理财产品等的需求持续较快增长，而目前总体上满足程度还相当低。

拿养老服务来说，不仅需求总量大，而且由于老年人的健康、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状况各异，对各项养老服务，如机构养老、上门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活动中心养老服务等的要求各不相同，而当前我国养老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老年人群体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这也显示出养老服务有着很大扩展空间。

　　二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消费得到优先和更快增长。

增进经济发展的民生福祉效应，就要保证和增强经济发展成果享有上的普惠性公平性。

在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广大中下层居民作出了积极贡献，分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但获得的回报却相对较少，生活改善程度不足，部分人还未摆脱贫困。

这是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民生宗旨和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

为此，在经济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福利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

保障基本民生、关注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生活要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这也是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要促使农村居民和进城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更快提升和改善。

　　据统计，截至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仍有亿人，其中农业劳动力亿人，在社会总劳动人口中占比为%{13}。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有限，致使其消费受到很大限制。

现在，大体上3个农民的消费支出才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

着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快释放其消费潜力，是新阶段消费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深广的大事件。

目前进城农民工总量已达约亿人。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和城市内新的二元体制的影响，很大部分进城多年并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没有或未完全获得与同城职工和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

他们收入一般较低，且不稳定，又缺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进城后生活成本却大增，这就使其消费能力、收入支出预期不佳，从而导致其消费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由此可见，必须加快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让他们参与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问题。

以居住消费和住宅建设为例，人数众多的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居无定所，不少人只能蜗居在“城中村”的棚户区和待拆迁的破旧危房中，居住条件亟待改善。

为3～4亿人创造住有所居的起码的基本条件，就能将巨大的潜在居住消费需求激发出来，并带动城市建设发展。

近些年来，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结合棚户区改造建设廉租保障房工作成绩显著，还要继续加快推进。

同时，还可考虑设法建设一些带有福利性质的低价房，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

最近有学者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允许农户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的规定，提出：

以农民工退出宅基地为条件，换取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以较低的价格为农民工建房，使其在城里买得起房{14}。

这或许是打开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释放通道，推动城市生活设施建设的一条新路子。

　　三是消费中的挥霍浪费、非法占有公共资源、贪腐淫奢等不健康不合理成分被剔除、摒弃，消费增长体现在人民大众生活实实在在的改善上。

多年来，随着贫富差距拉大，缺乏监管的官员权力的异化，加上社会特别是媒体对放纵享乐型消费行为有意无意的推崇、渲染而忽视对节约型消费方式应有的倡导，致使消费中奢侈性挥霍性行为蔓延，超出政府正常公务需要的公款消费盛行，尤其是一些官员滥用手中权力，侵占公共资源，通过贪腐大搞奢靡性消费。

而一些厂商和其他经营场所则倾向于以至热衷于依仗这种不健康不合理消费来支撑其生产经营活动。

这就在一程度上使消费市场发生扭曲，出现某些虚假繁荣现象，人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改善程度被夸大，而且白白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

2016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促使消费领域出现积极变化，消费中的不合理不健康成分在减少，逐步向注重适度、节约，切实满足人民大众改善生活的需求的常态回归。

拿2016年羊年春节黄金周来说，虽然天价年夜饭难觅踪影，高档烟酒、礼盒销售遇冷，但传统年货、大众餐饮，受到消费者青睐，越来越多的人以休闲旅游、娱乐健身的方式过年，节日消费十分红火。

仅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就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1%{15}。

事实证明，主要依靠大众消费支撑的消费增长，既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效果，又是可持续的。

　　四是消费的个性化、多样化、选择性强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城乡大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大体上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消费力投向发展性享受性消费，从而使消费领域日益由物质类消费转向服务类消费，由一般的食、衣、住、用向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医疗保健、体育健身、信息、养老、家政等方面拓展。

而这些种类的消费，个性化、选择性明显。

同时，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使社会分层呈强化趋势，而社会分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致消费分层。

社会各群体以至每个家庭、个人，经济收入和赡养负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加上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人生价值观念、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存在差别，这就使其消费的重点方向，对消费品结构、档次、品位以及购买享用方式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差异性。

过去一个时期流行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难以再现，而像个人体验、私人定制一类带有个性特征的消费方式受到青睐。

为适应、引领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趋势，要求消费品的供给要注重多样化，讲究层次性。

在注重满足大众需求，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性价比合理的前提下，努力提供不同品种、品质、档次的多样性产品，使消费者有越来越大的选择余地。

　　五是网购等新型交易方式快速推广。

信息网络技术不断更新特别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加快普及，催生电子商务特别是移动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支付，省时方便，经济上又合算，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

近年网购增长势头强劲。

2016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898亿元，同比增长%，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个百分点{16}。

网购的发展还出现了向农村拓展的态势。

移动电子商务推动着在线网络店和线下实体店的融合发展，促使实体商店发挥其体验和服务的优势，与电子商务的低价、便捷的长处相结合。

实体店借用移动互联网进行产品展示，为消费者提供体验功能，而交易在网上完成。

这就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网络购物的兴起，使物流和配送在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凸现，驱动着这些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快递业的火爆就是引人注目的一道新风景。

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11月11日至16日，全行业共处理快件亿件，比2016年同期增长56%。

　　三、着力供给创新，适应和促进消费新形态

　　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

消费需求引发产品的生产，产品和服务最终要实现在消费上，否则生产供给就会失去目的和徒然浪费资源。

而消费需求的实现又离不开消费资料的生产供给。

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还会催生、激活新的消费需求。

从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看，供给障碍成为影响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要大力创新供给，以适应和促进消费新形态。

　　第一，着力增加直接关系民生的服务产品的供给。

　　服务产品供给不足，是影响人民消费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城市公用设施以及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与广大居民改善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仍较突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足仍是‘短板’。

目前，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

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17}。

做大做强服务业刻不容缓。

服务业的发展，除了能更好满足人民多样性需求外，还能收到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消费率的效用。

服务业中不少属劳动密集型，且能吸引众多小微企业进入，这就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岗位。

居民就业增加了，收入也随之增加，最终消费率就会提高。

有学者通过设立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验证了“服务业越发达的城市，消费率也增长得越快”{18}的论断。

　　促进服务业发展，就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下大力气缩减第二产业某些行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化解过剩产能，腾出经济资源来加快服务业发展。

城市建设要坚决纠正追求“高”、”大”、“洋”的倾向，走亲民路线，少搞些面子工程，让资源集中于能给老百姓实惠的建设项目。

要着力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服务业。

继续坚持实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包括“营改增”、工商登记便利化等。

还要在减税降费等方面进一步推出扶植中小服务企业的新举措。

要打破垄断，采取政府和民营合作、中外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做大做强服务业，重点有序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第二，切实保证和提高商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我国消费领域产品质量差和安全保证性低的问题长期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就以作为近年消费热点的信息网络消费来说，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使不少消费者蒙受财产损失，或个人有关信息被泄漏和窃取。

商品和服务质量差、安全保障性低，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据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度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其排位仅低于空气质量{19}。

　　提高商品的质量和安全保证性，要狠抓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要坚持质量第一原则。

早在1975年，邓小平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片面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质量效益的倾向，强调指出：

“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

”“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

”{20}四十年前的这一重要论断，今天不仅完全适应，而且其重要性更显突出。

无论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者、各级政府负责人，还是企业生产经营者，都必须从GDP崇拜和高速度情结中彻底解脱出来，牢固树立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要真正懂得：

只有质量合格安全性有保证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实现在居民的消费上，从而真正有益于改善人民生活。

而质量低劣、安全性无保障的产品服务，只是一种无效供给，还会产生浪费资源的负效应。

基于此，在经济发展的考核评价和监测统计中，就要淡化GDP总量和增速指标，而把产品合格率、安全标准要求、消费者满意度等作为约束性指标。

其次，加强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管追溯的制度建设，依法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严格和完善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加大监管力度。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愈趋严重的态势，要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负责制，构建从生产到消费，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鉴于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危害日益深广，社会反应强烈，可考虑采纳有的专业人士最近的建议，制定一部统一、完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信息安全法》，以更好地保护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和消费者权益。

为有效贯彻实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配套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要积极构建企业自律、消费者参与、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共治体系。

对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不能出现重大事故后才进行突击性检查处理，而要建立常态化和预先性的执法机制，对违法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或造成安全事故者，要依法严惩。

　　第三，千方百计为广大人民创造、提供良好生态环境。

　　现在，良好生态环境，已愈益成为广大人民切盼的生活必需品，而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现实，却极大地制约了对这一最普惠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这使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凸现。

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最根本的是坚持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彻底改变不计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片面追求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境治理要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转到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等手段。

要重视对渐成污染重灾区的农村的环境治理，特别是要把农村生活环境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上日程。

主要政策举措有：

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把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作为考核各级党政干部的重要标准。

推行环保污染第三方治理，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节能减排。

严格生产的环保技术标准，进一步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废物和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推进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将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倡导推动全体公民增强环保意识，践行低碳、节俭的消费方式。

严格环境执法。

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

但一个好的法律还要靠严格执法才能收到实效。

要落实政府责任。

对违法偷排偷放者必须严惩，让其付出沉重代价；

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

大力推进信息公开，充分利用舆论力量，动员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监督。

　　第四，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

　　增加服务产品供给，打造适宜的生态环境，要有必要的财政支撑。

有学者通过理论和计量分析考察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

“民生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因此扩大民生性政府支出将会促进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21}这表明政府支出有一个优化结构的问题。

　　政府财政要向民生财政转型，降低生产性建设支出比例，增加民生支出比例。

生产建设投资要进行结构调整。

坚决遏制和扭转叠加过剩产能的无效投资现象，将更多的财力投向与民生关系密切的城乡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节能环保产业建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

公共财政要优先保证对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的支出，加大对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救助补助的支持力度，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四、结语

　　适应、促进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新常态，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认知和运用客观规律，把握经济发展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积极构建推进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要靠经济发展支撑。

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这一最基本的规律。

从不惜以人力、能源、资源高消耗为代价换取GDP数量高增长的粗放型模式转到节约使用人力、能源、资源，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型模式，才能达到以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合格产品和服务，城乡居民获得的生活消费上的实惠也会更多。

经济发展还要遵循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规律。

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建设单兵独进，而要支持、促进社会建设，使二者协调推进。

唯其如此，才能在不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拓展提升其精神境界并促进人本身的发展。

经济发展有赖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驱动。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22}。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不懈追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

同时，在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