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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的出世标志着巴金文学生涯的正式开始，作品塑造了一个恨人类的主人公——杜大心。

中长篇小说无疑代表着巴金建国前创作的主要成就。

比较著名的有：

《灭亡》（1929）、《死去的太阳》（1931）、《家》（1933），《爱情三部曲》（包括《雾》（1931）、《雨》（1933）、《电》（1935））、《春》（1938）、《秋》（1940）、《火》的第一部（1940）和第二部（1942）还有《憩园》（1944）、《第四病室》（1945）《寒夜》（1947）等。

《雾》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个倾向革命的新青年，《雨》的主人公吴仁民属于某个革命组织里的成员。

《电》的女主人公李佩珠身上集中了作家关于革命者的理想。

30年代是巴金中长篇小说的丰收期，也是巴金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出版了《复仇集》、《光明集》、《电椅集》、《抹布集》、《将军集》、《沉默集》

（一）

（二）、《沉落集》、《神·

鬼·

人》和《长生塔》10个短篇小说集。

第二节

巴金的《家》写于1931年，最初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原题为《激流》，1933年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家》。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1938）、《秋》（1940）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家》，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家》描写了高氏三兄弟的恋爱故事。

其中高觉慧与婢女鸣凤构成了第一个悲剧事件；

高觉新与钱梅芬及瑞珏构成了另两个悲剧事件。

他们的不幸都与高老太爷直接间接地相联系着。

鸣凤的死激化了家庭内部的矛盾，直接唤醒了它的第一个叛逆者——高觉慧。

在觉慧的直接影响与帮助下，高觉民起而抗婚，并取得了胜利。

《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蕙表妹的悲剧事件。

《秋》描写了周枚与高淑贞的悲剧以及觉英、觉群的堕落。

第十二章沈从文

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1926年出版第一个小说集《鸭子》。

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及其他许多优秀短篇，标志着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

《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八骏图》、《某夫妇》、《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等作品展现的是病态的都市人生。

取材于传说和佛经故事的《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等作品，从现代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寻绎理想的人生形式，以此赞颂神性。

《柏子》、《会明》、《灯》、《丈夫》等篇，在对乡下人性格特征的展现的同时，对湘西乡村儿女人生悲喜剧进行了价值重估。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原载1934年《国闻周报》第11卷，1934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第十三章30年代新诗

第一节

新月派在1927年以后的活动由北京转移至上海，新月派诗歌的主要创作力量是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叶公超、梁宗岱、林徽因、卞之琳等人。

他们的主要阵地是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和1931年创刊的《诗刊》（季刊）。

新月派后期活动以经营新月书店和刊行《新月》、《诗刊》为主，1933年6月无形解体。

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

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现代》所刊诗歌中相当多的诗都包含着先锋意识，当时就有评论称为现代派。

戴望舒是主将，施蛰存、金克木、林庚、何其芳、徐迟、废名等人。

此后，卞之琳在北平编《水星》文艺杂志（1934年10月—1935年3月），所刊诗歌与《现代》呼应，共同推动着这股新诗潮向前发展。

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杂志，并邀请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参与，把现代派诗潮推向高潮。

现代派诗人的代表性诗集有《望舒诗稿》（戴望舒，1937）、《鱼目集》（卞之琳，1935）、《汉园集》（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合集，故有“汉园三诗人”之称，1936）、《预言》（何其芳，1945）、《二十岁人》（徐迟，1936）、《春野与窗》（林庚，1934）等。

殷夫原名徐伯庭，学名徐祖华，另有笔名白莽等，生前曾自编有《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零七个》、《诗集》等4本诗集。

写出了一些动人的作品，如《别了，哥哥》、《血字》、《议决》、《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一日》等，这些诗被称为“红色鼓动诗”。

1932年9月由左联诗歌组发起组织的中国诗歌会于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黄浦芳（蒲风）、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等，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

中国诗歌会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

影响较大的诗人有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王亚平、柳倩等。

臧克家是一位出自新月诗派之门又兼收各派之长的诗人。

1932年开始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新诗，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以后又出版了《罪恶的黑手》（1934）、《自己的写照》、《运河》（1936）等诗集。

他的《烙印》、《老马》、《当炉女》、《难民》等，都是有名的诗篇。

臧克家在当时便被称为“农民诗人”和“乡土诗人”。

艾青于1933年初在狱中第一次以“艾青”的笔名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1936年10月，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引起了很大反响。

艾青被胡风誉为是“吹芦笛的诗人”。

田间受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影响，给30年代的诗坛带来另一种特异的风格。

他这时期先后出版了诗集《未明集》（1935）、《中国牧歌》（1933）、叙事长诗《中国农村底故事》（1936）等。

戴望舒原名戴梦鸥，20年代后期始，陆续在《无轨电车》和《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作，是现代诗派的代表性作家。

192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后，先后有《望舒草》（1933）、《望舒诗稿》（1937）、《灾难的岁月》（1948）等四部诗集出版。

戴望舒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28年8月《小说月报》第19卷第8期的《雨巷》，作者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叶圣陶称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卞之琳著有诗集《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人合集）、《慰劳信集》（1940）、《十年诗草》（1942）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雕虫纪历（1930-1958）》（1978年版，1984年增订版），是卞之琳新诗的重要选集。

第十四章30年代戏剧

朱穰丞、袁牧之主持的辛酉剧社提倡“难剧运动”以钻研演技，曾上演过《文舅舅》（即契诃夫《万尼亚舅舅》）等。

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沈端先（夏衍）等人策划于1929年6月5日成立艺术剧社，参加者有冯乃超、郑伯奇、陶晶孙、钱杏邨等，社长郑伯奇。

艺术剧社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戏剧运动的领导。

艺术剧社编辑出版了《艺术》月刊、《沙仑》月刊（夏衍、冯乃超主编）和《戏剧论文集》，宣传“普罗列塔利亚戏剧”主张。

1930年8月，在沈端先等人策划下，以艺术剧社为中心，联合辛酉、摩登、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又改组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

“好一记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大江南北。

夏衍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自由魂》（即《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其中历史讽喻剧《赛金花》曾被誉为“国防戏剧的力作”。

洪深，与欧阳予倩、田汉并称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

洪深创作的左翼剧作《农村三部曲》，包括独幕剧《五奎桥》（1930年）、三幕剧《香稻米》（1931年）、四幕剧《青龙潭》（1932年）。

《这不过是春天》（三幕剧）是李健吾的代表作。

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备受文坛称誉。

这些文字后来结集成《咀华集》等。

1937年夏衍创作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剧作《上海屋檐下》（三幕剧），以上海弄堂房子的五户人家展示了一幅幅悲凉、无奈的人生画图：

小学教师赵振宇夫妇、失业在家的黄家楣夫妇、小姐施小宝、老报贩李陵碑、小职员林志成。

以匡复、林志成、杨彩玉三人的爱情纠葛为结构主线。

30年代中期，田汉《回春之曲》，曹禺《雷雨》、《日出》、《原野》，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夏衍《上海屋檐下》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

曹禺是一位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剧作家。

《雷雨》、《日出》的出现，标志着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

曹禺经过五年酝酿，终于在1933年完成了四幕悲剧《雷雨》。

之后他接连发表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显示出富有魅力的戏剧风格与悲剧艺术才华，以及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描写戏剧冲突的卓越才能。

曹禺1940年创作《北京人》。

他还根据巴金小说改编了话剧《家》，翻译了《柔蜜欧与幽丽叶》。

1936年，曹禺发表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四幕剧《日出》。

从《雷雨》的家庭悲剧到《日出》的社会悲剧，曹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新的发展。

《日出》剧作围绕着银行家潘月亭与李石清斗法的三个回合，对上流社会内部勾心斗角的丑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庸俗愚蠢、故作多情的富孀顾八奶奶，油头粉面、下流卑污的面首胡四，以为有了金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结婚离婚的洋奴张乔治，狡黠势利的茶房王福升，凶狠残忍的流氓打手黑三，形成了旅馆里污浊、糜烂、混乱的生活场景。

剧作通过方达生寻找小东西，来展示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苦难遭遇。

翠喜为生活所迫，操着皮肉生涯。

小东西终于逃不出金八的魔爪，只能悬梁自尽。

《日出》曾获1936《大公报》“文艺奖金”。

曹禺在第三个剧本《原野》（三幕剧，1937年）中在塑造仇虎形象的同时，剧本还成功地塑造了花金子与焦大星的形象。

三幕剧《北京人》曹禺选取一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写曾家三代“北京人”。

曾皓是封建家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作者尤其通过他与愫方的关系，将这个心灵刻画得入木三分。

曾家的管家少奶奶曾思懿虽然干练泼辣、能说会道，但她对曾家实际上是败事有余。

曾文清与愫方是曹禺倾心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

曹禺在愫方与瑞贞这两位受欺压的女性身上投射了一线光辉，昭示出人类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

第十五章30年代散文

30年代小品散文蔚然可观，取得较大成就的有林语堂、郁达夫、丰子恺、夏丏尊等，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闲适、性灵、幽默，独树一帜，其创办的《论语》（1932）、《人间世》（1934）、《宇宙风》（1935）拥有广大读者群。

报告文学成为30年代散文园地的一个新景观。

丰子恺30年代结集出版了《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等。

李广田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与何其芳、卞之琳结为诗友，合出过诗集《汉园集》，被称为“汉园三诗人”。

其30年代所作散文收为《画廊集》、《银狐集》、《雀蓑集》三集。

丽尼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第二个散文集《鹰之歌》。

陆蠡著有《海星》、《竹刀》和《囚绿记》。

瞿秋白的杂文多收在《乱弹及其他》一书中，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五四以来首次对鲁迅思想与杂文创作作出了系统的论述，深刻地分析了鲁迅杂文的性质、特点和价值，并高度评价了鲁迅在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30年代出现了一批青年杂文作者，其中有《不惊人集》、《打杂集》的作者徐懋庸和《推背集》、《海天集》的作者唐弢。

20年代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开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先河。

30年代先后选编了几部大型报告文学集，1932年阿英编纂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名义出版的报告文学集。

1936年，茅盾仿效高尔基主编《世界的一日》的做法，发起征文运动，在此基础上主编成《中国的一日》。

这是对群众性通讯报告写作的一次检阅，是稍后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的先导。

此外，比较重要的报告文学集还有1936年梁瑞瑜遴选通讯报告编辑而成的《活的记录》。

夏衍的《包身工》“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也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军阀不事抗日、专事“防共”的情景。

第三节

林语堂提倡幽默小品，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语堂是《语丝》杂志主要撰稿人之一。

其“语丝”时期的散文集《剪拂集》显得激昂慷慨、浮躁凌厉。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嗣后又创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两刊，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表现性灵的创作。

林语堂将英文humour译成幽默，加以提倡。

从其幽默观出发，林语堂在小品的题材和风格上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小品要“语出灵性”，“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

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36年赴美国，林语堂发表的各种文章（多为小品）有近300篇，其中有一部分收在《大荒集》和《我的话》中。

1936年居留美国后，林语堂继续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所著《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孔子的智慧》、《庄子的智慧》、《苏东坡传》等二十余种著作，颇受欢迎。

何其芳1936年前创作的散文收入《画梦录》、《刻意集》中。

何其芳的《画梦录》与曹禺的《日出》、芦焚（师陀）的《谷》一起，于1937年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1936年以后，何其芳所作《还乡杂记》、《星火集》等，以朴实的笔触和高昂的格调状写现实人生，风格发生了从诗意画梦到质朴写实的蜕变。

第十六章40年代文学思潮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日常工作。

“文协”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38年5月4日创刊，至1946年5月终刊，共出版71期）。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在民族意识召唤下民族解放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形成。

会议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号召作家们“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

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

作为对抗日救亡文学的回应，国统区文学界在理论上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包括1937年8月至1939年员10月关于如何利用旧形式的论争、1938年10—12月间有关对鲁迅风杂文的论争、1938年12月至1939年底对所谓文艺与抗战关系话题的争论、从抗战初持续到1940年前后的有关歌颂与暴露和对小说《华威先生》（张天翼著）的论争、1939—1940年以重庆文艺界为主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1940年4月至1942年7月间关于战国策派问题的论争、1945年至1946年间重庆文艺界结合话剧《清明前后》（茅盾著）和《芳草天涯》（夏衍著）所展开的关于文学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的论争、1944至1948年间在胡风和舒芜与左翼文艺界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论的大规模论争等。

1945年11月10日，《新华日报》组织对茅盾、夏衍的话剧《清明前后》、《芳草天涯》进行座谈，通过对两剧的评价来深化与统一对于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理解。

国统区文艺界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

以向林冰为代表的一方，坚持认为“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辩驳一方葛一虹等人从肯定五四以来新文学成就的方面来确立自己的观点。

战国策派因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贺麟创办的杂志《战国策》而得名。

他们提出“民族文学便是表现民族意识的文学”，以恐怖、狂欢、虔恪为文学的“三大母题”。

1936年，初到延安的丁玲，创办了根据地第一个文学团体——中国文艺协会（11月22日，陕北保安），以《红色中华·

红中副刊》为会刊；

1937年11月14日，成立了抗战爆发后根据地第一个以文学团体为骨干的抗日文化组织——陕甘宁特区文化救亡协会（又称边区文化救亡协会），简称“文协”，先后出版《边区文艺》、《文艺突击》等刊物；

1938年9月11日，成立了根据地第一个文艺联合会性质的文艺团体——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文抗”（亦称“文联”），1939年5月14日，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1941年8月“文抗”第五次大会后，“文协”基本上被“文抗”取代），先后编辑出版《大众文艺》、《中国文艺》、《谷雨》等文艺刊物。

1938年4月10日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编辑文艺刊物《草叶》。

延安文艺整风前，一批体现五四精神、从现代知识分子视角出发、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工农兵身上的落后意识进行暴露、批评的文艺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小说方面，主要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

杂文方面，主要有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

艺术家》等。

延安文艺座谈会分别于1942年5月2日、16日和23日开了三次会，毛泽东在5月2日首先作了讲话（即《讲话》的“引言”部分）；

经过文艺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讨论、热烈争论之后，毛泽东又于23日作了总结（即《讲话》的“结论”部分）。

作为对《讲话》所确立的工农兵方向的积极回应，陕北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新秧歌剧运动。

代表性作品有《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夫妻识字》（马可）、《牛永贵挂彩》（又名《牛永贵受伤》，周而复、苏一平）、《小放牛》（尚之光、王世俊）等。

新秧歌剧运动的热潮，孕育与催生了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在1945年4月的诞生。

《白毛女》的素材来源于1940年在河北西北部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延安鲁艺的师生对这个生活素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提炼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革命化主题。

新秧歌剧运动的热潮，也推动与促进了传统戏曲的改革，新编了平剧（京剧）《逼上梁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三打祝家庄》（李纶、任桂林、魏晨旭）等。

马健翎在秦腔、郿鄠戏等地方戏曲改革中做出了成绩，其代表作秦腔《血泪仇》（1943）影响最大。

以李季的民歌体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的解放区“信天游诗派”，强化了艺术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功能。

阮章竞1949年创作的《漳河水》把长篇民歌体叙事诗推向成熟。

第十七章40年代小说

（一）

本时期的小说通俗化探索与其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章回体小说主要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冯至（《伍子胥》）、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钱锺书（《围城》）、苏青（《结婚十年》）、徐訏（《风萧萧》）、无名（《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则以他们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沈从文的《长河》，或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或追索传统的田园生活方式在现时代的“常”与“变”，隐现着对民族文化机运的沉思；

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则对中国式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叩问。

师陀在《结婚》中，抨击了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毁灭人性的罪恶。

同样流露出爱恨交织的文化情结的还有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钱锺书的《围城》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存在价值进行了具有讽喻性的思考，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致力于对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探讨与拷问，而冯至的《伍子胥》则写出了对于人的生命的诗意感受。

《财主底儿女们》因其受法国罗曼罗兰小说《约翰·

克利斯朵夫》的影响，又被称为“中国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

《财主底儿女们》试图通过蒋家第二代，尤其是蒋蔚祖、蒋少祖、蒋纯祖三人不同的思想历程，表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

大儿媳金素痕出身于南京资产阶级的暴发户，她疯狂的财产争夺战从内里摧坏了大家族。

蒋少祖是蒋家第一个叛逆者，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不仅无力改变历史的进程，在幻灭中终于与他先前所叛逆的封建家长蒋捷三和解。

蒋纯祖与蒋少祖一样，背叛家庭，反抗传统，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不妥协、不安定的追求者、漂泊者，在他的内外双重的孤独反抗中，充满了痛苦与焦虑。

在历经挫败后从时代的暴风雨中落荒而逃，最后病死。

张爱玲在《金锁记》、《倾城之恋》中刻画女性的变态性爱心理，精细深刻又缠绵沉醉。

苏青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1944年）以纪实笔法写现代女性挣脱家庭成为职业妇女的道路，其幻想、失落、痛苦、情欲饥渴的心理被表露得相当直率透彻。

徐訏有《鬼恋》、《吉卜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长篇小说。

《风萧萧》于1943年连载于《扫荡报》，很快风靡大后方，也因此曾有人称1943年为“徐訏年”。

无名氏在报纸连载长篇小说《北极艳遇》（单行本出版时名《北极风情画》），1944年无名氏的又一浪漫言情长篇《塔里的女人》问世。

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是沙汀历来为人所称道的作品。

从1941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沙汀的主要作品是合称“三记”的三部长篇小说：

《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

《寒夜》的主要人物仅三个：

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汪母）以及妻子曾树生，他们都是读书人。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思想守旧，胆小怕事，顽固地想照陈旧的法规维持全家族的生活；

被残酷的战争现实击碎了幻梦的祁老人，心中逐渐萌生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

祁天佑虽求安分守己和一家人的温饱却不可得。

祁瑞宣善良、正直，具有爱国思想，却又在尽孝和尽忠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

后来终于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走上反侵略的新生之路。

往日闭户读书的诗人钱默吟曾经是个名士气十足、埋头于诗书花草之中的老夫子，后来勇敢地跨入了反抗者的行列，虽身陷囹圄却坚持操守气节。

青年司机钱仲石勇敢地与敌人同归于尽。

而祁瑞丰、冠晓荷、大赤包等人竟恬不知耻地倒入了敌人的怀抱，成了汉奸。

钱锺书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