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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开启出国留学大门
中国内地新时期出国留学的兴起,乃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首倡。
这位历经磨难、心怀天下的老人,在1977年复出后,面对国家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的局面,在政治、经济上拨乱反正的同时,更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和科学上。
教育荒废,科技凋零,人才断层,这制约中国发展的大患,成为他的心病。
他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强调人才的重要性。
1978年6月,他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说,派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要十个八个地派。
要做到两个不怕,一是不怕派出去不回来;
二是不怕和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学到东西。
这话现在看是平常,但在当时,却既需要眼光和思想,又需胆略和气魄,因为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极左思潮仍阴霾未散。
讲话洋溢着他坦率、大度的风格,称的上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在中国留学教育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实际上,出国留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正是古代中国开留学教育之滥觞。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自1872年容闳策划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起,有志青年,离乡背井,负笈他渡者不绝于途。
上个世纪初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潮,仅留日学生就有近万人。
后虽战乱频仍,出国留学未曾间断,留美学生达数千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第一批公派留学生35人就踏上了征途。
到1965年,中国内地共派出留学生10,698人,其中98%是到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方面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格局使然,但也不能不说与思想认识有关。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结晶,以此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政党,理应有容纳百川的胸襟,笑傲天下的自信。
但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共运中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却难以看到这种气度和自信,派遣青年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学习,并不多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哀。
1956年中国开始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称的上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
但此举此后并未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发展。
到1965年十年间共向英法等国派出留学生几百名,绝大部分是学习语言的,自然科学的只占十分之一。
1972年恢复派遣后,到1978年共派出1,977名。
由于当时外交环境的改变,就国别来说,比文革前有所增加,但专业类别甚为单纯,主要是语言生。
邓小平的倡导,旋即化为中国政府的决策,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而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办法,堪称高效。
中国此举引起当时外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1978年10月,以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和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经过艰苦谈判,达成谅解,双方互派留学生。
于是才有了前文提到第一批52名学者赴美,并且是赶在了邓小平访问之前。
以此为开端,公派留学之轮开始飞速运转。
1979年国家公派1,777人,1980年2,124人,1981年2,922人。
到1985年7月,国家选派留学人员已近3万人,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另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和单位派出的留学人员。
与此同时,讲话也唤醒了千万知识分子、青年学子走出国门、体验不同、塑造自我的梦想。
一场人们未曾设想的自费出国留学潮沛然兴起。
在这之前,自费留学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陌生多年。
从1949年到1978年,以自费留学名义出国的人几乎为零。
据记载,1974年一年,北京市公安局只受理了14份申请,还都是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办理的。
1978年公安部决定正式受理自费留学申请,偌大的上海才有8人申请,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
但从1979年开始,自费留学每年超过千人。
1980到85年,有近万人自费出国学习。
1984年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彻底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
几十年积聚的力量,迅速以不可遏止之势,裹挟着追求,承载着理想,飞溅着浪漫,夺门而出,形成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的壮观景象。
1985年,美国驻华使(领)馆批发访问学者J-1签证3,001起,学生F-1签证2,507起。
1986年,J-1签证3,069起,F-1签证达5,038起。
1987年J-1签证3,272起,F-1签证5,235起。
1988年,中国内地在美留学生以29,040人超过台湾地区跃居第一。
1986-1990年五年间,自费出国学习者达13万人,其中1990年一年即有56,000人。
1991年在外中国留学人员总数猛增至17万人。
出国热带动了外语热。
报考托福者从1981年的285人,迅速增至1983年的2,500人,1985年的8千多人,1986年18,000人,1987年的3万人,1989年TOEFL和GRE更达4万人。
出国留学大潮,似大坝开闸,巨浪翻滚,一泻汪洋,汹涌澎湃,蔚为奇观。
开放前沿上海的出国热,成了留学大潮最汹涌的排头浪。
仅赴日本者,1986年2千多人,87年8千多人。
1988年上海批发护照近5万本。
1989年8月,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积压2万本自费留学申请者的护照,其中有1万本是来自上海的申请。
1988年11月和89年1月,数百名申请者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门前示威呐喊,89年8月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门馆前发生同样的游行。
为取得签证而采取自发集体行动,世所罕见。
据有关方面统计,到上个世纪末的1997年,20年间中国公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国留学者达30多万人,足迹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推算,流向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美国最多,16万多人,日本次之,5万多人,澳大利亚约2万5千人,加拿大2万多人,英国约2万人,德国1万5千多人,法国近1万人。
其他超过千人不到万人的国家还有俄罗斯、新加坡、朝鲜、新西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韩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十几个国家(均不含语言生和技术研修、培训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独生子女成为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主体。
而国内巨大的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同可供给的机会之间的存在矛盾;
各国出于经济考量加大了争夺中国出国留学市场的力度,降低了入境的门槛;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了留学者登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岸的落差,为出国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素重教育的中国家庭,对出国留学进行投资的表现出了更高的积极性。
出国留学仍呈上升势头,每年达数万人。
留学的目的国家从发达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延伸,一些原来留学生留学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留学的新热点。
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人员约45万左右,其中有近30万人在校学习。
中国留学生成为各所在国外国留学生中最显眼的一群。
与时俱进,步入规范和理性的轨道
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新时期的出国留学教育肇起于拨乱反正之际、兴盛在改革开放之初,使它注定一开始便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背负起过多的历史承载,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
早期有关出国留学的方针政策,或多或少带有这种痕迹。
这些与80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留学教育中出现的泛政治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留学政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内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出国留学问题成为共和国最敏感的神经之一。
以后,随着对出国留学教育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不断加深,1993年10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总方针。
该方针立意高远,既强调了新的经济体制下国家在出国留学中的主导地位,表明了国家对公民出国留学和回国工作的支持和褒奖的态度,又充分尊重出国留学教育的客观规律,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和公民的自由权利。
标志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出国留学教育开始按自身规律发展,回归到一个恰当的地位。
从此以后,出国留学逐步淡去政治色彩,有关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也退出最高决策者的案头。
社会也以平常的心态,审视和看待出国留学。
潮起潮落,再也难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理顺公派出国留学派出之始,为使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尽快适应国外环境,进入角色,政府从派出计划、选拔条件和程序,到出国前外语和异文化培训、护照签证申办、出国行装、飞机接送,从经费管理、回国休假和配偶探亲、从事博士后研究和实习,到国外生活、学习的管理、免税购物等,实行统包统管。
为适应海外留学人员迅速增加而产生的组织管理、教育指导、相关服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国还先后在几十个留学生集中的国家,在使领馆内设立了教育处(组),派出专司教育事务的外交干部。
为保证公派出国留学健康、顺利发展,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如“保证质量”、“按需派遣、学以致用”、“博采各国之长”等,并多次在公派留学人员的派出层次、规模和国别等方面进行过调整。
公派出国留学的理顺,主要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公派留学的概念。
1986年12月13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1886年《规定》),是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有关出国留学的一个法规性文件,是出国留学教育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文件。
根据该《规定》第三条第一款: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是指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得到国家以及有关部门、地方、单位全部或部分资助,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有计划派出的留学人员。
“按国家统一计划,面向全国招生、统一选拔、执行统一经费开支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为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简称国家公派);
按部门、地方、单位经费开支规定的出国留学人员(包括个人经本单位同意和支持,通过取得各种奖学金、贷学金资助等并纳入派出计划的留学人员),为部门、地方单位公派留学人员(简称单位公派)。
”
上述规定,在后来实践中产生问题的主要是单位公派与自费留学概念的混淆。
根据1986年《规定》第六条有关自费留学的规定,“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包括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及以上的人员,毕业研究生以及优秀文艺骨干、优秀运动员、机关工作业务骨干和具有特殊技艺的人才等,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应尽量纳入公派范围,他们在国外留学期间的管理和国内待遇按公派出国留学办法办理”,这个规定使单位公派外延大幅度扩张,队伍迅速膨胀。
如1987年,国家公派4,703人,单位公派6,569人。
1988年,国家公派3,786人,单位公派3,535人,1990年国家公派2,980人,单位公派则高达5,500人。
规定的初衷是为提高出国者的荣誉观和责任感,减少人才流失。
可是这种外延的扩大,模糊了公派和自费的界限。
由于自费出国者与单位没有经济关系,得公派之名,无公派之实,双方不存在多少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加大了80年代中期以后在公派人员回国问题上管理上的难度。
到1991年,原国家教委提出了改变上述划分办法,改为按经费来源分为‘公费出国留学’和‘自费出国留学’两类,取消了单位公派这种模糊的提法,才使基本理顺了这一问题。
二是在公派留学人员的管理上。
早期国内外的管理,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行政手段。
1986年《规定》首次提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要与选派单位签订“出国留学协议书”,尝试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管理公派留学教育,这是出国留学管理观念上的一大进步。
为此,原国家教委和司法部于1987年下发通知,要求公派选派单位和留学人员出国前签订‘协议书’,明确有关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但由于当时社会法制氛围的淡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法律观念的缺失等原因,各方对此认识不一,执行很不认真。
违约事发,或因权利不清,责任不明,或担心伤了感情,使协议变成一纸空文,公派出国留学引进法制管理的第一次尝试最后宣告夭折。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国务院于1994年7月提出了建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管理公费留学。
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调整和完善了国家公费出国留学政策,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以法律和经济手段取代过去以行政和思想为主的管理方式,公派留学教育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
尽管改革也还存在派出人员层次单一、效益有待提高等问题,但已初步收到成效。
地方和单位公费派出人员也参照国家留学基金的管理办法,步入规范和良性循环。
规范自费出国留学对于自费留学,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比较开明、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也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多次做出过规定,要与公派留学一视同仁。
对自费留学政策的调整和规范,主要在两个层面上。
。
一是宽严度的掌握自费政策最早出台于1980年,当时仅限定“持有国外亲友负担其出国期间全部费用的保证书和入学许可证,方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些问题,包括‘利用不正当手段’出国、在校生中断学习、出国后生活无着落,甚至堕落、叛逃等所谓政治性问题。
1982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等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新的规定,严格了审批手续,对出国攻读学位课程者做了年龄的上限;
并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必须工作后两年后,才可申请自费出国;
在校学生不准自费出国留学,但国外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和归国华侨在国内和内地的子女、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含配偶)除外。
规定出台后,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该规定思想不够解放,某些规定偏严,批办手续繁杂等。
在各方舆论下,国务院于1984年12月颁发了《关于自费出国的暂行规定》,彻底开放了自费出国留学。
规定:
凡中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和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的,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留学。
这个规定还对自费留学制定了很多优惠的政策规定,全面体现了国家支持自费出国留学的精神。
但彻底放开,又带来新问题,那就是高等学校教学秩序被严重冲击,特别是一些重点院校,所以1986年《规定》对此稍做了些调整:
已列入分配计划的应届毕业生和在学的研究生一般不得中断计划自费出国。
二是有关服务期和培养费问题。
1990年,基于社会庞大的自费出国需求、中国高等教育全部由国家投入的国情,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留学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主要规定了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毕业生毕业后要履行一定年限的服务期后才能出国留学;
归国华侨、国外华侨、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外籍华人(简称六类人员)在内地或内地直系亲属,可免除服务器期和培养费;
非直系亲属在偿还国家负担的培养费后可免除服务期等。
这些规定出于统战的需要,但因其有失公平原则而遭到多方质疑和批评,到1993年予以改正:
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公费毕业生一律平等,或完成服务期或偿还培养费,才能自费出国留学。
但为鼓励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规定博士毕业生自费出国从事研究等,可不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
这个规定在执行了10年后,鉴于国内高等教育已实行部分缴费上学,培养费不再由国家全部负担,自2002年11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服务期和培养费的规定。
自费留学的政策,基本到位。
在新时期的留学政策中,自费留学政策是最受人注视,每次一些调整、即便是细微的调整,总能影响到一些人的群体利益,在社会造成反响,因而也成为留学政策中最为敏感的政策。
自费留学政策的到位和完善,也成为中国进入稳定期的标志之一。
调整后的自费留学政策,已可以满足公民和社会出国的实际需要,保证了出国渠道畅通。
现在,中国政府主要的注意力在规范中介市场、保证出国留学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在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利益,鼓励更多的人学成回国上。
从公民个人和家庭讲,自费出国留学盲目性也在减少、理性成分增多。
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是,一般在国内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者,很少有人再中途退学自费出国。
80年代那种能走就走的想法和做法,已较少见,绝大多数人是在权衡各种利弊后,才做出决策。
自费出国留学正在良性演变中保持着强劲势头,持续不衰。
其数量和质量,都在出国留学群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春华秋实,进入收获季节
改革开放大门一开,最先走出的是国家的一群精英。
十年文革,或许消磨了他们最好的时光,但并未磨去他们的才气,反而磨炼了他们的精神和意志。
他们惊人的努力和过人的才气迅速改变了外国教授们镜片后闪动的将信将疑的眼光。
当法国的报纸惊呼:
凡是有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名列前茅的几乎全是中国人时,人们对报纸就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半生不熟法语的嘲讽还记忆犹新。
早期留日学生在赴日进行了短短半年准备后,多数报考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国立名牌大学,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赴美留学生在美国普度大学物理系的一次博士资格考试中,中国的7名研究生,有6名进入前8名,并且囊括了前四名,第一名的成绩打破了该校15年来的最高记录。
1984年有关方面对在美的近万名中国留学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论为很优秀者达百分之三十,优秀者百分之六十。
不少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
派出留学生初的头几年,由于管理严格、人员层次、思想基础等原因,国家公派人员多数人都按期回国。
从1979年到1984年,6年间国家派出14,855人,回国8,875万人,回国率近60%,如果扣除尚未到期的几千攻读学位生,访问学者回国比率在90%以上。
当时研究生回归也达到很高的比例,如截止到1985年4月30日,在美国、日本、英、法、西德等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共520人,有412人按时回国,回归率也达到近80%。
早期学成的留学人员,通过国外的学习,开阔了眼界,吸取了营养,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学术水平。
他们大部分人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光荣传统和使命感,学成回国后,发挥出显著的作用。
新颖的思想观念,活跃的创造思维,强烈的敬业精神,都使他们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亮点。
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出国留学遇到了最大挑战和尴尬:
公派留学人员逾期晚归和滞留不归者日众,虽采取种种措施而不能止,尤其以赴美、加者为甚。
1985到1989年5年间国家公派出21,382人,回国9,173人,回归率不到43%。
按派出情况,1989、90两年应各有3,500左右回国,结果89年只有1,753人、90年1,593人回国。
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回归率更低。
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5年,自费生12万多人,回归率不到5%。
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国家和地方在当时的社会体制和经济能力条件下,做了种种努力。
如舆论的宣传、驻外机构的动员、制定优惠政策,甚至对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通融;
成立留学服务中心,组织人才招聘团;
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分配制度,率先实行双相选择的政策;
建立博士后制度、设立专项经费等等,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体看,仍不尽人意。
这种情况是人们包括决策者到执行者所始料不及的。
当然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它曾使人困惑不解,有人甚至为此引出一些过激和偏颇的分析。
造成当时状况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工作的不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是当时特定时期的综合因素的结果。
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知识分子的收入与其劳动价值的背离,留学人员回国从工作环境、条件、人才体制,到生活水平和质量都与国外有巨大落差等。
1993年以后,留学回国出现良好的势头,回国人数每年以13%的速度递增。
以国家公派为例:
1993年共派出2,398人,当年回国1,878人,1994年派出2,071人,当年回国2,196人,1995年派出2,054人,回国2,160人,回国人数开始超出同期派出人数。
1997年有7,000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国内人才市场配置模式开始和国际接轨,个人施展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机制、氛围和环境逐渐形成;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各国资本抢滩的热点;
国家从人才需求实际出发,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吸引高级人才回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等。
使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把回国工作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回报社会和国家的第一选择,不少长期在国外工作或获得永久居留许可的留学人员也加入了回国的队伍。
2002年度,回国留学人员近1万8千人,比上年增加约47%。
在留学回国的数量和层次逐年增加和提高的同时,众多身居海外的学子,以建设性的立场、务实的态度,在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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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出国留学教育,与中国历史上几次出国留学教育相比,不管是从留学人员的数量、规模、结构讲,还是从计划运作、国别分布、专业范围等方面看,都是过去任何一次不能相比的,绝非是简单的历史重复。
如果说,在派出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或许有人对它带有几分怀疑的话,25年来出国留学教育带来的斐然瞩目的成果和效益,已成不争的事实。
首先是新观念、新思想的引进与传播十年文革及其稍前的时间里,中国国内极左思潮肆虐,隔绝了与世界新鲜思想和观念的联系。
出国留学使我国教育科技、和管理等各行业的骨干,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国外新鲜和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更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
对留学回国人员所做的有关留学收益的调查表明,多数人都把视野的开阔和观念更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收益。
留学人员回国后,通过课堂、教材、文章、决策、建议等传播接点,把自己消化过的新思想、新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造就了大批有用之才出国留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派出留学生以来,有16万人留学回国,为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注入了最活跃的能量。
留学回国人员所拥有的新思维、新观念、学术水平、先进管理知识,也使他们其中的很多人迅速成长为教育科技界新一代的学术领导群体、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和管理骨干。
这在人才集中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领域更为明显。
据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课题组组长以上科学家的72%,都有留学经历。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人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近几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
“长江学者计划”自1998年启动以来,共有410位曾留学海外的学者受聘为特聘、讲座教授,占特聘、讲座教授总数的91%。
在参与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人才基金”、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近年来学成回国的人员的比例均在半数以上。
出国留学既为国家直接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骨干人才,又增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能力。
留学回国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多献身于教育事业,着力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等不同层次的人才,成为培养新人才的工作母机,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推动了现代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科学水平曾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十年文革,对教育和科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阉割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和宽宏的优良品质,彻底破坏了国内的学术生态环境。
国门大开,留学人员回国,首先在高校推动创设了一批新兴、边缘学科,填补了国内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空白,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手段和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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