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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思维方式变革是新军事革命的必然要求
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首先是一场军事认知领域的革命,从而突出了军事思维方式变革的紧迫性。
历史上的金属化军事革命、火药化军事革命、机械化军事革命,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或是人的体能的延伸,或是人的技能的延伸,均侧重于提高军事系统的物理性能。
与历史上的军事革命不同,新军事革命更加突出和彰显了人的智能因素,它是“以‘信息化’为技术基础,以‘知识化’为人才要求,以‘系统化’为发展原则,最终从整体上建成一种以‘智能’为主导的新型军事系统——智能化军事系统。
”[1](P277)在信息化战争中,能否拥有信息优势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但“信息优势只有在其有效地转化为知识优势和决策优势时才能给联合部队带来竞争优势。
联合部队必须能够利用转化为知识优势的信息优势来夺取‘决策优势’”。
[2](P190)信息优势、知识优势、决策优势,归根结底是认知优势。
其中,信息优势、知识优势是认知优势的基础。
对于拥有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一方,战场将变得单向透明,各级指挥员可以实时、准确、高效地指挥作战行动。
而对不具备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一方,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战场迷雾”之中,既不能知彼,也不能知己。
决策优势是认知优势的核心。
建立和保护己方决策优势,攻击和削弱敌方决策优势,是信息化战争在认知领域斗争的焦点。
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战争一开始,或经过较量之后,一方主要运用信息手段,攻击对方的指挥决策系统,包括输送预测对方必败无疑的足够的信息,以摧毁对方指挥决策层的认识、信念和意志,迫使其放弃军事对抗,屈从己方的军事、政治要求,从而停止或结束双方之间的对抗。
[3](P11-12)虽然在实际作战中,未必能完全达成上述目标,但决策系统直接成为战争打击的目标,则是信息化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
而军事认知水平或认知优势,是与军事思维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军事思维方式为军事认知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信息获取方式、信息判读机制和信息处理程序。
同一个军事认知过程,军事思维方式不同,认知结果可能迥异。
例如,采取系统集成思维,就会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信息及其关系;
采取精确思维,就会注重对信息进行量化;
采取非对称思维,就会高度重视如何扬长避短;
采取虚拟实践思维,就会自觉地通过虚拟实践检验和完善军事认知,等等。
总之,只有以科学的军事思维方式为依托,才能确保军事认知的优势。
新军事革命对传统军事思维理念的冲击。
传统军事思维认为,物质和能量是构成战斗力的主要方面。
追求更大的杀伤力、更快的机动力、更强的防护力,是贯穿于历次军事革命的基本思路。
而在新军事革命中,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信息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主导性要素,制信息权成为战争制胜的制高点。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一些学者曾提出,“计算机中一盎司硅产生的效应也许比一吨铀还大”。
[4]美军在《2010年联合构想》中进一步指出:
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是美军整个作战思想体系的基础。
以信息化建设为中心,确保军队的制信息权,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基本思路。
新军事革命对传统军事思维方法的冲击。
军事思维方法是社会生产方式和军事实践方式的观念反映。
工业时代的严密分工、流水线作业和机械化重复操作的社会生产方式,攻防界限分明、作战步骤环环相扣、作战时空规则的军事实践方式,形成了模式化的、线性的传统军事思维方法。
然而,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军事实践方式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传统军事思维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例如,传统军事思维方法要求思维对象之间的界限明确,但是信息化战争却出现了若干界限淡化的趋势,如战与非战的界限淡化、作战样式的界限淡化、军种之间的界限淡化、参战力量的主从界限淡化等;
[5]传统军事思维中,处于不同层次的思维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是作战集成的发展却使战略、战役、战术的层次大大压缩,且界限趋于模糊化;
传统军事思维方法重视“要素打击”,积小胜为大胜,当代战争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斩首行动”、“指挥控制战”、“结构破坏战”等新的作战方法。
[6]这就表明,处理信息时代的军事问题,必须采取系统集成思维等军事思维方法。
二、军事思维方式变革在新军事革命中的先导作用
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可以极大地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并由此牵引军事实践的创新,在新军事革命中发挥积极的先导作用。
江泽民指出:
“要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创新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7]以理论创新牵引实践创新,以理论先导谋求未来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而军事理论的创新是以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为前提的。
只有实现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军事思维主体才能深刻地认识军事领域发生的时代性变革,确立新的军事观念,推进军事理论的全面创新。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一些发达国家军队由于较早地摆脱了机械化战争军事思维方式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其军事理论的创新。
例如,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提出了“制敌机动”、“精确打击”、“聚焦后勤”和“全维保护”等四个联合作战概念,《2020年联合构想》又提出了“信息作战”、“全谱优势”、“联合指挥与控制”和“多国与跨部门行动”等新的作战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新思路,如军队建设“以信息为基础”、采用“系统集成”和“虚拟实践法”,装备建设“横向技术一体化”等。
我国虽然在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军事观念的更新,军事思维方式的转换,军事理论方面的研究日趋活跃,提出了“网电一体战”等新的军事概念和理论,并在人民军队建设理论、跨越式发展理论、联合作战思想以及战役决策理论、战役力量理论、战役战法理论、领导管理体制、作战指挥体制和作战力量结构等军事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显然,如果没有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就不可能实现对传统军事理论的突破与超越。
在军事思维方式变革的有力推动下,当代军事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
一方面,军事理论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某些具体的作战理论,出现了“一次化”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种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外科手术式作战”、“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全纵深作战”、“网络中心战”、“全频谱作战”等军事理论令人目不暇接。
某些具体的作战理论,在一次战争中使用以后,在下次战争中往往就被其他作战理论所取代。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战争几乎都采取了不同的作战理论:
1991年海湾战争主要运用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线式机动战”的联合作战理论,1999年科索沃战争主要运用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接触”联合作战理论,2001年阿富汗战争主要运用“全频谱支持”的特种作战的联合作战理论,2003年伊拉克战争则主要运用以“快速主宰”为主的空地一体联合作战理论。
不断更新的军事理论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使对手难以捉摸自己的作战方法。
而一些国家为了增强理论威慑,不断抛出新的军事理论,向其他国家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创新能力。
“一次性作战理论”无疑具有与对手打心理战、进行理论威慑的意味。
另一方面,军事理论的超前性越来越明显。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犯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8](P17)在历史上的军事革命时期,情况确实如此。
由于社会系统、军事系统总体上处于缓慢的变革过程中,使得军事理论的发展一般总是滞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
但在信息化军事革命中,虽然军事技术依然有着对军事理论变革的“强制”作用,但人们主动地转变军事思维方式,积极研究和创造有利于发挥新技术优势的作战理论,使军事理论的“超前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曾经指出:
“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
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向1930年看,否则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
”[9](P112)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还只是少数理论家、战略家能够意识到前瞻思维的重要性,而在当代,前瞻性军事思维方式已经被许多人接受。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军事大国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军事和战争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并且制定了各种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乃至20年以上的军事构想或规划。
例如,美军1996年颁发了《2010年联合构想》、2000年颁发了《2020年联合构想》等超前性的战略规则,并开始研究“后天的军队”,即2030年以后美军的发展构想。
俄罗斯1997年制定了《1997—2005年俄罗斯武装力量建设与发展构想》、1999年修订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对2005年以前俄罗斯军队建设提出了详细的理论论证和实施方案。
英国1996年制定了《英国陆军数字化总纲》,对1997—2014年英国陆军数字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规划。
印度1995年制定了《1995—2015年国防建设规划》、1996年发表了《2020年技术展望》。
我国也制定了面向21世纪中叶的军队建设和改革的规划。
这些超前的军事理论和军队建设规划,以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为导向,规定了各国推进新军事革命的目标、步骤及重点,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恩格斯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0](P384)在军事领域,军事思维方式变革不仅是一支军队站在军事前沿、始终保持创新能力的必要前提,而且已经成为这支军队的一种战略能力。
经由军事理论创新进而牵引军事实践的创新,军事思维方式变革在推进武器装备变革、体制编制变革、教育训练变革等军事要素的变革及其优势的发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例如,越南战争后期,美军已经开始部分地使用空中预警指挥机、电子战飞机、灵巧炸弹等信息化武器装备,并采取了直升机蛙跳战术等带有信息化特征的作战方法,但当时美军的军事思维方式并没有从机械化战争军事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体现信息化作战方式倾向的军事理论创新只是局部的,还没有成为美军的主导作战思想,从而制约了信息化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应有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在大力加强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军事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确立了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军事思维方式,从而能够提出指导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理论,如“网络中心战”理论、“斩首作战”理论、“震撼与威慑”理论等,使其信息网络系统、智能武器系统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由于军事思维方式变革的先导作用,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进程大大缩短了。
人类发生在古代的金属化军事革命,经历了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漫长时期,持续时间长达1500年;
以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出现为标志的火药化军事革命,发生于14世纪,到19世纪下半叶普法战争时结束,持续了近500年;
机械化军事革命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萌发,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完成,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
而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关键阶段大约只需要50—60年的时间便可基本完成。
与历史上的军事革命的持续时间相比,这次新军事革命的周期是很短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先导作用的发挥。
由于军事思维方式变革和军事理论创新的引导,军事实践创新减少了盲目性,降低了风险,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而军事实践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着军事思维方式变革和军事理论创新。
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推动了新军事革命的快速发展。
三、确立与新军事革命相适应的新型军事思维方式
实现军事思维方式的变革,关键在于适应新军事革命对军事系统和军事实践方式的深刻影响,确立新型的军事思维方式。
新军事革命对军事系统和军事实践方式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随着知识化、智能化的新军事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随着信息获取、处理、传输等技术的成熟及其在军事系统中的广泛应用,军事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日益复杂与紧密,各子系统要素间的联系也日益复杂与紧密,整个军事系统由于信息的贯通、联结作用,越来越发展成为结构紧密的一体化系统,军事对抗的基本形态表现为战场体系的系统对抗、武器装备的系统对抗、作战力量的系统对抗、作战样式的系统对抗以及指挥系统间的系统对抗,同时,这几种对抗又在整体上表现为一体化军事系统的对抗。
系统集成思维,就是以一体化的军事系统为目标,以信息为纽带,整合与强化、优化军事系统各子系统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军事系统整体功能大幅跃升的思维方式。
其次,由于武器装备的精确化、作战方式的精确化以及战争的可控化,在战争中,拥有制信息权的一方可以精确地发现和确定打击目标,精确地选择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精确地控制战争规模与进程。
为此,只有确立精确思维,才能更好地适应和指导日益精确化的军事实践。
第三,新军事革命条件下的军事实践,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风险极高的实践活动,必须在实践之前通过高质量的预实践,对军事实践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以提高其效率。
同时,随着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使得当代军事实践的耗费越来越大,要求军事实践乃至预实践都要精打细算。
这就使得现实军事实践之前的“预实践”的地位大大提高。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为军事预实践提供了新的工具,也为虚拟实践思维的确立奠定了技术基础。
借助于虚拟实践思维,军事思维主体可以在虚拟时空中通过对虚拟现实模型的操作,优化作战方案、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完善武器装备的设计与应用、改进部队教育训练方法,从而极大地提高军事实践的效率。
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元化背景下展开的新军事革命,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差距。
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经济、科技及军事实力上获得了对发展中国家全面的非对称优势,并企图利用非对称战略来进一步保持和扩大这种优势;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不利地位,也纷纷研究和制定自己的非对称战略来应对发达国家的非对称战略。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确立便于发挥自身特长的非对称思维方式。
以上四种新型军事思维方式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这四种思维方式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互为补充的。
其中,系统集成思维是最重要的新型军事思维方式,反映了信息化军事革命中军事系统的一体化、智能化对军事思维方式的根本要求。
在进行系统集成思维时,必然要精确地思考各要素的构成及其最佳联结方式,必然要通过虚拟实践思维预先检验系统集成的效果,必然要通过非对称思维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具特色的系统集成优势。
在进行精确思维时,只有把思维对象置于系统整体中,才能全面地、精确地认识对象,要通过虚拟实践思维预先检验精确思维的结果是否与实际相一致,要通过非对称思维把精确打击的目标锁定在敌方的关键环节上。
在进行虚拟实践思维时,需要把对象放在精确重构的人工合成系统中加以研究,并考虑对象在非对称状态下的特点。
而在进行非对称思维时,为了谋求体系对体系、系统对系统的非对称,就要精确地利用作战体系中的强点与弱点,对思维过程及结果进行预演。
总之,只有把这四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整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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