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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
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
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
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
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
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
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
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
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
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
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
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
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
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
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
张荫桓则发放新疆;
唯一在地方彻底实施变法的地方巡抚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且永不叙用。
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
除了光绪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
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失败根本原因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
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
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
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
其尤为雷厉风行者:
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
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
”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
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
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
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
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
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
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
密诏中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
”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
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
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
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
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
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
摘要:
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对后来变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
关键词:
戊戌变法,维新派,守旧派,洋务派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
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
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
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
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
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
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
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
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公车上书为起点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救亡的热潮,这种热潮也波及到统治阶级内部,他们中的某些人物有救亡图存的要求,有参与变法的可能,或至少是不反对变法,即使慈禧,在当时也赞同在她许可的范围内变法。
如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写道:
“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慈禧本人也说,只要“不遗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绪“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
再如《周馥年谱》写道:
“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
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
”这也说明慈禧并不反对变法。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
“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厉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时任京官、与奕邼、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
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为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
上曰:
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
刚毅曰:
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废,请上细思。
上厉声曰:
汝欲阻挠我耶?
刚乃不敢言。
及将散,刚毅又曰:
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
上乃不作声。
既而曰:
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乃降旨也。
百事皆如此。
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1】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
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
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和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
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明“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
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此外从慈禧向来的作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
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
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
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
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
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
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见,“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策略地维持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
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不可造就之物”。
(如上述提到的废八股,光绪五月初二“诣颐和园请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准,而康有为竟视此是“上扼于西后”,并为“百事皆如此”而深为感叹!
)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
2.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
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
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
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
“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
”【2】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
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
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清廷中央控制全国局面的如此无能为力及全国的一盘散沙,表明变法即使在中央没有遇到阻力,亦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地方。
特别是,掌握地方大政者,又大都是顽固势力。
他们无论在利益上,观念上都难以接受变法。
如果这时候维新派能够采取一些折中或者至少不那么激烈侵犯这些旧官僚既得利益的措施和方法,并对敌对阵营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到地方洋务派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少变法在地方的推行可以解除掉许多本来不必要的阻力,并获得一些来自地方上的支持。
但是在变法面临极大阻力地情况下,维新派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一味加快步伐,强行推行变法,过火地打击阻挠变法的官员,不断加深自己和守旧派本就存在的矛盾。
有几件事情特别引起旧党的反对。
首先是废八股兴学堂。
这是维新派的一贯主张,势在必行。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步骤,全面推开,触及面广,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个大的反对面。
以致当梁启超联合百余人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时候,引起士子的强烈仇视和抵制,他们遍播谣言,梁也几乎因此而被殴击。
”这一点,张之洞倒是看得清楚,他曾对梁启超说他不愿上折请废八股,是因为“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
”这一方面说明张之洞圆滑,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阻力之大。
废八股无异于使读书人失业,直接损害了当时找不到其他出路得知识分子的利益。
此外,由于经费难筹,维新派建议改祠庙为学校,7月10日光绪下诏:
“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
”然而却立即遭到僧人们的反对。
北京及各省的三大寺的僧人抵触情绪最大,他们纷纷贿赂权贵,与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散播假消息使慈禧认为光绪已经信奉西方宗教”,矛头直指光绪,可见宗教界的阻力之大。
第二,合并衙门裁汰冗员。
8月30日,光绪下诏:
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广、广东、云南三省巡抚。
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暨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著裁汰。
【3】由于裁撤面较宽,对裁撤县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方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
陈夔龙说:
“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数十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
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
这种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极其广泛的裁撤之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第三,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
除了行政衙门的裁并外,光绪还下令裁减绿营,又令准旗人自谋生计。
过去旗人不营生计,过的都是寄生生活,现在要裁撤绿营以及让旗人“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这是个带普遍性质的社会问题,既关系到几十万绿营官兵的去留出路,也关系到很多旗人生活,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废八股,“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送了他们及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
裁撤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免去官位,十数名巡抚丢失地方大员的宝座;
裁绿营及命八旗子弟自谋生计,更将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众陷入绝境。
所有这些人,构成了顽固势力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必欲利用对于地方局面控制的方便,千方百计阻挠变法。
众所周知,变法法令下达后,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余者大多采取观望、抑制的态度。
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朝廷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答复”或“置若罔闻”,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为此,1898年8月26日,光绪颁布了一道上谕,颇有感触地叹曰:
“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力等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存观望。
”【4】这一局面充分说明了,变法法令要有效地推及全国,是何等艰难!
二、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
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
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
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
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
“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
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
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5】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
“然,必自大开民智始。
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
”【6】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
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
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
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
适增其阻挠而已。
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
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
【7】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
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
这些诏令可以说是不分轻重缓急、雪花般地狂飞而下,改革官制、改革法律、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文教、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等等,齐头并进。
几乎每一项变法措施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
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
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情绪之中,就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无把握。
如康广仁就认为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
”康有为也深感变法难行,他自谓在百日维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如果最后变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预感到失败得危险。
维新派自己对变法都没有必胜的信念,却简单的把“民智未开”拿来做挡箭牌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维新派在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上也侵犯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更加深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误会,从而更孤立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
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甚至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
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
还有那些“除去蒙蔽锢习”之举,本意是为了扫除颓风,但此举触动了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习俗。
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非一纸命令可以革除。
譬如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的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剪辫子与否无关大局,可以暂缓推行,由于过早强令推行,增加了本可避免的骚动。
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
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
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所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中会影响以后改革的走向和成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
我们说改革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
而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这个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
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
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
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
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
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
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
“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8】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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