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人教版八年级下册柳宗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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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想迅速逃离,躲避那是非之地,越远越好。
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他觉得尽管偏远,但对于这位失意、遭陷、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罪人来说还有点聊以自慰。
他踌躇满志,到地方得以历练,积累经验,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不料,在上任途中,却得到加贬永州司马的诏命,直接打破了那种不乏趣乐的迁徙之旅,又一次给了柳宗元一沉重的打击,仿佛一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几乎就是灭顶之灾。
这一打击彻底粉碎了他在州郡干一番事业的期望。
因为他已不再是方面大员了,就连司马都不是,只是“置同正员”的闲官,成为只拿正六品俸给而没有实际作为的闲人。
他在《酬曹侍御过象县寄》这首诗中所表达的“不自由”,应该是他贬居永州十年期间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大家可以探索他在永州所写的山水田园诗的心灵轨迹,不难看出,为什么那么多的诗文题目标出随某某官员出游至何地方,因为他是“縲囚”,是“罪臣”,是“僇人”,是不能随便自由行动的,只有借助其他官员外出游览,他才可能开羁绊之“锁”,获得暂时的“自由”行动。
“不自由”无异是人生的最大悲哀。
我们往往从柳宗元的山水诗句里,能感到那种悲痛与伤情,隐隐作痛,因而其山情水意也就蒙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政治失意的孤独,更使他刻苦铭心,也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厄运。
“八司马”事件的沉重打击,终于把他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柳宗元心中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和心理负担,特别是当其遭受贬谪之后,“辱先”之责时时折磨着他的身心。
因为,在他之前,柳氏家族在当朝为著族,更是河东薛、柳、裴三大望族之一,在初唐时达到鼎盛,仅高宗一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上溯历代,朝中为官者大有人在不计其数。
这种影响对柳宗元也是巨大的,因而,这种大族观在给柳宗元带来一定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
可见,柳宗元认为自己遭受贬谪,对于整个柳氏家族是一件蒙羞的事。
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道:
“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幸而缓于死。
既不克成先君之宠赠,又无以宁太夫人之饮食,天殛荐酷,名在刑书。
不得手开玄堂以奉安袝,罪恶益大,世无所容。
”《志从父弟宗直殡》中写道:
“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
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
”对于自己遭受贬谪,使先人蒙羞,族人受到牵累深感内疚。
无奈至极,柳宗元只得从其他方面来寻求心理的平和。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终于盼到奉诏回京的喜悦,“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缧囚”。
既然获释北归,那么就“许国无淹留”,尽快回朝廷效力,心中欣喜,脚步轻快。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然而,事与愿违,后来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象的结果。
他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如愿以偿。
令他大失所望。
居无定所
柳宗元来到永州,因他的官职微小,州府没有他的官舍,他只好借居住龙兴寺。
“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柳宗元刚贬至永州,精神上肯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但生活上受到桎梏,而且人身也失去了自由。
这些内外交困的伤害不断地向他袭来,迫使他要寻求一个躲避安身的地方。
这个躲避的处所,在他看来非佛教禅宗莫属了。
其次他因为是贬官,又是个小司马,属编外人员,没有资格住衙门,只有借居佛寺道观。
因此他不仅把佛寺视为避难所,而且将其中那些有用的道义当作灵丹妙药,用以医治自己心灵上的创伤。
于是他自觉又不自觉地坠入了佛门的氛围之中。
虽然与和尚投缘,关系也不错,作为一个曾经深受皇帝器重的红人,如今寄人篱下,心里总觉得有些沮丧,挥之不去。
加之:
“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牗,仅免燔灼”。
看来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是异样的困苦。
在别人看来官不居官府,而居住在寺庙,是极为可卑的。
柳宗元觉得重回长安遥遥无期,那个“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的紧箍咒无情地操纵着他的命运,一封封请求援引的信如石沉大海,又让他不得不大失所望。
求援无门,北归无望,柳宗元才产生了“甘终为永州民”的想法。
柳宗元无可奈何。
在他到永州上任的第五年春天(元和五年)才住进自己以“四百”之廉价买下的西小丘。
此处就在龙兴寺对岸,景色非常幽美,他非常喜欢,并誉名“冉溪”、“愚溪”。
从此柳宗元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空心即佛
柳宗元早就倾心佛学自称“自幼好佛”,因为家世习佛。
初到永州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只得借宿寺院。
在长安生活期间就和一些僧侣说过“佛我依也,愿以为役”。
并同意与佛界交朋结友,且过往甚密。
被贬永州,更是闲的无事,更潜力学术、哲理,以求穷天人之极,充实儒学,完善治道。
常常与佛门弟子朝夕相处,谈佛论禅。
任永州司马,不仅没有事做,前途也找不到出路。
无情的投荒闲置,如同被抛弃、被囚禁般的贬谪命运,使他落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与苦苦的煎熬之中。
无可奈何的柳宗元想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佛教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好佛这一点,不能不使他的无神论思想有所逊色。
开始柳宗元在《送文郁师序》中对文郁由儒“遁而之释”深表惋惜之情,原要加以责怪和讥笑,但文郁回答说“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挐”,柳宗元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他在文章中说:
“吾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受憎娼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于是不但不责不讥文郁,“反退而自讥”了。
试想,柳宗元从一位“超取显美”、年轻有为的朝官,一下子跌落到无所事事的“苦囚”,其政治的打击是多么巨大,再加上困顿坎坷的生活,亲人的相继离去,使他的身心都特别疲惫与衰弱,孤独无助,迫使他不得不拜倒在泥塑的佛像面前,并因此遁入空门。
使其不得不到净土的幻想中去求得安慰。
女儿和娘,染病在身,他想寄托得到佛祖保佑,尽快康复,要求削发为尼,他也肯首。
柳宗元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就同意将她的改名为“佛婢”,也曾糊里糊涂将她号称为“初心”,但都无济于事。
女儿死后,柳宗元还专门写了《子下殇女墓砖铭》,特记下了这一桩事情。
我们无需评判柳宗元对佛学的态度与观点,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柳宗元好佛,有着对佛的寄托,想求得佛祖保佑自己的一切安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闲的无所事事,造成心灵的空虚。
柳宗元好佛是想远远躲开尘世的秽乱,慰藉心灵的空寂与孤独。
他也是生活所迫,他只好“半截唯物,半截唯心”处事。
可见,他只好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借助佛事来填平心灵的鸿沟。
寄情山水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刚刚从政治权利的中心直降为永州司马,其内心多有愁闷、抑郁之情,“即罹窜逐,涉履蛮瘴。
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
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身心感到非常的空寂,于是,他从此浪迹于永州的山水之间,希望能借助大自然来慰藉远谪后的愤恨。
的确是奇丽的山水风光抚平了他心灵深处的寂寞、郁愤。
在他眼里,西山、钴鉧潭、小石潭、石渠、石涧等地,不尽没有蛮荒之感,而且美不胜收。
柳宗元是带着抑郁怨愤走进永州山水的,在他眼里,永州的山水都是他自己的化身,从而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抒发自己的怨愤。
“仆闷即出游,……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
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道: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宗元想通过出游来排遣内心的忧愤,化解心中的郁闷,借此到达心灵片刻的平与和,达到与天地造化合一的境界。
元和四年秋(809年),他游览永州法华寺,在地势高峻的西亭上发现西山景色殊异,于是即刻前往探寻,登上西山之后,至真至美的景象尽收眼底,他只觉得“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与浩气相融,与天地共游,此时他已完全沉浸在山水审美的极境之中。
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始得西山宴游记》)。
可以这样说:
人生境遇越是悲苦不幸,对山水就越发亲切,对山水的体验也就越发真切深入,对柳宗元来说尤其是这样。
从他著名的《永州八记》来看,柳宗元描写绘的山水多是自成格调的小景。
个个清幽峭奇、有声有色、如诗如画、可观可赏。
这些景观多在僻远之处,人迹罕至,无人暇顾。
“永州实为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
有石焉,翳于奥草;
有泉焉,伏于土涂。
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但就是这些平常甚至有时让他人有些厌恶的山水,柳宗元却“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泄其秘,披其根以正其理,深入显出已尽其神”把它们描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的最后一记结尾处,柳宗元有一段总结性的描述,意味深长:
“噫!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
及是,愈以为诚有。
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或曰:
‘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
’”其中“不得一售其伎”、“贤而辱于此者”,这正是柳宗元自己真实遭遇的写照。
对此他既愤慨又无奈,于是便倾其心力,将笔下的山水刻画的奇丽无比,来传递和缓解内心难以言表的悲苦与郁愤。
闲暇无奈,创作诗文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司马”,乃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在州中位列刺史、别驾、长史之下,也好,他在这虽非“散位”,但“官外乎常员”。
永州是中州,中州的司马正六品上,官级虽不低,但朝廷设置这一类闲职,多用以安置遭贬谪的官员,被贬的朝廷官员任此职,不临实务,不能陡升,“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柳宗元从朝廷“员外郎”的紧张忙碌,到下边“司马”的闲散无事,从繁闹的京都到“在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的荒远偏僻之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在他精神、生命的沉沦和不尽的屈辱中,柳宗元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客观现实。
他在投闲置散中发愤著述文士形象。
在闲散官位上和闲逸的生活中,手未闲,脚未闲,心更未闲,在文学、诗歌创作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他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文作品。
我们后人可以这样说,柳宗元如果没有“永贞革新”的挫折,没有一贬再贬发放偏远之地,没有无所事事的闲置,也许他就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就不会潜心诗文的创作,也就不一定能体恤到百姓的疾苦,也就不可能对“苛政猛于虎”的深刻理解,也就不可能有“独钓寒江雪”创作意境……那么“唐宋八大家”,也许就少了一个柳宗元,也许他的名字就会埋没在众多达官贵人行列,无人知晓了。
但这对柳宗元来说是不公平的,当初他也决然不会选择这样的路,也不想成为这个家那个家的,只是走投无路,实属无可奈何之举。
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侯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
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
”
《渔翁》中“回首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恰好寓托出他在政治斗争漩涡中被冲激出来,远贬僻壤被时间销蚀的无奈心境。
不漏声色,不显张扬,形神兼备是诗的精髓。
这正验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
物色》中所言“入兴贵闲”,其意告诉人们,只有在闲暇之余才能很好地感发并进行创作。
明代徐师曾在《而案诗话》中也说“夫作诗必须心闲”。
只有无奈的闲暇,才使柳宗元可以从容论文、诗作。
柳宗元用自己的论文、诗歌和文学创作,沟通了闲淡心境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也证明了“入兴贵闲”的道理。
柳宗元曾吟道“鱼乐广闲,鸟慕静深。
”(《零陵三亭记》),可见柳宗元对“闲旷”的理解与对闲安的无奈与认可。
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
“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
在柳宗元笔下的山水风景,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机组合,是情志与景致、愤激与孤寂、佛教与义理、现实与理想、率真与蕴借、奇特与细密、动与静、虚与实、沉郁与平淡、远与近、有声与无声、反常与合道、物与我等等情状、声音、色彩诸多对立因素的有机统一,表现出特有的和谐美。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困苦艰难的生活过程中,由最初的在闲散中恐惧度日,由被动地接受闲散淡泊,潜心研究经史,游历山水,创作诗文,终于在闲逸的生活中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并从中得到了情感的慰藉和一丝有限的快乐。
也就是在这种闲游中,柳宗元写出了《永州八记》和大量的山水诗来。
体恤到当地百姓的疾苦与生活,使他看清了当朝官场的灰暗,游历了当地的大好河山,是他的诗文得到了更好的历练,渊博的才识得到尽致的发挥。
疾病缠身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水土不服,身染痞病,在长期的困苦的谪居生活中与病魔作斗争。
柳宗元的身体一直不好。
已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
”(《与杨京兆凭书》)甚至连读书作文都很困难。
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
“伏念得罪来五年,……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
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
”《与杨京兆凭书》中说:
“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
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
”为了治病,处身僻壤且缺医少药的柳宗元,尽可能地与田夫野老交往,力求适应南方水土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他还不得不自己研究医药,并“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夜喧”。
尽管百般努力,仍然未老先衰,“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
”可见他在哪里很不适应。
他对自己的百病缠身极及懊苦。
住所又多次遭遇火灾,所携书籍及物品几乎被焚净。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无可奈何,无暇他顾,好在寺庙长老对他多以眷顾,所以,柳宗元遭贬后的最初的日子,是在忧愤与闲散中度过的。
他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他直接参与州治政务。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于是,他在闲暇之时,拖着病体,深钻百家著作,“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
”他曾多次言道:
“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
”他又在《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
序》中说:
“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廪,窃活性命,仰视息,无治事,时恐惧;
小闲,又盗取古书文句,聊以自娱。
”他在病榻中编写《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想用铙歌来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想必也有为圣上“歌功颂德”,当“敲门砖”的意思。
也表明了他与疾病顽强抗争的决心。
在这种精神思想的支配下,在永州谪居的特定的闲静氛围中,柳宗元拖着病体,博览经史诸子,探讨哲学、历史、政治、人生等问题,写出了一系列的经典名篇。
柳宗元在没事可做期间,以闲为乐,以闲安的态度来游赏自然山水,自疗身心,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
到柳州上任刺史以后,柳宗元更是“奇疮钉骨状如箭”,“迩来气少筋骨露”,可见他的体弱之极。
但他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称“是岂不足为政耶?
”决心为柳州奉献自己的一切,干一番事业。
亲情失离家庭不幸母亲卢氏67岁时随儿柳宗元南迁永州,母子相以为命,没有住处,只好借住龙兴寺。
母亲常常教导儿子“明着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
“奉侍温情,未尝见忧”。
永州之地“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
因环境恶劣,水土不服,其母染病在身,“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不过半年就撒手归西了。
柳宗元万分悲痛,深感到自己遭贬的原因,无法是先母生活安宁,不能尽守孝道,不能回报母亲的教诲之恩。
第二年,灵柩归葬京兆府万年县先父之墓,柳宗元也因戴罪之身不能前往。
只能哭天喊地,无可奈何。
守丧三年的礼节不能不尽,三年孤哀子,常思父母恩。
忧伤似常在,不敢有欢情,他不能纳妾、不能建房、不能纵情娱乐……当他摆脱了最初的惊恐与哀伤之后,潜心著述便成了他寄托哀思、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这正是他在永州著述颇丰的主要原因。
“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
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
婚姻的不幸,是他的家庭不太完美。
“为父子晚”的女儿和娘,染病在身,可以想象,面对这样一个负她太多的女儿,柳宗元内心的愧疚是深重的,母亲死的时候还有女儿,如今女儿和娘也离他而去了。
对于和娘的早夭,柳宗元的悲悼是加倍强烈的,使他身感疲惫,无可奈何。
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中年丧子,和娘的离去,更是柳宗元更感到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使他感到生活的无助。
母亲与女儿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元和五年柳宗元已38岁,没了妻子,没了儿女,他真正成了鳏寡孤独。
他觉得愧对祖先,愧对父母。
他是一脉单传,承担着繁衍世系的重任,他需要续弦,以慰孤寂,以延子嗣了。
这无疑是他死去的母亲和女儿的最大愿望。
柳宗元在永州是受歧视的,身居下贬的编外小官,其妻早亡,想再次成家,当地仕宦缙绅人家之女不肯嫁他,他只好娶了个家庭穷苦的马室女雷五之姨为妻。
为了缓解亲人的丧离之痛,他需要的是时间,看看他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一年最少,可能这是他身心不安无心创作的主要原因所在吧。
再贬到柳州的柳宗元,跟随他来柳的主要亲人有从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
天有不测风云,宗直弟来柳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殁之前一天,还陪柳宗元到柳州雷塘庙为当地的百姓祈雨呢!
没过多久,宗一弟也要去江陵赴任,两个兄弟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的死别生离,使柳宗元的心情万般悲伤,万般难受。
于是写下了《别舍弟宗一》。
梦回故园
柳宗元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常常忧愤沉郁,人生命运、前途一片茫然。
思乡怀友亦使他产生难以排遣的孤独。
《闻黄鹂》可以说是他在永州期间思乡的孤独情怀表达得最为浓烈的诗作。
“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
”“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
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
”可看到他渴望还乡的深切之情。
还有“客有故园思”(《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
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春早》),“春”是无拘无束的由南向北蔓延,谁也挡不住春的脚步,谁也阻止不了春该到的地方,柳宗元把它当做在自由的象征,欢乐的使者,而人则是不自由的,眼望春色,虽然屡兴思乡之梦,却有家难归。
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将其“殷勤”之梦寄托于早到之春,凭借它将梦带回故园去。
“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眉山》)等等,都表现了柳宗元孤独思乡的凄苦心境。
他对故乡也有一种深深的眷念,《梦归赋》写自己不能回想一看,只好“惟梦之为归”。
他个人的不幸遭遇和思念乡国的情绪,可见柳宗元对故乡的忧念之深。
可以试想,一个在他乡深受重重磨难的人,怎么能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呢?
况且,在母亲病逝他乡,自己连回乡安葬的机会也不能,我们不难体会到当时的柳宗元的心境该是多么的悲痛、凄凉。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这只是他的一种想象,在他眼里,回家只是一种奢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敢想象,只有在梦中来感受这一夙愿。
施展抱负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时为蛮夷瘴疠、穷乡僻鄙之地的柳州任刺史,从表面上看,品秩是上升了,但与永州相比,柳州地处更僻远,因而与实则贬谪无异。
柳宗元在《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说:
“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
”可见柳宗元本人把任柳州刺史当做是贬谪生活的延续。
他十分痛苦地感叹“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州属于岭南道,是个蛮族杂居的地方,用柳宗元的话来说这里就是“百越纹身地”,不仅语言难通,而且蓄劫掠贩卖人口之风盛行,他在《寄韦珩》:
“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
”看来柳宗元不是一般的畏蛮,他在《柳州峒氓》中说: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寄韦珩》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
”更是描画当时官、蛮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柳宗元认为在蛮“不可亲”的同时,却尽力化蛮、惠蛮,他在任柳州刺史期间废除买卖奴隶的陋习,重修孔庙,种柳树、植柑橘、凿深井,最终使柳州“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
可以看出柳宗元的惠民思想,和对柳州人们的仁爱之心。
再贬使他的无奈更一步升级,让柳宗元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败而被贬,加贬再贬,竟成了他后半生的宿命。
可好的是,这一次远贬任柳州刺史,有了一点点官位,他的理想与抱负得到了施展,积压在他心中多年的满腔热血终于能得到释放了。
他决心为柳州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办些实事,再不能让岁月虚度。
在他给友人李愬的信中可以看出“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无憾。
”从此他“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的确,柳宗元在短短的四年柳州刺史的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很大成就,这也是他人生最大辉煌。
修复孔庙、兴力文教;
废除奴婢、释放奴婢;
破除迷信、去鬼息杀;
开荒凿井、劝农生产等等。
在柳宗元的倡导下,柳州人民的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因而,他得到了世世代代柳州人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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