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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
比较儒家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有许多相同之处。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的思想学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被确立为百家之首,期间经历大约400多年时间。
孟子从公元前289年去世,到南宋孝宗的1163年,期间经历了1452年。
也就是说,孟子的学说从创建到被统治者承认,相对于孔子要晚1000多年。
东汉经学家赵歧(约108-201)的《孟子注》是孟学史上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注释。
其总序《孟子题辞》称: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栽。
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
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
守士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
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
),对孟子尤其尊重,其作《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开头便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
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故曰:
‘放于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西汉文学家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在《法言吾子》篇中说: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癖之。
廓如也。
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170~217)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
“仲尼曰:
‘末可与权。
’孟轲曰:
‘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约公元465——520),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孟子。
其《诸子第十七》说:
“孟轲膺儒以磐折。
”《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
”《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晋成康三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书《请兴国学疏》,疏中第一次将“孔孟”并称。
言:
“孔子恂xú
n恂,道化洙泗;
孟轲皇皇,诲诱无倦。
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末泯。
”疏载《晋书》本传。
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是未能实行。
至唐代,孟子思想在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纷纷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
《新唐书·
选举志》记载,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恢复举孝廉的旧制。
考试内容根据所通之经,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
唐末,皮日休又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
疏中说:
“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
天惜其道,不烬于秦”。
请求:
“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
”但至终唐,《孟子》书仍未列为学科。
孟子地位的确立,是自中唐的韩愈(768~824)开始的。
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
韩愈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的继承人。
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扎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不仪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认为自他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
其在《读荀》一文中说: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
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者,孟氏而已。
”并认为:
“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他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
宋代大力推荐孟子的首推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1021年-1086年)。
他早年即立志直追孔孟,以“孟、韩之心为心”,以重振儒学为己任,这也是当时许多儒者的目标。
他“素喜孟子”,不仅作《孟子》注解,还有许多诗文赞扬孟子。
以孟子作为千古知己和白己人生的榜样。
他早年也极力效仿孟子,为人为文皆是如此,言“孔孟如日月”,将孟子的地位提得很高,经他提议,宋神宗“於是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
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
”这是最早把《孟子》升格为“兼经”,列为学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改变了隋唐尤其是唐朝注重测试诗赋的做法。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3)提出“孔子之后,唯孟子知道”,孙复(992-1057年)、石介(1005-1045)、范仲淹(989-1052)等也都对孟子予推崇备至。
理学家程颢hà
o(1032年-1085年)程颐(1033-1107)说:
“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
”(《近思录》)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可见《孟子》的地位之高。
北宋文学家苏辙(1039-1112)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对孟子养气说加以发挥,他说:
“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越问豪俟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上之文哉?
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对孟子备加推崇,认为系孔子谪传,甚至公开声明,白孟子后,真孔学便失传了,认为孟子直承孔子的道统。
他把《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其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以后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
科举考试便以他的解释作为立沦的根据。
南宋光宗时期,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经”的规模,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一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从此确定。
对孟子立专庙祭祀、追封爵位是从宋代开始。
宋景祜五年(1038年),孔子嫡裔孔道辅守兖州时,存四基山孟子墓前建孟子庙。
宋元丰六年(1083年)一月,神宗从吏部尚书曾孝宽所请,封孟子为邹国公。
宋元佑元年(1086年)宋哲宗下诏规定,孟子塑像冠服为冕九旒,衣九章。
宋政和五年(1115年),追封孟子弟子乐正克为利国侯,配享孟子庙庭,同年追封孟子弟子公孙丑等十七人为伯爵,分别从祀孟子两庑。
元延佑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
元至顺元年(1330年)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
乾隆三年(1738年)任孟母封号上再加“端范”二字,称“邾国端范宣献夫人”。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
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了。
明未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写了一个小册子《俟sì
解》,谈到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的区别。
他说:
孟子言性,孔子言习。
性者天道,习者人道。
《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孟子的尊崇有逾前代。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御制《孟子赞》说:
“哲人即萎,杨墨昌炽。
子舆辟之,日仁同义。
性善独阐,知言养气。
道称尧舜,学屏功利。
煌煌七篇,并垂六艺。
孔学攸传,禹功作配。
”次年,颁《御制孟庙碑记》,称颂孟子道:
“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雍正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和孟府匾额“七篇贻矩”。
乾隆十年(1748年),乾隆御制《四圣赞》说:
“欲入孔门,非孟何自?
孟丁其难,颜丁其易。
语默故殊,道无二敛。
卓哉亚圣,功在天地。
”并为孟庙亚圣殴御制《道阐尼山》的匾颔,和“尊王言必称尧舜;
忧心世同切禹颜”的对联。
乾隆还先后五次遣官致祭孟庙,并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
(本节内容转引自“中国孟子网”)
三、《孟子》一书的境遇
《孟子》是中唐特别是宋以后中国传统士人的必读书,对中古至近世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与《论语》多说仁相比,《孟子》多说义,文词宏放恣肆,不与《论语》的简练含蓄相同,但孔子的学术行事,经孟子发挥阐述,更加透彻,与《论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
篇名分别是:
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
前六篇皆以人名为篇名,取自各该篇开头的人物,只有《尽心篇》例外。
据考证,《孟子》书中孟子所见国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的封号,像梁襄王、齐宣王都是比孟子晚死的,又记孟子弟子为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子”是对男子的尊称,用于前辈、老师身上,或客套之时,从这两个问题看,其编定者孟子完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在他过世之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再加以修订出版,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
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是说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
并诏告天下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
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并诏令不得进谏,否则就以“大不敬”之罪论处。
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进谏,说:
“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
朱元璋鉴于他真诚有理,后来同意恢复对孟子的配享。
一般认为《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心性的研讨。
心和性历来是儒家和儒家、儒家和别家争持不决的问题,孟子传述孔子之道,自是最有权威的主张。
2、修养的方法。
孟子关于修养的方法,比《论语》一书发挥得更透彻,更明白,他能随事点化,妙趣横生。
3、处世的态度。
孟子所处是异说横兴,暴君日作的时代,处境是极难的,而孟子却能从容讲说其间,唯求义理之所当,确是士人的典范。
4、政治的主张。
孟子很想找到一个实现他的理想主张的机会,所以对于时君无不婉曲引导,富而后教,发挥得尤其透澈。
其他尚有人事的批评等,也都鞭辟入里。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政治主张、哲学主张和个人修养的书,《孟子》基本上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但较《论语》有很大发展。
它以问答方式,展开了雄辩说明,具有战国时期散文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是刻画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其次是雄辩,显示了灵活多样的论辩方法;
其三是善于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
孟子作为儒学道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备受后代儒林的尊崇;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默默忍受诸多反对者的诋毁。
先秦诸子中,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墨子则以人性若素,无善无恶。
韩非既师承荀子,当然也主性恶,但他的性恶比荀子更冷酷、更彻底。
在汉代,孟子更成了不少人嘲讽的对象,王充作《论衡》,专辟《剌孟》篇,声称“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说孟子同俗儒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
盐铁会议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视为“迂腐”的典型。
到唐代,孟子的境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贞观政要·
崇儒学》记载唐太宗尊崇儒学,大办学校,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并昭尊孔子为宣父,在曲阜作孔庙,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以左丘明、榖ɡǔ梁赤、戴圣、毛苌chá
ng等二十二位儒家学者配享孔庙,可孟子却不在其中。
到了宋代,很多人以骂孟子为时尚。
何涉的《删孟》司马光的《疑孟》、李觏ɡò
u的《常语》、苏轼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充斥着贬斥孟子、诋毁孟学的内容;
而《艺圃折衷》、《邵氏闻见后录》、《习学记言序目》等宋人笔记中,也不乏诅咒孟子的言辞或故事。
北宋非孟派代表人物司马光作《疑孟》批评孟子,其中一大罪状便是孟子不知君臣大义。
孔子一代圣人,鲁定公、哀公皆是庸君,一有召,孔子马上跑过去,而且表现得毕恭毕敬,战战兢兢。
而孟子遭受非议,主要是由于他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还鼓动臣民与君主讲条件,以君主待臣之道而事君,对于桀纣一类的暴君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
甚至试图与国君分庭抗礼,王有召而不往。
这本来是孟子超过孔子的地方,却被后世大讲愚忠的非孟派横加指责。
宋人李觏在《常语》一书中,列举了孟子的十七条罪状。
主要的观点是:
孟子名为孔子传人,实为孔门叛逆,“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
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
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
”认为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同兵家、纵横家的歪理邪说一样,都是扰乱天下的祸首,“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居然劝进诸侯行天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
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
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李觏的非孟言行,甚至被时人编为街谈巷议的材料。
孟子的得罪人处,就是孟子的思想中多有不合时宜的内涵,如提倡建立较为合理的君臣关系,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限制君权,鼓吹人本意识等等。
而这正是专制君主所无法容忍的。
在他们看来,君权至高无上,纲常名教不可动摇。
而孟子不但触犯了这个忌讳,还处处打着“仁义礼乐”的招牌,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其资博,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艺圃折衷》)。
在他们眼里,孟子是“能以诗礼”的幌子下,做“诵仁义,卖仁义”的事情,往往能让普通民众“受骗上当”,忘却“君臣大义”。
这大概是历朝历代咒骂孟子之声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吧。
四、简述《孟子》的几个观点
1、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开篇第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一章历来被当作孟子“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的例证。
《我读孟子》的作者杨又春先生认为这是对孟子“义利观”的误读和曲解。
孟子这里说的“何必曰利”,乃是不要把“利”当做兴国安邦的首要条件,不能不顾他人,只求对自己有利的“自私自利”。
他说,全国上下所有的人,都只考虑怎样谋取自己的利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只有倡导“先义后利”的求利方式,才能真正谋得利益,这是对梁惠王“有以利吾国乎”的正面回答,也是教诲梁惠王们把行仁义作为求利的正确方式和途径。
孟子的义利观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些人唯利是从,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结果大都以坑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孟子两千多年前的告诫没有过时。
2、孟子的仁爱心和羞耻心。
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
”由亲亲“推恩”至仁民,培养仁爱之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仁的另一根源是“四端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能如此才是仁。
尧舜是古代伟大的人物,如果像尧舜那样的说话做事,就会成为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他由此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
对仁爱之心你探求就会得到;
你放弃就会失掉。
人人都有仁爱之心的种子,要从自己做起: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感,由于没有羞耻感面带来的那种羞耻,则是最大的羞耻。
羞耻感是人由动物进化到人的主观心理标志,“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做了不是人做的事感到羞耻了,他还有什么像人之处呢?
3、孟子的“忠”“孝”观。
孟子不提倡愚忠、愚孝。
汤反桀、周反纣。
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有利于培养人民对民族国家的热爱。
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认识不同,孟子还强调“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
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
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
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就是说世上有五种不孝的事情。
第一种不孝:
懒动手足,不肯劳作,不能奉养父母。
第二种不孝:
专爱赌博、下棋、饮酒,不去奉养父母。
第三种不孝:
喜欢财物,偏私自己的妻儿,不愿意奉养父母。
第四种不孝:
逞耳目声色的放肆,辱及父母。
第五种不孝:
好勇好斗,连累父母。
这些关于不孝的种种说法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
4、孟子高尚的人格观。
孟子人格千百年来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养浩然正气,大义凛然: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由此可见,孟子总是关心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正是在承担这种责任时,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以实现。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只要产生、拥有若干个这样的贤者,这样的士,社会风气就不会衰落。
孟子在讲到天的时候也充满大丈夫气概: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公孙丑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面对人生的磨难,坚定志节,增长才干。
这些千古名言,不仅超越了古代和现代的时空界限,也深深融入到每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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