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必须实行去美国化的多边主义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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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对待朝鲜半岛的统一政策可能正在发生微妙的根本上有利于韩国的变化（韩国在美国的各种游说势力、研究机构很强）。

在这个情况下，未来10年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韩半岛。

中国未来10年面对的头号地缘政治冲击是韩半岛的统一。

统一的韩半岛将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新兴大国，甚至具有超过日本的潜力，经济与技术实力肯定超过印度（尽管在理论上，印度有韩国无法比拟的巨大潜力）。

统一的韩国尽管要消化统一，不愿外部树敌，但是，如果实际的统一进程相对顺畅，随之将不可避免地在陆地、海洋、历史、文化等几个方面向中国挑战。

这一挑战几乎与半岛统一的进程同时发生，这是与德国统一完全不同的。

德国的统一非但不挑战欧洲秩序，反而加强欧洲秩序，而韩半岛统一本身就是对中国的挑战，何况，如同当年的日本，不挑战中国，韩国根本凝聚不起民族紧迫感。

（2）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并试图调整日本外交政策，即与美国追求平等地位，2在实践上深入推动正常国家的计划（日本作为正常国家是日本民主党主要政治设计者小泽一郎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提出的），但这一试验被证明是内外（外部是美国不背书）不可行的。

鸠山首相的下台和菅直人首相的上台及其地位巩固，日本的对外政策再次回到维持不根本挑战美国和主要针对中国的策略，即仍然借助美国之力制约中国的崛起。

国力下降的美国对任何改变国际政治现状的行为如日本的正常国家化，都十分敏感，美国担心日本以中国、朝鲜为借口选择核武器，所以，不断重申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巩固同盟关系。

甚至，美国安抚日本，在处理其面对的亚洲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时，要通过东京。

1这一点在未来几年将更为清楚，除非日本实质性地脱美返亚和中国的崛起停顿下来。

（3）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和资源关系加强，甚至会探索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区，中亚国家，均为实力上的中小国家，其国际政治逻辑（安全之道）是寻求大国在中亚的某种平衡，而不是单独让中国的影响上升。

它们对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不热心，甚至抵制。

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分化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会出现类似于东亚国家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下的政治摩擦，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影响下降。

中俄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指导思想本来就存在着差异（俄罗斯一度希望该组织是在地区层面的集体安全，而中国则只是不得罪第三者的合作安全），在与西方持续改善关系的情况下，中俄在上合组织的合作甚至丧失可持续的动力。

俄罗斯越来越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前苏联的地缘空间的作用上升。

（4）除了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中国是南亚合作联盟（SAAC）的观察员，是未来六方会谈为基础的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当然一员，但是，从正式的地区制度、机制、规则上，中国继续被排斥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之外。

东盟从冷战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当时还包括越南）为对象成立起来的（1967年印尼军人以反华为借口建立新秩序）。

而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尽管东盟在经济、金融和贸易上有求于中国，但是，在地缘政治和地区治理上，东盟继续排斥中国，不是邀请中国加入东盟，而是把中国当作与其它国家一样的非东南亚国家（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是冷战遗产的延续）。

东盟先后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APEC、亚欧会议（ASEM）、东亚峰会（EAS）、《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把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非东南亚国家，试图由10个东盟成员国垄断东南亚。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战略。

2中国、东盟在经济关系上的大进展（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生效）还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争端和领土纠纷等问题。

东盟在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因为需要东北亚三国的救助，一时大谈东亚共同体，但是，随着东盟自身走向东盟共同体（2008年《东盟宪章》规定）、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国重返东南亚，东盟越来越少地提到东亚共同体。

（5）巴基斯坦持续衰弱，内部造血机能下降，问题丛生，西方普遍不看好巴基斯坦的前途，印度在过去20年则持续崛起，在国内治理上取得进展，传统的南亚均势进一步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在民族主义的妄想和西方的鼓励下，印度（尤其是印度军方）越来越把中国当作其头号对手，大军压境中国西南边境。

印度对付中国的政治武器是世界上第一大民主（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民主）。

由于印度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规模，这一世界第一大民主的说辞当然首先是讽刺、针对中国的。

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没有来得波及印度，印度与日本之间不存在历史问题，于是印度和日本双方为此感到庆幸，并大谈日本和印1Biden:

US-ChinatiesmustgothroughTokyo，See/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gSfPOSud-pQhta-_C47KOkEl85bw。

2见庞中英：

《中国也是天然东南亚国家》，北京：

《环球时报》，2010年9月6日，第14版。

3度在经济上的天然互补、政治上的民主价值共同性。

在战略上，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中国，印度与日本的合作必然取得长足进展。

未来，印度冒险势力在包括美日在内第三方势力的绥靖、鼓励、赞助与合作下，进攻中国力量布局相对空虚的西南部（西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二、通过开放、韬光养晦、让利等方式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却因为一味忍让而被别人损害3这一点正在被证明为事实和趋势。

许多年前，尤其是19982008的10年，人们就把中日关系概括为经热政冷。

笔者认为，这个概括具有典范、模式的意义，在认识过去30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具有理论价值，值得进一步理论化。

日本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特殊性，但是，除开那些特殊性（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反映的普遍性不能忽视。

放眼亚洲，从韩国到新加坡，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经热政冷现象。

在这一点上，韩国最为典型。

韩国经济在过去20年（1992韩国与我国建交，其实，早在此前，韩国企业就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受益于中国发展。

今天，韩国企业、行业在中国市场占据着稳定的主导地位。

由于韩国制造业在中国制造然后对美欧出口，从而把美欧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嫁到中国头上。

如今美欧与韩相继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韩国遭受的西方贸易压力减少。

新加坡这样的蕞尔小国在中国却建立和运作远比新加坡本土要大许多倍的生产基地（苏州工业城和天津生态城最为典型，甚至在中国东北、西南拓展），中国为新加坡生产利润。

世界工厂中国严重依赖中东和非洲的能源和原料，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新加坡在2010年开放了博彩业，本国国民被勒令严格进入之，却向外国人网开一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新加坡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capitalism）明显是主要为了吸纳中国资本。

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比如新加坡多次加入只有世界经济大国才能参加的G20峰会。

问题是，如此深刻受益于中国发展的新加坡，却在政治上与中国刻意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并极力主张印度和美国等大国势力进入东盟地缘空间，以便平衡中国的影响4。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加入G7，中国则持续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才真正变成全球的。

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西方实现了上百年来全面开放中国的梦想。

中国的开放和让利，极大地吸引和刺激了西方资本。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泡沫在中国获得新生，权力转移到中国，美国力量中国崛起。

与西方相比，上述从韩国到新加坡的亚洲国家的受益规模还显得小了点，真正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的是西方经济。

在20世纪90年代前，人们谈论的是美欧日三足鼎立，如今，人们没有用三足鼎立，却越来越多地谈论美欧中，似乎忘记了美欧日。

但是，与从韩国到新加坡的亚洲国家不同，在经济上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同时，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加入扩大（增长）了的西方自由秩序（WLO）中，结果，中国与西方之3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纽约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章提到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

中国讲友好，也讲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在涉及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决不退让，决不妥协。

《人民日报》则在9月27日发表罕见的评论《和平发展并不等于一味忍让》。

4新加坡对此从来不讳。

2009年新加坡主办东盟地区论坛时，美国外交部长克林顿喊出美国回来了的口号。

10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华盛顿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上发表著名的平衡论。

其后，在新加坡主持的亚太经济合作（APEC）峰会上，新加坡欢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系旨在平衡中国影响上升的政策，促成了第1届美国东盟峰会。

4间也是经热政冷。

经热政冷就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通过让利稳定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关系。

而且每当这种关系紧张时，中国能想到的最可行的缓解和解决方法就是进一步的妥协和让利，一直走到了上述《人民日报》社论说的中国难以一味忍让的地步。

一个国家具有如此经济影响（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相互依存）却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其政治和外交处境，史无前例。

日本经济崛起后，就成功地把经济影响和经济相互依赖转化为政治和外交实力，提升其国际地位。

日本在这方面相当成功：

加入西方七国集团，多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事实上的常任理事国），还孜孜以求常任理事国地位，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改善，且迫使美国不得不再定义美日同盟关系，让美国在处理其亚洲问题时在战略上依赖日本。

中国经济崛起的局限性通过对外开放，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即富邻（中国曾提出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方针），暂时稳定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却不能从根本上缔造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秩序。

这些国家仍然在旧的地区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并不会因为中国发展和他们从中国发展获益而有意改变既存的秩序。

这一情况，在未来10年也不会改变，问题是，中国还能让给包括邻国在内的世界多少利益？

三、中美关系处在真正的十字路口，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危机20世纪70年代正常化的中美关系，正好与西方（主要是英美）发动的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或者相互依存（后来叫做全球化）高度重叠在一起。

美国最初正常化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狭义的战略性质的，即联合与苏联关系紧张的中国对付苏联，但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却不仅如此，还包含了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决定：

通过与美国的关系开始经济改革。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甚至在局部的国家主权问题上与美国做了妥协（例如台湾和钓鱼台）。

5美国发生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时，正好是中美关系30周年的时刻。

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缔造的衍生金融帝国和泡沫经济遭受重创，暴露出美国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刻经济问题。

这些问题，即使美国政府回天有术（美国经济转型），也需要时日才能克服。

而中国本来已经难以为继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不得不加快转变。

在中美两国经济都处在转型的时刻，中美关系终于站在了真正的十字路口。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宣称要与中国要缔结一种新的伙伴关系，甚至有美国策略顾问提出与中国形成管理全球经济和对付全球问题的两国集团（G2）。

一时间，G2说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没有认识到、也没有准备好与美国的关系升级到一个新的关系。

事实上，机会一旦错过，不会再来。

中国没有战略性地意识到利用G2展现的难得的机会。

一直到现在，中国也不知道这种新的伙伴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会主动再造这样的机会。

新加坡的李光耀观察到：

当奥巴马总统于匹兹堡G20峰会宣布G20将取代G8时，他默认5最近出版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白宮日記》记录了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和缓解苏联压力，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妥协。

卡特指出，美国与中国建交的条件是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5了后二战世界秩序已经结束。

美国总统对已经改变了的世界采取了实际的看法。

联合国机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还是重要的。

但目前的体制已经明显不能确保国际稳定。

美国已经发出信号，正在崛起的大国将被包括在内，以便管理世界秩序。

没有人可以预测G20将如何演变。

它并不预示一个势均力敌的多极世界。

欧洲这个大经济体已经不再扮演全球战略角色。

印度和巴西在各自的区域具备影响力。

俄罗斯是个主要核子强国，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并控制跨越东欧和西欧的天然气管。

中国在20年后将具备全球重要性和影响力。

我们正面对一个改变了的世界秩序。

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个改变。

自2019年便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中国，将充分发挥其经济潜能，在20到30年内成为强国。

6中国国内注意到李光耀的这个讲话，却只集中在他的要求美国力量继续保持在亚洲，以便平衡中国的崛起的内容，严重忽略了他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的判断。

如果奥巴马及其团队真的是如此看待美国面对的真正挑战和世界变化的，那么，中美新的伙伴关系就是美国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新秩序不是中国所说的多极世界，也非欧洲所说的全球治理，而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西方自由秩序。

美国只是希望崛起的中国更进一步纳入这个西方自由秩序，参与管理世界，而非其它。

这样一种美国报价（offer），也许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拥有的最好的位置。

美国还是试图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国的重要性（比如增加美国人的储蓄）。

在政治上，两国无论如何难以结合：

中国的政治体制，毕竟与美国是异质的，甚至是冲突的；

而14亿人口的中国做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的伙伴，接受美国的领导，也缺少中国国内政治合法性。

加上，这一轮全球化，美国从保护本国市场，尤其是就业市场的考虑，不愿意进一步无条件向中国提供出口市场，而中国实际上也对美已经再无利可让，金融市场、农业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都开放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

李光耀说，中国国内面对着巨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也与中国经济的美国金融化有关。

所以，当美国提出G2的建议后，中国考虑了一下，居然不怕后悔地婉拒了。

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要探索新的内政和外交方向的拒绝。

拒绝了这个报价，美国难道会出更好的价格？

2010年的中美冲突说明，中国敬酒不吃，美国就让中国吃罚酒，非但没有进一步加价吸引中国，却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和更大压力迫使中国妥协让步，协助美国渡过最为困难的经济难关，以及重建世界新秩序。

中美关系的未来模式到底是什么？

现在无法确定。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动荡、不确定时期。

在两国都强调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下，两国经济关系可能不是进一步加强，有可能进一步弱化。

经济利益关系向来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稳定因素。

这个时期是否将持续10年？

不好说。

所谓动荡，就是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下降、不确定性上升，管理两国关系的旧思维和旧框架（包括在旧思维下建立起来的新框架）皆难以凑效。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摩擦和冲突不断。

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国认定的美国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美国市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下降，不再是过去30年那样（当然，亚洲和世界其它经济体也大体有类似感受）。

在美国市场上受挫的中国企业（利益集团），也会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渠道，寻求中国对美国在华和对华跨国公司的限制。

当然，在动荡的中美关系下，中国将不得不寻求外交的多样化，分散国际风险，而不是仍然僵硬地坚持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四，中国面对的真正外交挑战是各国普遍的外交政策倒退6见上面提及的李光耀2009年10月23日在美国的演讲。

6首先是多边主义的危机。

多边主义是世界治理的最好方式，尽管可能效率不高。

多边主义意味着一个规则为基础而非强权为基础的世界。

这符合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惜的是，联合国有心却无力全球治理；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和美国都缺少动力领导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的可能；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将遭到和多哈回合一样的破产命运；

至于核不扩散体制，早已支离破碎，名存实亡，奥巴马的核安全峰会机制并不是解决核武器扩散的灵丹妙药。

印度因为与美国和日本等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定，而在不久将在核能的武器化方面超过中国，不仅打破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平衡，而且与中国形成核恐怖平衡。

其次是强权政治快速回到国际政治中。

这是极为危险的外交政策倒退。

金融危机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2006年10月26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世界充满着强权政治（theworldisfullofpowerpolitics）。

金融危机后，这一点更加明显。

作为强权政治的实践，单边主义再次盛行。

日本用国内法调控与中国的领土（钓鱼岛）争端，而美国则更甚，用单边立法（如《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施压中国，国内政治进程推动与中国关系的恶化过程。

美国在过去10年争论中国的崛起，如今中国的崛起为共识，新的关于中国的争论不再是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如何对付一个崛起的中国。

美国享受的无人匹敌的世界地位时间太长了，匍匐在美国脚下的各种世界力量（比如一些日本人和多数新加坡人）实在是太多了。

当中美关系动荡，中美利益冲突，甚至美国感觉中国对美国的让利增长速度减少了，都难以接受。

一些美国人自然会把冷战，甚至是某种形式的热战，当作方便的工具来对付中国，他们不是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苏联，而是因为冷战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美国（未必是奥巴马政府）正在为与中国冷战做准备。

例如，一些影响力大（未必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深信中国造就了与美国式资本主义竞争的中国模式（这听起来像昨天他们指责苏联的共产主义）。

一些人利用亚洲的地区大国和其它中小国家与中国的纠纷和矛盾，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若是美国诉诸冷战和传统的均势方式，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大倒退。

第三，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将继续发展，驱动西方从全球化政策上彻底后退。

未来十年，西方公共开支锐减，持续低就业（失业率居高难下），社会为资本危机付出代价。

中国的优势还是人口红利，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这样的红利。

但是，西方的社会舆论、政客和失业者，自然会把失业问题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中国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不是靠打造一个国家形象工程或者加大正面、客观的外宣就能解决的。

只要希望的失业率没有好转，只要全球化继续，中国尽管支持了全球化，也还是落得一个中西社会之间关系的紧张。

尽管人口老化，但人口爆炸的局面无法改变，由于国内政治改革滞后、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权力缺少根本保障，新富和中产阶级在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却移民西方，但是，面对西方的反全球化社会趋势，移民海外的中国富人和权贵阶层，找到的是新的不确定性和恐慌，那就是在西方土地上对黄祸的抵制。

中国政府为此不得不强化海外利益保护，但效果甚微。

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中国针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策略问题。

但想指出两点：

第一，为了谋求21世纪的良好的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坚决支持多边主义。

任7何从多边立场的后退，对中国都是外交灾难。

美国外交部长希拉里2010年9月8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FR）讲话，呼吁多边主义。

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美国超级实力，尚且不能单独行事，何况中国。

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在于一个多边规则（全球规则）为基础的世界，如果不是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非和平的、依靠权力大小定义利益的世界，中国将面对无穷无尽的战乱和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贸易立国，所以坚定地支持国际贸易开放体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联合国体制。

欧盟建立在多边规则上，多边主义是欧盟的生命线。

中国与西方要在多边主义问题上取得一致，推动全球治理。

第二，中国外交适当地去美国化，如同外储多样化一样，实现外交关系的多样化。

除了探索与新兴大国（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和南美的巴西）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如东盟）的关系外，与欧洲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和平、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全球治理等是中欧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中欧之间要在改革现存全球制度上化解冲突，取得新的一致。

欧元的存在为中国走出美元陷阱和打破美元霸权提供了几乎唯一的希望。

目前，美国人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不放权却迫使欧洲向新兴大国放权，这不公平，是回避真正的国际制度改革，由此引发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冲突。

中欧为此要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也要放权，共同塑造新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

此外，在其它问题上，中欧一定要取得突破。

比如，人权问题上取得突破。

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