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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对社会福利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解释:
社会福利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一个公正社会的理念,这个社会为工作和人类的价值提供机会,为其成员提供合理程度的安全,使他们免受匮乏和暴力,促进公正和基于个人价值的评价系统,这一社会在经济上是富于生产性和稳定的。
可见,要促成社会公正的实现,因而必须为人们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保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从价值的角度上考虑社会福利。
江治强提出,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了价值判断的领域。
这种判断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另一方面又带有社会性。
对于不同的人和社群,相同的物质、精神生活状况,却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因而,对社会福利的评价就会从个体和社群的感受上升为社会性的价值判断。
因此,作为“价值”的社会福利有两层界定:
一是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物质性条件,广义上是指促进人们幸福的行动,狭义上则是作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制度和政策。
二是如美国学者科怀特所说,社会福利是人们对满意社会生活的追求。
作为价值概念的社会福利,包含了一种理想化的欲求目的。
不管是在个人主义传统还是反个人主义传统的理论中,将这种理念付诸于实践,必然涉及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平衡和重大社会制度的构建。
作为制度来理解的社会福利。
尚晓媛提出,狭义的社会福利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服务,又称福利服务。
这种服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补缺”性的,所涉及的项目是传统的社会工作的内容。
而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概念强调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和实现人类共同福利中的作用。
可见,社会福利的实践形态是制度及其运行。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基利(1997)对社会福利的主要制度安排的描述如下:
一是非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包括个人、家庭、邻里和社区为增进社会福利,履行文化和道德责任所承担的各种活动,如个人帮助和照料家庭成员的活动。
二是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
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由非正式的社会福利制度产生出来的,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宗教的慈善活动。
三是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
包括五大服务:
一是社会保障或收入保障服务,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
二是医疗服务;
三是教育;
四是住房;
五是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
(二)国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社会福利的模式研究
西方国家关于社会福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欧洲的福利国家从产生之日起到当前的福利改革,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中间道路学派——右派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演变。
伴随着理论的变迁,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也经历着不断的调整。
西方学者一般从剩余型、制度型和发展型三个层次对社会福利政策做出理解。
1、剩余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剩余型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社会福利的划分是由威伦斯基(HaroldWi1ensk)和莱博克斯(CharlesLebeaux)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社会和社会福利》一书中提出的。
剩余型社会福利的观点认为:
在通常情况下,家庭和市场是满足个人需求的自然渠道,但是当发生诸如家庭解体、较大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或者个人年老、疾病等的特殊情况下,家庭和市场就不能满足个人的正常需求,这时候就需要作为满足个人需求的第三种社会机制即社会福利制度的介入,当通常的制度恢复正常以后,社会福利制度就会撤回。
所以,这种机制常常被看作是家庭和市场的支持系统,起到支持和防止意外的作用。
由于剩余型社会福利的暂时性和替代性,常常被视为带有“施舍”和“慈善”的印记,福利的接受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的弱者或者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从而带有“蒙羞”的社会标签。
2、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制度型社会福利观点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国社会政策学创始人蒂特姆斯(RiehardTitmuss,1959)。
他把社会中的活动分为两个基本的范畴:
利润取向的市场活动和福利取向的集体介入。
换句话说,所有的非市场的活动都可以视为社会福利。
从制度型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社会福利不是在家庭和市场满足不了个人需求时才介入的,而是社会结构中常规化的和永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同于家庭和市场的再分配利益机制。
社会福利的对象从弱势群体扩展到社会全体公民,从而实现了选择性社会福利到普遍性社会福利的转变。
社会福利的接受者也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弱者,福利也不再被视为是施舍而是公民的一项正当社会权利,从而不再带有“蒙羞”的社会标签。
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
但是,由于福利国家的明显特征是推行高补贴、高福利、高税收和高保护的政策,在抑制强弱悬殊和收入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同时却削弱了市场力量,妨碍了竞争,制约了生产效率。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高失业率,退休金和健康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对服务的需求和支出在不断扩大,社会福利成为经济和财政的沉重负担,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利益群体的不满。
3、发展型社会福利模式的研究
80年代初,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党在英国执政,首先在英国,最后在整个欧洲大陆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攻势。
英国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的方针,就是削减或取消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把社会福利的某些项目交给社会和私人办理,鼓励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发展。
这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行让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福利转变为私有性质,这一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导致了福利危机。
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关系到千百万居民的切身利益,若过多的触动群众的这些利益,则必然会遭到反抗甚至动乱,社会的稳定将会遭到破坏。
西方国家政党为争取更多的选民,都不敢贸然削减社会福利计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风险和问题,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上世纪90年代末,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明确提出,应当以“积极的”或“主动的”福利政策代替目前的传统的福利模式。
他要求福利国家从观念到结构的更新:
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从个人争取政府的保护,转变为个人求“自主与自我发展”,政府的功能应当从提供经济援助改变为进行人力投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调整。
他明确提出了社会投资福利战略和积极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等概念,提出培育一个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彼此协调负责、积极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公民社会。
而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关系中,培养和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生存技能是新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福利模式经历了从剩余型、制度型到发展型的变迁,在这过程中,西方国家总是在寻求一种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福利模式。
总结其发展的过程,对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外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起步很早,研究领域也很广泛,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近代,社会福利的思想一直在不断更新与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更、社会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
(三)国内研究现状
1、对社会福利制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
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
它呈现出一种制度性供给与补缺型福利并存的二元格局。
这种福利模式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在城市,社会福利属于制度化再分配型福利,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很高的国家福利模式。
这种模式与充分就业的就业制度紧密相联。
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通过自己就业的单位得到全面而优厚的社会福利待遇。
在农村,我国的社会福利是典型的补缺型的集体福利模式。
国家基本上不对农村的社会福利承担责任,而是由农村的集体组织(如人民公社、生产队等)承担有限的责任,即对农村的孤老残幼等“三无”人员实行“五保”供养。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揽、高水平的城市福利与项目残缺、救济型的农村福利相互分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为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改变,社会福利制度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
在实践中表现为原有的以社会救济为特征、政府包办、只面向“三无”对象和“五保户”的模式向政府负责社会福利费用、全社会兴办社会福利、面向社会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机构市场化经营的新型社会福利模式转变。
这个过程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发端,然后开展面向社会全体公民的社区服务,之后逐步形成一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思路。
比较中外之间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追求的目标,从开始的解困济贫、缓解社会危机到现在的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保证每个人能够体面的生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
均是在政府的干预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配失衡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使每个社会成员均能非因自身原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因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被喻为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而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是为改善职工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带有浓厚的“单位色彩”,功能单一,其社会性较弱。
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救济弱者,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显得比较软弱。
直到最近几年,国家加快了制度改革与建设的步伐。
2、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函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成保良指出如下六点:
1、社会化程度低,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别。
2、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3、国家、集体包办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动员不足,且行业组织缺失造成效率的低下。
4、社会特殊福利资金投入不足,福利方面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5、国有企业负担加重,福利基金严重不足。
6、立法建设上的不足影响社会福利进程。
3、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对此,郑功成提出:
1、重视社会福利的法制建设。
2、采取多种措施扩大福利资金的来源。
资金短缺是困扰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充福利资金的来源应当成为发展福利事业的主要努力方向。
3、推进福利社会化,它包括:
一是官办福利设施应当面向社会而不能再局限于孤老残幼(尽管其面向社会的前提是确保孤老残幼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
二是通过对企业或用人单位举办的福利设施的剥离,使托幼机构、老年保键服务、职工疗养院等社会福利设施社会化;
三是发挥数以十万计的社团机构的作用,鼓励社会公益事业组织的建没与发展,使之成为主要的、社会化的福利实施机构;
四是引导并扶持社区服务,使社区服务网络化、普遍化;
4、调整福利项目的地位,以旧补新,促进发展;
5、建立统一的管理与监督机构。
在今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2698元后,对于如何规划社会发展,王振耀(2010)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中国急需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我国长期被低经济水平发展所限制,已经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政策理念,实际上这是新发展水平条件下的僵化状态。
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2、要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当务之急是需要准确定义民生问题。
3、建立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工作方式转型。
学会以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
窦玉沛(2006)指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逐步拓展社会福利保障范围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2、坚持家庭、社区和福利机构相结合,进一步健全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3、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4、坚持法制化、标准化、专业化相结合,提升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水平。
(四)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1、对医疗保障制度概念的研究
医疗保障制度(MedicalSecurityScheme)是指国家和社会团体对劳动者或公民因疾病或其他自然事件(如生育、伤残等)造成的收入损失和发生的医疗费用给予经济补偿而实施的各种制度的统称。
医疗保障制度可以有几种基本的实现方式,如采取医疗救助的形式、医疗保险的形式或免费医疗等方式,因此,医疗保障制度在各国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组织形式。
2、对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
研究各国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离不开对同一时期经济学理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原由,而且对今后的制度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稳定,在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旧济贫法),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社会救助做出的制度安排。
济贫法制度规定了对贫困人群的救济政策,其中包括对患病者和身体不健全者提供救济和医疗服务。
这部济贫法成为现代医疗保障的最早的制度法规。
1883年,德国颁布了全世界第一个医疗保障法律《企业工人疾病保险法》,标志着用社会保险的机制实现医疗保障的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使德国成为最早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
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及其社保政策对医疗保障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庇古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界定在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
1929-1933年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产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尽管新旧福利经济学在理论上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福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关切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关注公平和效率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
1941年,英国政府委托曾任劳工介绍所所长和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贝弗里奇教授制定战后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并于1942年底发表题为《社会保障及有关的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
这标志着在福利经济学主张下福利国家的建立。
福利国家是指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越来越多的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保健、住房、文化教育等内容)的国家。
按照贝弗里奇的设计,英国政府于1946-1948年间通过并实施了一整套社会保障法规,如:
家庭补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工伤保险法、国民救助法、等社会保障法规。
其中,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全面贯彻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基本原则,实施了为全体国民提供的、由政府直接举办的、保障项目齐全的医疗保障制度,是比较典型的福利经济学的政策体现。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著作主要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原因及其救治措施。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需求管理为基础,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虽然凯恩斯本人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保障的思想,但其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社会保障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均衡效应。
西方国家不仅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运用凯恩斯理论,在加强政府对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公共事业的干预时,也将该理论作为实践的基础,由此可见,尽管不是专门的社会保障理论,但凯恩斯理论在对推动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问题的出现,西方社会保障虽然仍以公平与效率为其理论核心,但更关注经济效率。
医疗服务中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医疗费用的有效控制;
二是医疗服务的质量。
作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典型案例,在医疗保障方面当推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美国的医疗保障基本上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由市场来运作的,而政府仅仅是承担了有限的责任,对老人和穷人进行医疗照顾和救助。
换言之,只有无法通过市场解决的政府才介入。
新自由主义对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的影响表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
主要表现在两个部分:
一是由政府承诺满足的基础性社会保障;
另一个是由多元主体提供,自主选择参与的社会合作制度。
纵观西方医疗发展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从17世纪初英国实施《济贫法》算起,还是从19世纪末德国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算起,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研究其中的发展和演变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保障都是从最初的仅仅涉及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制度和少数产业工人的医疗保险制度等,逐步发展到针对各类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需求的各种不同制度的组合,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3、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对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顾昕(2006)认为,就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政府最大职责之一应该是推动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是“全民医疗保障”。
全民医疗社会保险正是医治“看病贵”、“看病难”的妙药,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和谐一个标志。
他认为,我国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下降,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幅度有限。
政府有责任推进全民医疗保险,在基本的制度构架上只有选择强制性的医疗保险。
政府要推动全民医保,在基本的制度架构上,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公费医疗模式,即政府直接从国家税收中为民众的医疗服务买单;
二是实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也就是社会医疗保险,让民众个人、工作单位和政府都出一点钱,共同分担医疗费用。
在世界上,凡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要么实行公费医疗制,要么实行社会保险制。
盖伊·
卡琳(2005)认为,实现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与普及,使某个共同体或国家中的所有成员分担风险是个值得称赞的目标。
而要使某一关键医疗政策目标更为公平,必须有更多的公众愿意参与到医疗服务富人速效和组织中来。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存在困难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团结程度、医疗服务提供难题和管理能力欠缺等方面缺乏探讨与共识。
何佳颐(2008)认为“全民医保”意义重大。
全民医保也是使用或应用现代金融的手段,是一个保险,而不是全福利性的,可以通过灵活有效的制度安排,调动社会所有资源。
只有政府的参与、政府的作为是远不够的,医疗保险这个手段赋权给了每个国民,每个国民都能够参与这个过程,而国民的参与、国民的赋权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致富、走向地位公平、走向更为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制度改革。
他认为,强行的价格管理只会使总量越来越严重,价格管理对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效率配置资源是没有好处的,从短期看不能解决总量,从长期看更是灾难性的问题。
回归公益性跟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参与不仅不冲突,而且应该是协调的,并不是说公益性就不需要资本进入。
4、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
福利经济学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产生过较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指出,为了保证“最大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在分配领域通过征税消除财富不均,实行免费医疗、老年抚恤金、失业救济等“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还要在生产领域通过对一些企业的直接管制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调和,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老人,儿童学生及其他非从业者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差或者无经济能力,无力参加医疗保障,一旦患病即使去经济来源,又会增加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会失去劳动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导致贫富分化。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增加公共开支,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动经济发展。
在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价值观念是“平均主义”,所以近于免费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是主要的医保形式。
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所以过去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转变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5、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
王俊华(2006)认为应该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划定为是介于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之间的非盈利的、以自助共济为目的、政府主持和农民自愿参加并共同筹资基金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明确新制度中政府、集体、个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确定制度运行机制、选择实施模式才会比较准确、有说服力和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具有成效、受农民欢迎的制度,应当加以巩固和完善,但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对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农村应当允许开展多种模式的农民健康保障模式试点,并鼓励探索逐步向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转变的路径。
林闽钢(2006)提出建议,要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控制逆向选择,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使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
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但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还是采用自愿的方式,所以,实行强制性合作医疗制度应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筹资的标准可以设计出多套方案,相应的待遇也不一样,供农民选择。
在保障对象上,可以是一户,或是一个自然村等等。
综上所述,国外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时间早,范围广,影响深远。
从多个流派、观点对社会福利进行了阐释。
国外的社会福利理论主要是围绕国家参与、公平与效率、社会发展与稳定等主题来进行研究和实践的。
而国内,由于在社会福利的概念上与西方产生了分歧,因而在实际的运用中也与西方的理论所述和实践经验有所偏离。
并且,在不断寻求改革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因为历史、体制等原因迟迟不能进入改革的正轨。
因此,需要社会福利等理论给予进一步的观点支撑。
不论是社会福利制度还是隶属于其中的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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