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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
燕策》。
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
”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
”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
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
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
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
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
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史记·
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
荆轲如何呢?
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
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①。
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
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
)终于想到了行刺。
他想得很天真:
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
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
荆轲说:
“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
”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
②
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
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
”一句话把荆轲激怒了。
大凡这种人,最讲究一诺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还要紧,“岂无意哉”简直等于说:
您翻悔了么?
就荆轲来说,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莫甚于此!
又可惜,平素懂得隐忍、不争意气的荆轲,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不能自制,一怒之下,带着个不中用的秦武阳走了(后来秦武阳果然误了事)。
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时间忘了“国之大事”不能意气用事的,是荆轲;
明知道这么走法是“往而不反”,却斩钉截铁地说“请辞决矣”的,也是荆轲。
人的性情脾气,就是这么复杂。
易水饯别,大约是秋天吧。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白衣冠是丧服,它暗示着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它暗示着荆轲的一去难返,这情景是多么凄楚!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
”古人说,变徵为商,其音悲。
沉痛悲凉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送行的人们,“士皆垂泪涕泣”。
他们早就把保存国家,保全自己的一线希望系在荆轲的那把匕首上了。
荆轲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进而“为慷慨羽声”,明确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羽声,其音怒。
这激昂而愤怒的歌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回荡,在呜咽的秋水上回荡,然后如一腔热血,洒向这白衣冠群中,使在场的人们由“垂泪涕泣”变得瞋目怒视,发上指冠。
荆轲这个普通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
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绪,相互感染,如风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多么刚毅,多么壮烈,即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
在秦廷上,荆轲的表现既令人遗憾之至,又令人钦佩之至。
荆轲的剑术和武艺实在太不高明了。
在献图时,他和秦王的距离不过咫尺之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
”③一个处心积虑,图谋已久;
一个事出突然,猝不及防。
然而,这一刺竟不中,后来一掷又“不中,中柱。
”在群臣“尽失其度”、卫士不敢上殿的最初时刻,行刺者与被刺者处于一比一的局面,即使徒手相搏,也该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而荆轲竟不能得手。
经过一番追逐之后,众寡殊势,荆轲身被八创,腿被砍断,秦王则毫末无损。
我一直怀疑荆轲不仅剑术不精,武艺不高,甚至连人们常说的“蛮力气”也不大,要不,怎么会输得如此之惨?
他临死时辩解说:
“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但是,看他一开始的动作,左手把袖,右手进刀,分明是要一刺置对方于死地,一点儿也没有“生劫之”的意思。
荆轲不怕死,但怕别人笑话他无能。
上边的这番表白,就荆轲来说,是万万不可少的。
在我们看来,就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了。
话又说回来,荆轲毕竟不失英雄本色。
秦王设九宾大礼以迎燕使者,仪仗如林、钟鼓雷鸣的壮观场面和森严气象,连十二三岁时就杀人不眨眼的秦武阳也“色变振恐”、精神瓦解。
这样的描写,与其说是要把秦武阳当作一个银样蜡头枪式的假好汉来讥讽,倒不如说是要借武阳的失常,来渲染秦廷上足以褫人心魄的赫赫威严,说明荆轲能够旁若无人,谈笑自如,需要超人的胆量。
他一个人,一把匕首,搅得偌大的秦廷上下惊惶,乱成一团。
不可一世的秦王惊恐得连身边的佩剑也拔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成为胜利者,面对已死的刺客,还“目眩良久”呢!
)群臣惊恐得尽失其度,莫知所措了,侍医惊恐得连不能伤人的药囊也当作武器扔出去了;
在数十百人之中,不惊不恐不怕死的,唯荆轲一人而已。
行刺不成,死到临头,他“倚柱而笑”、“箕距以骂”的精神气度,也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
总之,荆轲履险不失态、临难不变色的勇气与豪气,值得钦佩。
作者用紧凑短促的语言节奏,描绘了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秦廷的威风震慑了秦武阳,荆轲的威风又震慑了秦廷;
荆轲的动作带动秦王、群臣、侍医的一连串动作,急促、曲折而连贯,有如机轴之骤转,有如湍流的奔突,真是惊心动魄,使后人读了,也难免有些目眩。
这个故事的笔墨极为集中。
写太子丹,写秦武阳,写易水边的白衣冠,写朝廷上的秦君臣,都是在映衬对比中写荆轲。
在写荆轲的言语行动的同时,又注意揭示他的内心世界。
形象是有血有肉、丰满感人的,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很醒目的一席地位。
古往今来,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咏荆轲》),到近代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宝刀歌》),吟咏荆轲的诗章累代不绝。
大体说来,后人提及荆轲事,除了叹其大功不成而外,更重要的是美其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民族多事之秋,敢于挺身而出、勉力为之的精神和气概。
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作《易水歌》,“白日苍茫落易水,悲风动地萧条起,荆卿入秦功不成,遗憾骊山暮烟紫。
?
呜呼,荆卿磊落殊不伦。
”显然,荆轲磊落不伦的形象,给了夏完淳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毫无疑问,关于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关于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荆轲这样的古人,懂得不如我们多。
但是在世界并不太平的今天,一旦国家有事,仍然需要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气概。
这,也许就是荆轲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吧。
注①公元前二三○年,秦灭韩;
前二二八年,秦破赵,虏赵王迁;
荆轲刺秦王的同年(前二二七年)秦军已进逼易水,燕国已岌岌可危。
注②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国,都可以理所当然地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反对他国的暴力兼并;
就山东六国而言,反对素以“虎狼之国”著称的秦国,更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
限于篇幅,不详论。
注③《史记》司马贞索隐:
“揕,谓以剑刺其胸也。
又(徐广)云,一作抗。
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
其义非。
”
如何认识评价荆轲其人?
杨益民
正确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
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
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
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
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
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
当然不能。
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
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
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
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
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
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
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
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
“必得约契以报太子。
”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
局限于此呢?
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
荆轲当时的回答是:
”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
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
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
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
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所以,荆轲这个人物,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感佩,所称颂。
因而,将荆轲报答太子的思想与反抗暴秦挽救燕国的愿望割裂起来分析问题以至于否定荆轲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观的。
三、有人认为:
荆轲劝樊于期自杀过于残忍。
那么是否如此呢?
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就必须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
所以,激励樊于期自杀献首实属为刺秦王之举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
而且,对于樊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
因而,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将军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
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
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精明多智。
总之,荆轲这一人物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而且能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堪称豪侠!
篇二:
荆轲刺秦王看法
对荆轲刺秦王的几点讨论
荆轲不是凡夫俗子,他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
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
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
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着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
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
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
当时,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于公元前228年破赵(灭赵是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的大事已定。
在方时的形势下,即便是行刺成功,也无法阻挡秦国统一天下的脚步,所以荆轲舍身行刺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个悲剧。
就如同是蚂蚁和大象,蚂蚁是斗不过庞大的大象的。
然而面对秦军的屠刀,像荆轲那样的侠士谁愿意伸出脖子等敌人来砍?
哪个有血性的男子不拿起武器反抗?
正因为荆轲明知赴秦的路上有去无回,却依然慷慨赴死,笑面死亡,更加反映出他品格的高尚。
荆轲那种舍生忘义,不畏强暴的精神感动着历史。
说他扶弱济贫,可事实上荆轲受到燕太子丹的恩惠和优待,刺秦王是为了报恩,没有济困之说。
至于他对于秦王政,他并未受到秦王的迫害,原本对于政事也并无兴趣,只是一介武夫,又哪里能说他反对强暴?
至于说他说他刺秦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更是无稽之谈,上面说了,他只是为了报答恩惠才受命去刺秦王,一切只是燕太子丹的谋划,他只是实施者。
何况燕太子丹未登大位,荆轲即使刺秦成功,他也是必死,怎么达到政治目的?
所以,可以说,荆轲只是有着个人的武者节操,受人点滴,报以涌泉。
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大勇的精神,杀身未成仁,却也到达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实践了自己的信仰。
无可奈何的荆轲,为燕太子丹、田光、樊於期所裹挟的荆轲,心情复杂地迈出了西去刺秦王的步伐,但他心里没有任何把握,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所以,当他面对送行的人群,在易水河畔,情难自已,发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慨。
这与其说是荆轲的豪言壮语,不如看做是荆轲绝望心情的写照。
对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一定不陌生,即使我们没有读过司马迁的原著,但我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个成语——“图穷匕见”,这已经是汉语成语里很常用的一个词语了。
即使我们不是十分清楚这个成语的来历,我们依然能十分熟练地使用这个成语。
近年来,有三位顶级导演先后以自己的理解和才华,演绎过这个故事,他们分别是1995年周晓文的《秦颂》、1998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201X年张艺谋的《英雄》,后来还拍过电视连续剧《荆轲传奇》。
同一个历史
故事被反复搬上银幕,这在电影史上估计是很少见的现象。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们喜欢英雄,说明我们尊敬英雄,说明我们崇拜英雄。
从喜欢到尊敬再到崇拜,也说明可能英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其实不仅仅是当代人喜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古人同样也喜欢讨论这个故事。
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涉及过这个故事,譬如陶渊明、王昌龄、柳宗元、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苏东坡、朱熹、梅尧臣、龚自珍
可能有一点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些诗人们旗帜鲜明地分为两派,并且是反方占了绝对多数。
批评荆轲刺秦王的人很多,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柳宗元如此质疑荆轲:
“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
”意思是开始的时候你是多么雄心勃勃、锐气逼人,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却步履不稳、不能一击致命呢?
北宋苏洵更是出语尖刻,他咄咄逼人地对荆轲的行为做了盖棺定论:
“始速祸焉。
”意思是,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加速了燕国亡国的速度。
苏东坡和父亲的观点有些相近,只不过他更愿对荆轲等人的英雄气概进行品评:
“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
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
”苏东坡的话说得更刻薄,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他由荆轲说开去,直接否定了传说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不留情面地说他们“惜哉亦虚名”。
持这一观点的人还有很多,譬如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时说:
”譬如朱熹认为:
“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
相比于柳宗元、苏东坡,李白的观点稍稍中立一些:
“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
”李白仅仅说了荆轲之后英雄的悲剧结局,并没有对荆轲本人做出过多的评价。
赞扬荆轲的是少数,陶潜、龚自珍是赞扬派的代表人物。
陶潜如此说: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一评价里显然充满了敬佩。
龚自珍则称荆轲为“江湖侠骨”。
龚自珍在诗里这样议论荆轲: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相关的评析、吟咏还有很多,但不论正方、反方还是中立方,他们的论点基本上不脱一个套路,就是对荆轲刺秦王的性质和影响进行探讨,其分析和评论往往都是从很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
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胆识:
荆轲明明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时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场,他“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己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
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
可是他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称道!
我们应该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祖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易水畔的这首悲壮的歌至今传唱不衰,荆轲作为一名勇士而被世人颂扬。
荆轲刺秦未遂的历史事件,千百年来都为文人们深感遗憾,无数的诗词文赋,都是以暴君来形容秦王,而肯定荆轲的英雄行为和侠义精神。
然而从战国历史中政治成败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历史事件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前人误入失败的陷阱,可作为我们今天行事的前车之鉴;
而前人获得的成功经验,可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路标。
学习了荆轲刺秦王这篇文言文,我的感触非常深,我被荆轲那种爱国精神和对国家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他面的这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对手面前从不低头,他的心中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自己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自己的生命,为国献身,无怨无悔。
有大家,才有小家,如果国家都灭亡了,有何谈小家那,何谈自己的幸福那?
只有国家富强,自己的小家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自己的国家更加的强盛,自己才不会成为亡国奴,成为了为来国家的奴隶,就会失去人人平等的生存环境。
如果自己的国家没有像荆轲这样为国家勇于献身的英雄,那么自己的国家又何谈兴盛,又何谈走向世界各国前列,成为世界强国?
荆轲以他勇于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要想强国,就必须进行斗争,就一定会有人为之流血牺牲,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文天祥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荆轲之死,对于燕国来说,他之死重于泰山,他是为国家人民之利益牺牲了自己,他是以个国家的英雄,他理应受到国家每一个人的尊重。
荆轲,燕之伟人,燕之英雄,燕之智人,燕之勇人,荆轲名之垂史,荆轲以之鲜红的血液,渲染着燕国人(来自:
WwW.:
荆轲评价100)的灵魂。
荆轲:
杀手乎?
侠客乎?
《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的意见是:
“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
”据《史记·
刺客列传》记载:
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
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
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
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
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
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
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
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
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
韩兆琦认为:
“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
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
”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
“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
为知己者死?
,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
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
“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
义?
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他的?
毕竟是个人的小?
,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
。
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
他根据《战国策·
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
他说:
“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
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
”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
“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
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
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
”陈成军进一步说:
“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
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
”韩兆琦也说:
“我们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要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为报私仇,也不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
就像在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拿破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抗拿破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
文革时期,因为批儒评法,颂扬秦始皇这个大法家,人们就批判荆轲,其实这是不对的。
秦顺应历史潮流,但荆轲并不因此就算反动,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认为荆轲行刺秦王是极端错误的。
当时是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互相争斗,战争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原,许多百姓葬身于水火,流离失所,百姓哀声载道,和平和统一的心愿冲彻了人们的心。
而这时秦国的实力雄厚,严明法纪,依法治国,这就比其它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成为七国之首。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国统一六国已成势之所趋,民之所向,仅凭荆轲一人匹夫之力杀死秦王难以阻挡历史潮流。
一个国家要生存,它必须要有实力,燕国正慢慢走向衰落,“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它何以生存?
荆轲没有从国家自身寻找原因,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秦王,天真地认为只要杀了秦王,燕国就可得救。
其实不然,即使荆轲杀了秦王,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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