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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

八佾》

按：

文指文章；

献指贤（贤才），谓博学多闻、娴熟掌故之人，约相当于今日之谓“活字典”。

司马迁亦有将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同视为“文献”之明显表现。

其撰著《史记》，一方面广泛阅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即国家藏书），一方面游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文献”由“典籍与贤才”到专指“典籍”：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

现代定义：

“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

……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料。

……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光盘等）。

”——《辞海》1999年版

附：

什么是古籍（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古籍2001）

先解释“古籍”的“籍”。

“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

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

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

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

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

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

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

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

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

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

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

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

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

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

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

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2，“古典文献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向。

古典文献学：

研究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和方法及其利用的一门学科。

亦即广义的校雠学，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指1919年以前产生的文献，基本以文言文和繁体书写的文献。

对古典文献在书写、编纂、著录、印刻、流传过程中诸环节的文本形式（含物态形式，有时兼及内容）的研究，构成古典文献学的主体内容。

1980s以来，古典文献学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分支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如文学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文献目录学等。

第二节古典文献学的知识范围与功用

1，古典文献学的主要范围：

目录、版本与校勘及其定义。

目录、版本和校勘为传统文献学的三大主要内容。

目录，即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

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和收藏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的工具。

目录学即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学问。

目录学向来被看成治学之门径和指南，为学中第一要紧事。

版本，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

版本学即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其真伪高下的专门之学。

学习研究，一般以选择善本为上，引用文献同样必须注意版本。

校勘，为纠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原貌。

校勘学即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之学。

2，古典文献学的其他内容：

辨伪、辑佚、标点、注译、检索。

辨伪，辨别文献中存在的各种作假情况，伴随伪书而产生，张舜徽称：

“古代典籍堆积如山，其中真伪参半。

”

辑佚，把散佚文献从其他文献中逐一辑出，重新整理的工作。

对阅读者而言，古典文献的标点、注释、翻译等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古人著书无标点，读书人须断句、标点，此乃阅读古籍所必备之入门学问。

古籍注释是为更好地阅读文献提供帮助，含古注、今注和古注之今注。

现代以来，为普及文献而出现的文献翻译工作，也逐渐成为文献学的重要内容。

文献检索，科学、准确、高效地检索各种所需文献的方法，其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

3，辨别古典文献，研究、利用古典文献以从事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文献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从事学习研究必须要掌握处理各种文献的能力。

学习古典文献学不仅是更好地接受、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未来学习、工作、研究的需要。

文献学是方法之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学好文献学，必将大有裨益。

古典文献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

传统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承担着为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重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因之，文献学的重要性可谓显而易见。

第三节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

1，先秦两汉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就。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几乎与文字的历史同样久远。

殷商中后期之甲骨文为现今所见之最早出土文献。

《尚书》、《周易》、《诗经》为最早之传世文献。

《国语·

鲁语》：

“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正考夫为见诸史籍的最早一位文献学家。

春秋孔子兴办私学，考校文献，对文献整理贡献卓越。

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或者都有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对后世文献学影响深远。

孔门第子及后学对文献整理继续作出贡献，子夏尤其突出，传《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传自子夏。

秦为控制思想而行的焚书坑儒，对文献破坏非常严重，随后项羽火烧咸阳，又致使秦国家图书馆文献遭到劫难。

西汉建立，部分文献逐渐得到恢复、整理，尤其是儒家典籍被广泛整理、注解和传播。

至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等对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刘向广搜异本，仔细比勘，除去重复，校出脱讹。

又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又对每部文献就作者、内容、学术源流等方面写作叙录，汇编为《别录》，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之重要意义，开创中国各地目录之重要范式。

东汉学者继续整理、注解文献，尤以大儒郑玄遍注群经、兼及纬书，对各种文献作注释兼校勘的工作，并作《三礼目录》、《毛诗谱》等文献学著作。

郑玄堪称两汉文献学集大成者。

另，司马迁作《史记》，广采文献，搜罗异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众多史籍辨别取舍，提出文献互证的方法：

“《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

”又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司马迁整理文献之方法与对待文献之态度均有可取之处。

且《史记》以汉代通行语言改造古奥之《尚书》，亦是开辟古籍翻译之典范。

后汉熹平（173－178）年间刊刻之熹平石经，亦是文献传播之大事。

2，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魏晋南北朝分裂动乱，对文献破坏严重，但文献整理亦有较突出成就。

文献注释仍较普遍，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均为文献注释之范本。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献之翻译与整理普遍，四声的发现与反切的运用对古籍注音释义意义重大。

图书分类方面，由《汉书·

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之六分法逐渐转变为经史子集四分法，并成为中国各地目录划分之主流。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刊刻之三体石经在当时文献传播和后世文字校勘学方面价值突出。

而西晋太康元年（280）左右汲郡发掘之战国魏襄王冢中文献，共16种75篇，至今流传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为重要之出土文献，在校勘学、史料学和文字学方面均有很大价值。

隋唐之交的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汉魏六朝以来230多家有关儒家经典之古注、旧注音义，在校勘和训诂方面成就极高。

稍后之孔颖达等《五经正义》，确立了对儒教经典的权威解释。

诗学文献方面，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均价值极大。

刘知几《史通》注重文献辨伪，在文献学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文献版本印刷方面，一般认为最早可靠的雕版印刷本为唐咸通九年（868）刻印之《金刚经》。

而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

3，宋辽金元古典文献学的主要成果。

北宋初年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

宋代史学文献编纂主要有欧阳修、宋祁之《新唐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主编之《资治通鉴》尤为突出。

宋代集部文献的编辑整理也较普遍。

金石考据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宋目录学著述成就突出，官著有王尧臣等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编写之《崇文总目》（后亡佚，部分保存）。

私著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高似孙《子略》、《史略》等。

宋代杰出文献学家有郑樵、洪迈、朱熹、王应麟等。

郑樵《通志》200卷，为继唐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其有关文献学内容集中于二十略中（称“通志二十略”）。

洪迈《容斋随笔》对图书辨伪、文献考证、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均有论述。

朱熹广泛编选、注释旧籍，其后学整理的《朱子语类》也保留丰富的文献学资料。

王应麟为宋代后期著名文献大家，其著《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困学纪闻》20卷等为文献考据学之重要著作。

陈寅恪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等文献考辨著述。

元代成就突出的文献学家有胡三省、马端临等。

胡三省由宋入元，隐居不仕，其《资治通鉴注》在考证、校勘等方面成就卓越。

现代陈垣有《通鉴胡注表微》。

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

4，明清及近代古典文献学的辉煌成就。

明成祖永乐初年（1403）由解缙等奉诏编纂《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文字，收录大量古书之片断或全文。

其正本神秘失踪，副本毁誉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

现辑录者不及原书5％。

佛教典籍《大藏经》编纂，自宋至清，前后近20次。

但明前编纂基本未完整保存。

今存最早之完整《大藏经》为金代刊刻。

明代于英宗正统五年（1440）刊刻之《正统藏》影响最大。

道藏方面，现存最早之完整者为正统十年（1445）刊刻之《正统道藏》。

明代刻书也发达，刻书流传也较多，嘉靖前较严谨，万历后改窜古书成风。

明私刻图书最突出者为毛晋，其藏书与刻书极多，汲古阁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

明文献整理与研究大家有杨慎、焦竑、胡应麟、方以智等。

清代文献整理工程最大者为《四库全书》之编纂。

乾隆组织360余名学者以10年时间编纂，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共收书3461种（一说3503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

《四库全书》既是对典籍的大整理、大搜集，也有对典籍的大禁毁（焚毁）、大破坏（删削或篡改）。

纪晓岚与四库全书

在中国学术史上，清朝乾隆年间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回归”和“穴结”伴随“盛世”而悄然出现。

而最能展现这一文化风貌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

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省）人。

他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

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

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成为中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著录书籍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

全书分装成36000余册，约7．7亿字。

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正式开馆。

在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的大力举荐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

陆锡熊（1734-1792），上海人。

乾隆52年隆冬，他终因心力交瘁而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

四库馆的学者们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参与《四库全书》编撰的文人学者达360多人，另有抄写人员3826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抄缮告成。

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

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

七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西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又称“北四阁”。

而藏在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的三部，又称为“南三阁”。

底本存放于京师翰林院。

七部《四库全书》中现完整保存下来的仅三部。

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文溯两阁《四库全书》，现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自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提要》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

阮元说：

“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

”当时的大学者朱珪在《纪晓岚墓志铭》中也说：

“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

“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可谓通儒也。

”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

对该书有着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

“《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他虽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就曾“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又发现“其中讹谬甚多”，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给纪昀等莫大的压力。

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据说乾隆帝时不时会驾临四库馆。

有一年夏天，汗流浃背的纪晓岚忽然见皇帝来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穿上衣，遂赶快躲到桌子下面。

其实此时乾隆帝也知道他在桌子底下，最后就装着没看见走了。

皇帝出门以后，纪晓岚问身边人：

老头子是否走了？

恰好被跟着的和珅听见，他以此来问罪纪昀，你为什么敢称乾隆皇帝是个“老头子”？

这个野史里说得更是有声有色。

纪昀说，“老，万寿无疆则为老；

头，万民之首则为头；

子，昊天之子则为子。

”他解释得非常圆满，乾隆帝当然也很欣赏。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余嘉锡曾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四库提要辩证·

序录》）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

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

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

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

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宋明人著作涉及辽金元少数民族史实，一概在查禁之列，投降清朝之人的文集因其人无节操在禁毁之列，一些戏剧、小说因为事关风化也不许留传后世。

最糟糕的是，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书籍，改变文献的原始面貌，而根本不加任何标注，现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些书籍的可靠性遂成疑问。

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

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

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的书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约八万块。

同时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据《清文字狱档》记载，《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清代为宋代后文献学发展之又一高峰。

清儒长于考证，小学基础扎实。

清代考据亦称清代汉学，尤以乾嘉时期成就最著。

语言文字方面，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成就最著，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

康熙年间之《康熙字典》、阮元主编之《经籍纂诂》为影响极大之字典工具书。

经学方面，主要成就为经传的整理与考辨。

著作极多，大家辈出。

历史文献及周秦诸子文献整理方面同样成就不菲。

史学上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大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著名史学理论著述。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等均成就突出。

清代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刻书方面成就亦大。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纪昀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章学诚等等。

晚清（近代）文献家著名者有龚自珍、魏源、廖平、皮锡瑞、俞樾、孙诒让、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罗振玉等。

5，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分期问题。

1930s，蒋元卿《校雠学史》分五期：

发轫时期（先秦）、建立时期（两汉）、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复兴时期（唐宋元明）、鼎盛时期（清及近代）。

1990s，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分六期：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

其他分法（略）。

六、思考题：

1，如何理解“文献”一词古今含义的演变？

2，现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内容较之古代有何变化发展？

3，研究古典文献学的现实意义究竟如何？

七、参考文献：

1，洪湛侯著：

《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孙钦善著：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

一、教学目标：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了解古典文献的传抄方式。

认识掌握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及其性质。

（1）中国古典文献的主要载体形式。

（2）古典文献的主要类型。

中国古典文献主要类型的区别及其性质。

3课时。

五、教学内容

第一节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

1，甲骨文的时代及其文献价值。

甲骨：

龟甲。

兽骨的合称。

甲为龟甲的腹板；

骨为牛肩胛骨或胫骨（也包括猪、羊肩胛骨）。

甲骨文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典文献与系统文字。

其内容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占卜及其相关记事。

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又称“殷墟书契”或“殷墟卜辞”。

甲骨文于1899年为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偶然发现，后为刘鹗（字铁云）所得，拓印出版名《铁云藏龟》，为著录甲骨文之第一部著作。

后罗振玉、王国维等陆续搜求整理，董作宾、郭沫若等贡献亦多。

罗、王、董、郭合称“甲骨四大家”，亦称“甲骨四堂”（罗号雪堂，王号观堂，董字彦堂，郭笔名鼎堂）。

1959年社科院编辑《甲骨文合集》13册，后由中华书局1978－1982年间出版，为甲骨文研究之权威文献。

1970s-1980s，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发掘出土周代甲骨1000余件，有文字者约300多片，共刻文字约900个。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14－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可认者不及一半。

甲骨文对研究商周历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之文献价值。

王国维、郭沫若等利用卜辞考索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均取得丰硕成果。

甲骨学已成为与古文字学、古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分支学科（参第十章之“甲骨文献及其整理”）。

2，金石文字的历史与“金石学”的主要成果。

金，指青铜器（铜、锡合金）。

铸于青铜器上之文字即金文，与石刻文字合称金石文字。

殷、周均有金文，又称铭文、铭辞。

现存最早之石刻文为秦刻石鼓文，为刻于十方鼓形石头上之十首四言诗。

秦始皇巡游天下，先后刻有泰山、琅邪、芝罘、碣石、会稽等七处石刻，现存唯琅邪石刻。

后汉“熹平石经”、曹魏“三体石经”亦是著名石刻文字。

金石研究起源颇早，至宋代形成专门之学“金石学”。

学者对青铜器及金文拓本搜集整理、金石文字考释方面成果卓然。

有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

近现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社科院编《殷周金文集成》，另有金石学者编纂《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

3，竹木简牍及出土主要简牍文献。

竹，竹简；

木，木牍。

合称简牍。

简牍或在殷商即已出现，但出土文献显示主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