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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根据立法者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图,那他们真应当同那些把障碍物放到铁轨上的调皮捣蛋者一样,受到同样的惩罚。
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如实地讲,我并不完全赞同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比起无政府,我更赞同有一个好政府。
让每个人都说明什么样的政府会赢得他们的尊重,这将是政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毕竟存在现实原因。
为什么人民一旦掌握权力,便会立刻同意由多数人来进行统治,并持续统治很长时间?
多数人进行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权力,也不是因为这对少数群体来说似乎最公平,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
但是,在诸多政府形式中,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也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
那么,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
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强势多数只决定那些可以根据权宜原则进行管理的问题?
难道公民在某个时刻必须让良心在立法者面前止步?
良心是一丝一毫都不得违反的啊!
如果可以违反,人们还要良心做什么!
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
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
遵守法律就是对正义的尊敬,这种思想并不值得大力提倡。
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是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我都有义务去做。
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
法律并不让人正义,一丝一毫都不会,法律只是让人服从自己,所以,一个最善良的人,也可能因为严格遵守法律而成为不公的代言人。
那么,对法律的绝对遵守一般会得到何种自然结果呢?
你也许看见过一队士兵,上校、上尉、班长、士兵、军火搬运工……所有人整齐划一地行军,跨过高山,穿过溪流,奔向战场。
这其实并不是他们内心的意愿,甚至有悖常识和道德,所以,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军,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惊肉跳。
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行动只是一纸军令,是该死的公事,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是渴望和平的。
那么,他们算什么,还是人吗?
或许他们只是移动的堡垒、弹盒,在为某些不择手段的掌权者效劳?
参观一下海军造船厂,盯着某个水兵,你就知道,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产物,或者说只有美国政府可以施这妖术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我们在这个海军身上看不到一点点人性的影子或记忆。
他只是被安排在外面站岗的人,活着。
而有人说得好:
他其实早就带着陪葬物,埋在武器堆里了,不过也可能是:
没有一声送别的锣鼓,没有讣告,
当他的尸体被草草埋进“堡垒”,
没有一个士兵为他鸣枪送别,
在我们的英雄埋葬的坟前。
大批的人不是作为“人”在为这个国家尽忠,而是作为肉体机器。
这就是常备军、民兵、狱卒、警察、临时兵团等。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运用自己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他们把自己降格成为木头、泥土或石头。
也许可以大批量制造木头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此,这些人就像卑微的稻草或是一块肮脏的烂泥,还需要什么尊严呢?
他们的价值充其量就是一匹马或是一条狗。
然而,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被普遍认为是良民。
其他的那些议员、政客、律师、外交官、高官,用他们的头脑服务国家,却毫无道德观念,可能为魔鬼服务却浑然不知,就好像魔鬼才是他们的上帝。
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人——英雄、爱国者、烈士、广义上的改革家和其他用良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往往都在抵制这些行径,所以统统被它视为敌人。
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不应被降低成一块“泥巴”,只为“挡住墙上的风洞”。
当他脱离世俗、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说:
我生来高贵,故受不得奴役,
我不比任何人低也不受制于任何人,
我不是有用的仆人和工具,
不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服务。
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同胞,却仿佛被人们认为无用、自私;
有的人只奉献了一点点,却被高歌为恩人、慈善家。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正直之人呢?
我回答:
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
如果它同时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能承认这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
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所有人都承认革命权的存在,即当暴政或无能甚巨,超出人们的忍耐极限时,人们有权拒绝效忠并抵制政府。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至少现在的情形还不至如此,而1775年的那场革命才适用。
有人可能会告诉我说:
政府对运进本国港口的特定进口商品征税所以它是个坏政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我就不会无事生非、大惊小怪了,因为不用进口商品我也照样活得挺好。
所有的机器运转起来都会有摩擦,有的摩擦甚至可以弄拙成巧,其益处抵消了其弊端。
不管怎样,要是有人揪住摩擦不放大做文章,则罪不可赦。
但当摩擦的力量大到控制机器,出现系统性的压迫和掠夺,那么我说,这样的机器我们不要也罢;
换言之,当一个国家打着自由国度的幌子,而其六分之一的人口却是奴隶,而一个国家全境都被一支侵略军霸占,被不公地蹂躏,被军法统治,以我个人所见,就算是老实人,现在就反叛和起义都绝对不算早。
使该义务更加急迫的是这个事实:
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但侵略军却是我们自己的。
佩利,公共权威,在道德问题上著述颇丰,在他的文章《论公民的服从义务》中,他将所有公民责任都解释为“权宜”,并接着解释说:
“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它,也就是说,只要抵制或改变所建立的政府会引起公众不便,那么上帝的意志便是:
遵从既定政府。
”一旦认同这个原则,判断每个具体的抵制案例是否正义,便简单多了,也就是一方面计算现存的危险和伤痛的数量,另一方面计算成功的可能性和矫正这些危险和伤痛的代价。
他说: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进行判断。
但佩利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不适用权宜规则的情况:
当一个民族或个人必须伸张正义时,无论代价是什么。
如果我昧着良心从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手里夺下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么,即使我会死去,也必须把木板还给他。
根据佩利的观点,这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自救的人才应当毙命。
这个民族必须停止蓄奴,必须停止征伐墨西哥,即使那样会让这个民族消亡。
各国在行动上支持佩利的观点,但人们真的认为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马萨诸塞州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一个装腔作势的娼妓,穿着银灰色外衣的荡妇,
无论如何挺直身体的线条,她的灵魂都在肮脏的泥里拖行。
说实话,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并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方政治家们,而是千千万万的奴隶贩子和农场主们,他们对商业和农业的兴趣远大于对人性的关注,准备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死守阵地,继续非正义地对待奴隶和墨西哥。
我的论战对象不是遥远的敌人,而是那些在家里穿戴整齐、和远处的敌人合作或指挥他们的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我远处的那些敌人本是无害的。
我们习惯地认为,改革发展得这么慢,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且统治阶层那一小部分人,并不比被统治的民众有实质上的智慧优势或别的优势。
很多人是不是像你一样优秀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的善,这种善会让整个面团发酵成功。
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
他们以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自居,却稳稳地坐着,双手插兜,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不做;
他们甚至先谈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把自由本身推后;
在茶余饭后,他们一边阅读行市价格表,一边看着从墨西哥传来的最新建议,然后,可能就进入了梦乡,枕着价格表和那些建议。
那么今天,正直之人和爱国者的市价又是多少呢?
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迟疑了,后悔了,有时也请愿,但他们总不愿积极地做些什么,做了也没啥效果。
他们会等待,端庄地坐着等待,等待有一天别人消除邪恶,这样他们就不用继续后悔了。
而现在,他们顶多会上交一张廉价的选票以示微乎其微的抗议,或对正义表示微弱的支持与良好的祝愿,他们也就这样了。
当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出现,就会出现999个人拥护美德。
但是,和一件东西的真正主人打交道,比起和它的暂时保管者打交道来说,要容易得多。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虽然牵涉道德问题,但其实就像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
投票者的品行不会掺杂在赌局中,人们又不用道德下注。
我投了选票给我认为可能正确的那方,但我并不十分关心我的这个正确选择是否会获胜,我更愿意把它留给多数派去决定。
因此,投票的责任,从来都没有超过权宜的范围。
即使人们是为正义投票的,也没有为正义做任何事情,它只是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人们,你希望这一方获胜。
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
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
将来有一天,强势多数最终还是会投票废除奴隶制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奴隶制已经漠不关心,或是因为奴隶制已经自然衰落到所剩不多,那就索性投票完全废除吧。
最后,他们却成了唯一的奴隶。
只有扔掉选票以保自由的人,其选票才能真正加速奴隶制的废除。
我听说在巴尔的摩港还是哪里,举行了一场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大会,参会人员主要是编辑或职业政客。
但是我想,他们决定推举谁,对那些独立、明智、受人尊敬的人来说又能算什么呢?
难道,我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诚实?
我们不能指望有独立的选票吗?
这个州里有很多人都没去参加大会啊!
但是,不,我发现,所有值得尊敬的人们——暂时这么叫吧——刚一起身投票,就会对自己的国家绝望,同时国家有更多的理由不对他们寄予什么希望。
这样的大会选出了候选人,值得尊敬的人则迅速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可选。
这就证明了值得尊敬的人们,只能是被煽动的对象和达成某些人特定目的的工具。
他的投票不具有任何价值,充其量还不如一个没什么原则的外国人,或者被买通了的本国人的选票。
我的邻居说:
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人,一个真正的人,怎会受别人的左右!
我们的统计数字出了错误:
选票数量大大超过了实际人口数。
在美国,平均一千平方米有多少人?
几乎不到一人。
难道美国就不愿给人一个愿意在此定居的借口吗?
美国人已经堕落成一个怪物救济会了——以交际器官发达著称,却明显缺乏智慧和乐观自主精神。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救济院管理有序,发展良好,于是一身正义的打扮,为救济那些孤儿寡妇四处筹钱;
总之,活着就是冒险,只能靠互助保险公司帮忙才能存活,因为保险公司答应他们不会死得很不体面。
自然,为了消除任何恶——甚至大恶——奉献自己,不是个人的职责,或许他还有其他正经事忙着去做。
但是,他至少应当完全和它划清界限,这便是他的职责,根本不去思考它,因为思考它就是给了它实际上的支持。
如果让我投身于某种追求或某种思想,我首先要确定自己不是在跟随别人的意志,坐在别人的肩膀上进行思考。
我必须离开这个人,这样他也能自己追求自己的思考。
让我们看看多大的不协调同时共存吧。
我曾听一位同乡说:
“我倒想让人们命令我去镇压一场奴隶暴乱,或是加入到对墨西哥的战争中去,等着看,看我会不会去!
”这些人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但正是这些人,直接用他们的效忠、间接用他们的税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
有一种士兵是我们大加赞赏的,他们拒绝参战任何一场非正义的战争,鼓掌的正是那些从不拒绝供养挑起不正义战争的政府的人们,正是那些行为上和权威上都被这个士兵漠视甚至蔑视的人们。
好像这个国家会悔过当初,所以雇了一个人,当它一做错就鞭打它,但它却从未有一刻让悔恨阻止自己犯罪。
这样,在秩序和国民政府的名义下,我们最终等于被迫尊敬并支持了自己的卑贱。
羞愧之色一闪而过,无动于衷立刻取而代之;
从对道德的漠视,变成了不道德,道德对我们已经过成这样的生活来说,本就不那么必需。
最盛行的错误影响也最广泛,只有最无私的美德才能支持它的传播。
爱国主义美德常引起轻声的责备,越高尚的人们越容易这样做。
有些人不赞成政府的品德和策略,却依旧效忠并支持它,所以无疑是它最忠实的支持者,所以是改革最大的障碍。
一些人向州政府请愿,请求解散联邦政府,请求不遵从总统的意志。
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解散,解散自己和州的关系,拒绝向州库交纳钱财?
他们和州政府的关系,不正像州与联邦的关系吗?
州不能抵制联邦的理由,不正是他们不能抵制州的理由吗?
懂了这些就满足了吗,还蛮开心的?
他明知自己受到了侵害,那还有任何开心可言?
如果你被邻居骗了一美元,知道你被骗了就够了,不用行动了?
或是到处去说你被骗了,或反复请求他把钱还给你,这就算完了?
你会尽全力讨回你的一切,并保证永远不会再次上当。
正确地认识和行使正义,并按原则行动,会大大改变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
行动本身,从本质上讲就是革命性的,把任何旧事物抛诸脑后。
行动,不仅将各州分开,将教会分开,也分离家庭;
它也分离个人,把恶魔从他的身体中驱逐,只留下真善美。
存在不公正的法律,那么,我们应当去遵守它们,还是努力去完善它们,等它们成功完善后才遵守?
或者干脆现在就对它们置之不理?
一般人在这个政府体制下,通常认为应该先等一等,等到说服大多数人投票修改法律。
他们还认为,如果抵抗,那药方就比恶疾本身更邪恶了。
但导致药方比恶疾更邪恶的,正是这个政府本身的错,是它把一切搞得更糟了。
为什么它不能有点预见性,并为改革提供帮助呢?
它为什么不能珍惜智慧的少数人呢?
它为什么还没受到伤害就开始大叫并反抗?
它为什么不鼓励它的臣民纠正它的缺点,既然自己没有纠正好?
它为什么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伽利略驱逐出教会,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徒?
人们可能会想到,故意挑衅权威的行为,是政府唯一没有明确定罪的罪行。
但是,为什么没有明确而适当的相应处罚呢?
如果一个人分文未有,并拒绝向本州交纳9先令的税款,据我所知的法律,他就要被关进大牢,时间多久就不好说了,这要由把他送进大牢的那伙人决定。
但是如果他在州里交高于9先令90倍的钱,他很快就会被释放,不管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
如果不正义是政府机器必定要产生的摩擦,无法避免,那么,随它去吧,不管了;
可能有一天它会磨合好的——当然,也可能有一天它终会磨坏。
如果不公正不是机器的摩擦,而是专门配有弹簧、滑轮、绳子或曲柄,这时,你就要考虑是否药方并不比恶疾更糟了。
但是,如果性质变成这样,就需要你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可如何是好?
我说:
不遵守那法律就好了。
让你的生命成为反摩擦力,停止机器的运转。
不管怎样,我要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不会把力气用在助长自己所唾弃的不公正上。
至于州政府提出的那些修正错误的方法,我还真不看好。
那些方法要花费太久的时间,以至于超过了人们一生的时间。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首要的任务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个适宜生活的好地方,而是要先活着,不管好与坏。
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能做的只有某些事情。
正因为他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所以也没有必要向州长或立法者请愿,就像州长和议员们不必向我请愿一样。
而且,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请愿,我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没有提供解决方式。
所以,出问题的其实正是宪法体制,它是罪恶本身。
这听起来好像太激进、太固执、太严厉了,但对待这样的宪法体制,这是最斟酌、最温和也是唯一可用的精神了,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感激与接收。
凡是改变,方向都是向上的,如同出生与死亡时身体的颤抖。
我毫不犹豫地说,那些宣称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们,对马萨诸塞州给予个人形式和物质上的所有支持,应该马上统统停止并撤回,而不要等废奴势力成为大势后投票解决。
那种权利是痛苦的。
我想,只要上帝与他们并肩,这就足够了,不用等什么多数投票之类的了吧!
而且,一个比邻居们正义得多的人,本身一个人就是大多数了。
我每年都会和美国政府,或者它的代表州政府,有一次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是和收税官打交道。
他是像我这样的地位的人,唯一必须和政府打交道的形式。
政府有它明确的态度:
“承认我。
”在这种情形下处理这种事情,要表达你的不满和讨厌的情感,最有效、最简单的必经之途,就是否定它的存在。
我的一个公仆邻居,也就是那个收税官,正是我要用这种方式对待的人。
毕竟我要反对的不是一张没有思想的羊皮纸,而是人。
这个自愿当了政府代表的人,为政府效力。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会认为我是个疯子,一个扰乱治安的人;
作为一个人,他应该把我当成他所尊敬的邻居,和一个好人。
如果他不能在两者之间权衡,就不能有所领悟,就无法克服障碍成为亲切有爱的人,言语和善,不出现过激的想法并言行一致。
我很明白:
如果我认识的人中有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十个人——即使只有十个诚实的人,或只有一个诚实的人在马萨诸塞州解散奴隶,并因为实际上停止了和政府在奴隶方面的合谋被关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已经开始废除奴隶制了。
因为不管开始多么微小,只要做了,就永远有效果。
但我们更喜欢谈论,谈论说废奴是我们的使命。
有很多报纸在为改革服务,但没有一个人。
就拿我令人尊敬的邻居来说,他是本州的大使,宁愿黑天白昼地致力于在议会大厅解决人权问题,也不愿冒可能被关进卡罗莱纳州监狱的风险。
马萨诸塞州迫切地想把奴隶制的罪名嫁祸在这个邻州上,虽然它发现只有一些不友善的行为可以作为争吵的理由。
我想,只要这个大人物愿意坐在马萨诸塞州监狱里,立法院第二个冬天就不会再继续回避讨论奴隶制的问题了。
如果一个政府出现非法关押,那么,正义的人的正确归宿便是监狱。
马萨诸塞州为崇尚自由和不那么沮丧的人们,准备的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监狱了,它亲自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或者关起来,而他们实际上早就根据自己的原则进行自我放逐了。
这里有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徒,要为自己的部落洗刷冤屈的印第安人有幸会在牢房中遇到他们。
那是一片虽被隔绝却开满了自由与尊严之花的乐园。
在这里,马萨诸塞州政府放置不同意见者,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狱,而就是这里,却成了这个盛行奴隶制的州里唯一一个后花园,崇尚自由的人们可以有尊严地继续。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人的影响消失在那里了,他们的声音不会搅得当权者的耳朵不得安宁了,他们在围墙内就不再是敌人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不知道和错误比起来,真理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们也不知道,经历过些许不公的人,当不公再次出现时会变得多么有力量和有效果。
扔掉你的投票权吧,不只是那张纸,而是扔掉你的全部影响。
面对多数,少数无力反抗,只能服从,这样就连少数也算不上了。
但当少数使出全力去反抗时却能战无不胜。
如果在这两个选项——把全部的正义之人都送入监狱,或放弃战争和奴隶制——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
如果有一千人今年都拒绝交税,这就不是血腥和暴力的措施了。
而我们交了税,州政府就有能力实施暴力,出现无辜的鲜血。
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
如果税收官,或其他任何公共官员问我,正如一个人已经这样问过:
“我该做点什么?
”我回答说:
“如果你真的希望做点什么的话,就辞职吧。
”当国民拒绝效忠,官员已经辞职,和平革命就完成了。
良心受伤了也会流血吧。
这种创伤,会剥夺一个人真正的气概,生命随着鲜血流淌,直至精神上的死亡。
我现在就看到这种鲜血在不停地流淌。
我曾经目睹一位犯人的关押,而不是没收他的财产(虽然关押和没收财产的目的是一样的),因为坚持最纯真正义的人们,也就是通常对腐败州政府最危险的人,往往没有聚集起过多少财富。
使人们富裕起来,政府到从来没用过什么心思,所以一项它觉得非常小的税项,在人们看来都像抢劫,尤其是人们交不起就必须得用双手去进行特殊劳动时。
即使一个人完全靠自给自足,从来没用过钱这种东西,州府也从不犹豫地叫他必须交税。
但是富人——这不是在做恶毒的比较——常把自己出卖给那些能使他致富的机构。
肯定地说,金钱越多,美德越少;
因为金钱连接人与欲望,使人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获得金钱也不需要什么美德。
钱拿出来,征税官就不会问东问西,没钱的话,无数问题就蜂拥而至了。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多余且难以回答,就是怎么花的。
这样,有钱人的道德根基就从他的脚下被挖了出来。
当所谓赚钱的手段增多时,生活的机会便随之减小。
当一个人变得富有,他能为自己的心灵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完成他做穷人时的美好的愿望。
希律王的一个爪牙对耶稣说:
“给我贡钱。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接着说:
如果你使用这个带有恺撒头像的钱,那就说明你属于这个国家,并享受恺撒的政府带来的好处,那么当恺撒要求时,你就该还给恺撒本属于他的东西,因为正是恺撒使得这些硬币可以流通并有价值。
根据当时的情景,基督回答:
“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但希律王的收税官们的智慧并未开光,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我和邻居中最向往自由的人们交谈时,我意识到,尽管他们或许谈论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对社会公共稳定表示关注,但关键是他们不能没有当局政府的保护,他们害怕违背政府的后果可能会危及到他的财产和家庭。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从不认为我需要来自政府的任何形式的保护。
但是,当政府要我交税而我拒交时,我的钱财才会迅速被政府夺走或浪费掉,我和我的家人才将永无安宁之日。
生活真艰难,诚实的人要在物质上过上舒服的生活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积攒财富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又会失去它。
所以,你只能受雇于人或蹲在某个地方种一点儿庄稼,赶紧吃完。
你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好重新开始,所以不能有太多的事情,免得累赘。
即使在土耳其,人们也能致富,只要他成为土耳其政府无可挑剔的好臣民。
正如孔子所言: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我断然说不:
我绝对不会效忠马萨诸塞州,它无权支配我的财产和生命,除非我的自由在遥远的南部港口受到威胁,而需要求助于马萨诸塞州政府为我提供保护,或者当我一门心思只想通过默默辛劳和正当手段挣钱创一番事业。
从各个方面来说,不服从州政府会带来的处罚,都小于忠于它的代价。
如果效忠它,我就会感觉自己的价值减少了。
几年前,州政府代表教会来到我这里,要我交一笔钱来支持一位牧师,我父亲参加过他的传教会,但我从来没有去过。
税单上写着:
“不交就关起来!
”我拒绝交付,但很不幸,收税官觉得我应当交。
我不明白,为什么教师要交税支持牧师,而不是牧师交税给教师。
我不是州立学校的教师,但我接受别人的自主捐赠并以此过活。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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