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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经济增长的现实也表明,技术进步是提高要素效率的重要前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
同时,技术进步和增长机制的转变都离不开制度保证,因此还需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
从经济增长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的增长,这就需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效率对产出的影响。
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
一是外延型,即通过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来扩大生产能力;
二是内涵型,即提高原生产场所的生产能力。
外延型增长与内涵型增长都可以在生产率提高或不变的两种情况下实现,但外延型增长无疑要占用更多的资源。
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必须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处理好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也就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转变,由单纯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作出正确判断,找出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不足与差距。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
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
目前,我国各项能源消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入产出比却远低于发达国家。
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
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必须加大公共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领域的投入,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1952年―1990年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低于发达国家。
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还没有理顺。
一方面,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
另一方面,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低下。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
在实物补偿上,应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
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由于农民工的劳动收入被压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说明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1】
【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国际经验表明,靠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与上涨并存、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粗放型增长资金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而投资效益趋于下降,为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埋下了隐患。
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上升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其他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我国的人均耕地、淡水资源和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却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资源的过量消耗加剧了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粗放型增长正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
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的需要。
集约型经济增长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
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
可以提高我国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位次,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可以减少能源资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可以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集约型增长有利于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民群众收入增长,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就能缓解能源资源瓶颈,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适宜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
加大投入,完善体制。
推进科技创新,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国家科研投入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在体制上,应大力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
为此,应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
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
没有有效的管理,科技创新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会遇到阻滞。
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也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
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特别是企业管理制度作保证。
企业应形成激励职工学技术、自觉提高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作用。
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应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
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发挥职能作用进行弥补。
同时,还应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调整优化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良好的产业条件和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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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是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笔谈]
■ 杨起全等
《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 文摘类期刊-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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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主创新的内涵
杨起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主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它所阐述的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来源问题,也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一个重要核心理念。
中央提出自主创新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既对宏观层面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离开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主题,也就失去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实质意义。
简单地说自主创新就是自己主导的创新。
自主创新的实质是掌握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增强未来发展的选择空间。
有些专家对自主创新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既然企业是创新主体,那么就没有不自主的创新。
我想这种观点失之于将企业作为一般的抽象概念来研究,而现实中的企业是具有不同产权和利益结构的法人实体。
当我们将企业作为由具体所有者控制的经济组织来观察,就会看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创新过程中产权和利益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情况,那种身不由己,不由自主,最终导致主权丧失的创新活动应当说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不应将自主创新解读为企业“自己决定的创新”。
因为,“自己决定”只是一般创新的主观意愿前提,并未涉及创新的内部结构和具体创新方式。
自己主导的创新则加入了实际创新能力、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的丰富内涵。
现代经济活动中知识产权正在成为决定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
我们过去以为只要掌握控股权就万事大吉了,可是知识要素参与分配和外部关键技术源控制企业发展的现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创新主导权对于从企业微观到国家宏观各个层面的长远战略利益和现实经济利益掌控的重要性。
我们学习、贯彻、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思想必须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背景出发才能全面领会中央精神。
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是坚持自主创新战略的宏观政策前提,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自主创新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要思想,绝不是简单地讨论技术来源问题。
因此,把自主创新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不到全世界的3%,我们怎么可能依靠闭关锁国的政策完成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呢?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达到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目的。
对于任何发展主体而言,是自己主动把握创新进程,成为创新过程的主导力量,还是放弃创新的主导权,甘愿饮鸩止渴,这是各个层面的创新决策者必然面临也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
自主创新是国家应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
柳卸林(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和创新在我国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到今天提出自主创新的战略,说明科学技术和创新在我们国家竞争力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反映出我们的政府要用创新来塑造国家新形象的决心。
自主创新其实是我国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科技的基础非常薄弱。
在发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依靠了技术的引进,靠出口原材料和让出国内的市场来换取国外的技术。
90年代后,FDI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相当多的新技术以FDI的方式进入了我们国家,并成为了许多产业的核心技术。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内自己的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得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还缺乏真正有国家竞争力的企业。
我们最大的企业的规模只是最大跨国公司规模的百分之一或二三。
我们一个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也只是两个跨国公司研究开发的总和。
我们一个国家的国际专利数,不如一个中等规模的跨国公司。
在这样一个基础进行自主创新,应该说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国家有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
这种战略包括以下几点:
1)从一个中长远期的角度来看待自主创新的战略。
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与争取FDI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不一样,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
FDI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在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
而科学技术和创新,是在创造新事物并实现其商业价值,其间充满着失败,风险,对资本的要求,对人才和制度的要求。
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2)在促进创新的过程中,制度作用高于投入作用。
因为创新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下实现的活动,不能用计划的方式实现它。
而这种制度建设的核心是营造一种创新的生态系统。
这种系统包括:
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氛围;
减少资本、人才流向创新密集区的阻力;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者的权益;
打破地方市场的观念;
在教育中改变应试教育,强调创新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
3)要抓住创新的机会窗口,调动各种力量,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服务企业,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
重大的创新机会总是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的,而过去成功的国家和企业会因轨道的锁定而抓不住新的机会。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的好时机。
如韩国抓住了数字技术的发展时机,芬兰抓住了移动通信的发展时机。
在过去强调科学技术和创新中,我国强调了对大学和研究所的支持,而忽视了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持。
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没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就没有产业的创新能力,国家的创新能力。
因此,在落实自主创新的具体措施中,需要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创新的主体,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让大学和研究机构发现新技术而引领未来。
坚持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道路
孙福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主创新对于企业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是基于内部研究的创新,相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出于战略、竞争、商业模式、利益等各种因素的考量,自主创新应选择开放式创新模式,即充分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研究资源,获得有经济价值的知识产权资产或其他无形资产,并通过商业化运作,使之转化成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
从国外大公司(IBM公司、英特尔公司、朗讯科技公司等)的创新实践看,它们都采取了开放式创新模式,但又有不同的特点。
IBM公司着重培育企业内部的研发能力,同时整合外部技术资源并把自己搁置不用的技术出售给其他公司以获取知识产权收入。
英特尔公司采取了与IBM公司不同的研发模式,它把公司内部研究活动和外部研究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外部技术资源,并利用风险投资机制,使研究成果的效益最大化。
朗讯科技公司则采用另外一种创新管理模式,即把内部的研究成果拿到外部市场上去开发。
1997年,该公司建立了新风险企业集团(NVG),其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由贝尔实验室开发的,但不适合朗讯现有业务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商业化。
我国的企业总是说内部研发能力较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调查表明,2004年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23郾4%,比2003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资源,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企业在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同时,应注意培育自身的研发能力,在消化吸收外部技术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减少对外部技术资源的长期依赖,在创新体系的构建中强化核心技术能力的培育,不断缩小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赶上甚至超过国外的技术水平,取得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逐渐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并获得对产业收益的控制权。
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关键是不要丧失创新的主导权。
企业如何才能作到掌握创新的主导权呢?
一是在资本结构中占控股地位。
资本控制是自主创新的前提,若企业被外资控制,中方在创新的问题上没有主导权,也就谈不上自主创新。
虽然技术、人力资源在企业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控制技术”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二是掌握关键技术。
虽然有技术不一定有创新,但没有技术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
关键技术的解决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三是要有创新需要的足够资源,包括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人力资源等。
在科研投入严重不足、机器设备陈旧落后和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自主创新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四是要有创新的动力。
只有当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技术集成应用主体、收益主体之后,才会产生创新的动力。
自主创新与创新系统建设顾淑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创新系统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与“自主创新”有着直接的渊源。
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加剧的竞争态势,使得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感到主张自由放任的主流经济学提不出足够有力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源于熊彼特学派的,集创新研究成果大成的创新系统理论很快被广泛接受。
在研究工作方面,国际贸易、工业经济、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等领域与创新研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融合趋势。
1)“技术预见”和促进“技术共同体”成长的政策。
自主创新决不仅仅是增加科技投资单项行动的结果。
由于认识到“线性模型”(从科学到技术到生产到市场)是错的,同时又需要增加对未来创新机会的预先投资,在日本经验基础上改进的科技规划方法论出现了。
它的预测的重点不仅包括可能的竞争性技术领域和产品类别,还要分析相关的能力结构和知识结构,以便提前向能力和知识基础投资。
它的工作方法是及早吸收产、学、研各方参与技术预见和规划,通过分享信息和观点为规划中的未来的“技术共同体”及早奠定“互动学习”的基础。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新概念,就是能力结构、知识结构是非常专门化的,需要和竞争优势领域很好地匹配起来,免得科学技术基础和需要它支持的创新活动变成两张皮关系。
2)以学习为基础的创新型区域发展。
学习和创新型区域发展的概念是在区域的范围内培植独特的不可交易、难以模仿的优势,这个优势常常和“缄默”知识及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但不一定在高技术领域。
例如我国浙江省,这些年发展势头强劲,主要靠传统工业。
我国幅员辽阔,搞自主创新各地方大有可为,但是照抄中央政策或其他地方的经验远远不够,甚至还要出问题。
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工业项目也不是好办法。
创新型区域的建设不能光靠借用“外脑”、外资,需要认真用好“外脑”外资来建设扎根在本地、支持本地独特优势的能力结构和知识结构。
3)关于科学研究“商业化”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科学研究“商业化”浪潮,我国也不例外。
创新研究学者观察、分析了这个趋势,提出强烈警告。
主要原因是创新系统需要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安排——即作为公共性质的基本知识和作为专有物品性质的技术知识,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关系。
否则,后一种即创新活动的成本会变得很高,而前一种即学术研究和高级人才培养的活动会衰败、退化。
目前,大学与企业的关系即我们讲的“产——学——研”关系正在变成新一轮研究的重点,可能发展出全新的观点。
例如,我们一向把开发出样机作为大学研究向工业提供技术的目标和载体,这个结论已经在(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实证研究中被推翻。
为了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我国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探讨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科学和技术基础结构”健康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4)创新政策的“知识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若干个大型创新系统跨国比较研究揭示,各国的创新系统是互相有别的。
创新系统和“发展轨道”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创新系统还对技术是特殊的,对地区也是特殊的。
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所谓最好的或“标准”的创新政策这种东西不复存在了。
再者,创新政策必须随时调整,调整的依据是创新系统不断变化着的“行为”。
于是,政策分析在近年发展极快,来支持政策的专门性质和政策的调整和适应能力。
我国政府自主创新的决定是一次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调整,为了使相应的政策制定得到有力的支持,提高政策研究的水平,形成一定的分工,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自主创新关键是体制创新
王昌林(国家发改委产业所副所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极大释放了多年来被束缚的中国科技生产力。
未来15年,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要以改革为动力,要在打破一个旧的体系之后重建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新体系。
一是要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创新的微观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显著标志是,一批企业已经初步具备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条件。
当前,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
首先,要使企业成为国家重大产业技术专项计划执行的主体、技术创新开发的主体,“十一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家新增科技投入要向企业倾斜;
其次,要真正建立起一流人才向企业流动的体制政策环境。
如在企业建立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条件和平台,凝聚一批人才;
鼓励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人才到企业工作等;
第三,要加快制订出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专项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融资政策等。
二是大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可借鉴日本、韩国微电子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若干重点技术领域,制订明确的目标,以国家投入为引导,以几家大企业为领导,整合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设立专项资金、成立专门机构、组建以中青年领军人才为核心的专门队伍,建立一批新机制、高水准的技术创新平台,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方式推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比如,围绕解决未来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10大瓶颈约束,实施10大技术创新工程,成立10大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构,组建10支队伍,分三个五年计划实施,力争通过15年的努力取得突破。
三是要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特别是一些高新区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地区的基础和条件。
同时,这些地区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有紧迫要求。
为此,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坚持重点(地区)突破的方针,在“十一五”期间,选择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加快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局部地区营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体制和政策环境。
四是要大力推进科技投融资体制改革。
在投资体制方面,要围绕提高科技投入效率,对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方向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大部分资金投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产生的大部分成果为论文、实验室样品(有的领域高达90%),这是造成我国科技投入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必须要进行调整。
调整的方向是在重大技术攻关领域,建立让企业特别是龙头大企业来整合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的投资体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目前科技成果产业化难、转化率低等问题;
在融资体制方面,当前要加快出台创业板市场,推动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自主创新融资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金融的创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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