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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评价
打破林则徐的“高大全”:
仅是旧时代最好的产品
2009年11月16日14:
07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9条
关于林则徐,我们长期将其作为一个“高大全”的历史英雄来看待,他已经被神化了,他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以致不少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信任林则徐,中国不会输,或者输的不会这么惨。
而为了更好的审视那段历史,林则徐的神话应该被打破了。
英军北上并非惧怕林则徐的武力
人教版的历史教材上写道“1840年6月,英军舰队侵入广东海面挑衅,鸦片战争由此爆发。
广东防御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就沿海北犯,进攻厦门。
”这描述使不少学生相信林则徐一定能打败英军,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因为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打压广大爱国群众和官员。
其实把英军北上的原因归于林则徐防御严密,无隙可乘只是一厢情愿。
英军北上的实际原因是英军执行了外相巴麦尊的训令而已。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
同日。
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提到了他和海军大臣各颁给伯麦的训令,其中规定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事实上,英国侵略军的侵华作战行动,正是按着上述训令进行的6月下旬,英国兵船封锁珠江口。
7月初,以小部兵力进犯厦门,切断厦门与台湾交通;主力进攻并占领浙江定海。
接着以一部分兵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
8月初到达天津的自河口,向清政府提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
而“广东防御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就沿海北犯,进攻厦门”这一说法缺乏充分的史料证据
林则徐对战争估计严重不足
林则徐被誉为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也将这些情报采撷成册,以供参考。
可是他对战争的规模严重估计不足。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夹片中写道:
“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
而1839年10月至11月间,英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侵华的决定。
英国的舰队和团队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不断地驶往中国。
我们不能期望林则徐在英国决定侵华之前,林则徐就能预见到战争的到来。
但是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四艘,而林则徐在奏折上却说:
“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把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当作一次大规模的鸦片走私。
这不能不说是林则徐犯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林则徐的书生议兵
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居然说: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次年8月,定海失陷,林则徐还这样激励军民杀敌,说英国人的膝盖是不能弯的,所以“一仆不能复起”。
由此可见林则徐对英军的陆军作战能力严重低估。
因此林则徐主持修建的官涌两座炮台根本就没有防御敌方从炮台侧后方发起地面攻击的设施。
结果,战事一开,这两座炮台在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双重攻击下,很快陷落。
更荒谬的是,林则徐还认为茶叶和大黄“实为外夷所必需”,“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林则徐对于英军的坚船利炮的认识也严重不足,他称:
“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
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
”林则徐的对付英军舰队的战术中竟有“在接敌过程中,如炮力所及,即先开炮,至鸟枪可及,兼用鸟枪,再近可抛火罐,施喷筒。
火罐应在船桅上抛出,喷筒应在船首施放。
”而实际上英国舰队的舰体十分坚固,不少船舰外包有金属材料。
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对英舰都难有大效。
而鸟枪,火罐,喷筒又有多大用处。
最匪夷所思的是林则徐设想“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划桨而行以近敌。
接近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放火燃烧。
”
林则徐没有改革中国
大家普遍认为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不过林则徐复出之后,并没有改革中国的行动。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道“他后来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继续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这其中有道德上的指控,不过可以看出一个事实:
林则徐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但他对于改革没有实际行动,连公开宣传都没有。
当两广总督徐广缙,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则徐回答说:
“民心可用”。
这无疑是高调和空谈,丝毫没有谈到改革。
而林则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聪彝笔录的遗折,仍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片忠诚,看不出我们希望的新气象。
林则徐无疑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且他的思想和能力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流的。
但是林则徐并没有达到历史对他提出的要求。
林则徐没有打破士大夫的天朝迷梦,而是使他们相信民心可用,只要官员都像林则徐一样,中国是不会输的。
两个林则徐:
一个是宣传的英雄一个是普通士大夫
2009年11月16日15:
02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6条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
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
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
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
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
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
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
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
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
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
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
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
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
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
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
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
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
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
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
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
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
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
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
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
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
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
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
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
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
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
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重读蒋廷黻先生写于68年前的大作《中国近代史》,我们仍然感到耐读、大气,令人荡气回肠。
这段“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的文字见诸于该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这一节写的是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洋务派开始近代化的努力。
那么,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
蒋廷黻先生探讨了个中的缘由,提出了“士大夫误国”的观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舞台的主角仍然是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
这个阶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一类是仍然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的守旧派,他们占中国官僚层和知识层中的大多数。
政府官员中的“主抚”派如琦善、耆英诸人,自然不可能振作和改革,蒋廷黻先生说“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那么,象林则徐那样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公开提倡改革呢?
蒋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角度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为我们勾画了“两个林则徐”的形象,“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当然前一个林则徐是被理想化的非真实的林则徐。
但问题在于,对林则徐的这种理想化的认识一直延续至今。
说起林则徐,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涌现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蒋先生的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
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也是随着中国的战败而逐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这使我想起了林则徐的一道奏折。
当时,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
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林则徐还建议道光帝断绝中外贸易,假如中国人不把茶叶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就会患病或是消化不良而死去。
今天,我们会认为这是个笑话,在当时,这是我们民族最先进的人,站在第一线的力量,民族最清醒的力量,对世界的认知尚且如此。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
道光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保住林则徐的英名。
林则徐的运气也真好,咸丰即位的时候,有个御史举荐林则徐,咸丰当即下令教林来京“协办夷务”,可是林则徐病大重,不久就死了。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则徐与英国人开战,他会获胜吗?
林肯定会战败,少不了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那时候,我们还会称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吗?
历史的残酷性也在这儿:
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是剿夷派的领袖,只是因为未曾签过城下之盟,近代第一个民族英雄就非他莫属。
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于是,整个民族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林则徐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林则徐看到了中外的悬殊,虽然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如外国人、要“以夷制夷”上面。
因此尽管他在广州也有仿制西洋战船、大炮的举动,可是他不能振臂一呼,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的舆论和行动,相反,林则徐还要遮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一直存在于一种迷幻的错觉之中。
在这种错觉之中,林的自身形象得到了维护,可是一个民族从落后中奋起的时机却被耽搁了。
诚然,我们用今人的眼光和思路来评价林则徐,可能有失公允,中国旧文化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国人在没有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之前,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仅凭林则徐一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但是,林则徐终究没能冲破旧文化的藩篱,他的行为给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这使他立即联想到有“天上石麒麟”之称的南朝才子徐陵(字少穆),以为是吉兆,因此在给儿子取名“则徐”之余又给字“少穆”,“石麟”。
乾隆年间之后,英国来华使臣晋见中国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是因为人家不愿接受这种“侮辱”礼仪。
可是,中国人却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所以才没下跪。
可叹的是,林则徐也有这样的看法。
当然,他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居然说: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
次年8月,定海失陷,林则徐还这样激励军民杀敌,说英国人的膝盖是不能弯的,所以“一仆不能复起”,大家奋勇争先,跟杀猪宰羊一样去砍杀那些上了岸就连路都不会走的异类吧。
林则徐对人家的坚船利炮与后勤补给似乎也看不上眼,“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就是因为这些荒谬的看法,林则徐认为英军尽管在海上有实力,但毫无陆战能力,因而不会舍舟登岸,从陆上发动进攻。
即使有这种攻击,也绝非清军对手。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林则徐主持修建的官涌两座炮台根本就没有防御敌方从炮台侧后方发起地面攻击的设施。
结果,战事一开,这两座炮台在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双重攻击下,很快陷落。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
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
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
这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
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负面评价:
禁烟侧面
一、林则徐偏见的侧面:
蔑视洋人士兵
但任何人都难免有时代局限,相对开明的林则徐也不例外。
比如:
他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
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定海沦陷后,林则徐鼓励军民奋勇杀敌,仍然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
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
“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也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
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陷落炮台。
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
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
“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
“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
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
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棚”,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做出一些莽撞的事儿来。
二、林则徐莽撞的侧面:
禁毒急功近利
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
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莽撞了。
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
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
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
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
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
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
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9月,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
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处死。
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
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
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莽撞”形容词,丝毫没有贬义,只是一种客观形容。
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
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
“……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
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三、林则徐遮掩的侧面:
谎报战功
1839年穿鼻战役后,关天培报告林则徐,中方大胜,击沉几艘英国船,并造成英军50多人死伤。
然而,其实英军此役无任何人员损伤。
参与此役的一个英方军官事后在书信中更刻薄地嘲笑说:
“中国炮台上似乎是在放烟花”。
按常理,林则徐应该调查真实战况(当然,也有可能被蒙蔽),却全盘按照军方的报告,上奏汇报大捷。
这种做法,当然大大激发了道光皇帝的战斗热情,林则徐等也很配合,不断奏报大捷,更敞开了说大话,比如“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云云,把道光皇帝的胃口吊得很高。
1839年9月,已经清楚双方军事实力,明白“扛不住”了的林则徐又上奏说:
“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
结果道光皇帝批示道:
“不应如此,恐失体制”,弄得林则徐进退维谷。
实际上,1840年时,清朝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将领腐化,装备落后,完全无法抵挡任一个西方强国的军队。
弛禁与严禁
朝廷分为禁烟前开始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
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
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
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
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
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
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
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
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
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
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
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历史罪人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2万多箱鸦片现货,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
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
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
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
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
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
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
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
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不会!
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9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
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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