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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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第八章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本世纪以来,关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研讨和论争,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出现在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第二次开始于80年代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开启之时,延续至今,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
两次高潮出现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
第一次的出现,以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揭开序幕,到20年代中期接近尾声,但其余波延续到3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残破景象。
经济濒于破产,百姓度日维艰;思想文化界出现严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强劲发展。
国内背景是,效法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就相继出现了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危机加剧;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尊孔读经和文化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向往“科学和民主”的新中国和新文化的社会力量,面临黑云压城之势,不得不奋起反击,并寻求新的出路。
第二次高潮开始出现的国际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早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复苏过来,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新的优势地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但世界仍然充满矛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痛苦和曲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此伏彼起,东南亚的“小龙”、“小虎”创造了30年经济奇迹後突然遭到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在不断克服来自种种旧的体制、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力过程中,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又面临着新的更加艰巨而复杂的改革课题;所有制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以至伦理、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千百万人群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和价值标准,忧国忧民人士在思考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前途……。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本世纪第二次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高潮。
可见,两次高潮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是很不相同的。
但也有共同点。
首先,两次比较和论争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参加者的动机和种种结论都是要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并且都由此而去追索中国与西方过去历史文化的不同点或共同点,都要对彼此的是非得失或优劣高下作出某种判断。
这正是比较史学的一般认识逻辑:
通过参照比较寻求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认识。
其次,从理论和学术观点来看,虽然论争的参与者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主要是就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见解,但那些见解大都是由现实而追溯历史的,实际上都涉及到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两次高潮加以回顾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富于回味的。
本章先就两次高潮作一些回顾和对照,进而探讨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第一节第一次高潮的回顾
第一次高潮自陈独秀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开始,到1927年接近尾声。
据陈崧先生估计,在1915至1927年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
各路贤达学子,竞相争鸣,盛况空前。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列举了“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在“根本思想”上的种种差异。
他所说的“东洋民族”的“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或主要是指他所理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主要是指他所理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
他列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点:
“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象任何历史认识一样,陈独秀的这一历史认识也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判断:
即事实判断,事实成因或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及意义或优劣价值判断,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取舍选择的判断。
上列三项陈述,基本上都属于事实判断。
如今来看,那些事实判断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例如,单是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就足以表明他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知识十分有限。
那时的一代先贤对于中国历史一般都有相当深的了解,但对于西方各国历史的认识普遍都很肤浅,实际上主要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那些印象中当然也多少包含着一些与史实真相吻合的成分,但总的来说吻合度并不很大。
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中西比较的事实判断,失真度也就比较大了。
至于造成他所说的上述“事实”的原因,陈独秀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并认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从社会历史观来说,这里已含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成分,但并未展开阐述。
至于两者的价值高下和取舍选择,他的表达十分明确。
如第一项不同点,他说: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
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这当然说不上是科学的判断,而是一个对国外帝国主义凌辱和国内军阀封建势力黑暗统治奋起抗争的爱国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心境的表达。
关于第二项,陈氏痛陈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之恶果有四:
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东洋民族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
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这些论述,联系到他所说的“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的说法,很容易推论出唯一出路就是连根拔除“东洋民族的根本思想”,而“易”为“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单从这些表述来看,陈氏似乎只关注了文明的地域或民族特性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各民族文明或文化有一个从古到今发展历程上的差异。
不过也不尽然。
如他在稍早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到:
“世界各国,无论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
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
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之窠臼”,只有西洋文明才可称为“近世文明”。
而且他还指出: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尔。
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
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也。
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
尽管他当时还没有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上述认识已为他不久以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陈论一出,群议蜂起。
从最初的论争中表达的基本倾向来看,凡是主张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人们,如李大钊、常乃、胡适等人,在中西文化比较的事实判断、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方面所持基本观点,与陈独秀大体上相似或相近。
而强调维护固有的传统文化价值的人们——即“东方文化派”,如杜亚泉(伧父)、粱漱溟、梁启超等人,在价值判断上截然相反,但在事实判断上,却与前一类见解颇为相似或相近。
李大钊认为: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这些判断与前引陈独秀所作的事实判断大体相同。
至于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李大钊也认为主要是自然环境的影响:
“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形成东洋文明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
(形成西洋文明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
如今来看,这些论述显然也是很粗疏的。
但他已不是单纯强调自然环境,而是联系着生产生活方式去考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价值判断和取舍选择上,他也持有与陈独秀相近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因此必须“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但他的观点与陈独秀已有重大的不同。
他并不认为这两大文明之优劣对立,如水火之不相容:
“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由此认为中西文明应当互相调和,互相取长补短,并指出:
“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那么,既能去东西文明之短又能扬其所长的“第三文明”又怎样产生呢?
东西文明又怎样才能互相调和呢?
他的回答是:
“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
这表明,他当时已意识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明,也就是他所期待的既能去东西文明之短又能扬其所长的“第三文明”。
这些观点尽管还有许多模糊之处,在当时确已算得上是很先进的了。
一年多以后,他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指出: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
……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
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此时他已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文化观和整个历史观,与一年多前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已有重大变化。
常乃认为,“世界上有一个静的文明,还有一个动的文明,诚然不错”。
他也主张中国应当由静的文明改为动的文明。
但他认为这两种文明的关系是前后两个时代的关系,而不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二元对峙关系。
他把当时一些论者列举的所谓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色列为下表加以分析:
东方文明特色
西方文明特色
重阶级
重平等
重过去
重现在
重保守
重进取
重玄想
重实际
重宗教
重科学
重退让
重竞争
重自然
重人为
重出世
重入世
这个表中所列的各项“特色”,的确概括了当时参与论争的大多数论者的看法。
常氏自己也并不否认那些特色的存在。
但他认为所谓东方文明特色,并非只存在于东方,在西方古代也是存在的。
例如古希腊“神权亦重,阶级亦严”;古罗马“重君权,神权”。
他接受孔德的社会进化三阶段论,认为“最初是神权时代,其次是玄想时代,最后是科学时代”,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由此看来,我们就晓得现在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实在就是第二期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却是第三期的文明。
社会的历史倘若不是进化的便罢,如果还是进化的历史,那么文明的趋势只有从第二期向第三期进行,没有从第三期倒退着往第二期走的道理。
我们不满意第三期的文明,应当往前找出一个第四级,不能带着第三期向反对方面走”。
孔德的三阶段进化论本是基于唯心史观的理性进化论,并不科学,但常乃用它来说明文化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发展演进的过程,并明确指出当时人们所说的“东西方文明”的差别“是时代的差别,不是先天的差别”,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对胡适有时把东西方文明说成似乎是两种民族根性不同的文明提出“抗议”,指出:
“一般人以为西洋近代文明是从希腊传来,因为在希腊人时代就具有一切‘好动’、‘爱知’、‘奋斗’等精神……在我们看来,希腊时代的人无论他们的生活如何进步,总之是属于古文明系的,他与中国古文明的距离反要比和西洋近世文明的距离近点。
凡是古文明里的缺点,如同:
专制的政体,贵族的势力,神权的迷信,阶级的制度,繁琐的礼仪等,在希腊历史上同在中国历史上一样的可以找得出。
他一方面,凡是希腊人因受半岛的地理影响而产生的特别民族性,如活泼进取,好勇冒险,长于商业,富于想象力等,在中国古代滨海滨江的国家,如燕、齐、吴、越、楚等民族里也同样可以找得出这样精神来。
我们从阴阳家的宇宙观里能够找出和德黎(Thales,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一样超越的哲学,从屈宋的《楚辞》里能够找出《菏马》一样伟大的文学,从《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古籍里能够找到和希腊人一样的轻狡善斗勇于冒险的民族性”。
他批评胡适把中国与西方文化说成“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的、“东方的懒圣人”的文化,“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求人生幸福”的文化等观点,指出,追求幸福或“利用厚生”的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特色,“乃是一般人类文明的特色”;“至于‘自暴自弃不思不虑的人’在‘西洋近代文明’中仍然找得出这样的许多人,也非止‘东方的懒圣人’如此。
倘若把这当作东方文化的根本特点,那就无异说东方人是生就的不长进的民族”。
他还指出,作为“第三期文明”代表者的西方近代文明本身也有缺陷,“大战之后这种文明也起了许多破绽,但我相信补这种破绽的,是未来的第四期文明,不是过去的已死的第二期文明”。
可是,由于他停留在孔德的理性进化三阶段论上,因此对那更高级的“第四期文明”究竟具有什么新的内容和特点,他说不清楚。
而且,他只是模糊地看到文化有从古到今演进的某种普遍规律性,不承认各民族文化各有其发展道路和特色的特殊性;只是模糊地看到了文化的时代特性,看不到文化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性。
这就为走向西化论留下了通道,如他所说,“我们现在只有根本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决无保存腐旧凝滞的固有旧文明之理”;,对于他所说的第二期、第三期文化各自具有什么根本特点,他也说不清楚。
从他列出的那个表来看,似乎表的左边一栏所列举的“东方文明的特色”,就是他所说的“第二期文明”的特色,右边一栏列举的“西方文明的特色”就是他所说的“第三期文明”的特色。
这表明他也和当时其他许多论述东西方文明特色的人一样,在这方面显得粗疏而浅薄。
胡适的基本观点与常乃大体相似。
他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
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例如饥饿的问题,只有‘吃’的解决,而吃的东西或是饭,或是面包,或是棒子面……物质生活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政治组织”、“精神生活”等等也都莫不如此。
这就是他的“大同小异论”。
本着这个“大同小异论”,他对东方文化派把东西方文明视为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明的观点,极表异议,尤其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激烈的批评,有些话语近乎讽刺挖苦,以致引起梁氏颇为恼火的诘问。
应该说,在这方面他的确阐述过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
如他指出:
“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
”“至于那‘调和持中’‘随遇而安’的态度,更不能说那一国文化的特征。
这种境界乃是世界各种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国。
见于哲学书的,中国儒家有《中庸》,希腊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希伯来和印度两民族的宗教书里也多有这种理想。
见于民族思想的,希腊古代即以“有节”为四大德之一,而欧洲各国都有这一类的民谣。
至于诗人文学里,“知足”、“安命”、“乐天”等等更是世界文学里极常见的话,何尝是陶潜、白居易独占的美德?
然而这种美德始终只是世界民族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能实行的始终只有少数人”。
那么,他又怎样解释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呢?
他说,那只“不过因环境有差异,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余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和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他们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持中和向后的根本毛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有直觉和现量的根本差别”。
可见,胡适也象常乃一样,认为文化或文明只有时代先后的差别,不承认有民族特性上的差异。
应该说,他在反驳东方文化派的东西文化绝对异质论和东方文化独优论方面,比常氏阐述得更加深刻有力,而且在作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时,也更为明确地指出西方文化也并非“自古以来”就如何如何,而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这表明胡适在西方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似较许多同代人高出一筹。
但胡适论说的一个致命弱点是,他仅从“生物适应环境的大同小异论”推导出世界各民族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大同小异”的结论,这种推论本身就极不科学;再进而根本否认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自有其民族的特殊性,而且着重强调东方文明必须效法西方文明,这就为他后来走向“全盘西化论”留下了直接的通道。
这一趋向在他1926年发表的《我们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态度》已有明显表露。
他在该文中对东方文明几乎全盘否定,加之以各种恶名;而对西方近代文明则全盘肯定,加之以各种美名,说什么“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这一贬一褒,实在有点太离谱,以致常乃都“不得不提出抗议”,“抗议他把世界的文明无端分成两大系,抗议他把‘求人生幸福’,‘不知足’等人类文明公有的特色让给了西洋人作为专利,抗议他替东方人无端加上个‘懒惰’、‘知足’的罪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美化西方文明时,还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也视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一大表现。
他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
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
向资本家手里要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
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
……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
”胡适的这些话虽然并不表明他信仰社会主义,但表明他当时承认社会主义正在否定和取代资本主义,乃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健康表现。
这样一种看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在30年代以后的胡适那里就见不到了。
下面再看与“新文化派”对垒的“东方文化派”的几位主将的论说。
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是与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对垒的主要阵地。
杜氏1916年10月在该刊第13卷第10号发表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是强调维护固有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篇代表性论著。
该文就象是对陈独秀的《东西文明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的直接回应。
在东西文明差异的事实判断上,杜亚泉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许多方面惊人地一致。
如说“西洋社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吾国社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于人为,我国则反之,而一切皆注重于自然。
”;“西洋人之生活为外向的,社会内各个人皆向自己以外求生活,常对于他人为不绝的活动……我国人之生活为内向的,社会内之各个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对于自己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西洋社会有种种之团体,若地方、若阶级、若国家、若民族,皆为一团体而成一种之人格,……此种团体亦为竞争之结果,以共同竞争较之单独竞争易获胜利也。
我国社会内无所谓团体。
城镇乡者,地理上之名称;省道县者,行政上之区划,本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
国家之名称,则为封建时代之遗物,系指公侯之封域而言;至国家以上则谓之天下,无近世所谓国家之意义。
……至民族观念,亦为我国所未有,所谓蛮夷戎狄者,皆天生之蒸民,且多为古代帝王之后裔,以其地处避远,俗殊文野,故加以区别。
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其区别本非固定,故与现时民族之区别不同。
盖我国除自然的个人以外,别无假定的人格,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而家族,而亲友,而乡党,而国家,而人类,而庶物,皆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以为之差等,无相冲突。
西洋社会中,既有个人主义,又有国家主义、阶级主义、民族主义,时相龃龉,而个人为中心与国家为中心之二主义尤为现世之争点”;“西洋社会无时不在战争之中,其间之和平期乃为战后之休养期,或为第二次战争之预备时期。
战争为常态,和平其变态也。
我国社会时时以避去战争为务……和平其常态,战争其变态也”;“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必要之条件,故视胜利为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巩固团体内之各分子以对抗他团体,仍持为竞争之具。
……故多注意于公德。
而于个人之行为,则放任自由。
凡图谋自己之利益,主张自己之权利,享用自己之财产,皆视为正当,而不能加以非难。
资本家之跋扈于社会,盖由于此。
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
道德之作用在于消灭竞争,而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道德之最高尚者。
……凡孜孜于图谋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张自己权利,及享用过于奢侈者,皆为道德所不许”。
他由此进而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演变趋势作出推断:
“无限之欲望随之而昂进……于是各个人、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各筑墙壁,定繁细之法律,设重大之军备,以拥护其经济的地位。
”“经济上势力全操纵于少数阶级之手,国家民族间之经济竞争,实不过少数阶级间之经济竞争,多数民众为少数阶级所驱策,投身于炮火兵刃之地,创巨痛深,则必有所警觉,事定以后,当有一种超国家超民族之运动”;“由吾人之臆测,则经济之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而“西洋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
他甚至认为“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吾国固有”的“社会主义”,正可用以救西洋文明之弊。
在道德观念方面,他认为,由于西洋文明的“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
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于强国之凭凌,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如此观念几为吾人所不能理解……今日之战,日杀六千人,犹未已止,即此故也”。
他由此认为,大战以后西方道德观念势将复归于希伯来和希腊的理性,并从而与中国道德观念接近。
如今看来,他的这些论述也不免流于粗疏,但也反映了某些历史真相。
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道德观念流弊的批评,至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
梁漱溟的主要看法,集中表述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中。
他同意常乃所言,承认东西方文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后的;一是未进的,一是既进的”(12页)。
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已到穷途末路之日,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却能够“翻身”,“即是说古化能大行于未来之世界”(12页)。
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文化乃是“生活的样法”,也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
其一为“本来的路向:
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其二,“遇到问题并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其三,“遇到问题,他就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条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条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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