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市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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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核定经济资本和信贷计划,单独构建“三农”信贷管理体系,单独建立事业部会计核算体系,单独实施风险拨备与核销政策,单独资金管理运行,单独制定考核激励约束机制,“三农”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12年末,农业银行营业网点459个,其中农村网点178个,占38.78%,布放惠农通10332台,实现“惠农通”对重庆行政村的全覆盖。
三是挂牌成立邮储银行。
邮储银行于2007年底正式成立以来,积极稳妥推进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业务转型、管理转型和网点转型,经营业务由原来的只存不贷逐渐转变为存贷结合,目前,赋予贷款业务的网点已涵盖40个区县支行,共计170个,占该行营业网点的9.9%。
四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
先后建立起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9家,其中村镇银行2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2家,贷款公司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逐渐成为重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表现活跃的新兴力量。
五是积极推动涉农融资担保、保险体系建设。
截至2012年末,全市已经设立担保公司153家,由市政府出资的15家市级国有担保公司发挥了推动作用。
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全市积极引导辖区内保险公司主动参与农业保险试点,强化农业保险监管,保障其健康、规范发展。
截至2013年4月末,全市有保险公司44家、中心支公司(支公司、营业部)71家、营销服务部591家,其中县域占81%。
(二)量质并重,涉农贷款快速增长
重庆市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力度不断加大,有力支撑了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
一是涉农贷款总量增幅较大。
截至2012年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为2802.8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268.0%,5年间年均增速为29.8%,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18.4%,较2007年末提高了3.3个百分点。
二是涉农基础设施贷款比重大。
2012年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1086.7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38.8%,较2007年末提高了4个百分点;
其他类贷款余额929.9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33.2%(见表1)。
三是涉农贷款主体向规模化经营的企业集中。
截至2012年末,全市农户贷款、非企业组织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497.5亿元和100.7亿元,各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7.7%和3.6%,较2007年末分别下降4.0和5.9个百分点;
而企业涉农贷款余额2195.8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78.3%,较2007年末提高9.5个百分点。
四是涉农贷款金融机构高度集中。
截至2012年末,全市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的4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农商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和国开行是涉农金融的主力军。
上述4家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731.3亿元、562.8亿元、467.0亿元、273.9亿元,分别占全市涉农贷款余额的26.1%、20.1%、16.7%和9.8%(见表2)。
在涉农贷款总量增长的同时,经营质量也得到提高,全市涉农贷款不良余额20.7亿元,涉农贷款不良率0.74%,略高于全市不良贷款水平0.27个百分点,较2007年下降11个百分点。
其中,农户贷款不良率为1.55%,较2007年下降12.75个百分点;
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不良贷款率为0.79%,较2007年下降15.81个百分点。
(三)顺应需求,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重庆市各金融机构坚持“特色化、个性化、人性化、流程化”的金融创新理念,大力开发个性鲜明、门类齐全的金融产品。
一是创新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融资模式。
为了解决农村金融主体贷款无有效抵押物的融资难题,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运用“三权”抵押融资模式,破解农村融资瓶颈。
截至2012年末,全市“三权”抵押贷款余额175.6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4.1倍,累计撬动310.7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三农”发展。
二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农业产业化的融资模式。
针对龙头企业贷款缺抵押,国开行支持涪陵区江东龙头企业与农户共同组建股份合作企业,迄今为止,给该类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共计3250万元;
农商行秉承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产业经济的理念,支持丰都县肉牛龙头企业——重庆恒都集团做大做强,2009年对公司授信29000万元,2012年2月新增授信流动资金6000万元;
针对农产品流通环节,农商行对铜梁县核桃流通推行了联保贷款,由起初的至少3户农户组成一个联保贷款小组,每户最高授信额度15万元,发展到后来的按照日均存款一定比例核定联保户贷款额度,目前,按日均存款一定比例和有效净资产的50%核定贷款余额,最高贷款余额可达200万元。
三是创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广为农民欢迎的金融产品。
如推出以“专业合作社贷款”、“农民工创业贷款”等为代表的特色金融产品和“巴渝新居”农房建设贷款等为代表的独特金融产品。
四是创新了通过直接融资渠道支持涉农企业发展。
如加大证券市场对涉农企业支持力度,帮助涪陵榨菜于2010年在深圳中小板直接上市融资;
又如,积极实施区域绩优债融资模式,支持重庆华强化肥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双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功募集资金1.4亿元。
此外,在小额贷款模式上也有创新,推出“龙头企业+农户(农民工)”、“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农户”、“信用村(镇)+农户”等新的小额贷款模式。
(四)政府作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重庆市积极探索、试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政府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全面推动“三权”融资抵押贷款。
市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8个专项文件,万州等部分区县出台了多个专项激励政策,建立起完善的“三权”抵押融资政策体系。
二是积极争取和实施相关财政政策。
全市共争取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7356万元,其中2012年5968万元;
整合市级专项资金对担保机构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保费补贴,2012年全市投入5230万元(比上年增加1360万元、增长35%);
安排市级专项资金8000万元建立“三权”抵押风险分担机制,对“三权”抵押贷款本息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
运用市级专项资金2000万元在全国率先建立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机制;
建立微型企业贷款贴息和贷款损失风险补偿机制,2012年全市拨付1677万元奖励(含贴息)资金,小额担保贷款贴息2.35亿元;
出台对金融机构向农业新增贷款产生的营业税地方所得部分给予等额补贴的财政补贴政策。
三是运用货币政策成效显著。
积极运用再贷款工具,近三年累计向村镇银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发放再贷款21.8亿元;
积极运用再贴现工具,近三年累计办理再贴现273.9亿元;
对涉农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2007年以来先后7次下调各类涉农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末,农商行、村镇银行及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比国有商业银行低2个、6个和2个百分点;
有效发挥利率政策的扶持功能,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2.88个百分点,对黔江等偏远少数民族聚集区民贸民品生产实行优惠利率。
此外,全市各区县政府结合自身实际,也积极作为,创造性地建立了资源配置的通道。
如开县政府推动了金融服务、资产评估、抵押登记、风险分担、产权交易五方面的工作,截至2013年3月末,全县累计发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24.03亿元,其中农房抵押贷款11.53亿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1.63亿元、林权抵押贷款10.37亿元(含国有林抵押贷款8.51亿元)、土地复垦项目贷款5000万元。
(五)立足服务,大力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重庆市通过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方式,着力信用体系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断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
一是不断调整网点布局和服务方式。
截至2012年末,在重庆主城9区以外的31个区县中,网点数2858个,占全市金融机构网点数量的66.1%;
农村便民金融服务点618处。
二是逐步健全农村支付体系。
率先在全国开展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截至2012年末,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市37个区县,累计办理银行卡助农取款交易1.3万笔,金额242.2万元,有效满足了农村地区基本金融需求。
同时,降低农村地区刷卡手续费率,在手续费分配上向远郊区县的收单方倾斜,将乡镇地区刷卡费率由0.5%-2%统一下调至0.3%,使全市农村地区刷卡费率处于西部最低水平。
此外,创造条件使农村地区的银行网点以多种方式接入支付清算系统。
截至2012年末,县域农村地区接入支付系统的网点达1695个,较2008年增长5.6倍,接入率达50.3%。
三是探索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巴南区选择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突破口,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推行“2+3”信息采集理念,合理设计包含6大类172项的农村信用信息采集指标体系。
目前,巴南区“农村征信系统”已覆盖全区99%的农户、83%的专业合作组织和130多个专业合作社,成为西部首个、全国第五个农村征信系统。
四是努力改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先后在云阳、永川、开县等7个区县启动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投诉举报、投诉处理、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等机制,有效推动了县域及农村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截至2012年末,各试点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共计接受电话或现场咨询310余次,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16起,全部投诉均在规定时间内有效办结,消费者满意度达100%。
二、农村金融信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认识
调研发现,农村金融信贷中的贷款难、贷款贵、难贷款、贷款少仍然是重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贷款难
从问卷调查反馈情况看,涉农贷款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是从贷款难易的认识看,调查农户中有26.19%认为向银行贷款很难,44.29%认为向银行贷款较难,25.24%认为向银行贷款较易,4.29%认为向银行贷款很容易。
二是从贷款的渠道看,在农商行贷款的占29.41%,在农业银行贷款的占4.04%,在邮储银行贷款的占0.74%,在村镇银行贷款的占0.74%,在互助基金组织贷款的占0.37%,其它占1.84%。
因贷款难,向亲朋好友借钱的占62.87%。
三是从贷款遇到的问题看,认为贷款要求太苛刻的占28.10%,需要抵押品的占24.76%,现有贷款模式与农村需求不相适应的占21.90%,其他占16.19%,对如何贷款了解太少的占10%,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的占4.29%。
此外,农业经营组织贷款难:
据市农委提供的数据,全市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6万个,有融资需求65亿元,获得贷款1.4亿元,占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需求的2.15%。
龙头企业贷款难: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478个,有融资需求140亿元,获得贷款12.78亿元,占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融资需求的9.13%。
据开县提供的农户个体贷款难数据:
全县现有农户38.50万户,有融资需求的对象占到农户的1/3,农户的融资需求为5万元左右,全县农户总的融资需求在64.17亿元左右,目前该县农户贷款余额为22.12亿元,满足度只有34.47%。
(二)贷款贵
主要表现:
贷款成本高。
据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提供数据显示,涉农贷款基准利率6%,浮动区间为5.4%到9%。
调查发现,涉农贷款平均利率为7.21%,最高达9%。
涉农贷款主体除了要承担金融机构的高利息外,还要承担针对中小企业3%~5%的担保费用,以及一定的手续费,此外,涉及资产抵押的贷款主体,还要承担5‰左右的抵押资产评估费,高利息加上较高的各种收费,各类涉农贷款主体普遍反映贷款贵。
(三)难贷款
一是供给成本高,银行慎贷。
以重庆农商行为例,2012年信贷成本为7.12%,含减值计提准备、资金成本、运行成本(人力与非人力费用)以及相关税负成本(主要指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中,县域支行8.62%,主城支行5.72%,县域支行信贷成本高于主城支行2.9个百分点。
二是营运收益低,银行惜贷。
重庆农商行开县支行农村地区人均实现利润6.4万元,而县城区域人均盈利达到45.92万元,城市网点员工盈利能力是农村员工的7.18倍。
三是经营风险大,银行怕贷。
农业银行重庆分行2012年末,该行涉农不良贷款率为9.2%,其中经营不善占47%,自然灾害占4.1%,道德因素占14.2%,死亡或下落不明占8.0%;
其他的占26.7%。
重庆农商行2012年末,县域支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21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的89.68%,贷款减值计提比例高达4.93%,高于主城支行2.91个百分点。
以开县“三权”抵押贷款为例,全县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24.02亿元,仅为全县贷款余额的22.6%,其中,农房抵押贷款中10%为不良贷款。
(四)贷款少
一是重庆农村金融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涉农贷款在所有贷款中所占比例偏低,2012年全市涉农贷款余额2802.8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为18.4%。
二是全市涉农贷款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334.2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的11.9%,较2007年末下降16.3个百分点,占全市全部贷款总额的比重只有2.14%,说明在全部贷款中用于支持农林牧渔业实体经济发展的贷款比重很小。
三是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投入总量偏小,全市主要国有商业银行涉农贷款占比为39.5%,而农商行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就占到了26%,承担涉农贷款的重任主要是地方性金融机构,而地方性金融机构规模不够、力不从心(详见表2)。
在上述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中,“贷款少”只是“贷款难、贷款贵、难贷款”表现出来的结果而非成因,“不缺资金缺制度”、“不缺资金缺资产”才是造成“贷款少”问题的真正原因。
所谓“不缺资金”:
从重庆情况分析,农村不缺资金。
从县域存款总量来看,以主要从农村吸收存款的农商行和邮储银行为例,至2013年3月末,农商行存款总额超过3000亿元,其中66.8%来自于农村,邮储银行1500亿元存款,从农村吸储的比例更高达90%以上,说明在县域农村并不缺乏可用资金。
从存贷比来看,全市存款余额为18934.83亿元,贷款余额为15131.22亿元,存贷比平均为79.91%。
主城存贷比平均为93.07%,主城以外的县域存贷比平均为54.33%(越是农业大县,粮食主产县存贷比越低,如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开县、云阳、忠县存贷比分别为35.00%、32.67%、27.64%,粮食主产县潼南、梁平分别为37.85%、23.49%),县域低于主城区38.74个百分点(见表3),说明农村大量的资金没有留在农村,而是通过存贷差逆向流到城市,没有体现城市反哺农村。
所谓“缺制度”,就是缺乏让农村资金用于农村的硬约束制度,没有按照中央1号文件要求,让县域资金主要用于农村。
缺乏适合农村特色的融资担保抵押制度。
从不动产抵押情况来看,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300多万亩宅基地,保守估计这些资产的总价值约为1万亿元,即便只抵押10%—20%,农村便可增加投入融资1000多亿元。
但重庆目前推行的“三权”抵押贷款模式,面临着《担保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等法律限制。
法律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
动产抵押由于制度不配套,难以施行。
这些制度性的限制造成融资困难。
所谓“缺资产”,正是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农民的不动产虚化、动产虚置。
“三权”资产抵押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造成“三权”虚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融资功能。
活体资产抵押制度不健全,活体资产抵押的评估、监管、处置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造成动产虚置。
如畜禽养殖企业拥有市场价值相对较高、易处置、易变现的活体畜禽资产,如果能够实现动产抵押,将大大增加养殖企业的融资可得性。
以重庆恒都农业集团为例,该企业已成长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肉牛养殖企业,流动资金需求量巨大,企业肉牛存栏量近6万头,存栏价值6亿元左右,因活体资产不能抵押,无法有效发挥其融资功能。
按照商业银行“三性”原则,农村资金流向城市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客观上起着“抽水机”的作用,使农村作为金融资源的支持对象变成了城市资金的供给者,大量资金被抽走,存量资产也无法激活。
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重新加以设计,创造摆脱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制度条件,才能破解“缺制度、缺资产”的困局,促进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
三、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建议
农村金融的改革发展,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加强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扶持和引导,围绕让资金留在农村、流向农村的总体要求,切实加大商业性金融支农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作用,确保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从制度着手,激活农村“沉睡的资产”,扩展农村不动产、动产融资能力。
(一)允许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缺失的问题
由于现阶段农村信贷供给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与缺失问题,建议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多层次、多元化、适度竞争、相互补充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满足各类农村经济主体对农村金融的不同需求。
——进一步发挥农商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国开行等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作用。
重庆经验表明,农商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和国开行是涉农金融的主力军,其涉农贷款余额共计2035亿元,占全市涉农贷款余额的72.7%,因此,应正视正规金融机构供给短缺的问题,发挥好农商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和国开行等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持续深入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阳光信贷和富民惠农金融创新三大工程。
——进一步协调好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关系。
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别依靠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来配置资源,商业性金融依靠市场调节,自由竞争,自负盈亏,注重效率,而政策性金融则更加注重公平。
因此,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国有银行(农发行、国开行)的政策性金融作用,进一步放宽其业务范围,给予更多、更优惠的扶持政策,使之成为政府支农的有效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的主要载体、农村金融的骨干和支柱。
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杠杆和导向作用,引领各类社会资金投向农村金融市场。
——积极发挥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力军作用。
放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入股村镇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目前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占比较低,金融资产只占全市的0.06%,发展空间充足,潜力很大,应加大对新型金融机构的培育力度。
同时,明确各类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定位,加强监管,防止其无序化发展,警惕资金投向异化。
(二)制定优惠财税政策,鼓励商业性金融进入“三农”,服务“三农”发展
在加大政策性金融服务农村发展的同时,给予涉农商业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高成本、低收益、高风险造成的信贷损失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更好地调动商业性金融服务“三农”积极性。
——适当收缩涉农贷款中财税扶持的范围,以集中扶持发展农林牧渔实体经济为重点,加大财税政策执行力度。
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在执行国家规定贷款利率的条件下,其信贷收入全部免除营业税、所得税,并确保这一政策能够得到中长期稳定执行。
按重庆2012年度农林牧渔贷款和农户贷款不分金额大小全部执行财税[2010]4号规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测算,全市应免税额4.47亿元(营业税3.09亿元;
所得税1.38亿元),如由此项政策激励,各类银行投放农林牧渔和农户的贷款增加一倍,其免税额也只有9亿元左右,国家财力应该能够承受。
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防止部分金融机构鱼目混珠,将其他贷款以农林牧渔业贷款名义来享受免税政策。
——整合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
整合现有财税政策,更多通过减免税收、贴息贴费、风险补偿、增资注资等方式鼓励各类金融及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增强财政资金、金融资金、政策资金捆绑使用的放大效应,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建立农村金融发展补偿基金制度。
由中央、市级、县级三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建立农村金融发展补偿基金,对涉农金融机构信贷损失给予一定补偿,提高商业性金融发放涉农贷款积极性。
——建设多层次、多元化资本市场。
充分利用证券市场、otc、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主板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帮助涉农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融资能力,参与直接融资。
(三)创新金融机构抵押担保的制度设计,释放农民资产的有效价值和活力
由于农村不动产的虚化和动产的虚置,造成农户、农业生产者以及龙头企业缺乏有效足值抵押物进行融资贷款,因此,创新金融机构抵押担保物制度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继续探索“三权”的价值实现形式。
重庆市政府虽然出台了“三权”抵押贷款制度办法和文件,市高院也出具了司法保障意见,但除林权抵押贷款外,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农村居民房屋及宅基地抵押等面临诸多法律障碍。
势必造成农村经济主体有效担保物缺乏的问题难以根本解决,金融机构在开展农村金融业务过程中存在不少顾忌和担忧。
目前实行“三权”抵押制度的只是重庆地方金融机构,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基本未施行。
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创新涉农贷款活体资产抵押方式。
创新动产担保抵押的制度设计,设计出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活体资产的担保抵押实现形式,放宽抵押贷款范围,让活畜、活禽、活鱼等饲养动物以及粮食、蔬菜等农作物都可以作为动产进行抵押融资,同时在保险、资产评估、监管,处置中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让活体资产活起来,让动产动起来。
——建立动产抵押贷款稽核、监管体系。
由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主导,多个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建立起完善的动产抵押贷款稽核、监管体系,控制风险,减少损失。
另外,建议借鉴重庆创新推出的财政补贴资金账户质押贷款,为县域农户解决创业融资需求开辟新道路。
(四)建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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