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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设计不是给我们造成压迫了吗?
所以这里面也许这个设计是分层次的,但是目前我们在中国,在中国最初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对设计的期待有有点过于理想化,似乎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好的,我们都是受欢迎的,我们非常值得强烈推进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很多人会身受其毒,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最近在一个月之内,我换了三个手机,我不是说我钱多的没地方花了,也不是说我要追赶什么时尚,而是我在很盲目的情况下买了一个品牌手机,最后发现这个手机不是我需要的,而且这个著名品牌的手机实际上它有很多成熟的产品,但是它因为迎合市场,它的更新换代太快了,所以某些款的设计是不成熟的,我正好买了不成熟的产品,老死机。
所以我在一个月盲目的过程当中我就换了三次手机,浪费了很多我的教书的钱。
从我这个角度,可能每位朋友可能其实对于这几年手机的更新换代大家可能都有体会,这个手机更新换代太快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不用的手机到哪儿去了?
如果真的到回收厂,去到那些垃圾厂,或者那些城市边缘地区的那些五金回收的那些农民工的房里去看一看,那种工业垃圾,那种手机快速更新换代堆在那儿,简直让你非常吃惊,地球资源、地球的环境如此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如何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只是举这么个例子,只是设计的问题,我们可能虽然中国目前还刚刚开始比较好的来发展设计,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再走西方的这些设计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那些不好的一些地方,我们能够后进的中国人能够在目的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有所超越,我想这是我这个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我的体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具体怎么来深入呢?
我刚才包括举的手机这个例子,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意识到,我们在选择手机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除了我们的设计学院的、或者从事产品设计的,从事手机设计的人之外,可能我们对这种我们所面临的消费物品的选择都有一个被设计的过程。
我还是举手机的例子,每一种手机的服务,这个服务的系统,这个服务功能的要求都
是设计师给你设计好,当然,这个设计师可能也充分听取了市场的意见,它也对消费者的使用的要求也做了调查。
但是,任何一个设计师,它不会完全的来迎合这个被动的服务于这个市场,因为如果完全服务于市场的话,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设计就没有超越了。
我想,如果在座的有做设计的朋友,它不会当这样一个平庸的设计师,他总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给注入点进去。
还有呢,如果我们对一个功能的要求不能超越我们的生活的话,市场也没有了。
市场没有了,商家的商机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任何一款东西,只要进入商业流通领域,他都有利益在里边,也许你们未来某个人自己就是老板,不赚钱的事情可能即便有人干也不能干的太久,那些长久的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那种大的经济体他都要赚钱,无论是国企、私企,民企。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设计师也好,或者行业的利益也好,他确实对设计所做的那些在普通的、一般的、基本的、基础的使用的那些功能以外,它所附加的东西是他们两者强加给我们的。
比如说一个翻盖的手机,现在韩国人和日本人非常喜欢用翻盖的手机,但是我们中国人反而用的比较少。
这个翻盖的手机这个翻盖的动作是设计师给你的,不是你要的,你可以不翻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我们这个手机也好,我们的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领域,比如这样的建筑空间,这个天安艺术空间这样一个建筑空间,建筑决定你人的一个在这空间里面的生存状况,你必须只能这么走,你必须绕过这个柱子。
当他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对人流的疏散的途径,以及这个光线,你要怎么样考虑用他的光线,怎么样用卫生间,这都是设计师给你的。
每个人,你看,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好的设计,无论是家电产品,无论是建设设计,好的设计是一个只要是一个有起码的一个城市生活经验的人,你可以不借助任何说明,可以找到合理的出口,或者合理的使用方式,而不需要看那些说明书,坏设计才需要看说明书。
但是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是我们需要曲士英那个设计给你所强加的功能的这样一些设计,所以,这里面我们的被动所产生的局限就有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日常意义在里面。
因为我们在这种长期的一个漫长的使用的习惯养成的过程当中,就不知不觉中会让我们自己产生很多变化。
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设计这个词,尤其是被设计这个词,我们想想我们看看《三国演义》里面的某个情境,被设计当中产生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各位是不是会感到非常舒服。
大家想想,假如在座的诸位被诸葛亮所设计,被姜维所设计,被周瑜设计,被司马懿设计的时候,可能我们这种被设计,我们在设计面前这种无力,这种不是非自主的一种选择,我们会感觉到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如果是忍或者是不忍,我们无论是想办法去解决,是用自己的自我的一种土办法去解决,还是用理智的办法去解决,这里面所产生的设计的日常意义是比较大的。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消费者或者是一个设计师可能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理性的态度。
因为我们可以从更具体的一个角度去做。
像前面这一行字就是适用的、时尚的,可能本身就是矛盾,每个设计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难做到两全其美。
适用的意味着有节制的,是仅仅满足于我们人对某一种功能的一般的要求,如果能做到适用这一点,它的材料的使用,在价格肯定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大家看看,这普天之下哪一样东西是仅仅到了适用就中止了?
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物,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当你在对某一样东西的消费还没达到一定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容易满足,但你慢慢各种生活条件变好了以后,你对自己的生活的会像一棵疯长的树一样,长到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我认识几个80后的大款,因为我是浙江人,江浙地区最近几年是富裕的比较快。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你如果从本质上来说,你看有的是从山里出来的,有的都是平民的孩子出身,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非常好的年轻人,但是,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最多的一个词是,我不知道在座年轻的同学、年轻的朋友会不会记得当年毛泽东写过的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次提出
在在座的年轻朋友可能都很陌生,现在哪有什么陌生啊,那都是我们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什么的。
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个阶级依然存在。
就从大家你们可以关注,郭美美、卢美美的生活,跟你们在座大部分朋友的生活相距的程度,包括她们的生活观念,她们的做事观念,她们这一个群体里面的这种互相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已经跟我们这个社会更多的普通大众构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别。
但是问题还不复杂在这个地方,问题复杂在你比如说并不是郭美美和卢美美才会去过那种所谓的富裕阶级的生活,关键我们在座的朋友,假如如果有钱也会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稍微奢侈一点的包包,或者其他的一个奢侈品。
所以这个阶级,或者阶级的审美趣味也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会互相流动的,这个流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时尚的东西。
也许,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老套,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100年前,或者更多的时候,或者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了,也许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普通人里面不是问题,但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设计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问题。
因为它决定了一个设计师的一个两种设计的态度,也就是我下面这个字,就理智与情感。
如果大家有志于要从事做设计的朋友,你必定会面临理智与情感的问题。
从理智的角度去考虑一些物品,和从情感的一种放开,从一个情感的一种张力的发展去考虑这个事情,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在展览的时候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设计当中如何处置理智与情感。
我想,一个好的设计师如果真的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的一个大的趋势,在中国现在经济这样一个发展情况,一个好的设计师是必须要考虑设计与情感问题,而且理智在很多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深层状态一个更宏大的思考的问题。
而情感是在充分考虑现实的情况下,来如何处理跟这个理智关系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可能要对整个设计的这种作品的发展的一个尺度,既有一种这个造福的、善意的、平和的,是一种协商的一种给予的一种想法、一种态度,同时也会考虑到我们每个人喜新厌旧这样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无论是他的有点还是他的缺点,可能都会考虑到一种和谐和一种节制的这种关系,就把握这种度,可能才会对你理智与情感这种两者的关系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两者的关系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人,他是可以由不同的选择的,比如说消费者,消费者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刚才说的,包括卷在整个时尚潮流里面的消费者,他可以有选择权。
选权是消费者在反抗设计的过程中最重要、最有力的一票。
这里面包含背景、因素在里面,但是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通过选择来决定他对一个设计的价值取向的认识,是决定中国整个设计能够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设计师的理性和设计师对于艺术尺度的有节制的把握,而不是完全把设计师设计的作品变成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充分考虑,我在设计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他人,有一个别人,可能是设计师做一个好的设计作品非常重要的一定。
而这个商人,我想在体制里面的商人,他受经济规律的约束,他的价格和价值必定是要追求生意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商人必定要在体制上对他进行约束,我们整个设计的三个部分才能够最后的能够有一个良性互动的完成。
但是很遗憾的是,设计的体制在中国,到目的位置一直没有非常好的建立起来,我记得前年,中央美术学院在做平面设计大会的时候,曾经主办单位曾经召集我们去开会商量,说我们怎么样来想两句话,能够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能够引起中央领导对设计的注意。
当时大家想来想去,这两句话始终想不出来,所谓能够说得最好,最简明扼要的话几乎是没有。
到最后大家说,我们想这两句话为什么这么难?
也就是设计这个问题在西方、在欧洲已经不是问题了,大家也许可以看到媒体,像英国的设计委员会的主席,一般都是撒切尔夫人曾经当过设计委员会主席,台湾的马英九对设计的重视,说的话很像我们大陆做设计的专业人员说的,但是让我们大陆的领导要说一句设计的重要性,我想可能是需要请他们的秘书来拟稿的。
设计在中国的这种不重视,它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的。
包括大家可能还记得,奥运会,每一届的奥运会实际上对于所在国的设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广,像韩国的奥运会、像日本的奥运会,对所在国家的设计都是一个非常极大的推动。
但是中国大家现在都在不满,中国奥运会的那个设计,但是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设计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什么叫设计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呢?
就是我们政府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政府来采取商业招标的方式,约请设计师,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项目,它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边需要多少投入,有多少设计费,你们来投标,我们有一个专家委员会遴选,这是良性的设计机制。
但是我们中国做奥运会的设计绝大部分都是一个政治人物,请你们中央美院,请你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请某某某的学院,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好。
至于你设计了什么东西,领导来决定,最后的决定权在领导。
至于有没有设计费,这是干了以后再说,这是国家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刚才说过,奥运会本来是促进中国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想我们中国的设计界没有接触到这个机会,中国的设计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往深里说,其实都是中国人对这个设计意识的薄弱的一面。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设计议事会薄弱呢?
我想大家可能一看到历史问题就比较头大,我说的简单一点,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薄弱。
因为设计撇开那些被设计的层面,我想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真的被设计,它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开拓,设计还是起了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多样的,有趣味的,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向前拓展,而这种设计所在生活层面上体现对人的关怀,实际上是一个民主价值在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体现。
所以改革开放我曾经说过,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设计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启蒙,他是真正从生活层面的一种启蒙运动。
因为你看,因为我们过去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简单,谁要是我们说我们要专门研究一下口红的问题,或者研究化妆品的问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但是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关于设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适用和时尚的关系,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是一直都存在着矛盾的。
你满,我比如说举北京马路上跑的车为例,按理说,如果说汽车是一个代步工具,大家都开个奥拓就行了,都开QQ也行了,可是我想,你们每个人如果有了比QQ和奥拓的车,你们在马路上看到QQ和奥拓很多人会看不起它。
可是,如果某个新闻报道,比如现在李双江的儿子说宝马车撞人了,大家肯定觉得宝马车是个坏东西。
就是同样的交通工具,它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道德的层面一直是非常不稳定的,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老家,路上的好车很多,大家看宝马车就很正常了。
如果到西部贫困地区,如果出现了好车,大家肯定是你不犯事则已,一犯事大家肯定仇视你。
对于车的使用者也是这样,他选择了什么样的车,会在他所在的周围的朋友以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当中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当年我讲非常了不起的事,就是德国的事情,他就已经通过这个标准化问题的提出,来其实他是对于这个人工制造物怎么适应人的生存,人的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团体。
我想我们今天看来没有德国制造部门就应该没有鲍华思,所以德国制造成本通过标准化,通过批量生产,既解决大工业的生产的问题,同时也从成本的降低、从普通老百姓能够在一个没有阶级、一个没有层次的层面来享受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制造出来的东西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制造同门以后,你看他就很矛盾,我们先暂时不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看麦叶那个阶段,这个麦叶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麦叶的出发点很好,他是想通过更廉价的制造,让所有的平民都能享受到工业科技的成果,因为麦叶自己也是个共产党人,可能最后麦叶干了可能不到两年,他就弄的天怒人怨了。
连鲍华思的教员也觉得麦叶这个做法忍无可忍,一个是他太理想化了,另外是你完全满足于我们老北京的布鞋很好,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就不用生产皮鞋,完全生产布鞋了。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对整个人类的创造历史也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对于人类的多样性选择是一个极大的阻碍。
所以最后他干不下去了。
那么到了密斯凡德洛时期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完全从建筑出发,对国际主义风格的跟当时的科学技术结合的特别紧密的非常功能主义的做法。
密斯凡德洛的做法在当时没有延续下去,在9•11更是显示他的弊病,因为9•11双子座的风格,就是他到美国以后奠定美国的国际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的一个产物。
所以大家听到我讲这么一个现象以后,可能想,设计的问题可能如果大家真的从校园里出来,进入社会以后,去走了生了以后,可能设计问题不是太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回到鲍华思第一阶段格鲁皮休斯阶段,为什么格鲁皮休斯再三强调艺术家和手工艺的结合完全是个空想?
不但是格鲁皮休斯那时候没有实现,今天也没有实现啊。
今天什么时候艺术家和手工艺能结合?
我们学院的前身也曾经学过他,把一些手工艺人请到学院里面来,最后这些人全走了。
而现在的情况是,那些手工艺人现在依然在做那些所谓的技艺精湛的手工艺品,在社会上雕一块翡翠、象牙,都很贵,那是另外的系统,跟我们的工艺设计师,跟我们的油画家、雕塑家这两者能不能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候是在一起的,在威廉穆利斯也是在一起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去思考,人类生活层面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他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非议,它的细致,细腻性的复杂性,是不能完全用乌托邦的想象去做,你说是不是应该结合呢?
是应该结合,但是这个结合应该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有没有来听像一些书籍艺术家,像吕敬仁等,还有产品设计师,还有这次的展览有一个知竹,是用亚洲的竹子做的作品,就是在地域文化、传统和现代语境之间要找到一条很合适的路,我想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而是需要我们大家对这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要反复很多来回,碰撞、痛苦、失望、再重新来,可能才会慢慢找到出路。
所以我可以再回过头来稍微做一点归纳,设计的问题本身就很复杂,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在中国对设计关心的人,可能我们不能简单的把DESIGN这个词完全对应成中国的设计,可能西方人在用DESIGN这个词的时候他很简单,就是大工业发展以后,把大工业的发展给近代、现代、当代的人使用,所以需要DESIGN,但是在中国呢,设计这个词已经在古代就有,因为我们到今天,其实没有完全跟DESIGN对应的新词,就因为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所以设计在我们的生活运用当中它所包含的那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要远比DESIGN要复杂的多,因为这个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但是,其实这个差异,这个特色,不是DESIGN和设计这个词的特色而是中国人对于设计所面临的问题的特色。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跟西方非常非常不一样,比如说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的时候,到了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我们看到很多月份牌的作品,他们觉得月份牌里面的人很时髦,好象已经非常近代化,他们的生活非常近代化,可是那个恰恰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本质,那都是像行月份牌的艺术家,把中国社会最接近西方的,最接近生活高端的那方面给描述出来了,给展现出来了,那时候中国更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像鲁迅的《祝福》、《故乡》,矛盾写的《林家铺子》是那样情景、那样的生活。
所以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在近代以来,表面上看好象跟西方的近代化是走的同一条路但是由于中国非常复杂的情形,我们的设计实际上的是跟西方非常非常不一样。
再简单看一下改革开放的例子,七八十年代,我们的设计最早是通过合资进行的,合资工厂,我们没有设计那会儿,而且这个合资工厂绝大多数都是港澳台的,都是西方的一个新产品的遗续。
那么后来有了亿所谓的贴牌生产,现在就是很多的名牌都在或者是名牌,中国成了西方名牌的加工厂,这个时候中国的设计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最近有所作为的是我们有很多山寨版的手机,但是可能所有有为的设计,有作为的设计仍然觉得我们的设计还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程度,就仅仅这样的你说无论是合资的、名牌加工厂,贴牌经营,以及山寨版,这是中国设计的问题吗?
不是,是中国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面我想强调设计翻译的异议,我也希望大家来知道,设计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本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前面我们谈过了,我们可以想,民主的几个定义,民有,民有、民想、民主,我们想想看,我们做到了吗?
应该是做的比较远。
那么还有我想给大家稍微做点强调的是,因为我们这次展览有一个主题,就是商业的设计,我们的对应的英文就是GOODDesire,当时也是经过反复反复的考虑,按理说善意我们用伦理学的词来给它转译,可是我们最后还是用GOODDesire,这也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我们如果用这个就太复杂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国家设计展,西方的设计师很多看不明白,看不懂,看糊涂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GOODDesire这个GOOD是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都了解,GOOD在英语里面它的词意是非常复杂,它跟很多东西结合起来,它并不完全是跟中国的善,善意所对应的。
就是在很多时候好并不一定是善,所以善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宏阔的一个定义在里面,比如说,中国的成语里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善是一个用我们今天通俗一点的话讲,它是春风化雨式的,设计和被设计,使用和被使用者,完全是平等的交流的关系。
因为我想,这个可能是未来设计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因为这种境界可能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书籍设计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好的书籍设计师做一个书的设计,只有没有感觉到这本书有设计师在设计,而读起来非常舒服、通常,这才是好设计,如果一个设计师在他设计的书里面处处感觉到我在设计,这是一个坏设计。
物品也是这样,一个人对物品的使用,我们处处面对设计师的一个强烈个性的设计,肯定不是一个好设计,嗯前不久,在这个地方做过一个展览,在座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像做的五印良品的设计就是这样的,而这个目标是一个东方的女人,这个可能跟禅宗的思想非常接近。
一切都在这种意会和不言当中。
这种设计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能够跟使用者来会心,这个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觉得善虽然不能达到,不能概括设计的最高水准,但是善是一种途径,起码是我们奔着我们心目中的好设计去发展一个途径,我们可以避免那些过分商业化,设计师个性过分强烈的,过分不能可持续的……过分不考虑绿色环保的东西,逐渐删除掉。
当然,我想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个前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东西,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和西方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有设计上的差异,有生活上的差异,有思想上的差异。
所以我想可能,我不知道未来的中国人从现在的状况看,全球化中国人的影响,尤其对发展中的国家是有很大影响的,全球化的标准不是由中国指定的,它都是源自于西方的文化,和西方整个大的环境所形成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中国人可能在接受了这种全球化的影响,对生活状态,对设计的享受和使用的状态,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异有一些影响。
比如我们可能前一段时间,现在看那个湖南卫视,我们可能看韩国人、日本人的那种风格,穿着打扮可能觉得他们很时尚,觉得很好,但是若干年以后我们再来看,今天在座的同学已经没有前几年学韩国人、学日本人了,会越来越说,中国人自己,中国的当代人对形成自己的面貌的一种意识会越来越清楚,我们肯定也不会在那种像过去前几年的香港人,台湾人那样,本身中国人个子也不高,腿也不长,但是会学他们一些今天看起来是很可笑的一些装饰的方式,我们这些可能都会过去。
但是呢,我想,如果中国的这种体制改革不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不发生变化,我们中国人、中国的文化要真正跟西方平起平坐的时间还会很久。
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由自主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解放程度并不是站在一个世界的一个最高水平上。
所以我寄希望于大家在未来,我们能够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能够在世界上应该是一个快速成长,去跟西方真正能够平等的对话,和平等的共处。
最后我要说一个问题是,就是因为我最近是更多的想到,可能尤其是跟我的年龄也有关系,设计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现世生活的一个产物,比如说,我们都是要为现世的人的存在怎么能够更幸福我们来做我们的努力。
那么我们在这个努力的结合过程当中,设计师既服务了普通人,同时设计师自己也有口饭吃。
这个社会就是在这么一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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