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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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前值与正常值或者过去值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出关于宏观经济趋好还是趋坏的判断。

　　例如，关于GDP增长率。

GDP增长率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最重要的一个变量。

依据GDP增长率分析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应该以潜在GDP增长率为基准或参照。

一般说来，如果实际的GDP增长率等于或大致等于潜在的或平均的GDP增长率，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状态；

如果实际的GDP增长率小于潜在的GDP增长率并偏离一定程度，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偏冷或萧条状况；

如果实际的GDP增长率大于潜在的GDP增长率并偏离一定程度，就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偏热或高涨状态。

[1]由此可见，实际GDP增长率的下降并非都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坏。

趋近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好，因为经济在远离过热；

背离潜在GDP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率的下降，则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坏，因为经济在进入衰退。

同样，实际GDP增长率的上升也并非都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好。

1978至2008年，中国GDP的趋势增长率或平均增长率为9.92%①。

等于或大致等于这一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率，就是当前中国GDP的正常增长率；

偏离这一增长率一定程度的实际GDP增长率，就可以说是不正常的GDP增长率。

实际GDP增长率高于这一趋势增长率一定程度，就意味着经济出现过热；

低于这一趋势增长率一定程度，就意味着经济出现萧条。

　　又如，关于物价变动率。

物价指数太高，出现通货膨胀，肯定不好，它会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

物价指数太低，实际上也不好，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因此，物价指数也应该有一个适度的变动率。

这一适度的物价变动率到底是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严谨、科学的理论定义。

不过，一个正常的或者说适度的物价上涨率，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必须是人们可接受的；

二是，必须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三是，必须是与经济稳定相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3%-5%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是人们大致可以接受的，也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并且，一般说来，可以与经济稳定相一致，因此可以被大致视为正常的。

当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超过5%一定幅度时，就可能意味着经济过热；

低于3%一定幅度时，就可能出现经济萧条。

[1]

　　再如，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目前，适度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不像正常的GDP增长率那样已经有一个严谨、科学的理论定义，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寻找大致的经验定义。

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适度增长率的经验值也可能不一样，即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经验定义。

改革开放以来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轨迹的经验数据表明，如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接近或者低于15%，宏观经济就会出现呆滞或萧条，如1981年，1989至1990年，1996至2001年，以及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

如果接近或者超过25%，宏观经济就可能出现过热，如1984至1985年，1988年，1992至1994年，以及2003至2007年。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认为，在中国，20%左右的固定投资增长率是较为适度的，适度区间为15%-25%，在这一区间内，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大致稳定。

（二）区分“自主的”增长率与“受干预的”增长率

　　依据增长率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应该区分经济系统“自主的”增长率和“受干预的”增长率。

经济系统自主的增长率是指由经济系统内在动力决定的增长率，经济系统受干预的增长率是指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下出现的增长率。

用来与参照值进行比较的增长率，应该是经济系统自主的增长率，而不应该是受干预的增长率。

　　例如，GDP增长率。

2009年第2和3季度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7.9%和9.1%，与第1季度的6.2%相比，[2]明显回升。

但是，这是在政府超常力度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出现的，是“受干预的”增长率，不是经济系统内在动力决定的增长率。

因为从2008年第4季度开始，在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政府投资增长很快，但民间投资增长乏力。

因此，目前中国回升的GDP增长率虽然可以肯定地说明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对于抑制经济衰退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不能肯定地证明经济系统本身发生了根本好转。

只有当经济系统内在增长动力得以恢复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在政府的政策干预被取消之后，经济系统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增长时，才可以说经济系统发生了根本好转。

　　又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009年1季度以来中国全社会固定投资也增长很快，第1季度为28.8%，1-2季度为33.5%，1-3季度为33.4%，1-4季度为30.1%。

[3]（P37）但是，像GDP的增长率一样，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也不能简单地与参照值或过去值进行比较。

这一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参照值或过去值相比，确实很高，但主要是因为政府投资增长率很高。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投资增长率，是受政府干预的投资增长率，而不是经济系统自主的投资增长率。

民间投资增长率才代表经济系统自主的投资增长率，而民间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仍然增长不快。

因此，目前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好转。

只有当经济系统自主的投资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结束之后经济系统仍能保持较高投资增长率的时候，才可以说经济系统发生了根本好转。

　　（三）用真实变量做比较

　　依据经济变量判断宏观经济态势，除了价格水平，应该使用真实变量，即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变量或者说剔出价格影响的变量。

否则，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

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例。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反映投资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按现价计算的，是名义增长率，受价格水平的影响，并不一定反映投资需求的真实情况，因为不同时期的价格水平不同。

因此，对比不同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必须使用真实投资增长率（即用名义投资增长率减去固定投资价格上涨率），以排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不然，就会得出错误的判断。

例如，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13%[3]（P37），高于2001年以来（2003年除外）的任何一个年份，但是，扣除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率（10.0%），真实投资增长率实际上仅为1613%，为2002年以来最低，与2007年同期真实投资增长率23.0%相比，下降6.7个百分点，②为2003年以来年度最大降幅。

如果仅凭名义投资增长率进行比较，即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就会作出投资需求旺盛的判断。

　　（四）不能忽视国际环境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深。

国际间物品与服务贸易，通过净出口，影响一国的外部需求；

国际间资本或金融交易，通过资本净流出，影响一国的资本供给和投资需求；

国际间物品和资本的交易，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影响一国经济的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因此，在开放的条件下，分析一国经济的运行，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综合考虑该国所处的国际背景。

　　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口需求，就直接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其他各国的外部需求。

同样，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例如，如果美国持续实行低利率，中国就不得不实行低利率政策；

否则，如果中国加息，使得中国利率高于美国利率，就会导致国际美元流入中国。

这一方面会使中国货币流通量被动增加，另一方面又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因此，分析判断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不能不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的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倾向。

　　（五）把握宏观经济系统基本平衡关系

　　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取决于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些重要平衡关系的状况。

这些平衡关系包括：

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平衡关系，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

货币金融部门内部的平衡关系，主要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

实体经济部门与货币金融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国际经济部门内部的平衡关系，主要是国际收支之间的平衡关系；

以及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必须综合分析这些基本的平衡关系。

这些基本关系的平衡或大致平衡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基础；

这些基本关系的失衡意味着宏观经济潜在着不稳定，这些基本关系失衡的严重程度，决定着宏观经济潜在的不稳定的程度。

　　二、中国经济总体向好，但内在稳定机制尚未恢复

　　如果我们把持续两个季度以上的实际GDP增长率远离潜在GDP增长率的下降定义为经济衰退，那么，从事后来看，最近一轮中国经济衰退是从2008年第3季度开始的。

③2008年第2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为10.2%，高于同期潜在增长率，第3季度为8.9%，降到潜在增长率以下，第4季度进一步降为6.8%，开始构成经济衰退。

2009年第1季度衰退加重，增长率降为6.2%④，达到1991年以来18年当中季度GDP增长率最低。

中国经济进入最困难时期。

　　面对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政府积极应对。

从2008年10月开始，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方向，并接连出台实施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保持增长、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措施。

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应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得到有效遏止，总体明显回升向好。

　　——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

GDP增长率，2009年第1季度降到最低点之后，从第2季度开始持续回升，第2季度升为7.9%，第3季度升为9.1%，第4季度升为10.7%，超过潜在增长率；

全年增长率也已达到8.7%。

⑤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经历了2008年第4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的持续走低之后，2009年第2季度末开始回升，12月份已上升为18.5%，达到了2007年经济偏热时期大多数月份的水平。

　　——三大需求转弱趋强。

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真实增长率和一些重要消费项目来看，2009年消费需求高于2008年。

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名义增长率不高，但真实增长率为16.2%，比2008年高出0.5个百分点。

2009年汽车销售量，前三季度为1003.0万辆[3]（P20），与2008年同期的743.0万辆[4]（P12）相比，增长35.0%；

而2008年前三季度汽车销售量，与2007年同期相比，仅增长10.7%[5]（P12）。

2009年，住房销售面积为93713.0万平方米，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50.9%[3]（P42）；

相反，2008年住房销售面积，与2007年同期的76192.7万平方米[6]（P42）相比，下降18.5%。

[7]（P31）

　　投资需求，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看，2009年第1季度以来，无论名义增长率，还是真实增长率均在30%以上，大大高于2008年。

这对遏制中国经济下滑、保持中国经济较高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口增长率转负为正。

从2008年10月份开始，中国出口总值出现负增长（-2.2%），直到2009年11月份，持续了13个月，2009年12月份停止负增长，出现正增长，增长率为17.7%。

[6]，[3]（P45）2010年1月份，出口总值继续保持正增长，达到21%。

[8]

　　——价格变动率由负转正。

居民消费价格从2009年2月份出现持续8个月的负增长之后，11月份开始出现正增长，同比增长率为0.6%，12月份为1.9%，2010年1月份为1.5%。

[9]（P76）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从2008年12月份出现持续12个月的负增长之后，2009年12月份出现正增长，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0%和1.7%，2010年1月份分别为8.0%和4.3%。

[9]（P93，94）

　　——经济景气指数稳定提高。

从行业企业景气指数来看。

2009年第4季度与第1季度相比，中国行业企业景气总指数上升25.0个点，其中工业上升28.3个点，建筑业上升24.8个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上升13.3个点，批发和零售业上升18.8个点，房地产业32.7个点，社会服务业13.3个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上升5.8个点，住宿和餐饮业上升23.2个点。

　　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

该指数以50为分界值。

高于50，意味着经济景气；

低于50则不景气。

2008年11月份，中国PMI达到最低（38.8），然后持续回升，2009年3月份回升到分界值50以上，到12月份，连续10个月稳定在50以上，12月份升为56.6.其中，产出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上升为61.4和61.0.[3]（P216）

　　从企业家信心指数来看。

2009年12月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7.7，与2008年12月份相比提高33.1个点。

[3]（P215）这表明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是乐观的。

　　上述可见，中国宏观经济已全面回升，衰退阴影正渐渐远去，上升周期在慢慢走来。

然而，目前中国经济的回升，主要是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还不是经济系统自主的回升。

中国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好转。

　　三、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一）导致此次衰退的直接因素依然存在

　　此次中国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

国内产能过剩；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10]（P16—21）就目前来看，这三大因素的不利影响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没有减弱。

　　——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

据国家发改委公布，2005年底，中国已有钢铁、电解铝、汽车、铁合金、焦炭、电石及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等1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或潜在产能过剩。

随后，虽然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控制过剩产能增长，但是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甚至进一步恶化。

因此，最终导致了2008年底开始的中国经济大幅下滑和衰退。

我国政府为保就业不得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客观上阻碍了过剩产能的调整。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许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呈加重趋势。

2009年已有和在建粗钢产能超过7亿吨，而需求仅5亿吨左右；

已有和在建水泥产能27亿吨，而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

此外，平板玻璃、传统煤化工、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

[11][12]（P49—53）

　　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企业是无法扩大投资的。

因而，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就不得不扩大政府投资。

但是，政府投资的较快增长，并不说明宏观经济的根本好转。

只有当民间投资恢复较快增长时，才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始恢复。

　　——人民币升值不利影响还未消化。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

在2005年7月21日到2008年6月30日这一时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很快，累计达21%。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相应地，就是美元对人民币贬值。

在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出口竞争激烈、出口产品价格不能相应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利润必然相应减少。

2008年上半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广东、浙江等省份大批外向型中小企业关停、倒闭，就主要是由于这方面原因。

[2]

　　——世界经济回升乏力，外部需求依然不足。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形势尚未根本好转。

2009年第4季度GDP同比增长率虽然与前3个季度相比明显趋好，但依然很低，且大多为负。

美国为0.1%[13]，欧元区-2.1%，日本-0.9%，英国-3.2%[14]。

投资虽然开始回升，但美国经济分析局认为主要是存货投资增长较快。

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月份美国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7%[15]，高出其自然失业率高限（5%）4.7个百分点。

进口增长率仍然为负，2009年第4季度美国和日本进口增长率同比分别为-7.7%[13]和-15.3%[16]。

世界经济回升的乏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拉动力依然不足。

（二）旧的失衡依然存在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造成了一些失衡。

　　一是以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为标志的分配结构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始终在40%左右，2000年以后呈不断上升趋势。

2007年达到51.2%，成为世界第一。

过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会抑制消费，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减弱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增加投资扩张的冲动，进一步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经济消费拉动力不足而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重要原因，也可能是导致中国产能过剩和总供给过剩的重要原因。

　　二是以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为特征的空间结构失衡。

从城乡来看，198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倍，2008年则变为3.31倍。

从区域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的1.86倍，中部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为2.39倍和2.05倍。

[17]区域之间社会发展差距也很大。

以教育发展为例，2001年东部地区人均教育支出是中部的2.3倍，西部的2.2倍，[18]（P5—15）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教育支出达到622.7元，中、西部地区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214.8元、260.8元，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的2.9倍和2.4倍。

[19]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失衡，不仅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影响到了社会的公平和谐，而且，也因为乡村和落后地区发展的滞后、市场需求的不足，牵制了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以外汇储备过多为特征的国际收支失衡。

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高达23991.5亿美元[3]（P69）。

过多的外汇储备在增强中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国际金融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弱着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失衡。

工业化进程相对较快，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

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3260美元。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城市化率一般为55%左右，[20]而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4517%[21]（P91）。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

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和较低程度的城镇化，导致总供需不对称。

这可能是造成中国产能和供给双过剩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上这些矛盾和失衡，是导致此次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

这些矛盾和失衡，非短时间内所形成，也非短时间内所能改变。

在这些矛盾和失衡彻底解决之前，即使出现较高的增长，也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根本好转。

　　（三）新的失衡又已形成

　　旧失衡还未纠正，新失衡即实体经济部门与货币金融部门之间的失衡却已形成。

依据费雪交易方程式，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该等于经济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减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

通常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大致不变，因此，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该等于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加适度的物价水平上涨率。

[22]（P462）如前所述，中国经验表明，目前3%-5%的物价水平上涨率大致属于正常的物价上涨率，9.92%的潜在增长率为正常的增长率。

因此，目前时期，在中国，12.8%-14.8%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以大致视为适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2009年中国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M2增长27.7%，M1增长32.4%。

两者都大大高于适度增长率。

这表明货币信贷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失衡暗含着通货膨胀危险，是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应对当前形势的策略

　　第一，减弱政策扩张力度，放慢政策实施节奏。

与2008年第4季度和2009年第1季度最困难时期相比，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总体明显回升向好，尽管尚未发生根本好转。

因此，虽然仍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政策扩张力度和实施节奏应该相应调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快速下滑，及时出台实施超常力度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力度的政策，不能持续较长时间。

因为，经济刺激计划受政府赤字规模的影响，本身不能持续很久；

经济周期所处阶段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渐趋进入调整、上升周期。

因此，中国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应该减轻。

如果考虑到时滞效应，就更应该提前调整，以免扩张过度，累积起过热的能量。

　　政策实施的节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实施的力度。

减轻政策实施的力度，必须同时放慢政策实施的节奏。

放慢政策实施的节奏，关键是要放慢货币信贷投放速度。

2009年，特别是上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率过高，导致流动性过多，房价和股价过快上涨，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加大。

2010年1月份统计数字显示，CPI同比上升1.5%，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0%，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3%。

[2]通胀压力呈增大趋势。

因此，要按照2010年中央经济会议精神，财政政策方面，保持投资适度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

　　第二，继续扩大总需求，大力压缩总供给。

2009年针对经济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扩大需求的措施居多，压缩供给的措施偏少。

实际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扩大需求。

扩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不能压缩和调整过剩产能，而且还会保护过剩产能，从而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经济下滑或衰退，是宏观经济出现过剩性失衡（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重要标志。

理论上讲，这种失衡的校正，可以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扩大总需求；

一个是压缩总供给。

当然还可以双管齐下。

但究竟是扩大总需求，还是压缩总供给，或者究竟以何者为重点，决定于造成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产能过剩是造成此次总供求失衡从而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1]因此，应对此次经济下滑的关键应该是压缩过剩产能，减少总供给，而不应该是扩大总需求（尽管扩大总需求仍然必要，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萎缩、出口减少的冲击）。

　　第三，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的矛盾，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居民收入所占份额偏低。

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所占份额。

　　一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份额。

这有两个途径。

一是提高单位劳动的价格（工资）；

一是增加劳动的使用数量（就业）。

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于教育、培训和卫生这些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提供职业培训、改进卫生条件，以便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价格。

同时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

　　二要在二次分配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税收和补贴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

因此，一方面要改革工薪所得税税制，如按家庭收入计算应税所得，减少纳税等级，降低初始边际税率等；

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