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的贫困与贫困的昭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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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四十余年的昭通人,在市委号召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我也大胆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开发较早导致生态恶化
人是生态的天敌,开发是以掠夺生态为代价的,开发越早生态破坏越严重,这已经成了定理,昭通也没能逃脱这一历史宿命。
辉煌的过去往往成为现在的包袱,历史的荣耀往往成为今天的累赘。
昭通的过去已经在生态、心态等方面为我们今天埋下了落后的种子。
对生态的破坏越严重,自然的报复越凶猛,现在已经到了为过去的破坏买单的岁月,历史的繁荣埋下了我们今天落后的种子。
二、人口基数过大导致人均占有资源过小
繁荣与人口众多是共存的,过去的繁荣带来了昭通人口基数的巨大,巨大的基数繁衍到今天,已远远超过了这片土地的承载能力。
上海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它的郊县也只有每平方公里776人。
而我们昭通的一些农村人口密度超过上海郊县,如镇雄县乌锋镇是每平方公里921人,泼机镇是每平方公里890人。
在山高坡陡,土地贫瘠的地方拥挤着这么多人口,是一个奇异的现象,也是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昭通的多数人口为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
我们的土地一是面积少,十年前的人均耕地就不足一亩;
二是条件差,由于过去的过度开垦致使缺乏水源涵养干旱板结,地力下降。
在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下,昭通的农民怎能不贫穷?
三、文化贫困是昭通贫困的精神深处的原因
物质的贫穷会侵蚀人的精神文化,导致文化的贫乏,文化的贫乏枯变又会进一步加剧物质贫困。
“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的前提是温饱,温饱都尚不能解决的社会,文化就只会是少数上层人士拥有的奢侈品,昭通五百多万人的主体文化是枯乏的。
从古至今饥民和流寇差不多就是同意词,于是才有了“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尝闻之”的古训。
昆明一些人在埋怨“镇雄人现象”,其实这不能全怪镇雄人,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若干社会性苦果之一。
一个县拥挤着130多万人,人多了肯定要往外走,问题是,他们出去了会干什么?
过去的繁荣除了使生物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外,还使精神、心理背上包袱,古人云“富不过五代”,极有哲理。
富了就骄奢、就庸怠、就颓废、就出纨绔子弟、就没落、就败家,这几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宿命,不幸的是我们也没能逃出这一宿命。
大家在乡下都会有一些亲戚,他们都会希望我们给谋个差事,他们的希望和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其间往往有较大的差距,往往会出现他们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的尴尬。
这个尴尬来自于他们的思想深处不屑于做小事。
特别是一些生活在城区底层的昭通人,生活已很拮据,处境已很艰难,但他们张嘴就是“爹们……”言语之间,仍透露着狂傲和自大,这种狂傲和自大又进一步恶化为封闭、仇外、漠视迎面而来的发展机遇,轻易与一次次机遇擦肩而过。
在1998年11月的地委扩大会上,就提出过昭通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已经找准了昭通的问题所在,但针对这一问题开的药方缺乏公众的广泛参与和讨论,执行层没能坚持按药方服药,结果是问题早已提出了,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多数地方都穷,但人家是体制性的贫困,它有求富的心理预期和准备,它有致富的措施和路径。
只要限制稍一松动,只要政策有空可钻,这些地方就立即迸发出经济增长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昭通在当时与人家的差距不大,差距的拉大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与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比较恶劣的人文环境影响了外部对昭通的投资
昭通有一些以告状为乐的人,我给他们的形容是: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
落后者往往自卑,伴随自卑而来的是过度的脆弱、神经质和很强的报复心理,一小点事就容易被激怒,尤其难以容忍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这是昭通人好告状的原因之一;
昭通人出去的机会较少,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偏少导致心胸狭隘和缺少包容,这也许是很多官员貌合神离、关系不甚融洽的原因之一。
我国改革的一个偏差是效率优先过了头,兼顾公平做得不够,这一结果在地方政治中的体现就是,落后地方难以很好地吸引上级眼球的关注度,能被上级提拔任用出去的干部偏少,由于整体的贫困,能用于去向上争取职位的实力也不足,于是只好争圈子内的份额,圈内的争斗激烈也就不难理解,一到班子调整之际,上级收到的告状信多得成堆。
其实我们昭通人也不容易,多给大家一些调昆明的机会,谁又会去与同伴争斗呢?
我曾在贫困的山村里听到过兄弟之间为价值二三百元的财产而刀斧相向,也曾亲眼见到因为肉食太少而趁老母外出时,夫妇俩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肉煮来狼吞虎咽的场景。
物质匮乏到一定程度,人性的良知会极度萎缩,人性中的邪恶便会肆意膨胀。
这样的道理,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昭通官场告状多的现象。
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地方,往上走、往外走的人多,腾出的官位多,竞争就会良性些,相互说好话的就多些;
反之,出不去、升不了,能人都窝在一个地方,竞争就自然残酷。
在这一层人中,物质倒不匮乏,但官位是匮乏的。
山村里食品匮乏了可以连老母都不顾,城市里官位匮乏了又能顾得了什么呢?
窝里斗的同时还目光短浅。
在海楼路中段有昭通电信大楼,整个院落占地不过十来亩,楼高五层,普普通通一幢楼。
但这样的电信大楼,在红河、玉溪、思茅等地却是动辄十多层,豪华气派的地标性建筑。
据说昭通这幢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想如此,而是省公司在昭通征地中感觉门槛太高、协调艰难、受气多多,于是只好如此。
想想也是,上面的钱又不是只能投在昭通,昭通不好协调,投给别处便是了。
思想观念的保守让我们错失了许多发展的良机。
内昆路建设中昭通境内少修了四十来公里,被四川攻关取消了一个楼坝站,变成了四川境内的横江站。
当时许诺,修一座跨江大桥让楼坝人民也享受火车的便捷,现在火车机车都跑旧了,还不见大桥的影子,楼坝人民要坐火车还得先坐小木船过江。
二个大电站建设中,也被四川争去不少利益。
五、交通干线变迁让昭通变得交通相对落后
昭通历史上的繁荣,根本的原因是交通。
五尺道现在看来虽只是马帮路,但当时可是重要官道,因为有了这条通道,才形成了昭通这样的通道上的城市,才造就了这些城市的相对繁荣。
进入现代社会后,交通工具发生了巨大变化。
昭通在四十多年前与铁路大动脉曾经相遇过:
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内昆铁路施工已进入昭通,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连电线支架都已装好的铁路桥墩在关河水里一泡就是四十年。
等火车汽笛在关河峡谷响起时,已经是四十余年后的事。
铁路这一现代经济的动脉血管,四十余年没流经昭通,没有动脉的昭通经济,贫血就自然是一种常态。
昭通作为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日渐弱化甚至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领导来得少,项目上得少。
就连八十年代的省长许诺来昭通开省长办公会,都是以机场通航为前提条件。
结果是,这次省长办公会直到省长退休后才由新任省长到昭通召开,时间被推迟了四年。
四年也许并不长,但它却是一个人青春年华的五分之一,以致昭通错失许多良好的发展机遇。
昭通交通的落后让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看着玉溪县与县之间宽阔平坦的公路上稀稀拉拉的车辆,再看看我们的国道上连绵成串、颠簸摇曳、缓慢爬行的车辆和时通时堵的情况,你会感觉到交通投资的不公和浪费。
全省交通投资“十五”期间为700亿元,昭通占40亿元,仅仅占5.2%。
一个人口占全省总人口11%多,处于三省交界处,又是出省的一条重要通道的地方,得到这点可怜的投入,的确是一件怪事。
如果真讲科学决策,不管以什么样的数学模型来计算,都应当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交通线路走向的调整、交通工具的多元化,使昭通不再成为云南与中原交流的最重要通道,昭通因交通的发达而促成的各种繁荣日渐衰落是一种必然,近二三十年人为的投入减少加剧了这一进程。
电视里已经在念叨村要通柏油路、水泥路,我们到有的县去都还不得不走一段土路。
交通要道与经济繁荣常常联姻,交通闭塞也往往与贫穷落后如影随形,交通闭塞不仅直接带来物资、人员进出的不便、运输成本的增加,还带来信息交流的不畅、投资机遇的缺失、思想观念的落后。
昭通的交通对我们的贫困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全方位的。
它同文化的落后一道,影响着我们昭通的方方面面。
六、摇摆不定的民族政策阻碍昭通生产力发展
昭通的历史充斥着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争斗的过程,这种争斗到现在也还能看到一些遗存;
在政治模式上,昭通有过朝廷委派官员的时期,也有土司头人自治的时期。
世界政治史早已证明,土人自治是一种落后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阶段性政治措施。
这些措施在一定条件下对保护弱小民族有好处,但有时会阻滞文明的进程和生产力的发展。
小国寡民思维往往会伴生狭隘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不论是对本民族还是对其他民族都是有害的、消极的。
昭通这种脱胎于土司头人制度的狭隘民族主义若隐若现,时不时影响着、干扰着我们的发展。
特殊一些的民族政策是必要的,但民族政策往往成为少数民族头人手中的牌,个人利益往往掺和甚至裹胁着民族利益。
过去在少数地方我们会讲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第一,发展第二。
为了稳定,我们抛弃了许多政策规定、牺牲了原则、牺牲了发展。
七、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昭通建设人才匮乏
全市青壮文盲半文盲率高于全国16.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6.8个百分点,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省少一年,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紧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口仅占全市总人口中的1.2%。
全市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考起各类大学,但他们当中,越是优秀的学生,学成后越不愿回家乡效力;
由于机制等各种的原因,学成回到家乡的大学生并不受欢迎,更谈不上“重用”;
在外面学成归来的学生反而不适应昭通的各种“气候”,而“水土不服”,几年过去,与在别处工作的同学相比,倒真的是“虚度光阴,一事无成”了。
许多地方,一方面是山区严重缺乏合格教师,只能就地聘请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农民代课上岗,另一方面是经过正规师范院校培训的合格教师又进不去。
几年前,为了落实师范专业的几十名学生到山区任教,有关部门与一些县领导反复协调,但却困难重重。
直接的原因是供养一个正式教师的成本是一个代课教师的三到十倍。
在财政吃紧的县,自然就选择继续使用更多的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在一些县一度占了小学教师的三分之一。
基础教育的基础,三分之一不合格,这样的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昭通人一边说人才匮乏,一边又是学成归来的学子被大量埋没;
一边是高喊“再穷不能穷教育,在苦不能苦孩子”,一边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却在艰难前行。
这是黑色幽默,更是昭通的悲哀。
八、科技投入不足导致科技成为昭通发展的一根软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地区之间的竞争亦然。
昭通科技三项费、科普经费的投入长期达不到省规定的比例,长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投入与获得是正相关系,投入低的结果是工业技术含量低、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低。
九、基层干部文化素养、执政水平、工作责任感有待提高
我在与宜宾相邻的一个区工作过,明显感觉得出宜宾的干部整体素养高过我们。
我走过许多村、办,在村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偏远村的当家人素质低下的较多,要完成我们希望他完成的任务很困难;
相对发达一点的村、办,特别是郊区村、办,当家人素质较高,但一些人的心思又不在真正带领农民致富上。
他们的社交取向和他们政治价值取向,让人觉得要完成我们希望他完成的任务同样很困难。
十、工业基础薄弱,支柱产业单一,财政增长缺乏持续性
虽然这几年昭通工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工业经济总量严重不足。
2007年昭通市工业增加值与邻近州市区曲靖市、宜宾市、泸州市、凉山州、六盘水市、毕节地区相比,分别相差248.8亿元、170.4亿元、86.4亿元、72.7亿元、85.7亿元和31.93亿元,工业基础不如邻近州市区,增速也慢于大部分相邻州市区。
工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我市工业企业主要以昭通烟厂、云天化、昊龙集团和侨通公司四户大企业支撑,2007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9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51.9%。
在规模以上企业中,煤炭开采企业就占了近一半。
总体上我市工业企业技术设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工业经济外向程度低,工业企业实力普遍弱小。
要实现工业强市,我们同样任重道远。
以上是我个人对昭通贫困问题的思考,讲的尽是问题。
其实昭通的成绩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昭通人的日子是越过越好的,这一不争的事实就是昭通成绩和进步的明证。
市委布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正深入进行,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认真摆问题、找差距、讲真话。
但限于个人的水平和角度,自己认为的真话不一定正确,难免有以偏概全、失之偏颇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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