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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案例

《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材料

宏观经济学案例集

2005年12月

第一章国民收入核算

案例一：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没有GDP这个发明，我们就无法进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贫穷与富裕的比较，我们就无法知道我国的GDP总量排在全世界的第六位，低于美国的9倍，日本的5倍；没有GDP我们也无法知道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已超过1000美元，低于美国和日本的40多倍。

没有GDP这个总量指标我们无法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快还是慢，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因此GDP就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GDP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GDP，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曼昆认为，准确理解GDP的要点是：

①GDP是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的；②GDP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GDP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节；④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

他的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

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　　的生活水平。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

当判断经济富裕还是贫穷时，要看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钱。

这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作用。

　　GDP同时衡量两件事：

经济中所有人的总收入和用于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总支出。

GDP既衡量总收入又衡量总支出的秘诀在于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同的。

对于一个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经济的收入和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一次交易都有两方：

买者和卖者。

如你雇一个小时工为你做卫生，每小时10元，在这种情况下小时工是劳务的卖者，而你是劳务的买者。

小时工赚了10元，而你支出了10元。

因此这种交易对经济的收入和支出做出了相同的贡献。

无论是用总收入来衡量还是用总支出来衡量，GDP都增加了10元。

由此可见，在经济中，每生产一元钱，就会产生一元钱的收入。

摘自

案例二：

我国GDP是如何确定的？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GDP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

据国家统计局专家讲，我国的GDP计算需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

初步估计过程、初步核实过程和最终核实过程。

初步估计过程一般在每年年终和次年年初进行。

它得到的年度GDP数据只是一个初步数，这个数据有待于获得较充分的资料后进行核实。

初步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进行。

初步核实所获得的GDP数据更准确些，但因仍缺少GDP核算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料，因此相应的数据尚需要进一步核实。

最终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进行。

这时，GDP核算所需要的和所能搜集到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基本齐备。

与前一个步骤相比，它运用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资料，所以这个GDP数据显得就更准确些。

　　此外，GDP数据还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数据调整过程，即当发现或产生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时，要进行历史数据调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这是国际惯例。

如美国在1929年至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

总之，每个时段公布的GDP都有其特定阶段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不能因为在不同时间公布的数据不同，而怀疑统计数据存在问题。

当然，我国在GDP的计算体系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我国长期采用的原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地方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摘自

案例三：

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从GDP的含义到它的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是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

肯尼迪之弟）“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这句话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对GDP这个经济指标的批评。

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这段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

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

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

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

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天津打工的安徽民工把GDP留给了天津，把挣的钱汇回了安徽一样。

看来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

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资源来获得的。

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

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

尽管GDP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正因为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说，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摘自

第二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案例一：

蜜蜂的寓言启发了凯恩斯：

总需求决定理论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

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

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

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

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

最初，蜜蜂们追求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整个蜂群兴旺发达。

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崇尚节俭，结果蜂群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

这首诗所宣扬的“浪费有功”在当时受到指责。

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委员们就曾宣判它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

但在200多年之后，这部当时声名狼藉的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总需求决定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定理。

萨伊是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供给决定需求，有供给就必然创造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

这种观点被称为萨伊定理。

但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30年代全世界普遍的生产过剩和严重失业打破了萨伊定理的神话。

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理中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

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

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

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引起30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下降与利率下降有限度引起的投资需求不足。

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

包括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凯恩斯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总需求分析是中心。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短期中，国民收入水平由总需求决定。

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都是由总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

当总需求不足时就出现失业与衰退。

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出现通货膨胀与扩张。

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主张称为需求管理，其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当总需求不足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各种支出和减税）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

当总需求过大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各种支出和增税）与货币政策（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总需求。

这样就可以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经济稳定。

总需求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场“革命”（凯恩斯革命）。

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例如，如何看待节俭。

在传统观念中，节俭是一种美德。

但根据总需求理论，节俭就是减少消费。

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减少就是总需求减少。

总需求减少则使国民收入减少，经济衰退。

由此看来，对个人是美德的节俭，对社会却是恶行。

这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

“蜜蜂的寓言”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凯恩斯重视消费的增加。

1933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BBC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

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

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并非真的让你这样做。

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经济则是凯恩斯本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思想。

那么，这种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否定正确与否呢?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是针对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总需求当然是正确的。

一味提倡节俭，穿衣服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纺织工业还有活路吗?

这些年当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政府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消费热点，说明这种理论不无道理。

当然，这种刺激总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并不是普遍真理。

起码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适用。

其一是短期中当总供给已等于甚至大于总需求时再增加总需求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其二是在长期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资本来自储蓄，要储蓄就要减少消费，并把储蓄变为另一种需求—投资需求。

这时提倡节俭就有意义了。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打破了市场机制调节完善的神话，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战后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申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战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比战前小，而且没有出现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就连“蜜蜂的寓言”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不也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吗?

摘自

案例二：

做大乘数

　　面对通货紧缩和亚洲等地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扩大内需和避免风险的基本对策。

然而，尽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力度很大，其带动作用却非常有限，连续降息并没有将股市刺激起来，财政扩张也只使国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呈负增长。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是个英国贵族，也是个经济学家。

在他学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正好（不巧）赶上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

他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即降低利率；也包括财政政策，主要是赤字政策和公共工程。

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它要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使效果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政府的努力。

为了解释这样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

意思是说，当政府比正常情况新增一笔公共工程的投资时，由于该工程要雇用工人和购买设备与原材料，就要支付工资和贷款；而贷款也最后会变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工人的工资。

因此投资会引致消费，消费支出又会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工人收入，即消费又会引致新的消费。

如此循环往复，一笔投资就会变成数倍于这笔投资的需求。

这个倍数就是乘数，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财政扩张的数额乘以“投资乘数”。

由于这是凯恩斯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又叫“凯恩斯乘数”。

后来，乘数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又有人提出“存款乘数”。

意思是说，当银行新增一笔存款时，银行会扣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然后再把它贷出去；获得贷款的企业或者用来支付货款，或者暂时存入银行，无论如何，都会又回到银行；银行仍旧按上面的办法处理。

如此循环，也会使这笔新增存款“创造”出数倍于原来的存款来。

这个倍数就是“存款乘数”。

有趣的是，上面讲的“投资乘数”，今天正好对应于财政政策；而“存款乘数”，正好对应于今天的货币政策，因为所谓“新增存款”是降息所至。

当我们讨论或预测政策效果时，有两个简单的因素：

一个是政策本身的力度，一个是“乘数”。

当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我们既可以说，政策的力度不够，又可以说，乘数不大。

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讨论政策力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政府的事情；并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

例如，财政的首要功能，还是筹措公共物品的资源。

当财政本身吃紧时，发挥政策作用的余地就很小，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乘数”。

　　毫无疑问，在政策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策效应较小，就意味着乘数较小，而又是什么决定乘数呢?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存款乘数”，其产生和大小都和经济活动及其频率相关。

具体地说，就是商品交易的频率和金融交易的频率。

交易频率高，也可以说是交易效率高。

这就涉及到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了。

在我国，市场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它信用不足，也缺乏效率，所以交易效率就会较低，交易速度就会较慢，在有些时候，交易甚至会受阻。

一旦交易缓慢或受阻，形成乘数的循环就会较少，乘数也自然会很小。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

政策力度与乘数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有时两者会互相冲突。

政府政策相对于经济制度也并非中性，它经常会产生“体制效应”，即政策本身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

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负面的体制效应，损害市场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结果会使乘数变小。

譬如，为了筹措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扩大了对市场的管制范围，结果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又譬如，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政府采取了过分保守的金融管制政策，会使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存款—贷款的循环甚至会被中断，“存款乘数”就会变小。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乘数太小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乘数做大。

做大乘数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变得更有效率。

既然政府政策会产生“体制效应”，我们的目标就是变负效应为正效应。

在财政方面，既然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财政的“鸡肋”，进行企业并购和产权交易，就是具有制度变革特征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在公共工程方面，打破国有部门独揽项目的局面，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的竞标，则是扩展市场规则的又一契机；在货币政策方面，只有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分开，才能更有效地使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又使我国的货币体系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即使是财政政策手段，如发行政府债券，也可以用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利用政府债券支撑起证券市场的交易来。

　　当然，除了短期手段外，乘数变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忽视这个对政策效果举足轻重的变量。

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更应注重借用经济制度本身的力量。

它在推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伤及那个会使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社会与国家长远计，不应一刻忘记改进使政府显得更有效的市场体系。

至少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视野内，它的名字叫“乘数”。

摘自

第三章IS-LM模型

案例一：

IS—LM模型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人们通常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并以该模型所体现的经济思想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

但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实践表明，以IS—LM模型为依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IS—LM模型的形状取决于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

以我国投资的利率弹性对IS曲线斜率的影响看，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政府在企业投资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企业自身还不能自觉地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这必然导致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敏感，从而导致中国的IS曲线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陡峭。

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对IS曲线的影响看，储蓄的超常增长表明，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远远低于在目前收入水平应具有的水平，收入与消费之间已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导致我国的IS曲线比在正常情况下陡峭。

那么，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如何呢？

首先，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中国居民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急剧膨胀，从而打破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稳定关系，使中国的货币交易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再稳定，导致LM曲线不断趋向平坦。

其次，从货币投机需求的利率弹性对我国LM曲线斜率的影响看，在目前的中国，由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完善，广大居民缺乏多种投资渠道，利率的变化对人们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影响并不大，投机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其对LM曲线的影响是使LM曲线比较陡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必须考虑政策的有效性和确定性。

在一定的经济形势下，一些政策比另一些政策更加有效，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另一些政策的影响具有更大的确定性。

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IS曲线陡峭，LM曲线平坦，这时，财政政策效果十分有效，货币政策效果有限。

近几年，利率连续下调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十分有限已经告诉我们，目前条件下，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并不存在，继续下调利率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在运用扩张性经济政策以刺激需求时，应把重点放在财政政策上。

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措施的效果。

由于悲观预期的存在，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无限膨胀，企业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也比较悲观，试图通过增加居民（尤其是收入较高阶层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需求，通过降低利率以扩大投资需求的愿望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由于公众的不配合使这些政策的作用受到限制。

而政府购买和直接投资的效果则是十分确定的，因此，在政策措施选择上，应加大政府开支和用于失业、养老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和直接投资。

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以刺激需求的政策是明智的，而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上，应把重点放在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身上。

其二，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应考虑政策的效力与市场完善程度的关系。

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自然受到限制；而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变化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尤其是政府支出的变化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对市场制度的要求没有货币政策那么高，因此，在市场制度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扩张性政策的作用应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

财政政策之所以比货币政策更容易发挥作用，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和财政政策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我们在强调本身带有行政色彩的财政政策作用时，应该谨防片面夸大行政手段的作用，防止出现旧体制、旧的管理方法的复归。

更不能因为一些经济手段暂时的失灵而否认其作用，为倒退寻找理论依据。

其三，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为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制度环境上。

目前我国LM曲线的形状表明，希望通过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政策注定不会有多大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回到老路上去，即希望通过直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量来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种带有明显行政色彩的货币政策是我们以前常用的。

如果说，在经济“软着陆”时期，行政性的货币政策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话，那么，在经济萧条时期，行政性的扩张货币政策很可能是一副毒药，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极易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在于扩张本身，（因为间接的扩张效果有限，直接的扩张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

）而在于完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及需要银行介入的再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为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不仅要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而且要肩负起塑造市场体系的重任，以减少政策实施的制约因素。

在目前至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建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比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更为重要。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找到渐进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途径。

摘自

案例二：

利率上调是遏制经济过热的最好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

对于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的决定，我拍手称快。

虽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没有上调是个很大的遗憾，并且有削减民众财富于无形之嫌。

如果任由我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不仅会丧失两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也会使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难以进行。

那么，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为什么不能够达到政府预期目标呢？

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成效不是如预期那样顺利？

特别今年以来，为什么宏观经济过热又死灰复燃？

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没有好好利用。

如果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

　　很简单，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是什么？

就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控制来抚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那么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有什么工具？

一般来说，有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及税收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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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国内两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更多的是中观及微观方面的动作，而真正的宏观调控工具使用很少。

　　正因为中国前两次加息过小过慢，不仅弱化了银行、民众及企业对利率风险的预期，也使得实质利率过低。

对于前者，由于银行、企业及民众不能够把利率风险考虑到其行为决策中，因此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就十分正常了。

对于后者，由于无论名义利率还是实质利率都过低，从而使得由政府管制的方式从债权人向债务人利益转移，即谁借到钱谁就会获得利益。

既然企业借到钱就是利益，那么企业不仅会拼命地去借钱，也尽力从银行借到钱来投资，投资过热也就自然了。

因此，要改变目前中国投资过热趋势就得从这最基本、最为核心的地方入手，从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入手，调升过低的利率。

　　可以说，尽管这次央行调整利率幅度不大，其调动的幅度对企业或个人信贷成本的影响不高，但是它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通过利率调整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调整向市场表明，企业与居民的经济决策必须把利率的风险考虑在其未来的行为决策中。

　　房地产业应该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关注的第一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成本的高低或利率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也决定了房地产炒作与投机的程度。

一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工具上。

可以说，这次利率的调整明确地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