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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层次的符号系统中的所指以我个人理解来看就是符号本身的外延,也就是符号所代表的一种象征意义,是刨去符号本身物质和概念之外的一种精神的代表。
在第二节的叙事学分析中,从卜罗普的叙事模式引出英雄这一符号。
在这一节中,最主要的莫过于格雷马斯的表意结构,即“符号矩形”,其实这一结构说白了就是对一个故事开始而后往后发展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地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发现这些之后发生的情况背后隐藏的叙事结构。
而之后的一些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
先后提出了“中介”“二元对立”等概念。
在我看来,“中介”就是事件的开始状态,引导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甚至可以是一种精神情怀等等。
而杰姆逊则认为这一矩形叙事结构必须代入价值观念,而有价值观念就必然会有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赋予这一叙事结构以意义,而意识形态又通过价值观念反映在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文革时期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都有表现明显的好人和坏人,地主和贫农,这一叙事结构就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
杰姆逊提到的“英雄是不存在的,英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美”,对此我表示十分赞同。
英雄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理性状态,人们总是期望某个事件或是某个人是完美的,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
对于叙事学结构在新闻中的表达,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叙事模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就是把每天发生的不同事件按照固定的叙事模式添加进去而已。
以我在实习期间的经历来看,事实就是如此。
不同性质的事件有不同的叙事模式,而通过不断地重复,从而加深人们对此类事件的定性认识,因此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通过新闻的报道往往会形成舆论,而这种舆论恰恰就是这种叙事模式长此以往造成的影响所导致的。
接下来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则对前面已经构建在起来的语言学模式进行批判,颠覆了传统学说的一些观点。
在德里达的眼里,所谓的“终极”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真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这一观点也符合哲学上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观点,真理也一样。
不同的时代,必然产生不同的声音和观点。
就如同牛顿的力学理论一样,在牛顿的年代是正确的,是“真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年代就显示出了其局限性。
为此,德里达提出了“补充”的概念,所谓“补充”,是在原有的基础以上加上一些新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数量上的增补。
因为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所以这一增补的过程是无限制的,永不停歇的。
而巴特的能指碎片就比较符合文本的规则。
所为符码,其实就是文本应用的规则,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语法规则。
这样不管是什么文本,什么故事,其实就是各种规则的重组、交织,从而衍生出新的意义。
为什么说他的文本复数直接宣布了文本原作者的死亡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不管是什么文本,在进行语言的组织时,总会不知不觉地引用到外来话语,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即使不是直接引用,在话语的表达上也会跟别人的话语有意义上的相似,“作者”的思维也是受外来话语的影响的。
现在来看看哪些传媒作品符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那些对现行体制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的传媒作品其实都符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自然而然的,这些作品都不是主流的作品,从而是边缘的。
因此后结构注意的分析对象大多是边缘的作品。
问题:
我并不是完全同意书中的一些观点,就拿索绪尔认为语言包括所有的符号使用的规则,而言语则是我们日常的话语,它是上述符号和规则的具体应用。
〔P4〕在我看来,语言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以文字为载体。
而言语主要是以口头的形式呈现,具体表现就是我们日常的说话。
至于索绪尔提到的符号使用规则,我个人认为应该独立于语言和言语,是这两个方面的应用标准。
还有一些地方不太好理解,如符号的三个不同层次问题。
〔P7〕前两个层次我基本上能够理解,但是第三个层次我是无论如何让也想不清。
还有杰姆逊的批判叙事学理论中说的“第三者”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它的功能是实现某个神话或某种意识形态观念,〔P13〕这就不太好理解。
“第三者”的意识形态表达在哪里?
为什么说它的功能就是实现某个神话或是某种意识形态观念。
在后结构主义分析中,德里达的“延异”观点不是很清楚,(P21)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能指和所指为什么不是步调一致,符号为什么不再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启发:
读完这一章,我感觉对自己的研究启发最大的就是符号这一概念的理解。
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做研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符号的研究上来。
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学习都是在跟符号打交道。
吃饭有饮食符号,日常交往有礼仪符号,穿着有服饰符号等等。
伴随着对符号的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符号的魅力和重要性。
而符号必然伴随着意义的产生,可以说符号跟意义是分不开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符号时一定要注意符号的意义,既不能混淆,也不能滥用。
只有按照一定的符号规则来组织符号,才能更好地发挥符号的作用。
这一点在传播学上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传播学就是对符号传播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要弄明白每个符号的意义,还要分析研究符号与符号直接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
不仅要弄明白每个符号自己的涵义,还要从整体把握发现符号的整体所表达的背后的意识形态或是符号意义。
当然,也少不了符号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这就涉及到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在这之间更应该弄清楚符号的意义,以及符号之间的规则。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进行符号之间的沟通,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编码者的意图,从而防止出现误解或是信息的遗漏。
再者,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我还了解到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符号的意义是不固定的。
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进行改变。
另一方面,一个符号的意义也是多样的,符号的意义也分好几个层次,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准确地把握符号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意义,不可生搬硬套。
在研究时,既要准确地把握符号的本身含义,又要很好地理解符号在整个整体中的意义。
在进行研究时,不要忘了符号背后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符号的意义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反应,意识形态在符号意义的行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往往在符号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优势,这既是所谓的主流价值观。
而其他人群的话语权虽然有时也会发出声响,但是远远不能构成主流,只能沦为边缘形态。
这也是后结构主义极力在做的,他们分析处于边缘的传媒作品,力争从中找出反映社会现实的声音。
其实研究也是这样,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在做研究时,要尝试吸纳百家之长,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你的研究才有说服力。
因为你最大程度上做到了统筹兼顾,不会因为只听从了一方面的声音而显得没有说服力。
第二章:
传媒是文本〔Ⅱ〕〔我已经读完全章〕
〔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在第一节意识形态批评中,着重讲到了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这些批评家的眼中,那些文本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外表意义,而是更深一层的其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
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文本的深层含义。
可以说文本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所谓意识形态分析,就是解读文本所隐藏的深层含义。
这种深层含义可能是作者的弦外之音,又或者是一种背景的声音。
而意识形态分析也不仅仅局限在文字和话语上面,它还从各个方面来批判。
如权利、阶级等。
它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揭示生活中的不同阶级,不同声音。
在此,意识形态批评便构建了一个文本的世界,这一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声音,而不同的则是子民变成了文本。
在这个世界中,同样有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压迫,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做要做的,就是揭示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揭示在这一文本的世界中,处于劣势和边缘的文本,以及产生这种阶级压迫的原因。
既然是批评分析,那么就少不了分析方法。
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意识形态分析的三种方法。
1、意识形态反应理论:
从能指的有序处寻求有序的意识形态。
听着好似很深奥,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一个作品及其作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从而找出这种意识形态是怎样通过他或她以及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来的。
分析发现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在现实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在文本世界中代表的文本也占统治地位。
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文本世界中,在现实世界中的大众传媒中也很普遍,即话语失衡。
那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话语权总是占优势。
这也是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这种理论分析方法在传媒中的运用表现就是传媒文本如何曲解“事实”,例如如何错误地表达普罗大众的“真正利益”。
2、意识形态结构理论:
从能指的无序处寻求有序的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图塞。
他的观点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
意识形态的本质是社会上阶级关系或是权力关系的再现。
也就是说从文本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权利或是阶级关系。
他在书中举出的俄国改革前后的农民的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其实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也并不少见。
中国历史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社会关系,如:
辛亥革命之后的农民状况。
这一时期的文本是无序的,但是从这些无序的文本中能够看出其背后有序运作的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就是传媒文本批评家更关心这种结构性的规限和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
3、意识形态构建理论:
从能指的无序处寻求无序的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的批评家们认为意识形态是构建的,而不是预设的。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霍尔认为意识形态的命运是通过斗争产生的。
只有通过抗争才能才能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生存下来。
而且简单的斗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兼收并蓄,要学会包容。
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意识形态也是这样的,否则就很难持续生存下去。
试想虽说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固然独占鳌头,但是很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且进步。
只有存在不同的声音,才能有竞争,才能有压力迫使自己不断前进。
其次,他还认为语言不属于特定的群体和阶级,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
每个阶级都有自语运用语言的权力。
虽然存在阶级差异,但是不可否认语言是无国界的。
其次,每个阶级也拥有自由解释语言的权力。
对语言的不同编码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也是同一符号被不同的人运用会产生不同的意义的原因所在。
自然,解码的不同同样会导致这种结果。
这种斗争胜利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对文本的占有和使用。
胜利的阶级在文本的使用上占有优势。
应用这一分析方法的批评家则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分析。
在第二节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批评家认为主流话语是男性压迫的工具,主流话语基本上是单声道的,男性支配的。
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虽然古代有一段时间是母氏社会,但是近代还是男性社会的,从权力顶层,企业高管等以男性居多就能看得出来。
这就导致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女性的声音总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且关注的人很少。
即使发出了话语权,也会受男性声音的影响。
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在女姓话语权的批评上存在两极的倾向。
要么是温和的,要么是激进的。
而在对女性话语权较男性少的问题的原因分析上,他们从经济和性别两方面来分析。
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却并不全面。
在经济问题上他们认为经济制约了女性话语权,而性别上的男性压迫则使得他们是男人为敌人。
这就有点偏见和激进。
至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则认为女性在男性的压迫下不得不采用迂回的方式表达自己,即采取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不同。
他们强调男女差异,而非平等。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卢宾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非经济因素。
后结构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目的是解构父权制话语。
他们利用男性话语所提供的空间,巧妙地解构和垫付这一话语。
这一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认为借助话语和写作可以来解构男性的话语权和象征世界。
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一系列的实践。
在第三节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主要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为主要内容,所谓后殖民主义,简单那概括就是西方霸权主义在话语方面的表现。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观点主要有“东方”:
西方的发明;
“他者化”了的东方;
“失语”的东方;
“东方话语”:
霸权的话语以及东方主义:
统治东方的权利机制这几个观点。
简单来说,“东方主义”观点认为东方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落后的,而西方则是先进的,是文明的代言,西方对东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理所应当的。
这些也符合了西方霸权主义的需要,为其入侵东方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和借口。
但这一理论也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太绝对了,把什么都说成必然的,不管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和东方的落后都是绝对的。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带有偏见的。
后殖民理论应用于传媒上就是传媒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批评主要关注西方传媒在关于第三世界的报道中如何表达出后殖民主义的。
这些作品大都将东方丑化、妖魔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的落后、愚昧的看法。
1、在这一章中提到意识形态是预设的这一概念,何为预设的?
具体表现是什么?
而在意识形态构建理论中又提出意识形态是构建的,构建表达在哪些方面?
与预设的有什么不同吗?
〔P34〕
2、在后结构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判中提到父权制二元对立,是哪二元对立?
为什么说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话语模式才是深层次的原因。
〔P45〕
3、后殖民主义中提到的宗主国是什么意思?
有哪些代表?
〔P52〕
通过这一章的阅读,给我最大的思考就是在研究中更要注意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析。
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本身的分析上,更多的要看到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
还有就是在研究中,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因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加入到研究中去,其实这也是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一种反应。
作为新闻媒体更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仅仅随大流,只看到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样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的误区,不能很好地反应普罗大众的真正利益。
同时,在研究中,也要关注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女性色彩,这也是一股不可无视的力量。
虽然女性主义批判尤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如男女性别差异以及男女在经济政治上的差异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
我们在研究中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以男性的视角和话语权来进行文本的组织,这就会存在意识上的偏见。
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了。
以前只是口头上说什么文化入侵,殖民统治等等,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理解。
现在对这方面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尤其是在研究中,我们往往要借鉴西方的很多理论或是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尽量防止所谓的“东方主义”对研究的影响。
因为这些是西方霸权主义在文化或是话语权方面对东方的偏见,是不可取的。
尤其是在观看西方的传媒文本时,更要注意这一方面,因为西方的大量传媒文本在对第三世界的报道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
这些都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理性地分析,不要跌入“东方主义”的范畴。
第三章:
传媒是机构
〔机构批评理论〕
第一节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分析理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葛兰西和阿尔图塞。
其中葛兰西的主要观点是文化霸权。
他用文化霸权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在西欧会失败。
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由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组成。
政治社会是依靠枪支暴力来统治的,而市民社会则必须依靠文化霸权的说服教育,而这种说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他认为文化霸权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抗争的过程,这也符合哲学上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螺旋上升的这一观点。
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取得统治地位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就拿中国的党的意识形态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来说就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过程,其中不乏文化大革命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惨痛教训。
而在阿尔图塞看来,上层建筑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那些媒体文本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代表国家霸权体制的。
话句话说,那些宣称自己会公平对待弱势群体和强势团体的传媒,其实他们用以衡量公平正义的标准时统治阶级的标准。
同时,传媒的种种行为无不表达着意识形态,不光是传媒文本反映出意识形态,传媒的行为等等无不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
而“召唤”概念的提出,则恰恰像我们展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将个体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灌输,将其改变成国家统治权力可以接受的角色,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意识形态主体。
而在第二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当代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者把传媒当做经济实体来研究,他们认为传媒首先是商品,而非意识形态产物或是文化产品。
在这些经济学者的眼中,传媒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这也符合商品的一般规律。
正是因为传媒是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所以必然能够创造剩余价值。
而创造剩余价值的表现之一就是广告的产生。
而在传媒商品化的过程中,最先进行的是传播内容的商品化。
因为传播内容是直接面向受众的,所以只有内容的商品化,才能创造最大的商品价值。
其次要考虑的就是所谓的“阅听人”,简单来说,就是节目的受众,他们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收入。
而这些受众也是可以作为商品的,只不过这些商品是买给广告商的。
广告商根据阅听人的收听习惯来做出产品的规划。
在此基础上,米罕提出了收视率的概念。
而收视率就必然涉及到现代网络2.0时代的大数据这一概念。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精确的把握到受众的喜好等等。
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传媒产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是传播劳动的商品化。
这一商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原本分散的,不标准的创作转化为标准化的生产的过程。
这就使得传媒的生产有了模式可循,这样可以提高商品化的效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限制了传媒生产者的创造性。
传播垄断是伴随着商品化产生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传媒的集中化和集团化.而实现传播垄断的途径无外乎两条:
资源分配控制和经营控制.这些传播垄断者通过控制传播和资讯,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防止地会影响到公共服务和言论自由竞争.这使得所谓的公共服务和言论自由竞争成为了一种神话和理想.
在第三节的公共领域分析中,公共领域是允许市民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以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的地方.当然,这是种理想的状态,为了到达这种理想的状态,哈伯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所谓沟通理性,就是在沟通中双方都遵守彼此都认同的标准,从而寻求彼此的理解和共识.
但是哈伯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存在很大的缺陷并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此不少学者对他的这一概念作了修正.他们通过强调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商品经济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关联,来对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作了修订.但是这些修订仅仅是模糊了其与其他领域的界限,而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另一方面,对公共领域的修订则显示出大众传媒需要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这种多角色的扮演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
1、我并不是十分同意阿尔图塞关于召唤这一概念的解释.他认为我们在出生之前,意识形态就已经预设了我们将来要成为的角色.〔P66〕这一观点完全忽略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对一个角色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2、还有霍尔在文中说到当代西方的传媒是独立的,无论从政治、人事、或是技术上均独立于政治体制,但这不阻碍它经常不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所以它的独立自主只能是相对的。
〔P67〕这一观点我不认同。
我们都知道,无政治、不新闻。
这一点西方的媒体也不例外。
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的媒体是不存在的。
先不说媒体必须在政治体制之内进行运作,就拿媒体的一些运作人来说,他们也是有政治倾向的。
3、在传播劳动的商品化中,“劳动”一词是什么意思?
只是单纯的工艺劳动或是生产劳动吗?
这些劳动可以进行商品化吗?
〔P73〕
4、在传媒政治批判学者的眼中“没有人可以毫无限制随心所欲地使用所有的文化产品”〔P75〕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传播的垄断,时刻不管是从传播的源头还是资讯、途径还是手段都被控制者所把握。
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公共服务”和“言论竞争自由”是不存在的。
5、哈伯马斯关于沟通理性的理解中提到沟通理解要求人们在沟通中自觉地遵循彼此认可的规则。
〔P80〕我在这里补充两点,所谓规则,一是在沟通时遵循的符码运用的标准,也是双方进行正常的编码和解码所遵循的标准;
二是在交谈中彼此都认同的一些日常行为标准,如礼仪标准等。
我觉得通过这一章的阅读,我首先明白了我们不管是在阅读中还是做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个什么概念。
同时,也清楚地感受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有利益有弊。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防止在以后的研究中混淆概念,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同时,给我感触最大的莫过于政治经济学分析。
它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深层剖析了传媒的商品化过程。
使我认识到了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之外的另一种形态。
在研究中,也拓宽了对传媒的思路。
而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是十分贴近生活的,在这种分析思路下,很多东西都可以运用调查研究中的量化或是定量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如前面提到的收视率。
这样就让我们对传媒有了一个比较直观和清晰地认识。
也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使我认识到了传媒的商品化过程中弊端,就拿利润最大化这一点来说,就使许多传媒作品质量下降或是只注重利益而无视其质量和内涵,生产出许多快餐文化产品。
而传播垄断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其负面影响,它阻碍了公共服务和自由言论竞争。
这是我们在做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平时总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大旗,认为当前的传媒环境还是不错的,使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而在公共领域分析中,虽说公共领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它为我们的传媒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和视野。
而不少研究学者也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正这一并不十分正确的概念。
但是不管怎么说,公共领域对传媒的作用是巨大的,它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多元化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能见度”,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
第四章:
传媒是文化〔我已完整读完这一章〕
〔文化批评理论〕
在第一节的文化工业分析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好的”大众文化其实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看来,大众文化其实是由资本主义工业财团操控的、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文化。
从这一定义来说,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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