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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城市和创新
创意、城市和创新
一引言
对于创新和经济发展而言,创造力被认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Andarietal,2007;CookeandDePropris,2011;HugginsandClifton,2011)。
从事创意产业的公司,例如设计、出版、软件、艺术等,通常都被认为格外具有创新性(BakshiandMcVittie,2009;DCMS,2001;MilesandGreen,2008;Mülleretal,2009)。
城市对于以下这些关系来说很重要:
创意产业往往是城市工业,它充分利用知识共享、密集的消费者、供应商和劳动力优势来创造新产品(Asheimetal,2007;Pratt,2006;Reimeretal,2008;Stametal,2008;Therrien,2005)。
企业从城市环境的多样性中受益,这种多样性可能会提供一系列的刺激因素,城市地区的专业化也是如此。
此外,最近的研究指出这些外部效应和城市规模有关:
较大城市将会产生更大的外部性,从而使位于大城市的企业也更加具有创新性(DurantonandPuga,2004;StolarickandFlorida,2006)。
然而,除案例研究之外,很少有实证证据表明创意产业比其他行业更具创新性。
城市创意产业尤其如此,而且在大城市中这些影响被放大了。
少数研究已经充分考虑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创新地理,并且得出了说明性结论,这些结论多数与理论预期背道而驰(Chapainetal,2010;DeProprisetal,2009)。
举例来说,Chapain(Chapain,2010)等人的研究表明,伦敦的创意产业比其他地方的创意产业更缺乏创新。
尽管创意产业在政府的发展政策议程中日趋重要(Evans,2009;Jayne,2005),但是有关创意产业、创新和发展的实证结果是出人意料的贫弱(LeeandDrever,2013;Sunleyetal,2008)。
此外,创意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产业,研究表明创意职业也可能是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Bakshietal,2008;Cunningham,2011;CunninghamandHiggs,2009;LeeandDrever,2013;Vinodrai,2006)。
蕴含在其他产业中的创意工作者,比如制造业里的设计师,就可能是企业创新战略的组成部分(Cunningham,2011;CunninghamandHiggs,2009)。
公司可能会选择把创新部门放在城市,以便从城市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投入、以及知识交流中受益(DurantonandPuga,2001)。
然而,相关文献中存在的第二个空白是缺乏创意职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英国中小型企业数据库首次考察了9000多个中小企业在2007、2008年度的运营情况。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创意产业公司最有可能形成原创型产品创新,但是所谓的“城市效应”并不明显。
此外,创意产业公司在引入过程创新方面与其他公司的表现相差无几。
但是,创意产业公司内的创意职业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
为了研发全新产品(“原创型创新”),创意产业公司无论位于城市还是乡村无一例外都会选择利用创意职业来实现目标。
而且,城市企业也借助于创意职业帮助改进和从其他地方引入全新产品(“学习型创新”)。
除了上述发现,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创意职业是“学习型过程创新”的关键驱动力。
这些问题对于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政府为创意产业公司提供咨询、资金、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支持[1]。
这些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针对城市地区实施区域倾斜,或者是否需要重点鼓励企业雇佣有创造力的个人等。
本文从几个方面发展了创意产业、创意职业、创新和城市之间联系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比较担心创意产业和创新研究的局限性(Jayne,2005;Sunleyetal,2008)。
我们数据采集的规模涵盖了创意公司和非创意公司,这是对已有研究的改进,之前的工作更专注于研究创意产业公司(Mülleretal,2009)。
此外,以前的研究是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讨论创意职业和创新的关系(Bakshietal,2008),我们的研究引入了区域和行业变量来改进这一做法,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最后,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创意产业、创意职业和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填补了文献的空白。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以英国创意产业地理区位的调查研究为基础(Chapainetal,2010),并将其与城市企业创新绩效的其他工作相联系。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我们对创新、创意产业、创意职业、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假设。
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所用数据的主要来源,并对创意产业创新的统计进行解释。
第四部分,我们引入了企业层面的创新模型,并用此模型来讨论我们的假设。
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我们的研究对该领域的理论贡献和政策运用。
二创意产业、创意职业和创新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中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Andarietal,2007;Evans,2009;Power,2002;2010;Turok,2003)。
创意产业是由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定义的对多个行业的综合,包括广告、建筑设计、艺术和古玩、时尚设计、电影和录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电子游戏、广播电视业、工艺等。
这些行业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创新性(Bakshietal,2008)。
虽然各行业的创新表现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创意产业作为整体仍具有相对的创新性(Chapainetal,2010;Mülleretal,2009)。
创意产业顾名思义赖于新产品的生产,因此创意产业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产品创新。
此外,创意产业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项目团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组合以适应市场变化(Pratt,2006)。
这一过程可能导致更多的过程创新。
实证研究倾向于支持对以产品创新为主和以过程创新为主的产业进行区分。
在这里伦敦是个例外,因为研究发现伦敦的创意产业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比其他地方更弱(Chapainetal,2010;LeeandDrever,2013)。
然而,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不如乍看上去那么富有创新性。
企业的创新以一种细微的方式进行,而这在创新的调查研究中是无法捕捉到的(Chapainetal,2010)。
或者创意产业公司可能根本就不像经济领域其他行业企业那样具有创新性。
然而,总体期望是创意产业公司要比其他公司更有创新性。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
假设1:
创意产业中的中小企业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更有可能引进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虽然对创意产业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但是对创意职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Bakshietal,2008;CunninghamandHiggs,2009;Cunningham,2011;Comunianetal,2010;MarrocuandPaci,2012;Vinodrai,2006)。
然而在许多城市,这些职业就业人数都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举例来说,在伦敦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在1995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40%,从事创意职业的人数增长了70%以上(Freeman,2010)。
这一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采用Florida的“创意阶层”概念,即知识经济中从事“创意职业”的群体(Florida,2002;Floridaetal,2008)。
这个概念现在受到严重地批判(HugginsandClifton,2011),尤其是Markusen(2006)认为所谓“创意阶层”不过是对一批人力资本高的劳动者的一个便捷标签。
部分研究考察了创意职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例如,Marrocu和Paci(MarrocuandPaci,2012)研究发现,在欧盟各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创意人才对整体的生产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Bakshi等人(2008)使用社团创新调查数据和行业层面的创意就业指标,分析创意就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创意就业与产品创新整体上没有关系,但与新产品创新(新颖,而不仅是新产品)存在着微弱促进作用。
Lee和Drever(2013)对伦敦的公司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他们发现创意职业和过程创新之间没有联系,但是与新产品创新和现有产品的改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
Bakshi等(2008)只考虑了创意职业的行业变量,Lee和Drever(2013)只考虑了具有特殊性的伦敦。
目前还没有一项研究考虑到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变量。
由此我们做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
雇佣创意职业的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引入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可能有助于推动创意企业创新(例如,Asheimetal,2007;HugginsandClifton,2011),使创造力成为城市的根本现象。
知识的溢出效应被认为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
城市提供了刺激创新的多样化环境(NathanandLee,2011)。
城市能提供高密度的劳动力市场,允许从事创意职业的团队开展复杂的重组工作,这将创造出新的工作和过程方式(Grabher,2001;2002)。
上述情况将会产生创意城市效应,从而使位于城市的创意产业公司更加具有创新精神。
这也是我们第三个假设的基础:
假设3:
城市创意产业公司或者那些设置创意职业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更有可能引入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然而,城市企业或许并不比其他公司更具创新性。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相对竞争优势选定特有的经营范围,否则就无法生存。
那些真正具有原始创新的创意企业并不愿意和其他企业靠近,而是选择乡村以保护其创新。
位于乡村相对孤立的企业,从其他地方获得知识,再以一种别的方式进行创新,其创新能力可能被低估了(FitjarandRodríguez-Pose,2011a)。
例如,对伦敦的研究表明,与地方知识溢出效应相比,国际交流对创新更为重要(GordonandMcCann,2005)。
虽然一些引人注目的“创新型城市”看上去非常具有创新性,但尚不清楚这是因为与本地的联系还是因为更频繁地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结果(Shearmur,2012)。
城市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很有可能被夸大了(Asheimetal,2007)。
同样地,创意职业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并不简单。
Vinodrai(2006)认为由于知识在许多创造性领域具有隐性和随身性的特点,高技能工人的流动可以形成一种重要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企业可以获得创新知识。
她认为设计师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设计师们从一家企业跳槽到另一家企业,在这种流动之中一些新的创新能够被分享。
其他的创意职业,它们依赖于微妙的、隐性的、有特定语境的知识交流,可能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这种工作变动很可能会在城市发生,有证据表明,员工流动是集聚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因为员工流动能够让企业之间彼此分享最佳的实践成果(ErikssonandLindgren,2009)。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意产业和创意职业可能在大城市会更有创新性。
以下是最后一个假设:
假设4:
城市规模对创意产业和创意职业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在像伦敦这样的城市里,创意公司、创意职业可能会比在英国其他地方更有创新性。
如果假设成立的话,这将会为英国创意职业非均衡的地理分布和工资水平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Comunianetal,2011)。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此项研究的数据来自2007~2008年的年度中小企业调查(ASBS),这项调查是在英国商业创新技术部指导下进行的(WilliamsandCow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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