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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的西欧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性社会。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全球冒险、工业革命、市民社会等促成价值观上的现代转变:
理性、科学、民主、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平等、自由、人权、启蒙、进步观念。
中国的现代化具有被动后发的特点。
三、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逐步传入中国,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率先发生影响。
随着传播的深入和影响的加深,新文化运动逐渐增添了社会主义因素,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追随者逐步转变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并由文化战线挺进到政治战线。
一、用“新文艺”鼓吹“新文明”
“五四”先驱者在酝酿文学革命时,一个共同目的是用“新文艺”来鼓吹“新文明”,瞩望体现“人的觉悟”的新的国民精神。
二、用“活语言”创造“活文学”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中国文学语言的划时代变革,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
胡适的贡献:
《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
“五四”白话文运动体现了启蒙主义的思想内涵。
胡适文学观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思维倾向,特别重视白话文学的提倡,列为文学革命的“第一个目标”。
其“实验主义”一重实际效果,一重实验方法。
三、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本,建设“人的文学”
周作人1918年作《人的文学》,提出“人的文学”重要主张,第一次以“人的文学”界定了新文学的性质,从理论上阐明了新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孕育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张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集中体现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
周作人“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梁实秋语),渐趋淡化“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立场。
一、“为人生”的文学观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适应着文学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并得到《新青年》作家群体支持而成立的。
“为人生”的文学观在1921年由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正式提出。
沈雁冰、郑振铎对文学反映人生的具体内容作了新的探讨和阐述,特意强调写社会的黑暗与劳苦大众的痛苦,关心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生活和命运,突出文学反映时代批判现实改造社会的意义。
“为人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传统
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论
文研会倾向于现实主义(“五四”时期被称为写实主义),既是“为人生”文学观的必然要求,也更适合“五四”时代批判现实的需要,也表现了沈雁冰等对文学思潮进化的理解。
强调真实性以至于主张借鉴自然主义,强调理想性防止使读者陷入绝望、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努力克服雷同化,是支撑文研会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论的三块基石。
三、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与鸳鸯蝴蝶派、名士派和唯美派的文艺思想之争中,文研会理论家们明确提出作家应具备神圣的社会责任感。
鸳鸯蝴蝶派在民初盛行一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青年的时代苦闷,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其不具备“人的觉悟”的现代意识和以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
其作品内容中充斥“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陈旧观念,善于编造种种“哀情”、“惨情”故事,较多迎合市民阶层读者的消极心理,并较看重商业利益。
“五四”时代文研会所抨击的名士派包括旧派作家中以才子自命而风流自赏者,以及跻身新文学作家中却颓唐自放而鄙视功利者,后者常引西方浪漫派颓废派文学为同道。
他们都表现出对文学的社会使命和作家社会责任的放逐。
沈雁冰对这种“狂放脱略”的“中国名士最坏的习气”进行了严厉批评。
“五四”先驱者和文研会一开始并未完全拒斥唯美派,但后来文研会表现出反对的立场。
如沈雁冰不否认王尔德作品为“好的西洋文学”,但不赞成盲目介绍引进,认为其不适合“五四”启蒙潮流要求。
一、“自我表现”的文学观
创造社活动将近十年,其文学观前后有很大演变,前期高扬狂飚突进的“五四”精神,倡导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出版《女神》、《沉沦》、《冲击期化石》等,社会反响很大。
后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郭沫若1922年宣称创造社“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罢了”。
“自我表现”是创造社关于文学本质的共同话语。
“自我表现”文学观既体现了“五四”时代以个性主义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文化思潮对充满青春气息的创造社同人的深刻影响,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年轻叛逆者不能不关注社会改造的复杂心态,“自我表现”的文学观有其特定内涵和成因:
1.“自我表现”的欲望或冲动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动力。
明确反对功利主义创作理念。
2.包含尊重作家创作个性、鼓励文学多元化发展等思想,反映出个性主义意识。
“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
”(郭沫若1920年)
3.是作家思想、个性的无拘无束的表达,包含对“自然流露”、“纯真”美学风格的追求。
4.创造社的“自我”,并非只关心一己利益的“小我”。
艺术家要“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
(郭沫若1922年)
创造社同人之所以形成“自我表现”文学观,哲学伦理学上的个性主义思潮和西方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举足轻重,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都熟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厨川白村的对文学的解释理论。
二、浪漫主义的新追求
创造社同人在“五四”时代大多倾向于浪漫主义,而且对浪漫主义有新的追求:
1.思想倾向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经受着“五四”精神的洗礼,展示出“五四”时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
2.现实主义的精神。
创造社同人并非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而是强调通过自我的感受和体验“由内而外”地表现社会和人生,目光始终注视着现实人生。
3.兼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
三、对文学本体性的思考
文学本体性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理解文学的本质。
即文学是为文学以外的功利目的而存在,还是为文学自身美的追求而存在。
创造社同人试图兼顾两者。
主张“自我表现”的创造社必然尊重作家的主体性。
创造社反对轻视艺术的功利主义倾向,执着地为文学自身的美学特征张目,确认艺术性和社会性统一、共生的文学本体性思想,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五四”时期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想虽以包含着个性主义成分的现代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主,但又兼容着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
鲁迅总体上倾向于文研会,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文研会又不完全相同,他虽然不与推崇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同调,但文学精神上又有某种相通。
一、以“立人”为宗旨的启蒙主义文学观
鲁迅意图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精神,基本含义就是“立人”,即意识到“自我”价值,实现“人”的觉醒。
鲁迅以“立人”为宗旨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想中体现出明确的个性主义意识。
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思想,明显带有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印记。
“五四”时期鲁迅文学思想仍然非常关注人的精神现象,不乏对个性主义的礼赞和追求。
二、以“写灵魂”为最高追求的现实主义创作论
鲁迅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独到理解和追求,集中表现在:
1.鲁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极为重视,并针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瞒和骗”,赋予真实性深刻的思想意味。
2.强调“写灵魂”是鲁迅现实主义创作论的“灵魂”。
“写灵魂”主要指写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写出人的“灵魂”所承载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这既与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化观有关,也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3.坚持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原则成为鲁迅现实主义创作论重要内容。
三、以“美用统一”为特色的文学功能论
鲁迅从不讳言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追求。
“五四”时代鲁迅一方面不断表示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追求,一方面又不断强调对文学独立地位和自身规律的尊重。
鲁迅强调了作家的主体性,艺术的独创性,文学的艺术性,从不轻视文学自身“美”的营构。
第二章三十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革命文学思潮的滥觞和勃兴
第二节革命文学思潮的主张和实践
第三节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第四节现代主义流派的文学思想
第五节京派作家的文学思想
一、革命文学思潮在“五四”时代的潜滋暗长
中共成立前,革命文学思潮作为一种基因和胚芽存在于“五四”启蒙主义思潮中。
中共成立后,则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思想上逐步表现出来。
1922-1925年间,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蒋光慈等共产党人先后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中共刊物《新青年》以及《民国日报·
觉悟》上撰文,倡导革命文学。
二、革命文学思潮勃兴的历史条件
革命文学思潮在1928年崛起,由各种历史条件共同促成。
1.是急剧转变的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
2.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的结果。
3.也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分化和聚合有关。
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
输入了新鲜血液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率先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为革命文学运动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策略:
以与“五四”断裂的方式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创造社、太阳社所宣传的理论的核心是凸显文学的阶级性。
创造社、太阳社一面为革命文学“正名”,一面频频向“五四”文学和“五四”作家发难。
创造社、太阳社对革命形势的转变表现出可贵的敏感。
一、革命文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
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是革命文学思潮的基本主张。
这主要是强调作家应有阶级分析眼光和反抗斗争精神,但在论述这一主张时,存在明显的不尊重文学本体性、违反文学自身规律的过“左”内容。
二、革命文学必须建立新的文艺理论
革命文学浪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新的转型,意味着需要用新的文艺理论来指导。
“左联”成立后较为重视此项工作,积极译介阐述马列主义经典文论。
革命文学思潮对新文艺理论的建设留下了一些历史的遗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三十年代居于主流地位的文艺理论。
三、革命文学必须开展积极的理论斗争和批评
革命文学思潮展开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包括:
1.反击国民党的文艺围剿的斗争。
与1930年兴起的为国民党政府张目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展开斗争。
2.批评自由主义者文艺思想的斗争。
先后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和“论语派”散文家林语堂之间展开文艺思想论辩。
3.对文学创作的评论。
鲁迅、茅盾、瞿秋白等都有典范之作。
第三节、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一、瞿秋白文学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瞿秋白是书生型的革命家,也是文学领域内的英杰,是30年代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他的文学思想是在俄罗斯文学、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他虽然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间不长,但仍是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思想家。
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解释文学,把文学领域里的每一个问题都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突出特点,也是30年代革命文学理论的突出特点。
二、瞿秋白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
在他看来,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实质就是文艺反映并影响阶级斗争的关系,而要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煽动”功能,就必须同步加强文学的艺术性。
2.“要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
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求格格不入,期望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大众化来改变这种情况。
3.“为着普罗现实主义而斗争”。
他重视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设,突出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的真实性原则。
三、对瞿秋白文学思想的评价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基本形成所做的奠基性工作,集中表现为:
1.论述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灵魂”。
2.论述了文学和人民的关系。
革命文学必须为大众所有并为大众所用,作为原则植入了后来革命文学的发展中。
3.论述了革命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瞿秋白的文学思想带有狭隘的阶级论色彩,存在明显的“左”的痕迹。
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缺少和“五四”新文化(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主流文化)的亲和力。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而知识分子群中普遍弥漫着彷徨、迷惘和伤感情绪时,现代主义便摆脱了对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依附,开始以独立的品类出现在中国新文学中,使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取得一定成就,如象征诗派、《野草》等。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第一个高潮期是在30年代出现的,这与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层的幻灭迷惘情绪、上海都市的发展、中外文学交流的扩大和加深有关。
3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了较大规模和声势,在诗歌和小说方面分别形成了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
艺术上臻于成熟,如戴望舒诗作、新感觉派小说、《画梦录》、《雷雨》、《原野》等;
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话语。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透露出的反社会、反群体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念事实上很难被中国现代主义作家认同。
二、象征主义流派的诗歌理论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艺术上基本都取法西方象征主义诗歌。
诗歌内容上,认为内心才是最高真实,主张深入内心世界表现个人微妙感受和幻觉。
“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穆木天)、“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戴望舒)。
诗的方法上主张借外界事物为“象征”来暗示人的内心世界。
诗的形式上主张形式须与内容一致。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韵和整齐的子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戴望舒)
三、新感觉派的小说理论
新感觉派小说的基本倾向是展示30年代大上海已经出现的可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接轨”的“不健全的生活”:
一方面是对物质文明的炫耀、歆羡和放纵式的消费,另一方面是在其中感受生命的疲倦和内心的贫瘠和荒芜,作者的文化立场往往显得犹疑乃至矛盾,总体上还是更多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现代”)的批判。
新感觉派把“感觉”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提升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刻意捕捉自己对外部现实的新奇感觉,着力把这种感觉投射进客体中,创造出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新现实”。
新感觉派对审美方式和技巧的变革高度敏感和自觉。
第五节“京派”的文学思想
一、“京派”的形成
“京派”眼中的“海派”包括左翼文学在内。
“京派”作家不能认同20年代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趋向。
沈从文认为30年代中国“南方”的文学已经堕落为“商业资本”和“政治派别”的附属品。
“京派”以“五四”新文学的真传或正统自居。
“京派”作家大多在政治上采取民主个人主义的立场,在文学上追求一种超越党派政治之上的“纯正”趣味。
二、“京派”的文学思想
1、“纯正的文学趣味”
“纯正的文学趣味”是“京派”作家的共同追求和文学立场,有三方面基本内涵:
一是文学基本功用是净化人心、彰显人性;
二是文学应该从文化思想汲取营养;
三是追求“广博”和“自由”。
2、“节制”与“恰当”的审美原则
与“海派”的审美意识多凸现矛盾纷争不同,“京派”追求和谐与优美,推崇“节制”与“恰当”。
3、艺术本位的文学批评
对强调直觉感悟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多采取赞许态度。
李健吾的批评最具印象主义批评特色。
三、对“京派”文学思想的评价
“京派”的主张有利于纠正左翼文学观念的偏颇、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
但他们反对一切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把社会病源及疗治方法均局限在道德层面,拒绝任何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意义,显出了局限性。
在文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继承和转化民族传统方面,“京派”的文学思想意义重大。
第三章四十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救亡运动的兴起
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国共二次合作
为适应全民抗战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自动淡出了历史前景,救亡文学取而代之。
二、从“左联”的解散到“文协”的成立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三、战争时空下的文学景观
文学格局的板块化:
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
其中国统区文学是战时中国救亡文学的主体和代表。
文学发展的时段性:
抗战初期文学显示出高度一致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抗战中期文学有着凝重、深沉的格调;
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加强了讽刺倾向,焕发出埋葬旧时代的犀利和辛辣。
第二节救亡文学思潮的主张和实践
一、文学应该为抗日救亡呐喊助威
抗战初期,视文学为抗日工具的战争环境下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被绝大多数作家接受,但也产生了严重的排他性。
激进的作家们先后批判过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反对作家从政论”、施蛰存“抗战文学贫困论”。
二、救亡文学应该努力实现大众化和民族化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时期进步文艺界关于文艺理论的一次最大论争。
讨论扩大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国统区的影响。
三、救亡文学必须强调现实主义
由于战时作家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左翼文坛独尊现实主义观念的影响、救亡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与救亡文学思潮相始终。
国统区发生了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人物是胡风(1902~1985)。
胡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不懈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者,他的理论体系是在对创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中形成的。
1945年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明确提出了重视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的意义和作用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要强调作家在创作活动中的主体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强调作家对生活的精辟理解和深刻体验,强调作家对生活、人事爱憎分明的态度。
胡风理论被看作是对权威文艺思想的挑战,受到同属左翼知识分子的何其芳、邵荃麟、胡绳、林默涵、乔冠华等人的严厉批判。
他们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在抗拒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思想,进而大加挞伐。
第三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的文艺背景及其针对性
作为革命的文艺思想家,毛泽东改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
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产生于1942年春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中。
在延安的文艺界队伍一度固守批判精神,缺乏实用意识,强调艺术独立,他们经过“整风”才能真正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文艺战士”。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核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文艺理论。
《讲话》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包括:
a.“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确保革命文艺根本性质的方向性问题。
b.“深入生活”的问题——这是创造革命文艺的关键问题。
c.“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这是发挥革命文艺武器功能的原则问题。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运动
延安文艺整风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了在革命文论史上的权威话语地位。
工农兵文艺运动成为抗日根据地唯一的文艺运动,其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突出的民间性。
它的严重的历史教训可以归结到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处理上。
第四节胡风的文艺思想
胡风是真诚而勇敢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他的厄运根源在于他的文学思想与30年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文学发展中始终以正统、权威自居的带有“左”倾教条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存在尖锐分歧。
一、“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
在胡风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原则(反映和干预生活),一种创作方法(忠于生活),而且是一种熔铸着作家主观情志的创作精神。
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典范就是鲁迅。
救亡文学思潮兴起后,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迅速走向深入和成熟。
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1940)、《现实主义在今天》(1943)、《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等文中,胡风把缺乏作家主观精神的创作概括为“客观主义”和它的变种“主观公式主义”。
二、“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
胡风把发扬作家的“主观精神”或曰“主观战斗精神”作为克服“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的基本方法。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高尚的人格和由此而来的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就是作家深刻的思想和由此而来的对生活的精辟理解,就是作家真挚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人事的是非鲜明的倾向,就是作家在创作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
胡风从能动反映论角度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与唯心主义的“主观”论有本质区别,因其含有“客观现实的内在生命”。
胡风把作家深入或结合人民的过程诠释为一个既向人民学习又对人民进行批判的过程。
“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胡风文学思想中最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内容之一。
三、创作过程贯穿着“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的相生相克的斗争”
胡风认为现实主义作品理应具有“思想力的强度”和“艺术力的强度”,都必须通过“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才能实现。
这一观点把作家的认识活动和情感活动辩证统一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中,既强调“思想力”不可能来自外在理论、观念、教义或作家先在“思想武装”,又强调作家把属于其本质力量的战斗意志、生活热情、爱憎激情对象化在作品中,使自己和作为感性形式的对象有高度结合,从而使艺术成为真正艺术,成为“人生底诗”,这显示了胡风的真知灼见。
第四章建国后政治化文学思潮
第一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三次批判:
政治权威话语的确立与创作个性的式微
第三节“阳谋”:
“双百”方针与反右运动
第四节调整与颠覆:
艺术规律与工具论的消长
第五节1966:
走向政治化文学思潮的极致
第六节周扬的文学思想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在确立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和总方向时,片面而绝对化地强调继承和坚持解放区文艺传统。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原则。
50年代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逐渐被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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