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唐锦旺保险金融毕业论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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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tohavechildrenandthenumberofbirths.ItempiricallyanalysestheimpactofendowmentinsuranceonthefertilityintentionofChineseresidents.Empiricalresearchshowsthatthereis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endowmentinsuranceandfertilityintention,whichindicatesthatendowmentinsurancereducesthepossibilityofresidentschoosingtohavechildren;
atthesametime,thereisanegativecorrelationbetweenendowmentinsuranceandthenumberofbirths,indicatingthatendowmentinsurancehasarestrainingeffectonthenumberofbirthsofresidents.Combinedwiththeaboveconclusions,thispaperdrawstwopolicyrecommendations:
first,tocontinuouslypromotethedevelopmentandperfectionoftheold-ageinsurancesystem,whichcanindirectlyregulatethepopulation;
second,wecanconsidergivingthefamilypensioninsurancewithtwochildrenpreferentialpaymenttoimprovepeople'
sfertilitywishes.
Keywords:
Endowmentinsurance,Fertilityintention,LogitRegressionAnalysis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1、问题的提出
最近这些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也一去不复返,今年珠三角地区甚至出现招工难现象。
基于我国历史进程、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情况等,呼声颇高的“全面二孩”政策在2016年正式落地启动。
然而,过去几十年,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生育意愿的降低让我们看到“全面二孩”政策没有改变我国生育率降低的趋势。
因此,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受到了学界、政界、商界等各行各业的广泛关注。
生育意愿降低归根溯源是生育动机的改变,由此不得不提到养老保障,养老保障是极其重要的生育原因之一。
纵观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历史短暂,但在短短七十年间从无到有、从点到面,成就了全球规模最为庞大令人叹为观止的养老保障网。
由此可见,研究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管是从人口政策还是从养老保险角度来说,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的意义
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未达成一致,且结论相差甚远。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正是转型的关键时期,不论是养老保险还是生育意愿皆与国运息息相关,需要最新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继续研究这一影响深远的问题。
同时,为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效果,提高生育率并维持充裕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探讨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对于二者的关系,学者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
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影响甚微。
Burro和Becker(1989)研究表明,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对生育的影响微乎其微;
Rosati(1992)对欧洲国家的数据进行调查时发现,虽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育会产生影响,但这一效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有学者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体生育决策根本无显著影响(Zhang,1995)。
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
Cigno(1993)认为资本市场和公共养老金的出现对生育率有不利影响,这是他在OLG模型中考察资本市场、公共养老金及家庭养老在收入代际转移中所起的作用时发现的。
Ehrlich等(1998)在利用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发现提高社会保障税显著地降低了生育率。
Ehrlich等(2007)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社会保障税和收益提高会降低生育率的结论。
Boldrin等(2015)从发达国家近70年来生育率的变化中得出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的增加与生育率的降低有着很强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Fenge等(2017)还得出了具体比率,他计算出养老保险如果提高1%的覆盖范围,所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程度是教育水平提高1%对生育率影响的10倍。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且集中在理论方面,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学者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情况与国外研究相似。
养老保险对人口、生育政策的影响,具有指导性,既可以引导节育,也可以激发生育(郑功成2010)。
一方面,王天宇、彭晓博(2015)认为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坚固的保障网为低收入家庭缓解压力,增加了生育数量。
另一方面,秦雪征(2010)通过研究发现,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将会促进家庭从“自我”模式转到“社会”模式,也就是说对家庭养老产生了替代作用,从而减少生育数量。
刘冰等(2012)采用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得出“新农保”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儿防老”,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
另外,王浩名、柳清瑞(2015)通过国外和国内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险制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
康传坤、孙根紧(2017)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会降低了13%-17%,如果他们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反观农村居民,他们的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3、文献评述
通过查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生育意愿与养老保险关系从上个世纪起就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结论也层出不穷,并未统一。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各国养老保险制度与生育政策各不相同,国外学者研究的结论具有参考性,但应结合我国具体生育政策与养老保险制度来分析;
二是我国学者对于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所基于的数据也有历史局限性,随着新的社会调查数据的公布,再次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理论分析
1、生育成本-效用理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口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构建了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提出了当今广为流传的有关家庭规模的“生育成本一效用理论”,开创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及模型来研究家庭培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先河。
从此之后,对孩子的效用和成本分析慢慢成为学界分析生育决策的理论基础。
莱宾斯坦教授认为家庭做出生育选择是站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考虑的,如果把家庭看作一个微小但完整的市场体系,子女就像商品,从一个方面来说给家庭带来了经济效益,但同时也要为之耗费相应的成本。
莱宾斯坦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得出,生育孩子的成本可以根据成本的可追溯性分为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作“机会成本”,是指为了把每个孩子养大成人,父母损失的提升自我、增加收入等的机会。
直接成本具体是指从每一个孩子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开始,到其能够独立自主生活为止,父母在孩子身上所有的花费,包括但不限于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莱宾斯坦教授将家庭中孩子们带来的效用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劳动——经济效用,父母把孩子们看作一种生产动力,他们可以是生产资料,也是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在他们逐渐成长为劳动力之后,将会为家庭带来收入,改善经济状况,这一效用总的来说就是孩子可以成为劳动力进而给家庭带来收益的一种长期预期和期盼;
二是把孩子看作“消费品”的消费效用,孩子们的陪伴和带来的欢乐收获与感动,是父母能够从孩子身上直接获得的效用;
三是潜在保障效用,父母希望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在养老和其他方面提供坚实的保障,从而获得保障效用,这一效应把孩子看做了一种潜在资源,类似于长期投资,并不急于兑现。
在理性人假设下,家庭进行生育决策时,会同时考虑孩子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两大方面,如同购买商品一般。
当生育成本大于生育收益时,人们通常会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差额越大,不生或少生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与之相反,人们的生育的意愿往往会因为生育收益大于生育成本而增强,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生育的意愿就会越强烈,生育数量也会随之增加。
本文运用生育成本-效用理论,分析我国居民在将子女视为养老责任人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2、代际财富流理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赫赫有名的人口学家卡德威尔在分析研究非洲国家的家庭情况时发现了著名的“财富流向理论”,即决定家庭生育模式的主要因素是代际之间的财富流向。
该理论指出,在早期社会,多生孩子是很普遍的,而在这个时期代际之间的净财富流,是从孩子向上流向父母,也就是说孩子越多的家庭,相应的收入和财富也就越多,在财富的激励作用下,出现了多生育现象,正是我们常说的“多子多福”;
与之相对应的,在人类社会进步,跨入人口转变期时,代际净财富的流向就发生了变化,开始由父母向下流向孩子,如果家庭中孩子超过一定数量的时候,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家庭的财富将会减少,因此在这个时期,家庭会选择抑制生育,减少出生人口。
卡德威尔认为,整个家庭代际财富流发生的逆转才是判定生育率高低的充分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生育率改变、人口转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经济变动的产物,而代际关系的转变才是这种家庭关系变革的实质,同时这也是模式的转变,由传统走向现代。
通过归纳总结,卡德威尔的理论可以理解为:
决定人口结构转变、生育率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关系的变革,也可以说是代际之间财富流的改变,即财富流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而这种变革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具体来说,人口结构和生育率转变的原因是代际财富流动的净差异,即财富流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净差值。
净财富的流向不同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也就不同,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是一个比较大小的问题:
看家庭财富流是从孩子流向父母多一些,还是从父母流向孩子多一些。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进程印证上述结论,原始与传统社会代际净财富流的流向和当代是相反的,随之而来的生育意愿也不同。
在原始与传统社会,净财富流自下而上,由孩子流向父母,孩子给父母家庭带来的财富远远大于父母给孩子的,而当今社会,恰恰相反,孩子带来的财富不能超过甚至不能抵消父母所给予的,净财富流向相反。
对以上现象的原因,该理论给出的解释与价值观有关,原始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必然不会跟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同,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孩子只要从小就要为其父母做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要承担大负荷的体力劳动,成年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更是重中之重,除去这些,还要支撑和努力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同时肩负起传宗接代维持家系的重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育意愿强烈,生育率也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反之,在当代社会,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上文描述的孩子的众多效益都已经丧失,净财富流也从父母流向孩子,自然而然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水平也就下降了。
最后,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与经济能力、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而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当中,不可否认教育的回报率是最高的。
但同时,教育成本也越来越高。
因此,教育成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大的不同点,而父母为了让孩子今后的生活更加优越和更有保障,面对高额的教育成本,不约而同地选择限制生育的数量,生育意愿也大大降低。
总而言之,卡德威尔教授认为生育行为遵循理性人假设是理性的,在社会的不同阶段,生育率的高低不是某个人简单地决策,而是综合个人、夫妻、家庭的实际收益情况,做出一个均衡的结果;
经济因素决定生育率的高低,社会条件决定经济因素。
本文基于家庭财富流理论,探讨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率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生育成本-效用理论、代际财富流理论为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并不相同,难以确定是两者之间到底是负相关还是正相关,或者相关性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两点假设:
一是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即养老保险影响了生育积极性;
二是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生育数量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养老保险对居民的生育数量有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源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我国覆盖范围很广的调查项目,而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18年年初由国家调查数据库公布的2015年数据。
该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分层抽样方法,首先初级抽样单元是在全国抽取的100个县或者区,加上深圳、广州、上海、天津、北京5个一线城市。
在每个被抽中的县或者区中,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
在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中调查25个家庭;
在每个抽取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
综上,总样本量约为10968。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剔除掉答案为“不知道”、“不适应”、“拒绝回答”等缺失样本后,选取9434人作为分析对象,其中男性样本为4468人,女性样本为4966人。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
本文立足于生育行为的两大部分,一是否生育,二是生育子女数量的多少这两个维度来探讨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2015家户问卷中,本文选取问卷A部分也是核心模块的第37题——假如没有政策方面的各种限制,您希望有几个孩子呢?
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生育意愿。
上文提到,生育行为分为两大模块,首先被调查者是否要生孩子,然后考虑生几个孩子,与之相匹配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即“二分变量——是否想要孩子”与“计数变量——想要几个孩子”。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所设置的二元变量中,回答1个及以上的赋值为“1”,回答0个的赋值为“0”;
在计数变量中,参考其他学者的做法,将想要孩子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养老保险”,本文选取了问卷A部分第61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
问卷所提供的选择将社会保障项目拆开,分为“城市基本医疗保险or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or公费医疗”、“城市or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商业性养老保险”四个项目。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选取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城市or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并将此统一命名为“养老保险”,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回答参加养老保险者赋值“1”,没有参加的就赋值“0”。
(3)控制变量。
参考其他文献,在控制变量方面,考虑了被访者的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社会层面。
其中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健康状况等;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生活水平;
社会层面控制变量为户籍类型与区域类型。
各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表1变量的定义
Table1Definitionofvariables
变量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是否生育
0=否,1=是
生育数量
连续变量
解释变量
养老保险(X1)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变量
性别(X2)
0=女,1=男
婚姻(X3)
0=未婚,1=已婚
年龄(X4)
受教育程度(X5)
0=初中及以下,1=高中,2=大学,3=研究生及以上
工作类别(X6)
0=无业,1=非农,2=农业
健康状况(X7)
0=不健康,1=一般,2=健康
家庭层面变量
家庭收入(X8)
连续变量(取对数)
家庭生活水平(X9)
0=较差,1=一般,2=较好
社会层面变量
户籍类型(X10)
0=农村,1=城镇
区域特征(X11)
0=西部,1=中部,2=东部
3、模型构建
通过翻阅国内外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采用Logit方程来研究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将生育意愿分为二分变量,即愿意生育与不愿意生育,通过构建Logit方程来研究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将不想生育孩子作为参照组,构建是否生育的Logit回归方程:
其中,式中P代表的是想生育孩子的概率,Xi代表的是影响发生概率的自变量(如表一所示),
i代表的是自变量对概率的反应系数,
0则表示误差项,即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为分析不同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根据上述模型构建四个方程:
方程
(1)自变量只含养老保险(X1);
方程
(2)加入控制变量中的个人层面变量(X2、X3、X4、X5、X6、X7);
方程(3)在方程
(2)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层面变量(X8、X9);
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层面变量(X10、X11)。
而“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
”为计数变量,根据国内外的参考文献和学者的研究,计数变量适用于Poisson模型,因此本文也选取该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描述如下:
其中Xi代表的是影响发生概率的自变量(如表一所示),为分析不同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根据上述模型构建四个方程:
方程(5)自变量只含养老保险(X1);
方程(6)加入控制变量中的个人层面变量(X2、X3、X4、X5、X6、X7);
方程(7)在方程(6)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层面变量(X8、X9);
方程(8)在方程(7)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层面变量(X10、X11)。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1、养老保险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项目”的问题中,有70.6%的人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另外有29.4%的被调查者尚未享受到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从中可以看到,虽然我国致力于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但仍有部分居民还未能享受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表2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单位:
100%)
Table2Old-ageinsuranceandfertilityintention(unit:
100%)
养老保险
想要孩子的数量
1
2
3
大于3个
是
1.4
16.25
65.17
9.81
7.37
否
1.84
17.33
64.62
8.66
7.55
全部样本
1.54
16.46
64.61
9.48
7.91
表2展示了有或者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其生育意愿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发现,两个群体的生育愿意差异并不明显,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其不愿生育的比例以及只想生育一到两个孩子的比例,略低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群体。
2、生育意愿
在表3中,描述了被调查者在没有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具体而言,1.54%的人不想要孩子,16.46%的人想要一个孩子,64.61%的人想要两个孩子,9.48%的人希望自己可以有三个孩子,7.91%的人希望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者,都希望自己能生育两个孩子。
表3样本生育意愿(单位:
Table3Samplefertilityintention(unit:
生育孩子的数量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不生育孩子
一个孩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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