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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释名?

释典艺》说：

“传，传也，以传示后人。

”是指注释与阐述经义的文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演变为两种文体概念：

一代指当时传递的文书，如《汉书?

艺文志》中着录的《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按班固自注，皆为策诏之类的文书；

另外，又可指称解释儒家经典之作，即传注，如《春秋》三传。

尤其是《左传》，刻画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传记文学之滥觞。

刘勰曰：

“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

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文心雕龙?

史传》）当然，作为注释经书的“传”还不具备独立的文体意义。

后世的传记作品完全脱离经书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传”体不再带有训释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散文。

　　司马迁《史记》创立“列传”，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

不过，“列传”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保留了训释的原始意义。

刘知几认为“列传”是对“本纪”的注释，他说：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

盖纪者，编年也；

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

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

《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史通?

六家》）由于史学家要求真实地记载历史，强调传记必须能反映出传主的精神面貌，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精彩的人物传记，成为我国史传文学的主流。

早期的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记载了情节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再加上语言表达的准确，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政治斗争中的紧张激烈、人情世故的冷暖炎凉等社会现状，使得这些历史着作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如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然而，随着史学与文学观念的日益清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分工也日趋明确，后世历史着作的文学性越来越弱。

　　我国历史上的传记体，除史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即杂传。

由于这些传记是“率尔而作，不在正史”，为“史官之末事”（《隋书?

经籍志》），因此《隋志》称之为“杂传”。

早期的杂传，篇幅比较简短，作者往往选取最能体现传主精神面貌的某些片断进行记载，叙事粗略，几乎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

如刘向《列女传》、《列仙传》等都是粗陈梗概之作。

　　汉代以后，杂传的创作趋于兴盛，出现了许多变体，诸如“或谓之家传，则以藏之私家为名，叙次甚略者则谓之小传，单述轶事者则谓之别传，又谓之外传。

”（吴曾祺《文体刍言》）另外还有托传、假传、类传、自传、别传等名。

杂传作品的兴盛，史学家认为是由于“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所致。

史学的衰落促使文人纷纷撰写单篇传记，以补史书之缺。

但是文人爱奇的特点，使他们在创作这些传记时，喜欢记载一些鬼物神怪之事，杂以虚妄怪诞之言。

以史家注重“实录”、“贵信史”的态度来看，这些传记作品当然只能算是“史官之末事”，难登正史这个大雅之堂。

对于这种情况，刘勰早有批评，他尖锐地指出：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

荀况称录远略近；

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刘知几《史通?

品藻》也云：

“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

”从史学角度来看，杂传涉及的虚妄怪诞之事，有混淆历史真相之嫌，不值得记载。

但是，这些故事说明当时人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反映了各种宗教信仰对当时社会、民生的渗透，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

如东晋葛洪《神仙传》、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分别为道教、释教中人物立传，成为我们研究早期释、道二教的重要资料来源。

而且，杂传的史学价值也不可小视，作者若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章学诚《文史通义》）则杂传也有史学价值，不必拘泥于正史传记的雅正标准了。

　　来裕恂《汉文典》认为“自史学衰而传、纪多杂出；

亦自史学衰而文集多传、纪。

”唐宋以来文坛盛行的传体文章，但是集部中的传体与史部中的传体有明显差异。

徐师曾《文体明辨?

传》说：

“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

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

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音骨）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也说：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

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

”而文集中的“传”与史传不同。

“韩文公集中传三篇：

《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

柳子厚集中传六篇：

《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

?

》。

《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

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

《毛颖》、《李赤》、《?

》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

徐师曾、顾炎武指出文集中的“传”与史学的“传”分属不同的学术体系。

史传作者为史官，传主为贵人名士，所述为其较完整的生平。

而文传作者为文人，传主多为小人物或失意者，或为自传，或“仅采其一事”，或为有寄托之寓言或游戏笔墨，与“稗官”文体相似。

　　自传亦可列在传记一体之中。

自传，古人或称“自叙”、“自述”。

王兆芳《文体通释》：

“主于表身世，明着作，躬行记载。

源出汉司马相如《自叙》，流有迁史《自叙》、班书《叙传》，扬子、郑子《自叙》，魏文《自叙》，晋杜预《自述》，梁江淹《自叙传》。

”此后，如唐代陆羽有《陆文学自传》，刘禹锡有《子刘子自传》等，自传文体往往直接地表现出作家的个性、怀抱与意趣，文学色彩浓郁。

　　行状、行述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

唐代李翱《百官行状奏》：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

”古时权贵名望之士去世之后，朝廷要根据其德行赐予谥号，史馆要为他编写传记，亲友要请人作墓志，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便是亡者的行状。

刘勰说：

“状者，貌也。

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

书记》）行状一体，形成很早。

《文章缘起》认为：

“行状，汉丞相仓曹傅胡干作《杨元伯行状》。

”这是最早被提及的行状。

《文选》亦收入任彦升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

此后历代重要文集多收入行状。

　　和传记文一样，行状是对一个人生平经历的记叙。

但是，行状的用途是为死者立传、议谥、写碑志提供材料。

因此，不少行状在文尾特别说明撰写此文的用途。

如韩愈的《太傅董公（晋）行状》文末表明撰写此篇行状的目的：

“谨具历官行事状，伏请牒考功，并牒太常，议所谥；

牒史馆，请垂编录。

谨状。

”再如归有光的《李公（宪卿）行状》，文末也对作状的原由及用途进行了交代：

“余与公少相知，诸子来请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遗文字，参以所见闻，稍加论次，上之史馆。

”

　　按照六朝人的说法，行状作者身份有个演变过程：

行状原来是由官方组织撰写的，后来演变成由亡者的门生、下属或者朋友来写。

《魏书?

甄琛传》记载，吏部郎袁翻曾上奏说,按照古礼：

“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

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

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

”由本郡大中正写其行状，“条其行迹功过”，而由博士来评议谥号。

无论是谥议还是行状，如果虚夸失实，就按“选举不以实论”，是要治罪的。

但是后代情况改变了：

“今之行状，皆出其自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

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

”当由官方来撰写时，行状就包括“功过”，后来演变成“出其自家”，即作者由死者家属来指定时，行状的内容只能是对死者的褒扬，而不能有贬抑之辞。

赵翼则说：

“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

然人已死，而子孙及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这些说法都可研究，但行状的只褒不贬确是事实，这与传记的有褒有贬，正是文体上的最大差别。

　　虽然六朝时就有江淹作的《建太妃周氏行状》，但此后为女性作的行状少之又少，以至许多人认为行状不宜用于女性。

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就持这一观点。

清代王应奎见唐叔达《三易集》中有四篇女性行状，也认为“此恐未可为训”。

（《柳南随笔》）推论原因，当是行状的最初功用是进呈朝廷，作为史官议谥、作传的材料。

六朝以后，男尊女卑的观念日益强烈，正史中绝少女性传记，自然就很少有为女性所作的行状。

　　状，本为状人形貌，以刻画人物为中心，要做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

好的行状，兼具有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

如韩愈的《太傅董公（贤）行状》便是行状名篇。

韩愈曾为董晋的下僚，对董晋的生平经历、性情品行了解甚详。

该文对董贤生平事迹的记叙，有详有略，既有国家政治大事的记载，也有生活细节的描写。

特别是记叙董晋冒险晋见手握重兵、意欲反叛的李怀光，对李怀光恳切陈辞，使李怀光及其士卒皆感极而泣，最终打消反叛朝廷的意图。

而董晋“其词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于人，无不信”的人物形象也刻画得很鲜明。

故有学者称赞说“董晋行状，书李怀光事，大似左氏。

”（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欧阳修撰《新唐书》对此文采纳甚多。

　　逸事状也属于行状之一种，但是又与一般行状有所不同，所以《文体明辨》以之为行状的“变体”：

行状是对主人公一生的概述，而逸事状则是节选人物最有代表性的遗闻逸事加以描摹，往往显出作者匠心，所以更具有文学性。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选取段太尉三件逸事，刻画一位正直勇敢的官吏，为传颂千古的名篇佳构。

　　又有行述一体，与行状大同小异。

《说文》云：

“述，循也。

”因循前人之言行而记之，称为“述”。

述作为文体名称，其含义比较复杂。

首先，述是一种解经的方式。

郑玄笺《毛诗》，认为“述者，述其古事”，是对经书中圣人的言论行为进行阐释申述。

王兆芳《文体通释》认为“述”这种文体源出于三国时吴国陆绩的《周易述》，流则有隋代刘炫作的《尚书》、《毛诗》、《春秋》、《孝经》述义。

这种“述”文，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

　　后世又有一种类似于行状的“述”体，所谓“述”，就是该文体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忠诚真实地加以记录死者的生平。

来裕恂《汉文典》将之称为“行述”。

所谓“父作之，子述之”，行述为亡者的子孙寄寓哀思而作，主要记录先人的生平言行、世系爵里等内容。

如王安石有《先大夫述》，追思父亲的平生所为。

行述与行状，没有本质区别。

就二者的内容而言，都是纂述死者的言行事迹，都要求记载真实。

行述与行状一样，要在文末说明作文的意图，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文尾就说：

“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以取信于后世。

”述与状最大的区别，一在于撰写者的身份不同。

二是撰写的目的有异。

行状最初的目的是呈送朝廷，以供史官议谥、立传时作参考；

述则为记先人行迹，以志不忘而作，仅是一种私人行为。

　　实录

　　录，是将杂乱的事物“定例编记”，起到“领理繁杂”（王兆芳《文体通释》）的作用。

汉代刘向有《别录》，梁阮孝绪有《七录》，就是将天下众多散乱的书籍，分门别类，总而录之。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云“录者，领也。

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以名数，故曰录也。

”实录为“录”最重要的文体表现形式。

该文体用编年纪事体记录一代帝王的起居行事，要求不诬不隐，强调真实，是史书之一种，也是史官编修正史所倚重的直接材料。

由于实录“所书皆天子之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代朱荃宰甚至认为当时“事之最巨者为实录”（《文通》）。

　　《隋志》“杂史”类着录有《梁皇帝实录》三卷，注曰：

“周兴嗣撰，记武帝事”；

又有《梁皇帝实录》五卷，注曰：

“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

这是史志目录上最早的有关皇帝实录的记载。

此后实录的编撰越来越多，《新唐志》共着录帝王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归入“起居注类”。

　　实录为编年纪事体史书，注重对帝王生平事迹的记叙，内容非常详尽。

好的实录，在对帝王起居生活进行记录的同时，也有人物形象的刻画。

韩愈的《顺宗实录》是一部成就较高的实录体史书。

其卷一记载：

　　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风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医药，天下皆闻知。

德宗忧戚形于颜色，数自临视。

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还，至别殿，诸王亲属进贺，独皇太子疾，不能朝。

德宗为之涕泣悲伤叹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

二十余日，中外不通两宫安否。

朝臣咸忧惧，莫知所为。

虽翰林内臣亦无知者。

二十三日，上知内外忧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稍安。

二十四日宣遗诏，上?

服，见百寮，二十六日即位。

　　上学书于王?

，颇有宠。

王叔文以棋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棋。

叔文诡谲多计。

上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

上曰：

“寡人方欲极言之。

”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

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

“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耶”叔文曰：

“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

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

“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

”遂大爱幸，与王?

两人相依附，俱出入东宫。

　　该段文字描写因顺宗重病，德宗担忧成疾，以至病崩。

而顺宗在内外疑虑、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不顾病重之体，着紫衣麻鞋，抚慰军民。

文章展现了德宗、顺宗的父子之情，及顺宗临危时的帝王气度。

在简单记载顺宗登基即帝位后，作者并没有急于记录顺宗临朝处理政事的情况，而是先交代顺宗的两位宠臣王?

和王叔文，浓墨重彩地插叙了王叔文如何得到顺宗的宠信，刻画了一位老于世故、擅长权术的大臣形象。

这种描写，为后文的记录打下了伏笔。

可见韩愈的《顺宗实录》并不是流水帐式的记载，而是讲究叙事策略，再加上选材精当，叙述的语言简洁平实，《顺宗实录》成为实录体的代表作品。

　　自唐以后，历朝都有实录。

实录多以皇帝庙号为题名，也有以年号或地点为题名的实录，如《新唐志》着录的《开元实录》、《建中实录》分别以玄宗和德宗年号为题名；

《隋志》着录有《敦煌实录》十卷；

《新唐志》着录《建康实录》二十卷。

《建康实录》所记为六朝帝王事迹，六朝皆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故称为《建康实录》。

全书起于吴国孙权，终于陈后主，共记载了四百余年的历史。

“盖其义例主于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于古迹。

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于薨卒条下。

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

（《四库全书总目?

〈建康实录〉提要》）《建康实录》既为实录，又有大臣的列传，该书可视为实录之变体。